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這個家族是一個公證人之家，公證人這個職業隨著上個世紀商業的蓬勃發展已變得越來越重要。公證人負責起草合同，給交易作證明，保存和拒付交易單據等。他們還負責作記錄和保管紀錄。同時他們還兼任其他角色——代理人、會計、投資經紀人——這些都推動了當時商業的發展。在佛羅倫斯，公證人行會是當時七個主要行會中最受尊重的一個。最早有歷史記載的達文西家族成員是塞爾．米凱萊，他是一名公證人。他的兒子塞爾．圭多也是一名公證人。（敬語「塞爾」大致相當於英語中的「先生」一詞，是公證人和律師特有的稱謂。）在一三三九年的一次公證活動中就記載有塞爾．圭多，這是該家族在歷史上的第一個確切時間。正是塞爾．圭多的「公證筆記」被安東尼奧用來記錄家庭中孩子的出生，包括李奧納多，也就是塞爾．圭多的玄孫。達文西家族的公證人中最出名的要數圭多的兒子塞爾．皮耶羅了（應該稱之為老塞爾．皮耶羅，以與李奧納多的父親區別開來）。他是十四世紀末佛羅倫斯城裡一名很有抱負的公證人，當時美第奇家族還未崛起。一三六一年，也就是在他被授權公證人的第二年，老塞爾．皮耶羅成了薩索費拉托法庭上的佛羅倫斯公使，後來他又成為佛羅倫斯共和國統治機構——執政團的公證人。他的弟弟喬瓦尼也是一名公證人，後來於一四〇六年死於西班牙——他是達文西家族中少有的遊走異鄉者，這一點有些反常。

當時安東尼奧在靠近芬奇鎮的克斯特利恰擁有一個農場，還有其他一些小的鄉村產業：每年生產五十蒲式耳小麥、五蒲式耳黍子、二十六桶葡萄酒和二罐油。他還在芬奇鎮擁有www.hetubook.com.com兩塊建築用地，城牆內外各有一塊。而實際上，一四二七年達文西一家並沒有住在他們家的任何一處房產中，而是住在「鄉下一處很小的房子」裡，房子的主人欠了安東尼奧的錢。這樣安排對雙方都有利：一方面欠款可以通過提供無償居住償還，同時安東尼奧也可以聲稱自己「沒有房宅」——這並不奇怪，早期人們都盡力說自己比實際上還要貧窮以避免納稅。六年後，地籍冊中記錄，一四三三年，安東尼奧和家人仍住在芬奇鎮一所「小房子」裡，有一塊「小院子」——說這些是「小房子」「小院子」其實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納稅。

皮耶羅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達文西家成員——野心勃勃，彬彬有禮，不十分熱心——不過安東尼奧的小兒子弗朗西斯科則更多地繼承了家族氣質中的沉思默想、熱愛鄉村的特點。弗朗西斯科出生於一四三六年。像他的父親一樣，他沒有成為公證人的野心，有點投機性的蠶絲生意是他做過的與商界最親密的接觸。他也和父親一樣畢生都居住在芬奇鎮，照看家族的農場和葡萄園。在一四九八年的稅收返還冊中他簡單地寫道：「我在鄉下，不想找工作。」李奧納多出生時，弗朗西斯科只有十五歲，是一位非常年輕的叔叔，也是李奧納多早期成長中一位至關重要的人物。曾有人指出，瓦薩里在第一版《列傳》中就把塞爾．皮耶羅．達文西錯寫成李奧納多的叔叔。這種罕見的錯誤（以後的版本均已改正）恰能反映出人們所說的李奧納多與叔叔的關係要比與父親的關係更親近這一點。塞爾．皮耶羅極有可能是一位心不在焉、忙碌不堪而又不怎麼關心孩子的父親。有一點很明確，他在遺囑中沒有給李奧納多留下任何東西。儘管那時他有很多婚生子女，但是什麼也不留給李奧納多無疑意味深長ｗｗw.ｈｅtubook.coｍ•com。相反，弗朗西斯科叔叔死時無子，他把自己所有的產業都留給了李奧納多。皮耶羅的婚生子還曾為此作過激烈的爭奪。

