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1932年9月號的《財富》雜誌乾脆罵總統撒謊，它說：「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的事例，《財富》雜誌、《舊金山紀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了不少。紐約市福利委員會報告說：有29人餓死，另有110人死於營養不良，多數是兒童。胡佛總統根本沒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過他卸任以後就免不了見識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裡，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1932年，有個記者說他一看到美國農民便想起報紙的星期畫刊上那些蒙古農民；飢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陰影籠罩著美國莽莽大平原。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1558～1603年）以來，農產品價格從來沒像現在這麼低過。一蒲式耳（約合36升）小麥的售價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麥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豬、牛肉每磅二分半，200個一箱的蘋果，如果個個完好，才賣四角。

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體，這是當時人們意見很分歧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還只不過是中間道路。約翰·多斯帕索斯輕視社會主義，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開擁護共產主義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爾、馬爾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蘭維爾·希克斯、克利夫頓·法迪曼、厄普頓·辛克萊、埃德蒙·威爾遜等人。威爾遜極力主張「從共產黨人手中把共產主義接過來」，隨後又補充說：「俄國是世界上道德的頂峰，那裡是一片光明，永存不滅。」威廉·艾倫·懷特把蘇聯稱為「世界上最令人感興趣的地方」。每月新書俱樂部選上了《新俄羅斯簡介》介紹給讀者，書中把美國的混亂透頂和俄國的秩序井然作了對比。威爾·羅傑斯說：「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國佬……他們的辦法真了不起啊……國內人人有工做，想一想這多好。」埃爾默·戴維斯說，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失靈了。甚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都在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寫道：「為了要革命，也許參加共產黨是必要的。」斯圖爾特·蔡斯在《新政》一書中問道：「為什麼只有俄國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樂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來眼去的人可不止一兩個。密西西比州州長西奧多·比爾博承認：「我自己也染上一點紅色了。」明尼蘇達州州長弗洛伊德·B·奧爾森更是直截了當，竟對一位華盛頓政府官員說：「告訴他們吧，奧爾森正在給明尼蘇達州國民警衛隊招募隊員，誰要不是共產黨，他就不收。」為了讓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補充一句：「明尼蘇達州是一個左翼的州。」

到1932年為止，只因教育經費不足，全國已經有30萬兒童失學。密西西比州、明尼蘇達州北部、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和亞拉巴馬州的教員，只得輪流到各學生家裡去「吃派飯」。俄亥俄州德頓市的學校每周只上三天課，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學校有停課十個月以上的。在堪薩斯州，因為小麥一蒲式耳只賣二角五分，所以鄉下的教師每月工資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個月薪水，合計280元。艾奧瓦州的教員每月薪金40元，只及華盛頓政府所說的產業工人最低生活費的一半。阿克倫市拖欠教員工資多至30萬元，揚斯頓市欠50萬元，底特律市80萬元，而芝加哥市竟超過2000萬元。

一位共和黨的新澤西州州長候選人給選民們帶來了好消息：「繁榮太過分，就會敗壞人民的道德品質的。」據報道，有人建議杜邦家族的某成員出錢舉辦星期天下午的廣播節目，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星期天下午三點鐘人人都在打馬球，沒工夫聽。」

確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

雖然紐約本市已經有100萬人失業了，仍有無數人從鄰近各州到紐約來找工作，這些異鄉人中有少數加入了在曼哈頓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錢的7000「鞋童」的隊伍，又有少數插手走私運煤的勾當（紐約市10%的煤是由賓夕法尼亞州的失業礦工偷運進來的）；但是大多數只是混跡在市內那82條長龍里領麵包度日。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里睡他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做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裡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不過，目擊那些最凄慘的情況的還是教員，因為大蕭條時期受害最慘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這年最可怕了，當年10月，即大選前一個月，紐約市衛生局報告說：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美國友誼服務委員會的秘書對國會一個委員會說，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亞、伊利諾伊、肯塔基和賓夕法尼亞各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他們的癥狀是「思睡、發懶、睏倦、智力發展受阻」。有一位教員勸一個小女孩回家去吃點東西，她回答說：「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又有一個小男孩讓人看他心愛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對來客說：「弟弟以為我們不會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們就要這樣做啦。」一個名叫莉蓮·沃爾德的社會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問道：「為了讓孩子們吃飽，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你看見了沒有？」有一個有兒女的人滿腔怨氣地說：「咱們工人再也沒有養孩子的權利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牧師說：「我認得一家人，他們今年只吃小扁豆過活，買不起麵包啊。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

逆境一來，美國人向來是要尋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爾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對下曼哈頓區的那些財閥攻擊開了。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擺布。回想20年代，美國的金融家和工業家曾經是全國有口皆碑的英雄。

對門人家的底細，誰也識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誌、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他甚至可能幹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萬人那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漸消瘦，只有徹夜同絕望交戰的份兒。

