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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肯定有人認為，裴承毅絕不是杜魯門那樣的人，不應該犯同樣的錯誤。

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次轟炸行動，戰局肯定會不一樣。

這就是共和國最高統帥部批准戰略打擊行動的根本原因。

正是如此，更受關注的反而是西南太平洋、歐亞大陸與中東地區。

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支持杜魯門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最終目的都是要鞏固美國的霸權地位。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面臨的爛攤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還要嚴重。當時，除了美國之外，整個西方世界都變成了廢墟，英法德意等傳統強國全都遭到戰火摧殘，就連情況最好的英國都不得不放棄日不落帝國的王冠，將世界霸權交給曾經的殖民地。與之對應的，則是在蘇聯領導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愈演愈烈，而且在東歐平原上，還有數百萬經歷了戰火磨練的裝甲部隊。可以說，美國要想領導世界，首先就得頂住紅潮。正是如此，才有了幫助整個西方世界振興的「馬歇爾計劃」。問題是，一個經濟計劃對蓄勢待發的百萬紅軍沒有任何意義，更不可能擋住鋼鐵洪流。雖然以美國在戰後的國力，有能力在歐洲部署幾百萬大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的歐洲軍團也就有幾百萬，但是這麼做的代價明顯太大，必然對美國的戰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會使美國喪失成為全球老大的機會。相對而言，用兩顆原子彈造成的心理影響，讓紅軍老老實實的呆在鐵幕後面，才是最理想的選擇。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就讓上千萬軍人退役，為社會補充了大批勞動力，而這些人正是美國戰後復甦的關鍵力量。當時，美國留在歐洲大陸的地面部隊還不到20個師，而在對面的紅軍有200個師。如果沒有在廣島與長崎炸響了兩顆原子彈，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拖到100多年之後了。

暫且不管這種論點的對錯，首先得承認，戰略打擊開始后，就很難收手。

這種情況，在任何國家都存在。

問題是，不同的時代，總有不同的麻煩。

不管怎麼說，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共和國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勝利已經近在咫尺的情況下，不管是共和國的領導人，還是普通公民，都在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有沒有必要為最後的勝利付出和圖書更大的代價，或者說能否以最小的代價取勝。

當然，這隻是個開始。

眾所周知，共和國能夠迅速崛起，引領電力革命，關鍵就是掌握了常溫超導技術，而這一技術的來源是一塊神秘物質。根據未得到證實的消息，這塊神秘物質要麼屬於地球的史前文明，要麼屬於地外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外星文明，絕對不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更重要的是，美國能夠跟上共和國的步伐，在電力革命中有所作為，掌握了常溫超導技術，與其掌握的一些非人類文明的技術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些技術均來自一架墜落的飛碟，而這架已經嚴重損毀的飛碟就儲存在被稱為51區的美軍基地裏面。

正是如此，共和國最高統帥部才讓海軍與天軍一同上陣。

實際也確實如此，裴承毅在這場戰爭中表現出來的決策能力不但遠遠超過了100多年前的杜魯門，也超過了當年的羅斯福。

前面提到過，量子理論本身並不複雜，也沒有多少秘密可言，而量子理論在通信領域的應用早就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技術平靜只有一個，即如何獲取與保存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同態量子。

實戰早已證明，戰略打擊是瓦解敵人抵抗意志，消磨敵人士氣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削弱敵人戰爭潛力的最佳選擇。早在逼近美國本土之前，共和國天軍就對美國本土的戰略目標、特別是部分關鍵目標進行了有限的戰略打擊。在這些行動中，最有名的、也是最重要的自然是針對51區的戰略轟炸。

從某種意義上講，共和國軍隊在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展示大批先進武器裝備，與對美國進行戰略打擊的目的基本一致。

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有辦法使量子理論變成現實。

原因很簡單，沒有由海軍控制的海運力量，其他軍兵種的作戰行動都無法展開。

事實上，即便不考慮這些因素，在對美戰略打擊中，海軍的地位仍然不可取代。

可以說，這也正是裴承毅面臨的問題。

可以說，這也是共和國高層支持讓海軍承擔主要打擊任務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戰略打擊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訂下了基本戰略，到底該怎麼打，還得由實戰結果決定。