然而家族的鐘擺又擺了回來，安東尼奧的第一個兒子皮耶羅饒有興趣地走上了「探險騎士和公證人」的道路。這位生氣勃勃的小塞爾．皮耶羅與他的祖父同名，也是他祖父的化身，不久之後他在佛羅倫斯的財政界將升至與其祖父類似的顯赫地位。一四四六年時他已經離開了芬奇鎮，因為安東尼奧那一年的稅收返還冊受扶養人一欄中沒有他的名字。可能第二年，即到了約定俗成的二十一歲時他就開始花錢學習做公證人，他手中最早的法律文件從一四四八年開始。幾年之後他便在皮斯托亞從事公證業務，可能與妹妹維奧蘭特一起居住，當時她已經嫁人並在皮斯托亞定居。他還曾出現在比薩，但是很快便沿著車水馬龍的大道回到了佛羅倫斯，開始在那裡創建自己的事業。從一份標明為一四五八年十一月的合同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公證人證章——一種標識，就像是出版社的商標。這證章手繪而成，上有一朵雲彩，雲中有字母P，雲中有圖案延伸而出，看起來有些像劍又有些像格式化的樹。這份合同涉及到佛羅倫斯重要的商賈之家盧切拉伊，後來李奧納多也與之有過往來。

現在佛羅倫斯果阿加檔案館的一系列檔案中就有十五世紀托斯卡納地區的最終稅冊，上面就記載了該稅收法令實施後返還稅款的情況。其中就記載有達文西一家——當然還有成千上萬其他窮人和富人也記錄在冊——成為清晰的歷史焦點。一四二七年第一部地籍冊法令頒布時，安東尼奧正值五十五六歲，結婚並生有一子。妻子名為盧西亞，比他年輕二十歲，是另一名公證人的女兒。

一四三二年安東尼奧的女兒維奧蘭特出生，直到此時他失去兒子的痛hetuｂooｋ.com•ｃｏｍ苦才有所好轉。

一四二七年，也就是在安東尼奧生活的時代，佛羅倫斯的第一部地籍冊法令頒布實施。這是一種新的土地稅收體系，適用於佛羅倫斯共和國內一切土地所有者。該法令要求土地所有者每年申報一次地裡的產品，並依此徵收一．五％的稅款，同時要每年申報一次家庭成員人數，每人將得到二百弗羅林金幣的津貼。這項稅收減免政策只是按人口給予。

達文西家族的基因某種程度上可在基因圖上標示出來。我們了解了李奧納多家族命運的整體輪廓，弄清了他出生的這個家族在社會、文化、經濟、物質甚至是心理等方面的背景。當然這只是他家族基因故事中的一半而已。另一半也就是他的母親以及他母親的先人，我們卻知之甚少。在李奧納多性格形成的時期，母親一直都處在一個暗區，正像李奧納多畫中的那樣，但是我們卻被這個發光的深邃暗區深深吸引，好像它有什麼祕密要向我們展示一樣。

達文西家族是當地的上等家庭，儘管不是貴族，不特別富有，也不聲名顯赫，但是這個家族有著良好的聲望和地位。他們過著十五世紀義大利那種令人羨慕的雙重生活：在城裡有生意，在鄉下有田產。他們努力經營自己的葡萄園和果園，同時竭力結交佛羅倫斯的名門望族，締結有利姻親；用收益置辦產業。我們不想把他們的生活方式理想化，無疑他們也有自己的困難和不適，但是他們似乎已經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家族中頗有幾位壽星。

老塞爾．皮耶羅的兒子——顯然也是他唯一的兒子——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他就是李奧納多的祖父安東尼奧。之前我們也提到過他，說他在安奇亞諾村玩西洋雙陸棋，一絲不苟地記錄著家庭成員的出生和洗禮。安東尼奧大約出生在一三七二年，可能跟他的父親做學徒，但是他並沒有成為一名公證人。據我們所知，他選擇和-圖-書了在芬奇鎮過奢華的生活，培養一種可以稱之為文藝復興早期鄉村紳士的風尚。