整個勞工運動幾乎煙消雲散了：勞聯會員人數從1920年的410萬減到220萬，只佔勞工總數的6%。1932年，曾發生過多起拚死鬥爭式的罷工，但都以失敗告終。許多礦工每月工資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過磅員的卡壓，還得在煤礦公司所開的商店裡高價購買生活用品。他們一反抗，資方的武裝狗腿子就夥同國民警衛隊實行血腥鎮壓。聯合礦工工會勢單力薄，只能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別無他法。

可是實際上行不通。大蕭條一方面使要求救濟的人數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濟金的來源陷於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銳減，只佔救濟金支出總額6%，於是便有三千萬人左右要依靠公辦福利事業照顧了。不幸得很，這副重擔子，地方政府卻挑不起。自從1930年以來，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最初是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紐約市各條街道幾乎天天有人攆房客；費城也一樣，多家躑躅街頭，因而小女孩們竟編出一種新遊戲，名曰「攆房客」。

窮人家為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m.hetubook.com.com。男人的刮鬍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捲紙煙，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為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里退錢，一個兩分；上麵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麵包。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磣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採取的辦法也是一樣。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別的朋友。有時，某人一連幾個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聽說他「有事出門」了。如果這人體貼妻子，他是不會對她透露此行實情的，因為其中的辛酸她萬萬想不到。

當然，人在街頭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竅門。譬如，花五分錢要一杯咖啡，然後白要一杯開水，把櫃檯上的番茄醬倒一些同開水一攪和，就算是番茄湯了。冬天，報紙塞在襯衣裡邊是可以禦寒的；如果料到在職業介紹所外面要排上幾個鐘頭的隊，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紮起來就是了。鞋可是個特殊問題。硬紙板可以襯鞋底，有些人還喜歡在鞋後跟墊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腳。但是如果一隻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麼辦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紙板，接著是襪子補丁，於是雪水滲進鞋裡，糊滿了腳丫子，加之鞋釘直紮腳跟，結果只好用一種特殊的姿勢走路。

公職人員同領救濟的人往往無法區別，因為他們的財源相同。一般地說，地方士紳們總還能讓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樣的制服，因為那時大家都擔心治安問題。可是對公立學校的教員就沒有那樣關懷了，由於地方政府稅源不足，教師的生活比別人來得苦，大蕭條初期，還在他們的工資里扣錢來資助施湯站呢。學生每年增加二十多萬，學校就得進一步節約開支。教室不夠，書桌就擺在走廊里，有爐子的活動房子里，甚至洋鐵皮棚子里。音樂課和美術課取消了，教科書是這學期用了給下學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損，字跡模糊，殘缺不全。教室越來越擠了，最後，竟連教員的工資也發不出了。

在布魯克林區的「血汗工廠」里，15歲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掙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時，報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勞工局長報告說，本州有一百多個工廠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時，而工資只有六角。紐約市是紐約州里剝削工人最厲害的地方，而市內那個僱用5萬名女工的服裝工業，其剝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時代》周刊寫道：「無法無天的僱主」已經「把美國工人的工資壓低到中國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鉤織一打帽子，只得工資四角，一星期只能織兩打。做圍裙的女工做一條掙二分半，一天只能掙兩角。給拖鞋加襯裡的女工，搞了72雙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鐘能加工一隻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時，拿回家裡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個做褲子的工廠，女工把一條褲子的線頭清除並用海綿揩乾凈，只得工資半分。處理這樣一條褲子要花五分鐘，所以每小時的工資是六分。哪個僱主厚道一點，就無法跟這種血汗工廠競爭。領取救濟的人越來越多了，可是胡佛總統仍然不肯從國庫撥款補助，因此在大蕭條臨近第四個冬天的時候，整個救濟機構已是搖搖欲墜了。

在整個30年代初期，特別是第72屆國會舉行最後一系列會議的那幾個月里，全國都聽到了饑民示威遊行的步伐聲。紐約有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在俄克拉何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多數人還只是暗地裡感到忍無可忍（自殺人數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各處集結起來採取暴力行動了。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十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路易斯·布登茲的激進分子居然率領了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群眾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

農民與農業

華盛頓州確實有人到樹林里放火，為的想人家雇他當救火員（此事第72屆國會的勞工問題小組委員會有證詞記錄在案）。

讓他們吃他們的金子吧！

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後來所描寫的那樣，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對待工商業家的態度竟好比他們已經「發現了什麼點金石，能把資本主義那種很不穩定的局面一變而為永恆繁榮的局面」。梅隆當年曾經名噪一時，大家說他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89～1795年任美國商業部長，提倡保護關稅，與金融家拉攏，大得資產階級的稱讚）以後最偉大的財政部長」。《美國商業》月刊說：美國企業家是「全國最有力量的人」。