暫且不論到底是神秘物質更厲害一些，還是飛碟殘骸更好一些。

這些，都是推動戰略打擊的動力。

在廣袤的海洋戰場上，特別是針和圖書對美國本土的方向上，戰略打擊的重任落到了海軍身上。

為了達到最大的震撼效果，讓共和國能夠在戰後毫無懸念的成為世界霸主，並且爭取到使國家恢復元氣的時間，而不是在戰後迅速陷入下一場戰爭，不但需要對美國本土進行全面戰略打擊，還要雙管齊下，使用全部力量發起這場打擊，用最少的時間收到最為顯著的打擊效果。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海軍在太平洋戰場上佔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所以天軍很難在對美戰略打擊上取代海軍。更重要的是，海軍在共和國最高統帥部的影響力非常大，不但超過了天軍，還超過了陸軍。這也很好理解，裴承毅為了不讓袁晨皓獨攬大權，把華劍鋒請了回來，就是要用林嘯雷培養起來的海軍力量平衡陸軍的影響力，讓共和國的戰略決策大權掌握在元首的手中，而不是受總參謀長控制。

更重要的是，共和國在戰略打擊方面的經驗並不豐富。

根據戰後公開的一些數據，美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並不比共和國晚，投入也不比共和國少多少。獲取同態量子的辦法是建造超大型加速器，讓微粒子在接近光速的情況下發生碰撞，由此產生質變，獲得同態量子。難的是如何捕獲與維持這些同態量子。根據共和國公布的相關資料，大約在2057年初，國家物理實驗中心的科學家就找到了解決辦法，並且通過三年多的努力，在2060年下半年將其變為現實，因此才在2062年研製出了量子通信設備與意識遙控系統。以兩國在該領域的科研來看，美國取得突破的時間不會晚於2058年底，也就是說，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在2061年底到2062年初，美國的科學家也就能夠製造出量子通信設備。正是如此，在2059年，共和國當局批准了針對51區的轟炸行動，並且讓天軍承擔相關任務。經過大半年準備，2060年初，共和國天軍以20多架空天戰鬥機為代價，炸毀了美國的51區，使美國在量子通信領域的研究突然中斷。雖然在報復性打擊中，美國也炸毀了共和國國家物理實驗中心的一部分，並且導致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環形加速器停止運行一年多，但是共和國已經在相關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因此當環形加速器這2061年底重新投入使用之後，共和國立即製造出了大批量子通信和圖書設備。

問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出現原子彈這種劃時代的武器。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前，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杜魯門批准了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戰略決策。要知道，以事後的角度來看，美國在1945年8月份用原子彈對付日本，幾乎是多此一舉。以當時的情況，即便美軍不登陸日本本土，即便停止戰略轟炸，只要繼續保持戰略封鎖，因為嚴重的飢荒，日本也會在冬天到來的時候投降，不可能堅持到1946年，也就不會讓美國損失100萬官兵。問題是，以當時的情況，作為美國的最高決策者，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上，杜魯門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用後人的評價來說，杜魯門遠遠不是羅斯福那樣的戰略領袖，在政治場上最多算得上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也就不可能具有羅斯福那樣的戰略眼光與戰略魄力，做出足以影響整個世界的重大戰略決策。為了避免承擔責任，特別是為陣亡100萬美軍官兵的責任，杜魯門別無選擇，只能用原子彈為戰爭劃上句號。

從經濟角度出發，海軍也是更加理想的選擇。

很多人都認為，到2063年的時候，因為美國已經喪失了戰略潛力，且被共和國團團包圍，只要共和國當局肯在一些問題上做出讓步，就能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戰爭，甚至能夠佔領美國本土，也就沒有必要對美國進行全面戰略打擊。

嘗到甜頭之後，共和國天軍對美國本土的戰略轟炸就沒有停止過，只不過在2063年之前，規模都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從2060年開始，隨著空天戰鬥機大批量投入使用，加上在其他戰場上需要大批戰略轟炸機，特別是射程超過3000千米的遠程巡航導彈在之前的戰鬥中消耗一空，共和國天軍對美國本土的戰略轟炸全部交給了空天戰鬥機，轟炸規模也因此縮小了許多。

即便是非軍火產業，也對戰爭有很大的渴望。拿生產工程器械的工廠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破壞，哪會有全面徹底的重建，而沒有大規模的重建，也就沒有必要生產足夠多的工程設備，那麼在戰時擴大的產能將在戰後迅速過剩。

雖然在打擊軍事類戰略目標的時候，天軍的精確轟炸要比海軍的全面炮擊更有效，但是在對付城鎮、軍事基地、工業區、交通樞紐等大ｍ.ｈｅｔｕbｏoｋ.com•ｃｏｍ區域目標的時候，海軍的作戰效率卻遠遠超過了天軍。比如同樣打擊2000千米外的百萬人口級大城市，海軍消耗的炮彈總價值僅有天軍消耗的炸彈總價值的十分之一，再算上戰艦與轟炸機的耗費比等等，海軍的作戰效率相當於天軍的二十倍。如果奪得了制海權與制空權，艦隊安全有所保證，用效費比更高的火力艦取代戰艦，作戰效率還能提高好幾倍。