這就是李奧納多出生的家族，成員複雜，秉性各異，甚為古怪，但是這恰以一種綱要的方式把文藝復興時期社會中相伴而生的兩個特性——城市和田園，積極和內斂作了充分的展示。這兩大特性各有其相對優點，當時很多人，至少是從羅馬詩人霍勒斯開始的作家和畫家都對此做過論說。在李奧納多的生活和作品中我們也不難見到這兩種特性。他的大半生都在城市中度過，部分原因是出於工作的便利，不過絕不是其全部原因。但是他對鄉村的摯愛，對鄉村生活方式和生活氛圍的熱愛始終貫穿於他的繪畫和寫作之中。

她家族的家鄉是托伊亞．迪．巴凱雷托，位於阿爾巴諾山東側，離芬奇鎮不遠。這個家族還生產陶器，特別是印花錫釉陶器，顧客盈門。安東尼奧的孩子——十四個月大的男孩——以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命名，叫做皮耶羅，也就是李奧納多的父親，出生於一四二六年四月十九日。第二年，盧西亞又生了一個兒子，名為朱利亞諾，但是隨後的稅收返還簿中並未出現他的名字，所以他肯定在嬰兒時夭折了。

安東尼奧是一個極富吸引力，也極為重要的人物，因為在李奧納多童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是這個家庭的領導者。他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從他的筆記中就可以判斷——他選擇過這種鄉紳的生活，逃脫了在佛羅倫斯從事專業工作所帶來的壓力，當然也就沒有工作帶來的報酬。看起來他和比他小幾歲的同代人貝爾納多．馬基雅弗利（他是一位偉大作家的父親兼佛羅倫斯的律師）一樣，摒棄了那些無休止的激烈競爭，尋求一種更安靜的城郊生活。貝爾納多非常博學。有記述說他曾拿了一本李維的《羅馬史》找工人裝訂，留下他自己葡萄園中產的「三瓶朱紅葡萄酒和一瓶醋」作為押金。他就是托斯卡納知識分子ｗww.hetｕboｏk.ｃｏｍ.ｃｏm階層——那些受過教育、熱愛讀書的鄉紳——生活的典型代表，安東尼奧．達文西的生活大致也是如此。他們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其中必有艱辛，或者至少有人認為其有艱辛。正如尼克爾．馬基雅弗以他一貫的刻薄筆調回憶他的童年時所說，「在我還沒有學會享受之前，我就學會了艱難生活。」李奧納多也十分珍視儉樸和簡單的生活方式，而這正是他鄉村成長過程中所保留下來的。

對於十四世紀的達文西家族成員來說，佛羅倫斯才是他們日常的家，是他們依賴的政治和商業之都。芬奇鎮只是他們祖先們的家，有他們所繼承下來的產業，是他們避暑的地方。再說芬奇鎮不也總是一塊寶地，因為它靠近佛羅倫斯勢力範圍的西部邊境，所以經常受到佛羅倫斯敵人的襲擊。十四世紀二〇年代盧切斯的獨裁者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就在芬奇鎮城牆下安營紮寨長達六年之久。後來它又受到埃塞克斯郡出生的雇傭兵隊長約翰．霍克伍德的「關注」，雖然這「關注」並不受歡迎。他的準軍事部隊「白色大隊」給這鄉村帶來了莫大的恐懼。這發生在一三六四年。霍克伍德的義大利名是喬瓦尼．德阿庫托，即約翰．夏普，當時受雇於比薩，但是後來成了佛羅倫斯的指揮官。在佛羅倫斯大教堂裡還有一幅烏切洛所畫的紀念壁畫，畫中的他橫跨戰馬，威風凜凜。李奧納多肯定知道這幅畫。曾有人爭論說，霍克伍德就是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騎士的原型，這位騎士實際上已經成為諷刺小人的專用詞，意為冷酷無情，唯利是圖。喬叟本人在十四世紀七〇年代早期曾因外交使命在佛羅倫斯居住過。正好那幾年老塞爾．皮耶羅正涉足政治，所以他可能見過這兩位令人敬畏的英國人。喬叟在《牧師故事》中寫道，「混戰」——換個詞就是小心這些「探險騎士和公證人」，這不禁讓我們想到當時公證人的職業或許並不那麼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