為了培養出一批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的人而準備犧牲立憲政體的，還有沒有別的人呢？有。除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和企圖收買巴特勒將軍的那個債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開出來提倡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但是卻有不少人擁護極權主義的原則。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這是影射羅斯福，他兩腿癱瘓。）1932年，紐約州眾議員小漢密爾頓·菲什說：「如果我們不能在現制度下實行獨裁，人民就要改革這個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寫信給當選總統羅斯福說：「不論你需要什麼權力，我和共和黨其他黨員都準備給你。」艾爾·史密斯認為，應該把憲法收起來，「束之高閣」，直至危機過去為止。《浮華世界》周刊（這個雜誌有幾個副主編，包括克萊爾·布思·布羅考，日後的盧斯夫人）竟發出這樣的「呼聲」：「任命一個獨裁者吧！」沃爾特·李普曼要求削減國會權力，讓總統全權處理國家大事。他說：「危險的不是我們失去自由，而是我們辦事不利索，不徹底。」共和党參議員戴維·A·里德爽性說：「如果美國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

欺騙、敲詐、惡棍與財富的集中

勞聯一位發言人在參議院某委員會作證，談到「工業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的問題」。他說：「鬧事的人大多數並不懂得什麼叫共產主義，他們只是要麵包。」可是在有產階級看來，要實行共產主義和要麵包有什麼區別，無須研究。羅伯特·舍伍德寫得對：「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發幾陣不祥的閃光，讓人們看見令人惴惴不安的情況。」既然政府不能維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許多城市裡的商人們生怕鐵路切斷，電話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組織起自衛委員會來。不少人囤積蠟燭和罐頭食品。好萊塢有個導演隨身帶著一身舊衣服，準備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裝「擠進人群去」。紐約市各大飯店發現，那些平時一到冷天就來市內租房過冬的闊氣客人，現在都在鄉村別墅里躲著了。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

此輩並非神經過敏。從各種事實來看，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爾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個。這位哈佛大學商業學院院長說：「資本主義正在經受考驗，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決於這次考驗的結果。」《耶魯評論》、《斯克裡布納》雜誌、《哈潑斯》月刊、《美國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好些文章，對叛亂是否迫在眉睫這個問題展開了辯論。諾曼·托馬斯後來談到「由普選結束到新總統就職」這個期間的情況說：「無論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沒聽到過那麼多公開挖苦民主政體和美國制度的話。」

有錢人沉不住氣了。各公司招工部門人員態度越來越粗暴無禮，銀行出納員們神經緊張，民選的市長縣長動不動就出動警察，警察動不動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動嘴不動手的，現在也隨身帶hｔtｐs://wｗw•hetｕｂook.ｃｏm•cｏｍ槍了。弗吉尼亞州里奇蒙市有一個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在感恩節過後幾天拜訪市長富爾默·布賴特，市長吩咐警長：「給我揪住他們的領子、褲襠，把他們扔出去。」賓夕法尼亞州費耶特縣礦務公司的私雇警衛慌慌張張，開槍打死了四個礦工。紐約市禁止蘋果販子在人行道上擺攤子。新任市長約翰·奧布賴恩還對市民誇口說：「你們的新市長是條硬漢子，赤黨隊伍休想侵入紐約市。」便衣警察揮舞著警棍衝進聯邦廣場的集會，據《紐約時報》報道說：「婦女尖聲喊叫，男子頭破血流。」俄克拉何馬市的警察用催淚彈驅散開會的人。有人佔據了西雅圖市的市政大樓，警察就用救火水龍把他們趕走。芝加哥的執勤警察用警棍對付那些要求發工資的教師。兩個警察抓住一個中年女教師，另一個劈頭蓋臉打將下去。

要為真理而鬥爭……

在林恩和洛維爾這類新英格蘭工業城鎮里，只有1/3的工人還有工作，忍受著農奴般的待遇。有一個工人離開新罕布希爾州的曼徹斯特到紐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裡被捕，說是犯了「流浪」罪，送進法院，最後又勒令回到原廠。因為找工作的人太多，僱主便一再削減工資。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工資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過調查，據說多數女工每小時工資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業每小時工資減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業是七分半，磚瓦製造業六分，鋸木廠五分。在大蕭條時期之前，馬薩諸塞州各紡織廠很少要求熟練工人在一天八小時內看管20台織布機的，可是在採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勞動強度制」之後，作家路易斯·阿達米克親眼見過，竟有些十來歲的女童工要從黎明到黃昏，不停地看管30台寬式織布機。

不過哈佛大學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總統提出過警告，他說，有這麼一些東西在威脅美國的經濟：「耍手段，玩把戲，甜言蜜語，胡吹瞎說，欺矇哄騙。」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這種高喊大難臨頭的預言家的。

由於農業品價格慘跌，數以萬計的通告出現在住戶門柱上和各縣的法院門口，宣布這家那家農場債務不清，不準贖回。據估計，密西西比州1/4的農場都被拍賣掉了。

讓我們過個農民節，

不消幾天，成千上萬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師），就要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他們手裡那些英薩爾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價的4%了。英薩爾由36名保鏢護衛著，日夜奔走，力圖挽回頹勢，可是這年4月，他那兩個投資信託公司就被宣布破產了。6月，他因欠下6000萬元的債，逃往歐洲，庫克縣的大陪審團（陪審員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審團）便對他提起公訴。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卻從後門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車南下羅馬，接著又飛往雅典。他的律師告訴過他，雅典是安全的，因為希臘跟美國沒有簽過引渡罪犯的條約。當時這種條約確實沒有，但是到了11月初，兩國的外交官們就簽了這樣一個條約。英薩爾急忙男扮女裝，租了一條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國當局，終於押回本國受審，可是結果卻被判無罪，因為當時還沒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規。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這時說了一句俏皮話：「控股公司原來是這樣的一種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賊贓遞給同夥，這就萬事大吉了。」