對共和國的決策者來說，戰略打擊無疑是一種解脫壓力與推卸責任的有效辦法。說得直接一點，做出決策的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小集體，而是最高統帥部，而這個戰時最高決策機構實際上是由元首府、全體代表大會、政治協商大會、國務院、總參謀部與各種民間機構組成的，即便在這個機構中，元首具有最高發言權，以及最後決策權，任何重大決策也不是一個人決定的。由此可見，戰略決策是集體決策，因此對美國實施全面戰略打擊也是集體決策，即便這個決策出了問題，也不會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更重要的是，這種責任關係不可逆推。換句話說，如果因為批准了戰略打擊而造成重大損失，需要承擔責任的不僅僅有裴承毅，還有整個決策機構，結果就是不由裴承毅來承擔責任。相反的，如果因為沒有批准戰略打擊而造成了重大損失，由於是裴承毅單獨否決的，就得由他來承擔責任，而不是由整個決策機構來承擔責任。

雖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40多年間，共和國是世界上幾個主要大國中參与與發動戰爭最多的一個，平均每10年打一場大規模局部戰爭，每五年參加一次地區衝突，在相當於四代人的時間里，總共有上百萬將士血灑疆場，但是與大國、強國交戰的只有兩次，即日本戰爭與印度戰爭。非常可惜的是，這兩次大規模地區戰爭都沒有太大的借鑒價值。日本太小，即便戰略打擊非常成功，也很難複製到美國身上。印度戰爭以地面作戰為主，戰略打擊占的比例並不大，而且不是擊敗印度的主要因素。受此影響，大戰期間，共和國才會在取得了海上優勢的情況下，沒有用封鎖來瓦解澳大利亞與紐西蘭，而是通過持續一年多的戰略轟炸把澳大利亞送回了石器時代。通過針對澳大利亞的戰略轟炸，共和國海軍與天軍積累了大量經驗，比如轟炸機的出動率，比如物資的調m.hetubook.com.com運與準備工作等等。問題是，澳大利亞實際上也是一個沒有太大代表性的國家，主要轟炸區域的面積還不到200萬平方千米，僅相當於半個歐洲，或者美國本土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無法與美國本土相提並論。當然，從共和國本土出發，將物資運往西南太平洋與運往北大西洋的難度也截然不同。

受此影響，再多的先進武器也無法代替戰略轟炸。

這場轟炸，幾乎徹底瓦解了美國的戰略基礎。

按照比較公允的說法，這次突然的轟炸行動，在很大的程度上終結了美國的超前科技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至關重要的量子通信。

戰後，關於共和國有沒有必要對美國實施戰略打擊存在很大爭議。

到這一步，即便裴承毅認為沒有必要，也無法阻止戰略打擊，更不可能冒著與國內利益集團反目的危險來變更戰略計劃。要知道，戰略打擊在毀滅美國的同時，也保住了成千上萬名共和國公民的飯碗。拿軍火集團來說，就算早在2062年初，共和國當局就做出了戰略轉產的決定，即降低對軍火工業的扶持，將國家生產力轉移到與戰後重建有關的產業，比如將坦克戰車的產量降低兩成，將工程車輛與民用車輛的產量提高五成。但是在戰爭沒有結束的情況下，軍火產業的生產能力仍然遠遠超過了實際需求。更要命的是，美國的潰退速度超過了預料，很多重要戰場上的戰鬥都沒有想像中的激烈，所以共和國囤積的軍事物資要比想像的還要多，如果不能想辦法消耗掉多餘的軍事物資，就會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

這種觀點，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體現，比如在猶太人問題上向歐洲讓步。

雖然早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第六代核武器，也就是所謂的「反物質炸彈」的基本概念，並且預測這種強大的武器不但具備毀滅整人類的能力，還具備毀滅整個地球的能力。但是這種威力巨大的，能夠將一顆行星炸成碎片的炸彈並沒研製成功，至少沒有得到高度重視。除了反物質炸彈之外，還有很多新概念武器，比如氣象武器、地質武器、基因武器等等，可是這些武器都沒有能夠從本質上超越核武器，即除了毀滅之外，沒有其他效用。

沒有足夠的經驗，共和國軍隊就得在實戰中積累經驗。

當然，這也是人類自我毀滅的根本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