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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個問題中最主要的。就是黃河在山東決口造成的大規模水災。

魏源在書里講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時間一久，黃河也將自然改道。

北洋軍情處關於黃河水災的報告是這麼說的，「……大河以北、濟陽以東所有災區，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濟陽桑家渡及東阿高王莊決口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東所有災區，皆六月下旬歷城楊史道口決口為之。其水挾小清河而行，縱橫泛濫……」

英國人的反應其實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現在比較擔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費巨資，這幾乎成了國家的經常性支出項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黃河再次決口在山東、河南、安徽三省，次年乾隆南巡（這位皇帝下江南其實也不都是遊山玩水），親眼目睹災區人民飽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治理，先後共耗費白銀2500萬兩。

「據我所知，麗妮小姐說的這支女子奇兵名叫『飛雲隊』，是以人力借勢滑翔，還得藉助天蠶絲吊索之力，方可奏效。」趙春澤說道：「其隊員皆為女子，是因為女子身體較男子為輕之故，其法操練頗為不易，這支女子奇兵本有五百多人，鎮南關一役，亦建殊勛，因其連番劇戰，多有折損，歸國時已不足百人，劉永福將和*圖*書軍極是痛惜，遂遣散之，蓋不忍此等奇女子全沒于血腥沙場也，我聽聞此事後，不禁為之感動，由是生出製造飛機的念頭，期望有一天能夠振翅九霄，以紀念這些巾幗英雄。」

北洋軍情處的人只是按照平時慣例把各地的情報分別歸類整理給他，但他卻從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問題。

在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近二百年的時間里，黃河決口就達三百六十一次，從1841年到1843年，黃河連續三年發生大潰決。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黃河復歸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清廷也就認了黃河改道北行的「命」，並順著黃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礎上陸續修建了黃河兩岸大堤。由此，黃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後，又重新復歸北道。

飛機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從飛機「迫降處」回來。孫綱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關於英國海軍前來可能出現的問題，英國人的第一站是威海衛。雖然知道葉祖圭已經做了布置，但大家還是有些擔心，只有孫綱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孫綱問了一下眼前這架中國人製造的第一架飛機的具體信息，這架飛機的動力系統是一個不足100斤的小型汽油發動機，是「軍械司」的這幫牛人仿照法國汽車地發動機自己動手製造的，並採用了水和-圖-書平尾翼、垂直尾翼和操縱翼的設計。這些在當時應該算得上是極為先進的設計了，孫綱立刻給趙春澤安排讓他繼續完善這種飛機，並表示自己將全力支持他，以期能讓這種飛機在未來的戰爭中發揮作用。

「趙先生說的是。」徐振鵬有些感慨地說道：「今日我大清有了此等飛機，那些犧牲于沙場的巾幗英靈，當含笑九泉了。」

每經過一段時間后，黃河往往會在一定條件下就決溢泛濫，改走新道，其下遊河道遷徙變化的劇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謂是獨一無二。史有黃河「六大遷徙」之說，也就是黃河曾經有過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時，黃河改道向南，侵襲淮河水系，流入黃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黃河並取得過一定的成效，但由於當時不治海口，「惟務泄漲」，導致海口漸漸淤積，河底也日益漸高，水患也日趨嚴重。

北洋軍情處近期已經把山東發生的事報給了他。之所以他沒有發表什麼意見和採取什麼措施，是因為他總在海軍裏面混，對於這類的事情，他一時半會兒的想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作為中國的第二大河，中華文明的母親河之一的黃河，在孕育了中華文明的同時，產生的水患，也和中華文明的歷史相貫https://www.hetubook.com.com穿，中華民族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著鬥爭。可以說。一部中華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鬥爭史」。

「旅順和大連這裏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劉冠雄說道：「山東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頗有不可遏制之勢，又恰逢黃河水災，而眼下朝廷處置不當，列強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給列強貽以口實，局面恐怕就難以收拾了。」

目前的飛機應該只能用於偵察或者通訊運輸什麼的，但即使這樣，也會對中國的軍事變革產生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每一項新發明總是最先應用在軍事上，真是很奇怪。」麗妮說道。

眾所周知。因戰亂和過度開墾等多種因素，原來水草豐美的黃河地區的生態幾個世紀以來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結果導致後來黃河水在流經過程中挾帶了大量地泥沙，特別在進入下游地平原地區后，更是迅速沉積，導致河床不斷淤積抬高。為了防止洪水泛濫，人們只得築堤防洪，日積月累，河道竟然高出兩岸，成為世界聞名的「地上懸河」（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黃河時也曾經擔心地說過：「黃河漲到天上去怎麼辦？」）。歷史上，黃河一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民間常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

黃河的改道，可謂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幾家歡喜幾家愁。在當時的條件下，黃河無論從山東還是從江蘇入海，都會給當地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從自身利益出發的話，無論是江蘇的老百姓還是山東的老百姓，當然都希望黃河從對方境內入海，正如當時有的官員說的：「東民身被其災，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猶之江南之民萬口一聲，日冀河之北流。」這些省份的地方官為了保全本地民眾，在治理黃河問題的朝議中不得不「以鄰為壑」，由此，黃河改道北流，江蘇、河南、安徽三省民眾慶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東百姓流離失所之時！

道光至光緒年間，撥給河工的銀子也經常達到五六百萬兩。儘管如此，黃河下游的決口自清中期以來卻日漸頻繁。

黃河屢屢潰決改道，除了泥沙淤積經年累月，導致河道抬高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質構造運動導致其所謂「東流高仰，北流順下」的特點。

黃河在流經河南境內時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長江那樣可以順流而下。這個問題，早在宋代就曾經引起過爭論，清代後期讓黃河改道北流的呼聲也屢屢響起。

聽了他的話，海軍眾將也都禁不住悚然動容。

劉冠雄說的這個情況孫綱其實早就已經了解到了，這也是他一直擔心的。

如果黃河水災也是一個「蝴蝶效應」的話，這和-圖-書個「蝴蝶效應」引起的其它一系列「副效應」，可是非常非常可怕地。

從1841年到1851年黃河出現的四次大範圍的潰決來看，這已經是黃河即將改道的危險信號了。

魏源在書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線之可治，十余歲之不決，尚可遷延日月。今則無歲不潰，無法可治，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而在1851年又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潰決，導致這4次黃河潰決的原因，除了發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認為是黃河有史以來的最大洪水），其下遊河道的淤積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書孫嘉淦曾提出過黃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籌河篇》中再次詳細闡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黃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張。

而這些問題，是無法用戰爭和蝴蝶效應來解決的。

「我忘了，在場的全都是軍人，而軍人，是離不開戰爭的。」麗妮莞爾一笑，說道。

「又來了。」孫綱看著眼前的法國美女，不由得一笑，對她說道：「我想我們不用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吧？」

從1855年黃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蘇、安徽和山東四省共同承擔的黃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東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趕上黃河大規模決口，更加重了山東人民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