胡佛總統不贊成減工資，也說過話，但是又反對用法律規定每小時工資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國鋼鐵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減工資時，工人們竟毫無辦法。

芝加哥有個人叫做塞繆爾·英薩爾，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長和11家公司的總經理。由他掌管的各種公用事業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王國，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萬僱員為325萬顧客服務。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擁有的證券實值在30億元以上。失業的人們在瓦卡大道低處燒火取暖，仰望著那高聳入雲的英薩爾大樓，對一些記者感嘆說：「為什麼那個老頭兒不能幫我們一點忙呢？」

俄國在紐約有個貿易機構，叫做蘇美貿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請書，要求移居俄國。有一次令人最難忘懷：他們登廣告招募6000名熟練技工，報名應聘的竟達10萬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機械工、廚師、火車機師、木工、電工、售貨員、印刷工、化學家、製鞋工、圖書管理員、教員、牙科醫生，此外還有洗染工、飛行員、殯儀工人各一人。

威爾·羅傑斯說：「保羅·里維爾（里維爾是波士頓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軍出發進攻北美洲革命軍，他連夜騎馬由查爾斯鎮到列剋星敦鎮，沿途大聲報警，讓大家及時準備）僅僅喚醒了康科德鎮上的人，但是這些傢伙卻喚醒了整個美國。」且聽艾奧瓦州的人在20號公路上唱出了這樣的歌：

不過，這首歌金融巨頭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依然鼠目寸光，盛氣凌人，脫離實際。他們在《文摘》雜誌里讀到的文章，無非盛讚大蕭條帶來的好處，例如說：「現在人們做生意比以前客氣了，在家裡也往往比以前講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沒頭腦的女人家。她們過去不知好歹，不關心丈夫，不料理家務，現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謹慎了。」

1932年這一年，美國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裡；僅佔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

《商業周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

因為覺得人窮丟臉，所以大家總是遮遮掩掩，不讓鄰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瞞得過去。

農民運動繼續擴展，弄得梅因市、康斯爾布拉夫斯市和奧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斷了。在威斯康星州，聲勢洶洶的農民一天之內就衝進一個牛奶場三次，把3.4萬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還把汽油倒進牛奶桶里。國會有個小組委員會聽取了俄克拉何馬州人奧斯卡·阿默林格作證，敘述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是怎樣跟他談話的。牧場主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阿默林格問他打算怎麼干，他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炮、炮車、彈藥、步槍，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干，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我們有吃的。我們有豬、牛、玉米，東部各州什麼也沒有，只有扣押我們的土地的權柄。我們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看看。」阿默林格還告訴眾議院勞工委員會說：「先前有好日子過、不隨便說話的人，現在有不少也發出這樣的議論了。」

在法院簽署了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之後，往往有好幾百名農民出現在拍賣場上，大聲嚷：「不準賣！」準備出價競買的人被推到一邊，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鄰居們便用幾塊錢就把原來的土地買下，還給本主。有一次，縣執法官主持拍賣，一匹馬只賣得五分錢，一頭荷爾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頭豬又是五分，兩隻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財產轉手時，總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購買人把土地又歸還原主，並由官方發給地契，確認他有99年的產權。代表東部各州保險公司派來打官司的律師們往往被綁架，受到被絞死的威脅，弄得總公司不得不軟下來，同意暫緩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國農民協會主席約翰·A·辛普森告訴參議院農業委員會說：「規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現在已經在全國各地露頭了。」美國農業服務社聯合會主席愛德華·A·奧尼爾三世還補充說：「除非給美國農民想點辦法，不然的話，不出一年，農村就要鬧起革命來的。」

然而，更大的危險卻在於政治上的右派。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比爾博和奧爾森也不過是政界的兩個怪人。有錢有勢的人以及陸軍部長赫爾利都屬於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減軍備，因為這樣做勢必「削弱維持國內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國退和*圖*書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美國法西斯協會和黑衣社」在亞特蘭大市成立了，雖然它們名聲不好。（有人問休伊·朗格，美國會不會出現法西斯主義，他回答說：「肯定會，但是在這裏不叫做法西斯主義，要叫做『反法西斯主義』。」）可是繼黑衣社之後，又出現了什麼銀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團」、美國民族主義黨等等組織。據說有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作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就動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對國會作證說，紐約某債券掮客出價1.8萬元，想收買他為右派工作。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倘若說有什麼人能代表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意見，這位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了。

羅傑斯還說：「這些傢伙的所作所為，還沒有越出法律範圍，可是已經到了邊緣，跟吃官司只相去毫釐了。」為了尋找犯罪證據，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在華爾街到處調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人物。

