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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是敏感的一種東西，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引起資本本能的反應。

「夏天同志，謝謝你的提醒！我要是想另尋新歡，一定會提前通知你。」李思明撓撓頭，氣七竅生煙，扭頭加快了腳步，小刀在後面追著。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那當然不是，我總覺得我長在紅旗下，受黨教育這麼多年，咱們從部隊轉業不久，保密條例還沒忘。去香港總覺得不對。」小刀說道。

「不管怎麼樣，反正我就跟著你。不過，明哥，你可千萬不能犯錯誤啊！」

國門剛打開一條不算大的縫，門裡門外的人都急切地想打量對方，想看看對方與自己有什麼不同，試探著接觸，這就是八十年代初的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的真實寫照。但是門縫裡看人，總會有失偏頗，誤會總免不了的，內地人將香港看作是天堂，並且以它為目標在不懈地努力著，而香港對內地雖然很好奇也比較親近，但是它還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資本總是很敏感，尤其是香港這個商業社會。

「小刀，看到眼前的一切，你有什麼感想？」李思明問道。

只有基礎建設跟得上，才能吸引到外商來投資談合作，要想富先修路，也是這個時期喊起的。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資10億元以上，加上根治羅湖水患需要的巨額資金，這對於「五子登科」（經濟特區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寶安縣委的班子、小墟鎮的底子、窮得簡直不成個樣子）的特區簡直是一個不敢想象的天文數字。在醞釀建立特區時，中央首長就明確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但是深圳人並沒有被困難嚇倒，這在當時是需要巨大的勇氣和一顆堅持不懈的心。

在改革開放之前，無數的人站在深圳河的北岸向夢想中的天堂眺望。但是一位海外朋友對www.hetubook.com.com那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吳書記說：「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紐約時報》以節制的驚嘆寫道，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感想倒是沒有什麼，就是覺得這裏看上去挺紅火的，這裏的人就像老家農村修水利時搞得大會戰似的。」小刀道。

「下一個」工作人員叫道，似乎有些累了，有氣無力地。李思明遞上兩人的證件，這是綠色的小本子，是某個強力部門的專用證件。

「當然不是現在，不過過不了多久，咱們就會回來的。我要讓這裏成為我的事業崛起的地方。」李思明站在一高處自信地說到。

李思明和小刀兩人在廣州逛了兩天，品嘗了一下大街小巷的各種小吃，連野味也嘗了不少，俗話說吃在廣東，這句話說的沒錯。兩天後，他們就離開廣州去了深圳。

「咱們又不是叛逃，我說你怕什麼，怕香港花花世界的美女吃了你？」李思明開玩笑道。

省委領導的心掉進了雲里霧裡。

這座城市因為它靠近香港，而變得更有活力，更加具有開放精神，因為李思明可以從婦女的髮型可以看出來。頭髮若是燙成捲髮，在北方往往會被認為是作風不好，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而在廣州，大街上燙著一頭捲髮的女青年則數不盡數，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而同時這裡有很多的人在香港有親戚，廣州人去香港探親時，則會大包小包地把香港的商品往內地帶，香港親戚來廣州探親，也往往會特意帶一些內地買不到的彩電、收音機、電子錶。

「香港怎麼了？從死人堆里爬起來的人，去香港怕什麼？」李思明說道。

「當然是生活作風問題，你已經有未婚妻了！」小刀認真地解釋道。

深圳歷史上共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外逃事件，最近的一次是hetubook.com.com1979年的一次，有謠言說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後人們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裏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眼前，天空闊遠，萬籟俱寂。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李思明撇撇嘴沒有說話。

直到10天後他離穗回京，這兩句話仍然沒有解開謎底。

「你是這什麼比喻啊！不過你說得也對，對深圳人來說是個大會戰，對於我來說，我看到希望，希望就在眼前就在腳下。」李思明指著前面的工地道。

這話促使深圳特區有關的法規、條例的制定和實施。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委員長親自主持了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時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的某位後來的國家領導人，受國務院委託，在會上作了有關建立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說明。《特區條例》獲准通過。8月26日成了中國經濟特區的成立紀念日。在特區條例公布后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里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謝謝，不用了！」李思明笑道。

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把這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他的面前。然而令彙報者愕然地是，他睿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於衷。沉默了好一會兒，他才背過身，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你這個小教條主義者，和-圖-書思想還這麼不解放，去一趟香港，就是叛變投敵了？我看等你想通了，你孫子都有了，你啥都不要想，跟著我，我還真怕你被香港女人給吃了呢！」李思明覺得小刀的想法很好笑，上下打量了小刀一番，「你還別說，像你這樣的男人，在香港還真是太稀少了！」

