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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這些因素影響，共和國的跨國企業高調宣布轉戰伊拉克，等於是在向共和國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勒緊伊朗脖子上的繩索，不要輕易放過伊朗。

毫無疑問，內賈德的這一舉措，讓共和國當局非常意外，甚至措不及防。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通過管道輸送油氣的效率更高，費用更低，但是算上修建管道的費用、資源國境費、管道通過多個國家產生的外交糾紛，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安定因素等，管道輸送油氣資源的效費比不見得比海運高多少。特別是在新一代超級貨輪問世之後，加上造船業對經濟產生的拉動效應等等，海運的效率不會低到哪裡去，費用也不見得會比管道輸送高多少。

《中伊貨幣互換協議》的有效期只有20年，也技術在2044年6月底到期。只是按照雙方相關協議，在協議到期前1年，如果雙方均沒有提出終止或者修改要求，協議就將自動延長5年。因為在2043年6月底之前，伊朗當局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所以該協議的有效期已經自動延長到了2049年6月30日。也就是說，內賈德在2044年7月初宣布單方面終止該協議，是一種違約行為。

很明顯，所謂的「周邊國家」實際上就是伊拉克。

「管道危機」爆發后的1個月之內，包括三堅集團在內的數十家共和國跨國企業先後宣布取消或者暫停在伊朗的投資項目，並且高調宣稱，將考慮在擁有相似基礎條件的周邊國家擴大投資規模。

可以說，只要有客觀條件，共和國公民就懂得享受。

雖然沒人否認，伊朗的首要國家利益就是與共和國結盟，但是落到具體問題上，情況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雖然算不上完美，但是問題得到了解決。

作為最早與共和國簽署該協議的國家之一，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

換個角度看，這件事也可大可小。

要知道，顧衛民不是王元慶那樣的鐵腕領導人。雖然在處理該事件的時候，顧衛民也體現出了強硬的一面，但是並沒因此獲得國內利益集團，特別是那些希望共和國在伊朗有所作為的利益集團的認同。

問題是，剛剛經歷了「貨幣風波」，就算共和國當局不想為難伊朗，共和國的利益集團也不會放過這個可以教訓伊朗的機會。

毫無疑問，內賈德在玩火。

設想一下，如果因為伊朗退出了該協議，導致以人民幣和_圖_書為核心的貿易結算體系土崩瓦解，以共和國為核心的同盟體系分崩離析，就算掌握大權的是顧衛民，共和國也會用最直接的手段打垮伊朗。

問題是，執政的是顧衛民，不是王元慶。

2044年3月，裴承毅出訪6個阿拉伯國家，單單錯過了伊朗，算得上是共和國在外交上採取的實質性行動。

也正是如此，就在其宣布單方面終止《中伊貨幣互換協議》之後不到48小時，內賈德就再次宣布，將就該協議的一些具體條款與共和國進行磋商談判，在談判取得成果之前，伊朗當局將繼續履行該協議規定的職責與義務。也就是說，伊朗並不會立即終止該協議，只是希望修改一些條款內容。

問題是，這次風波已經無可挽回的改變了共和國與伊朗的關係。

別的不說，在2043年底通過的一部與轉口貿易有關的法案就明確規定，只有共和國企業參股33%以上的合資企業才能享受到由共和國政府提供的貿易優惠政策，而在這個比例之下的企業都得按照相關法律支付全額關稅。要知道，伊朗當局對合資企業中，境外企業持股的最高限制額度為32%。僅僅1個百分點的差距，就能讓伊朗的石油開採、冶鍊與化工企業每年損失數百億元，讓大約15萬伊朗工人失業。這些極具針對性的法案幾乎都是由共和國的跨國企業控制的代表一手炮製的，而且均以照顧企業利益為根本目的。

雖然《貨幣互換協議》是一個模式下的雙邊協議，但是每份雙邊協議都是以共和國為核心，所以數十份雙邊協議構成了一個以共和國為核心的貿易金融體系，該體系中的任何一個成員破壞了遊戲規則，都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前面就提到，伊朗的首要利益就是與共和國結成同盟關係。

正是如此，前面才說道，共和國完全有可能據此推翻伊朗政權。

2043年7月初，內賈德做了一件非常過火的事情：單方面終止在2024年6月份與共和國簽署的《中伊貨幣互換協議》，放棄了里亞爾緊盯人民幣的貨幣政策。可以說，如果不是中東戰爭剛剛結束，以及伊朗之前是共和國的准盟國，僅此一項舉措，就足以讓共和國當局做出兵戎相見的決定了。