J·P·摩根說：「如果消滅了有閑階級，那就是消滅文明。我所說的有閑階級是指雇得起一個傭人的家庭，這種家庭全國有2500萬或3000萬個。」人們告訴他，據人口調查，全國家庭傭人總數還不到200萬，他似乎感到吃驚。不過人們覺得，摩根不了解實情，本來不足為奇。正如沃爾特·李普曼所寫的，美國工業界和金融界的許多領袖人物，「已經從我國歷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權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這樣的「出門」人當然是找工作去的。關於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可多了，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

在64歲的艾奧瓦州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米洛·雷諾的領導下，農民們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里，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只有給醫院送牛奶的卡車才能通過。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號公路於是得了個新名，叫做邦克山20號公路（邦克山是美國波士頓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獨立戰爭時美軍在這裏打敗英軍。）有個戴著一角錢一頂的草帽的老頭子眼望著《哈潑斯》月刊編輯瑪麗·希頓·沃爾斯，這樣說：「他們說封鎖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說，當初波士頓人把茶葉倒進海里，也不見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頓人民抗議英國徵收重稅，把東印度公司進口的342箱茶葉倒進海里，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前奏。）

那年頭，富裕的美國人認為把吃剩的施捨給沒飯吃的同胞，就算是大發善心了。紐約吉斯科山的麋鹿會（一個美國慈善機關，1876年成立）和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吩咐僕人，要把殘羹剩飯送到窮人手裡。《布魯克林之鷹》報建議設立一個總站，請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殘湯剩菜送到那裡，讓窮人分享。俄克拉何馬市有一個名叫約翰·B·尼科樂斯的煤氣公司經理草擬了一份計劃，呼籲飯館、市民俱樂部和旅館的廚師把殘羹剩菜裝進「容量五加侖的乾淨鐵桶，標明裡面有『肉、豆、馬鈴薯、麵包等等』」。這些鐵桶由救世軍收集，分餉失業者。與此同時，農民還送來了木柴，由失業者自己去劈（捐獻柴火的偏偏又是農民！）。這位經理給陸軍部長赫爾利寫信說：「我們預料，有些不值得照顧的人有時會來找點麻煩，但是我們必須不怕麻煩，因為只有這樣，那些值得照顧的人才能得到照顧。」赫爾利認為這個主意很好，力勸政府採納。但是胡佛屬下的緊急就業委員會主任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誤解，便把方案否決了。

在蘇城東面48英里的切洛基鎮附近，米洛·雷諾的農民軍營地被人用霰彈槍襲擊，蘇城因此很快就解圍了。雷諾跑了，包圍其他城市的農民也跟著撤退。但是雷諾說，「你們擋不住農民運動，正如擋不住1776年的美國革命一樣。」農民們使用武力，反抗政府，這是合乎美國傳統的，誰也不敢懲罰他們。康斯爾布拉夫斯鎮有60個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個武裝農民圍攻監獄，當局只好趕快放人。農民們認識到直接行動有效，便決定想辦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贖權的土地。

但是，趕走住戶，空出房子，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這隻能使有產者更加不得人心，卻不能使他們有錢上稅。結果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薩姆納·H·斯利希特教授對參議院製造業委員會所說的那樣：「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失業的人，幾乎都暫緩交租了。」各市區和郊區，欠交房地產稅有20%～30%。城市少了這筆收入，便削減公用事業。於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殘破不堪，冬天冰雪載途，無人清掃。由於納稅人聯合起來拒不繳稅，芝加哥市有兩年全無入息，只好向銀行借貸。市內那60萬失業人口，更弄得它焦頭爛額。

從上面所說的事情來看，胡佛的復興金融公司採用了那種經營方針，不能不認為是絕大的政治錯誤。1932年，國會領導人終於通過了一項法案，授權復興金融公司貸給各州政府3億元，以供失業救濟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萬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裡，這僅僅等於道斯貸給自己的中央共和銀行和芝加哥信託公司的總額的1/3。胡佛總統打電話給俄亥俄州前參議員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復興金融公司。在接到電話時，波默林的口袋裡只有九角八分錢，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職的路上，就有十個叫花子跟他要錢，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徵意義的怪現象。作為政策措施，設立復興金融公司是失敗的。人們說復興金融公司是「大企業救濟所」，它確是專幫大企業的忙的。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新的驚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爾·哈里曼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叫做約瑟夫·哈里曼。因為知道自己的銀行快要破產，他便逃到曼哈頓區的一個療養院里躲起來。警察追得緊，他便化名逃到長島的一家小旅店裡住下。可是納索市的警察還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進自己的肋部，但自殺未遂。他終於因偽造銀行賬簿和濫用銀行款項坐了兩年牢。「美國銀行」（在美國歷史上，在陷於破產的銀行當中，這是最大的）的常務副董事長索爾·辛格也因犯有同樣罪行而入獄。不久，煤氣電力聯合公司的總經理霍華德·霍普森（該公司有188576個股東）又在華盛頓乘出租汽車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經過審訊，查明他犯了17樁欺詐斂財罪。喬治·索科爾斯基寫道：「對於我們過去的上層人物，誰也信不過了。」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眾議員評論一件操縱股票案說：「這些人搞的勾當固然骯髒，但是我相信，凡是合夥搞的股票生意情況都是一樣。」約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個商界巨頭，可是他也說：「人家本以為掌握美國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這種信念現在已經完全破滅了。」