「喲，少見啊。」工作人員立刻變得精神起來，「你們去香港公幹？」

羅湖口岸是深圳最早的口岸，以前叫做九龍海關旅檢處，當時只有幾間小矮房，過境手續比較複雜，過境查驗速度非常緩慢，在狹長的過境大橋上到處都是肩挑背扛、拎著大包小包、一臉焦急等待的人們。現在新的通關建築建了起來，但是手續仍然很複雜，李思明和小刀排在長長的隊伍中，打量著向南或向北的人群。向南的人大多空著手，而從香港過來的人卻大多大包小包的，檢查時，裏面裝著大多是在內地緊俏的日用品，大到彩電，小到油鹽，這些在內地需要憑票供應，服裝最多。

跨過天橋，出了關，李思明和小刀到了香港的地界。

任何對深圳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1977年11月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一個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首次闖入了最高首長的視野。首長把廣東作為復出后首次視察全國的第一站，廣東老鄉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帥與他同行。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通關時的工作人員很是認真，臉上卻帶著不耐煩的情緒，手續不妥的多半被刁難，帶了違禁品一律被沒收，李思明懷疑這些所謂違禁品的下場是不是進了某人的腰包。李思明倒是不用擔心，兩人該有的證件都有，有一個包里專門裝著各種證件，保證可以通行無阻。

「我能犯什麼錯誤？你給我說清楚。」李思明停下了腳步，扭頭問道。

1981年11月1日，廣州。

香港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但卻是一邊一個世界，和-圖-書一邊是繁華一邊是貧窮，一邊是先進一邊是落後。淺淺的一條河卻擋不住時代的步伐，兩邊的中國人開始試著接觸交流起來，隨著內地改革開放的發展，這條河也就成了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的歷史見證。

這個年代，如果某人家裡有親友在香港甚至在海外，那麼他還會擔心別人不知道，到處宣揚，往往會惹得旁人羡慕地要死。而在幾年前人們卻千方百計地捂著蓋著，不讓別人知道自己有海外關係，以保證自己的政治清白。香港在廣東人及全中國人的眼裡，意味著發達的經濟和夢想過上的優裕的生活，這在當時無可厚非。只不過這個世界變得太快，當時間的轉輪停留在二十年之後，人們才發現香港也有窮人，內地也有大富豪，每天都有人跑香港，去香港逛一趟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每天也都有香港人跑內地，來廣東度過一個周末，然後再回香港工作，或者就在廣東工作定居，也屬平常。

「哎，對不起，我不該問，就算我沒問過。」工作人員一拍腦袋，「你們要是早亮出來，就不用排隊了。對了，你們去香港一定得好好玩玩，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幾個好玩的地方，可好？」

李思明和小刀兩人下了飛機，坐車到了廣州市區。小刀兩年前曾經和許志強來過一次，但是他明顯感覺到這兩年以來廣州發生了太多的變化：人們的笑臉更多了一些，身上的穿著比北京人更加洋氣一些，一些人穿著打著香港標籤的衣服在街上顯擺，商店裡的貨品更豐富一些，特別是一些家用電器，明顯要比北方城市豐富的多。大街上的小販絕對比北方任何一個城市要多得多，向路人特別是外地人神秘地兜售著走私過來的電子手錶等小型電子產品。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從80年經濟特區正式宣告誕生之日起，就開始了它風風火火、沸沸揚揚的日子。一支支建設大軍從祖國四面八方開到深圳河畔，一群群打年輕的打工仔和_圖_書、打工妹從各地湧來。深圳，這個邊陲小鎮，一下子變成了一個大工地，這裏到處響著推土機、挖掘機、起重機的隆隆聲，到處可見步履匆匆的行人，市長與打工仔一同住進低矮、潮熱的工棚，一同起早貪黑出現在工地上。沒有錢，深圳人四處奔走，靠借貸、「滾雪球」支撐起一座座大廈，鋪設一條條馬路。「深圳速度」就是從這時開始叫起。

「那可是資本主義世界，我聽說這裡有不少人偷逃到香港去了，我聽說前些年有許多人被抓了回來關牢裡頭了。」小刀擔心的說道。

這兩句話讓廣東的領導人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高小林在他的報告文學《突破——中國經濟特區啟示錄》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聽得非常清晰，他先是驚詫，繼而疑惑……

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悟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這個人就是後來奮力挑起廣東經濟特區改革大旗的吳，吳當時是廣東省委書記後來又兼任深圳的第一書記。不久，吳帶上秘書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吳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實終於使省委書記恍然大悟，他這時才明白了首長的兩句話。經濟收入對比如此之懸殊，難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麼羅芳村，居住在這裏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那我們是不是還按照計劃去香港？」小刀問道。

「我們就在這留下來？」小刀看著那些載重上車，因為運送著泥沙弄得塵土飛揚的大街，有些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