果可想而知，數日之內，里亞爾對人民幣的匯率由之前的7.4左右狂跌到10.2，並且很和*圖*書有可能跌穿20。因為伊朗是共和國的凈貿易出口國，所以里亞爾飛速貶值，讓伊朗商品在共和國市場上獲得了額外的，也是不正當的競爭力。雖然里亞爾貶值對共和國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伊朗出口到共和國的主要是天然氣、石油化工產品、手工紡織品、食品調料、天然著色劑等共和國企業不生產或者不出產的產品，但是對共和國的其他貿易夥伴來說，這絕對是一場災難。拿天然氣來說，伊拉克就因為第納爾必須盯緊人民幣、而主要競爭對手的貨幣可以任意編製而損失了數十億元的貿易收入。正是如此，在伊朗總統宣布終止《貨幣互換協議》之後不到24小時，伊拉克、巴基斯坦、敘利亞、緬甸、寮國、越南、朝鮮、印度等數十個與共和國簽署了該協議的國家就發出了抗議，甚至有幾個國家宣稱，如果共和國不能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將採取同樣的行動，或者暫時終止履行該協議。

對於共和國的貿易政策，伊朗當局只能被動應對。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人一樣，印度戰爭之後，共和國已無後顧之憂，而且國民的實際購買力已於美國持平，成為了世界上消費能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所以共和國民眾的消費觀念悄然轉變。有人說，共和國公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節儉樸素為榮，以鋪張浪費為恥，所以再怎麼變，也接受不了美國人的消費觀念。有這種想法的人，只能說並不了解共和國公民，不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要知道，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幾個鼎盛時期，比如漢初、唐初、明初，乃至一些算不上鼎盛的時期，比如南北宋、滿清前期等等時候，中華民族並不把節儉當成美德。特別是在盛唐時期，炎黃子孫的奢侈生活不但讓當時還處於蠻荒時期的日本人瞠目結舌，還讓旅唐的西方人嘆為觀止，甚至連當時的西方貴族也以能夠過上唐朝人的生活而感到榮幸。

正是如此，共和國在2020年之前就成為了第一大資源消費國，到2038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人均資源消費國。2040年，全球大約60%的資源輸入共和國。雖然其中一部分轉變成高科技產品流入國際貿易市場，但是按照一家共和國新聞媒體的估計，共和國公民至少消耗掉了全球40%的資源，人口為共和國1半的美國ｈttｐs://ｍ.hetuｂｏoｋ.com.cｏm消耗了大約19%的資源，人口與共和國相差不大的歐盟消耗了大約24%的資源，剩餘的17%的資源則要用來供養佔全球人口總數71%的另外53億人。由此可見，共和國公民的消費能力有多麼驚人。雖然在消耗的資源中，以電能為主，而在2035年之前，共和國的電能就百分之百的由可控聚變核電站提供，但是共和國公民對其他資源的消耗依然非常驚人，比如全球天然氣中的80%就輸入了共和國，而其中的70%都被用在了日常生活之中，也就是被共和國公民當成做飯的燃料給用掉了。

如果在以往，也許這個問題就不了了之了。

當然，這僅僅是個開始。

與伊朗相比，伊拉克缺的不是資源，而是投資。可以說，伊拉克要想依靠豐富的資源成為發達國家，缺的就是投資。

《中伊貨幣互換協議》屬於《貨幣互換協議》的一部分。早在2020年之前，也就是共和國全力推廣人民幣、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與多個國家簽署了以人民幣為貿易結算貨幣的時候，就有一些擁有遠見卓識的金融學家提出，共和國當局在大力推廣人民幣的時候，應該與主要貿易往來國簽署貨幣協議，組建一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結算體系，從根本上確保共和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因為當時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大蕭條時代，所以該建議很快就得到了國家高層的重視。隨著王元慶在2022年回到中央，並且以國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22年底，共和國就與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寮國、越南等多個周邊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不管怎麼說，《貨幣互換協議》是共和國最重要的對外協議之一。

要知道，就在2年多前，裴承毅還以聯合司令官的身份訪問了德黑蘭。

客觀的講，伊朗當局這麼做並沒錯。

趕走哈什之後，內賈德為了爭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開始推行一系列強硬政策。

把目光放長遠一點的話，該協議至少有五個好處。一是從根本上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為挑戰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奠定了基礎。二是為建立以共和國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提供了幫助，並且簡化了貿易結算的複雜程度。三是為共和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新的活力，幫助共和國向境外htｔps://ｍ.ｈeｔｕbｏｏｋ.ｃoｍ.com轉移低端產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四是在以共和國為核心的國際同盟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成為了同盟關係中的重要環節。五是在大蕭條后的國際貿易分工體系中，讓共和國擁有了最大的發言權，從而為重建國際貿易規則打下了基礎。

