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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威爾森的感覺裡，麥克阿瑟的死絕對不只「就是這樣」而已，可想而知，比「這樣」更多。其中必然有著深具人情味的過往片斷，不時在威爾森腦海中浮現，錐心刺骨且歷歷在目，淒楚得讓他的記性都選擇遺忘。我很想對威爾森說：「讓我們看看你那些筆記吧！看看你忘記了什麼。」不過，我沒說。

一九六七年《島嶼生物地理學》出版之後，麥克阿瑟距離生命終點只剩下五年的時間。他繼續在普林斯頓教書，又寫了十五篇論文，同時也協助創辦《理論族群生物學》（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期刊，另外還擔任普林斯頓系列專書的編輯工作。一九六八年他南下灣區，拜訪再度休假停留該地的威爾森。威爾森帶他去看紅樹島，當時辛伯洛夫還在島上四處攀爬。威爾森與麥克阿瑟興奮地討論著島嶼生物地理學作為一個量化示例，並研判其日後的走向。

這次談話，就跟他們過去無數次的閒聊沒什麼兩樣，他們討論生態學及未來的展望、討論還沒解答的問題、討論別人的毀謗。和*圖*書威爾森說：「我們談這個領域最近的發展，然後扯到誰頭腦清楚、誰頭腦不清楚的事兒。」麥克阿瑟提到他的病，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好像他還可以再活個一百年，然後兩人又絮絮叨叨地談了些別的事，那通電話他們講了半小時。掛了電話之後，威爾森馬上做筆記，腦子裡想的不是名垂青史的麥克阿瑟臨終之際說出的金玉良言，而是威爾森自己後來的感傷情緒。威爾森說，寫完之後，他就把那些筆記塞到資料夾裡，二十年都沒再去看過。他似乎寧願相信自己的記性。記性知道的事情，筆記永遠不會記得。

關於這些筆記，威爾森說：「我把它記下來，就像記錄我們平常的談話，或是我們對某些人的看法等等這一類的。其實本來就是這樣而已，我是說，本來就沒有……我們談話的時候並沒有感傷的成份在。」威爾森的意思似乎是，真正充塞心中的情緒，往往是不需要形諸言語的。「我們也沒有道別。不管怎樣，我真的沒有想到會那麼快，就是這樣。」

波哥斯島的鳥類本身並非特具意義，卻體現了幾個意義非和*圖*書凡的模式。

他早年是一位數學家，後來將自己定位為生態學家，但據威爾森的說法，麥克阿瑟晚年寧願認定自己是個生物地理學家。二十世紀的大半時間裡，生物地理學都停留在描述的階段，尚未理論化，無法維持華萊士與達爾文所奠定的水準。麥克阿瑟這位生物地理學家，和其他傑出的維多利亞前輩一樣，對理論充滿了強烈的企圖心。他最後從事的田野研究之一，是研究巴拿馬南方外海的波哥斯島（Puercos）上鳥類的生態區位寬度與總量。

那麼，「過程導向」與「歷史導向」的解釋方式分野何在？歷史學家關注的焦點在於現象與現象之間的差異，因為他們強調歷史偶發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麥克阿瑟寫道：「史學家可能會問，為什麼新大陸的熱帶地區有巨嘴鳥（toucan）和蜂鳥，而舊大陸某些地方則有犀鳥（hornbill）和太陽鳥。」亞非地區的犀鳥是一種大型雜食鳥類，長著巨大的鳥喙，其分佈的生態區域環境和美洲熱帶地區的巨嘴鳥大致相似。同和圖書理，亞非地區的太陽鳥體型小、毛色鮮豔、喜食花蜜，其生存環境也和美洲蜂鳥差不多。

「那你們談些什麼呢？」我問。

滿腦子歷史的生物地理學家，會懷疑為什麼某大陸上適合的地理位置住的不是太陽鳥而是蜂鳥；而麥克阿瑟更感興趣的，則是現象與現象間的「相似性」，因為相似性顯示著規律過程的運作。他更懷疑的是：蜂鳥和太陽鳥的遠祖不同、各自的歷史不同、分佈地區不同，為何竟然如此相似？先前我引用過麥克阿瑟的說法，說做科學研究「就是要找出重複出現的模式，而不只是累積事實。」他特別關注的就是生物地理學的模式。

他大部分的作品背後都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尋找模式」。他強調模式、平衡，以及持續性的過程，而不強調史學解釋中常見的那種單一、偶發的事件。

一九七二年秋未，麥克阿瑟回到普林斯頓的家，雖然他與威爾森自合作以來就各自從事不同的計畫，兩人的友誼仍然穩固。威爾森對我說起他們最後的談話，那時，他聽說麥克阿瑟的身體非常虛弱，所以就打了通電話去。「我知道他ｈｔｔps://m•ｈeｔｕｂoｏk.coｍ•ｃｏm已經不久人世，可是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他再過幾小時就要去世了。」

他得的是腎癌，癌細胞迅速蔓延。他北上回到佛蒙特的住處，然後跟時間賽跑，在沒有藉助圖書館的情況下，完成了一本小冊，題名為《地理生態學：物種分佈的模式》（Geographical Ecology：Pattern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Species），書中言簡意賅提出他最後的看法，說明生態學界最重要的觀點。他在書的前言中，特別感謝威爾森，「讓我知道生物地理學能這麼有趣，感謝他在島上，為我們合寫的書執筆完成了大半。」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把威爾森整個工作天裡最精華的時間掏空了，該是放他逃離過去回到現在的時刻了。我已經讓他分心很多，尤其是讓他想起了放筆記的資料夾；那個資料夾還在某個地方，可能在那間養滿螞蟻、掛著麥克阿瑟照片的辦公室。威爾森說：「總有一天我會把那些筆記抽出來看，也許從不同的角度看。我是說我現在可能就會把它抽出來看一會兒。」他和圖書說：「只是看看，不會怎樣的。」不過，我倆都不太相信他會這麼做。

麥克阿瑟一向能言善道，往往藉著跟學生、同事交談的機會，發揮他神奇的影響力。他與人交談的內容每每伴隨著信手塗寫的數學等式。他總是不斷地探索，努力把剛萌芽的念頭化為精鍊明確的數學語言。他精通數學的程度，是很多生態學家望塵莫及的。不過，數學只是麥克阿瑟的手段之一，他更大的目的在於瞭解演化過程與生態張力之間如何結合，以塑造生物群落。

一九七二年，麥克阿瑟的疾病診斷結果出爐，為這位傑出的生物地理學家傳奇的一生譜下了休止符。

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各種動、植物的地理分佈上。這樣的主題充滿著深刻有趣的問題：為什麼這樣的區域裡只有這幾種生物，而沒有那幾種呢？為什麼這種生物只有那裡有，這裡偏偏沒有呢？麥克阿瑟心知肚明，這些問題的答案非常重要。當然，早期最優秀的生物地理學家如達爾文與華萊士，也曾經尋找過重複的模式，並且設法解答這些模式引發的有趣問題，麥克阿瑟只不過承襲了他們的傳統，同時發明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