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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唐朝正好把百濟打到幾乎快亡國，倭國覺得時機到了，是時候扶持百濟，從而主導地區形勢。

這種態度是非常有趣的，因為明朝開始，對外貿易的態度反過來，反倒是中國變成保守的那方，開始設海禁，不設海關。

更多船隻出海，更多商人和東面的倭國、高麗、西亞眾國通商。

很多人都說中國的衰落的額根自清開始，其實並不是，因為明清一脈相承，如果說清有問題，那也就是說明也有問題，二者都是高度集權到扭曲的帝國。

但其實宋及其之前的皇帝，遠遠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漢朝有很長一段時間，皇帝甚至只是印章子，意思就是朝廷大臣決定事情，然後皇帝負責蓋章。

那傻子知府不找人去看就信了，免兩年稅不說，還給錢安撫，縣人都樂傻了，開了這個口，隔三差五都有人盼著我們去搶，到後面有些縣甚至找人來跟我說話，給錢讓我去搶，還有人帶路，哈哈哈

宋朝時對外貿易非常發達，景國也是如此，雖西夏m.hetubook.com.com的存在阻斷西北絲綢之路，也正是如此，加上經濟重心逐漸南移，使得海遠發展起來。

也只有進出開元的船都要受檢，因為這是京城事關皇家安危。

平南王北上天大消息，市舶司也知道，看虎符只是走個過場。

除此之外，市舶司管的主要是對外國貿易。

世上沒有絕對的是，事情也不是非好既壞，比如爭權奪利，爭權奪利在很多人看來都是貶義，可恰恰只有權力的爭奪才會有制衡，一旦權力失去制衡，變得至高無上就是最壞的結果。

過兩天找人問問，那個平南王哪天上任，那幾天避下風頭就行。

但沒想到的是踢了鐵板，唐將劉仁軌在白江口一戰，大敗兵力是他三倍多的倭國和百濟聯軍，隨後百濟、高麗滅亡，朝鮮半島只保留下站在唐軍一邊的新羅國。

你說他怎麼治，就是他皇帝爺爺來了也沒法。

所以對待貿易，既想保守排斥，有不敢得罪。

倭國那時開始學習唐朝文化，學了一些和*圖*書漢字之後，覺得倭國不好，是蔑稱，改了國號，還請示過唐朝皇帝認可，想讓唐朝稱他們為日本。

真搶的是江寧北邊那片，那些狗日的當年殺我們父輩，男女老少都不放，我們跟他們是血海深仇。

一提至高無上，人們就會想到皇帝，但之所以有這種印象，是因為人們生活的時代更加靠近明朝和清朝，所以受極度集權王朝的影響，就會認為如此。

而江州西側，太行山和呂梁山中間的太原府大概就是這樣情況，那裡也是禍亂的根源，前世大名鼎鼎的的楊家軍就是出自哪，只是不知道如今有沒有威震天下的楊家軍

到宋朝，商貿之發達出乎意料，根據記載與宋朝貿易的外國有再錄名字的大大小小六十多個，但宋朝打仗的本事和他們經商想比卻真的是慘不忍睹，大概是因為文悅武嬉的風氣影響。

其實當時唐朝並未怎麼看重倭國，所以也沒有太過在意，口頭上答應，之後還是一直叫倭國。因為唐朝最盛時疆域一千兩百多萬hetubook.com.com平方公里，從頭到尾滅亡的國家叫得上號的就有接近三十個，還有更多西亞一代類似部落的說不上名的小國，自然也不會在意。

這和之前的所有王朝都是不同的，宋朝及其之前對外貿易的開放態度，和明清對外貿易的保守打壓態度形成鮮明對比，也因為高度集權的中央對海權的畏懼和不安。

景國重最要的貿易夥伴是高麗、遼國、西夏、大理和倭國。

新官上任三把火，還是個毛都沒長齊的小孩，怕什麼。」

兄弟們每次去寧江府搶，為什麼那麼順利，還不是有當地人給帶路，那寧江知府就是個傻子，前兩年我們搶東邊的縣，兄弟們都沒打進去，最後無功而返，結果那知縣報給知府說我們洗劫了他們縣。

市舶司官吏知道這是王府大船，所以向來不會為難，李新洲又是新軍指揮使加樞密院身份，在船上加裝武備也合法。

王府大船出開元，要過一次市舶司的檢。

朝廷對福州的控制僅限於從海上過去收稅，然後聲稱控制，就算曆https://www.hetubook.com.com來知府任命，都要看福州自己的的政治風向，只要朝廷給面子，福州自然也默認為朝廷治下，朝廷如果有需要，福州人也會出兵。

但有趣的事情在於，宋朝對外貿易發達，而高麗，倭國等因為懼怕中國實力，所以對外貿易的態度採取消極防備的態度，雖然開放貿易往來，因為不開放會得罪中國，那時很多倭人對中國的印象，因信息交流困難的緣故，還留在賜予倭國稱號的強漢，還有打得他們頭破血流的盛唐之間。

日本在漢朝時期受漢皇帝封為「漢倭奴國王」，又在三國時期收魏國皇帝封為卑彌呼，既親魏倭王，那時候中央帝國力量強大，不止倭國，很多附屬國也老老實實。

但帶兵卻有嚴格要求，即便他是平南郡王，冠軍大將軍加京北轉運使，五十人以上的軍隊調動需要出示虎符，他自然有虎符。

海洋就是權力的真空，在那裡，別說皇帝，天皇老子都管不著，這種情況下，皇帝當然不安，對於權力的不安，帶來的就是海禁，閉關鎖國。ｗｗｗ•ｈｅtuｂｏｏｋ•com.ｃoｍ

倭國是一個善於學習的國家。從漢到唐朝，倭國日益強大，野心也隨之壯大，開始逼迫朝鮮半島的國家納貢。

李星洲嘆口氣，下其實比起明清算是一個更好的時代，中央集權遠遠不如那時，現在皇帝即便強勢，但冢道虞，德公等人都能節制。

而市舶司，起初就是為管理那些出海商人而設立的，督檢京城船隻只是後來加進去的次要職能。

十幾名官吏上船，象徵性的遊走一遍，然後便下了船，開示過檢文書。還有五六名官吏要北上，想乘船，他也答應了，可李星洲總覺得好像哪裡不對，又想不起哪裡不對。

如果在宋、唐、漢之類的朝代，很難出現這種局面，因為那時「忠義」並不盛行，想要形成明、清那樣的高度集權是十分困難的，很多時候幾個丞相，大將軍等的權力都能制約皇家權力。

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特別是遠離中央的地區，也限制于交通技術，通信技術等原因，很多時候就是收收稅而已。以福州為例，蘇州三面環山，東臨大海，實際上是一塊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