銀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銀行（大通銀行）的股票拋空賣出，事後又撒謊騙人。因為生意不好，紐約花旗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撕毀了跟穀物交易銀行合併的協定；他還硬要本銀行的記賬員們和出納員們按股票市場崩潰以前的價格（每股原價200元，當時已跌到40元）繼續分期付款購買花旗銀行的股票，同時既不要保證也不收利息，就把股東的240萬元借給本銀行的高級職員做投機買賣。此外，米切爾還把證券虧本賣給家人，事後又買回來，這樣來逃避聯邦所得稅。J·P·摩根也用類似的辦法鑽空子，1929、1930、1931這三年，他一文所得稅也沒交過。《芝加哥論壇報》老闆羅伯特·麥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徵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稅，卻寫了許許多多的長篇社論，敦促讀者老實納稅，m.hetubook.com.com分文不少。

尼科樂斯、《布魯克林之鷹》報、普林斯頓大學聚餐會會員和麋鹿會會員們似乎從沒想到，更富於戲劇性的解決辦法已經近在眼前。富人腦滿腸肥，大眾飢腸轆轆，這個鮮明對比已經有人在考慮，而且覺得未來事變的陰影已經隱約可見了。托馬斯·沃爾夫時常站在紐約的公廁里同那些處境悲慘的人們交談，談到他再也不忍聽下去，便踏著階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見「曼哈頓的摩天大廈在冬夜寒光中閃閃發亮。伍爾沃思百貨大樓就在不到50碼開外，再過去不遠是華爾街的幾家大銀行，一律是巨石和鋼鐵築成的堡壘，屋頂塔尖放射著銀色的光輝。人間不平事，莫過於此了：這邊是悲慘萬狀的地獄，那邊一條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燈火輝煌的高樓矗立於凄然的月色之中。這些高樓是權力的頂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就深鎖在樓底堅固的地下庫房裡。」

農民節要好好地過，

血汗工廠、工資、福利與政府

談到芝加哥的學校，那倒是大蕭條中的一段佳話。當地的教師因為不忍眼看50萬兒童失學，於是沒錢坐車就搭過路便車到學校上課，沒有薪水也堅持工作（至1932年為止，在13個月當中，只有五個月發過薪），市政府發的欠條規定大蕭條時期過後才能兌現，銀行不肯收兌，教師們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還有辦法籌備下年的芝加哥博覽會（在博覽會期間，色情舞星薩莉·蘭德的每周進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經費，市政府卻充耳不聞。有1000個教員乾脆裁掉了，未被辭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犧牲，繼續工作。在全市1400個留用教員中，有759個被房東攆走。他們拿保險單借支了112.8萬元，並向高利貸商人借了23.2萬元，年息是42%。儘管自己挨飢受餓，這些教員竟還從乾癟的腰包里掏出錢來養活1.1萬名小學生呢。

做丈夫的這樣出去走了一趟之後，鑽進空貨車或者趴在車底下，又回到家裡，不免同妻子合計，看看家底子還能維持多久。於是變賣結婚戒指，抵押傢具，憑人壽保險單借錢，或者乾脆向親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開個夫妻店。原先裝作有錢，這時在街坊眼裡可露餡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爾夫球場；男的可能開個「客廳雜貨店」，女人可能給別家太太洗頭、捲髮、修指甲，每次一元。馬薩諸塞州失業紡織工在房間里安上織布機；康濕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鐵絲上穿別針，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掙得五塊錢。

1933年美國還有25.1%的人口靠農業或者想靠農業過活，這些農村人口沒有分享過什麼「新世紀」的繁榮；他們的處境全國早已公認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場大崩潰只不過使他們更慘罷了。

12月5日，胡佛任期將滿、開會人數不足的第72屆國會議員無精打采地回到國會山。有些議員原以為，先前退伍軍人到首都請願被攆走，失業者就全都嚇跑，誰也不敢再到華盛頓來了，這時可不免大吃一驚。這裡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國會門前迎著他們，大聲喊道：「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餓肚子的要有飯吃，有錢的要多納稅！」新任首都警察局長奉命不得遷就這些搗蛋鬼，便嚴格執行起這個命令來。警察先用催淚彈和防暴槍把這些人趕出國會山，然後把他們團團圍住，逼他們經新澤西大道走到設在紐約大道上的一座臨時營房——梅格斯營。警察局長對報界說，他已經把受監管的人集中在一個「拘留營里」了。看守人員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不給看病，甚至不准他們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眾議員對他的選民說，他看見警察故意刺|激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縮了48小時才得到釋放。臨走，他們唱起了一首新學會的歌：