根據沒有得到證實的傳聞，共和國在印度戰爭的開支中，大約有15萬億元是以金融手段掠奪其他國家獲取的。甚至有人認為，大蕭條的餘波持續到2037年才完全過去，與共和國在印度戰爭后的掠奪性金融與財政政策有很大關係，比如在2035年到2037年間，人民幣對外貶值幅度高達32%，直接導致其他國家持有的外匯縮水近10萬億元。又比如到2037年的時候，共和國國債高達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4%，僅在前2年間，其他國家爭持的共和國國債就接近5萬億元。這兩項加起來，剛好是15萬億元。當這些債務需要由所有與共和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承擔的時候，國際貿易自然會受到影響，大蕭條的影響也就不會迅速散去。

正是如此，僅僅1個月之後就爆發了「管道危機」。

照2044年初的趨勢發展下去，就算共和國當局不會公開與伊朗翻臉，在共和國民間力量與部分國家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兩國關係也會倒退幾十年，甚至成為敵對國家。果真如此的話，受害的就不僅僅是伊朗了。

作為共和國的新任國防部長，而且很有可能是最有分量的國防部長，裴承毅到中東與北非轉了一圈，就是沒有去伊朗，不但是外交上的行動，還向伊朗當局傳遞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即伊朗要想加入集約集團的話，還得多多努力。

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修建貫穿伊朗，從伊拉克的巴士拉港到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油氣綜合輸送管道的問題，因為在油氣國境費上沒有談攏，結果伊朗當局借國民議會否決了修建管道的協議，使該項目胎死腹中，讓共和國的幾家大企業至少損失了數百億元，並且讓共和國當局不得不花大力氣拉攏科威特，投入巨資在科威特修建一座專門用來為運送石油與天然氣的船隻提供服務的專業港口。

在決定採取實質性行動之前，顧衛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親自跟內賈德通了熱線電話，並且在電話中暗示了共和國會在某種情況下以極端手段解決問題。

毋庸和-圖-書置疑，內賈德肯定聽出了這個赤|裸裸的威脅。

對其他締約國來說，好處顯而易見，那就是利用固定匯率增大對共和國的出口，依靠出口來消耗國內剩餘物資，盤活國內消費品市場，度過大蕭條時期。對共和國來說，好處不那麼明顯，卻更加實在。

即便把目光放近一點，該協議也至少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大蕭條期間由共和國主導的多場對外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物資保障。雖然這種保障本身並不可靠，因為共和國與當年的美國一樣，也是以舉債消費的方式，通過向其他國家輸出人民幣換取物資，然後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抵消欠債，但是這為共和國解決戰爭經費問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同時也為共和國度過大蕭條時期提供了幫助。

到2035年，所有與共和國結盟、或者希望與共和國結盟的國家，都得像簽署《友好互助條約》那樣，與共和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更重要的是，《貨幣互換協議》也是雙邊協議，而不是集團性協議，所以該協議也被人稱為是金融領域的《友好互助條約》。用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話來說，該協議從根本上確定了共和國在同盟集團內部的貿易與金融霸權，為鞏固以共和國為中心的軍事、政治、經濟、貿易同盟打下了基礎。

前面已經提到，在戰爭費用與庫爾德人問題上，伊朗一直不肯合作。

受大蕭條影響，《貨幣互換協議》從一開始就是一份為貿易服務的金融協議，在協議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其他國家的貨幣與人民幣保持規定匯率。雖然僅從金融角度看，這一協議極大的損害了共和國的利益，因為這讓那些擁有較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可以向共和國傾銷商品，但是從國家利益的高度出發，而且把目光放得長遠一點，就能發現，這是一份對共和國與其他締約國都有好處的協議。

這一點，從共和國全體代表大會在隨後通過的幾項與貿易有關的法案就能看得出來。

對伊朗當局來說，首先要考慮的不是能不能入約，而是如何改變現狀。

在這筆巨大的消費中，伊朗作為全球第三大天然氣儲備國、第二大天然氣生產國與第一大天然氣出口國，自然是共和國的主要供應國。問題是，伊拉克是共和國的第二大天然氣供應國。如果油氣綜合管道建好，就算伊朗能夠通過收取國境費賺上一筆，也等於是揀起芝麻丟了西瓜，給自己搞了一個競爭對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