共和黨的農村報紙編輯威廉·艾倫·懷特對胡佛總統說，他應該去看看中西部的情況。懷特寫道：「農民們，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經抵押出去，誰都知道農產品既然跌到今天這個價錢，他自己遲早要完蛋的。」農場主破產了，連買捆東西的繩子、修理東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種子都拿不出錢了，這時放貸的銀行就取得了農場的產權，一變而為遙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種這塊土地的人卻淪為佃戶。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烤火；城裡的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黃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雞蛋每兩打四角一分）。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於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低極了，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

確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第二天好佔個排頭。

《紐約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畫，畫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維治村（格林維治村在紐約市下曼哈頓區，是藝術家文學家聚居之處）的酒會上對一個無精打採的年輕男人說：「哦，這很簡單嘛，只要我們小組把發電廠和電台奪過來就行了。」多數人認為，當前的危險是城裡可能發生暴動。據說陸軍部長赫爾利正把他手裡為數有限的部隊集結在大城市附近地區。但是造反的人總是叫當局防不勝防，暴動偏偏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認為農民是美國人當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黨佔優勢的艾奧瓦州（胡佛總統的家鄉），曬得黑黝黝的本地農民就首先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他們終於用武力來反抗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脫牛奶，農民賣給分銷商只得兩分錢，可是分銷商在蘇城卻賣八分啊！

安德魯·梅隆這時也以財政部長的資格追逼那些拖欠稅款的人們，可是對自己卻採用另一種標準。遵照梅隆的指示，國內收入署署長為他寫了一份備忘錄，列舉12種逃避聯邦稅的辦法。這條新聞使全國為之震驚。於是，指派了財政部一位稅收專家去審查梅隆的個人所得稅申報書。結果發現梅隆竟採用了這位署長的五條建議，其中包括虛報贈款若干宗，虧損若干項，藉以偷稅漏稅。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賴特·帕特曼氣憤極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眾議院彈劾梅隆部長，罪狀是「品質惡劣，行為越軌」。但是對梅隆心懷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公開發表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無異犯上作亂。有個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師）尖銳地指責《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說他是「向激進分子提供炮彈」。

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蘿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裡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裡，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有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湯森的66歲的內科醫生，他臨窗刮臉，往外一看，竟有「三個乾瘦憔悴、老態龍鍾的婦女」（這是他後來的描述）「趴在幾個垃圾桶上從裡邊掏東西」。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為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為凈。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晚上在紐約街頭留神細看一群「無家可歸的人在飯館附近來回躑躅，把泔水桶的蓋子掀開找腐爛的東西吃」。這樣的人他「早已到處看見，可是後來到了悲慘絕望的1932年，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了」。

我們吃我們的小麥、火腿、雞蛋；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礙，最後獲准領取救濟的也只是極少數人。而且，據《財富》雜誌報道，在某些工業城鎮、礦區和佃農分成制農場里，「所謂救濟事業不過徒有其名」。城市裡應得救濟的人家，只有25%獲得某種形式的救助。托萊多市長在1932年說過：「我見到成千上萬的山窮水盡、灰心絕望的男男女女前來請求救濟。他們低聲下氣，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丟盡了美國的臉。」再說，即使列入了救濟名冊，和圖書也並非就此萬事大吉，有希望，有奔頭了。有人反對辦救濟事業，說人們領了救濟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費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領五元五角的救濟金，怎樣去揮霍呢·不過此數雖小，比之紐約市（救濟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經很慷慨了。救濟金頂多隻夠買糧食和燃料。領救濟的人家，在股票市場大崩潰前往往早已衣著不全，如今又過了三冬，其衣著之襤褸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況是，身為一家之長，那渾身打扮竟像歌舞雜耍劇中的流浪漢：上衣缺扣子，袖子見窟窿；膝蓋外露，后襠透空；頭上那頂涼帽是在誰家鍋爐房裡掛過幾年的，腳下那雙破球鞋貼滿橡膠補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兩隻不一樣；除此之外，披上一張老羊皮短襖，既臭且臟。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有一位參議員發表意見說，現在工人每周只有一兩天的工資，實在無法維持他們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埃傑頓卻說：「什麼·給工資要看工人的需要·我從來不考慮這個，我是按效率給工資的。至於社會福利之類，本人是作為宗教事務來處理的。」無疑，他認為他自己已經盡了責任了。正如《財富》雜誌所說，當時的理論也同過去的一樣，以為有了私人辦的慈善事業和公私合辦的福利機關，老弱病貧的人就都得到照顧了。

在某些地方，納稅人協會竟想不準領救濟的孩子上學；有些獲得公家資助的人家，竟不獲准進教堂做禮拜。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又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接受救濟是為人所不齒的。1932年9月，緬因州劉易斯頓市通過了一項議案，禁止領取救濟金的人參加選舉。這一招在馬薩諸塞到俄勒岡等十個州是不需要的，因為這幾個州的憲法早已規定選民必備的財產條件。西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要病人保證交醫療費才收；有一個孩子需要開刀，轉診醫生（這種醫生設有私人門診但沒有手術室、住院部，將需動手術的病人轉到別的醫院治療）竟勸外科醫生且等孩子父母答應付1000元再說。得克薩斯州羅伊斯城有兩個大夫在當地報紙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

把農民辛勤勞動的成果按市價折算，一車燕麥還買不到四元一雙的「湯姆·麥坎」牌皮鞋。一車小麥夠買這雙鞋了，但是每英畝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稅，農民每收一英畝小麥，就要虧一元五角。以棉田活來說，身體最壯、手腳最快的男工，從早干到黑，整整14個小時，摘300磅棉花，卻只能拿到六角錢。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燒還合算。肉價慘跌：一隻羊送到市場，運費一元一角，售價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個牧場主，賒到了一些子彈，花兩個小時把一群牲口全部殺了，扔進山溝，由它爛去，原因是賣牲口的錢還抵不過飼料。他臨行時嘟嘟囔囔地對一個記者說：「唉，這也算是對付蕭條的一種辦法吧！」

對教員、救濟工作人員和警察來說，窮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過的了。30年代初期，還沒有人罵警察為「豬玀」。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壞罷工，人們還是普遍認為他們同工人一樣，也是受剝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車廠血腥鎮壓「反飢餓遊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長就開除了162名警察。紐約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來就在自己執勤的那些最貧困的市區向窮人分發救濟糧，賑款由本市公職人員（包括警察）捐助，占他們的收入的1%。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他們這樣做，是「第一次公開承認，對於那些規規矩矩可是陷於赤貧的人，官方責無旁貸。可是承認這一點的不是上層人物，而是那些在貧民區里工作的最下層公職人員」。

確實有人出錢買工作做。曼哈頓六號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確實有5000人來應聘。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大眾的飢腸轆轆與富人的腦滿腸肥

制度觀念、權力觀念和私有財產觀念（這些是不用學也自然懂得的東西，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後來稱之為「人類社會的膠合劑」），已經出現了崩潰的跡象。有人搞抗稅運動，有人違法開採公司私有的煤層，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經主人許可就在空地種菜，這樣的事越來越多；在救濟事業完全停辦的底特律市，還出現了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區的居民一溜煙全部遷走。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市已經陷於破產，衛生局沒有經費，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饑民議論紛紛，想要採取暴力行動了。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寫道：「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北卡羅來納州州長馬克斯·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芝加哥市長安東·舍馬克聽說伊利諾伊州不肯撥款救濟芝加哥市的60萬失業者，便告訴州議會：「要是你們想停辦救濟站，那就先把軍隊派來吧。」

堪薩斯州一個村子外面，警察發現了一具屍體。被殺的是律師，他剛剛宣布把一個500英畝的農場的抵押回贖權取消。內布拉斯加州的夏延縣有二十萬農民債台高築，於是他們的領導人宣稱，如果本州立法機關不想辦法幫助他們，他們就要集合起來，把州議會大樓踏平。在胡佛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個冬季，艾奧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爾、范布倫縣和勒馬斯等地都因取消農場回贖權問題發生了暴動。其中勒馬斯事件特別嚇人：穿著黑襯衫的自衛隊衝進法院，把法官查爾斯·C·布雷德利從高座上拉下來，蒙上眼睛，拉進汽車，開到一個偏僻的交叉路口。自衛隊頭頭對他說：「你肯不肯發誓，以後再也不簽署取消農場回贖權的文件了？」法官不答應。再三問他，他還是不答應。他們便打耳光，用腳踢，把他打翻在地；還用一根繩子一頭綁著他的脖子，一頭繞在路標上；又把一個油污的輪轂蓋蓋在他的頭上，旁邊有人大聲說：「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終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不過，儘管法官被剝光衣服挨了毒打，過後他卻不敢對那些人提起公訴。

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分娩，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這些都是萬不得已的辦法，成功的寥寥可數，因為有錢買東西的人實在太少了，最後只好承認失敗。當父親的跑到市政廳去說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請求列入貧民冊。由於統計錯漏很多，當日究竟有多少貧民，不得而知，總之，大約有1500～1700萬人失業，大多數是一人養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於人口總數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里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的。

英薩爾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稅同樣也是合法的。但是儘管當時的稅法漏洞百出，有些人還是不免越軌，陷入法網。「瑞典火柴大王」伊瓦爾·克羅伊格曾得過法國榮譽軍團大員勳章（法國榮譽軍團繫於1802年由拿破崙創立，藉以獎勵軍政界有功人員。現在勳章分五級，大員勳章是第二級），是胡佛總統研究歐洲大蕭條情況的顧問，大家都認為他誠實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頓的李和希金森投資公司以這位大王所發的證券為擔保，發行幾百萬元債券，那時經理們竟聽從他本人的意見，不去查一查他的賬。1932年3月12日，他買了一支大型手槍，在巴黎市內的豪華公寓里關起門來自殺了。人們在對他作了一番頌揚之後，才發現這位大王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盜竊犯，多次欺詐取財，並曾偽造義大利政府的公債券。除其他罪行外，他還從對他深信不疑的投資者那裡盜竊了三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