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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去了英國，當然要去看看威爾士，還到過其它很多地方，我們想找出所有的可能性。最後我們還是選擇了威爾士，因為我們需要適當的地點和便利的環境等等。我們在布里津德建立了一個製造廠。一九七四年我們已經準備就緒，英國駐日大使正好返回英國，我與他聯繫，請他向威爾士王子詢問是否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來出席開張典禮。

可以舉個例子，我從來沒有聽說哪一位日本政府首腦曾經像瑪格麗特．柴契爾首相那樣勸導外國公司到國內來開展業務。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有機會，甚至在國家元首的會晤中，撒切爾夫人都會向別人推薦自己的國家，她會打聽什麼時候日產汽車公司或者別的公司會去英國建廠。對於我們在英國建廠的事，連威爾士王子都參預進來。他出席了一九七〇年的世界博覽會，英國駐日大使邀請我將索尼公司生產的電視機放到東京英國大使館為他準備的套房中去。後來在使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我被介紹給王子殿下，他對我們提供的電視機表示感謝，然後問我是否打算到英國去開辦工廠。當時我告訴他，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計劃，他笑著對我說：「也好，如果你決定到英國建廠，不要忘了到我的領地去。」

與在法國的艱難歷程相比，我們在德國很容易就建立了一家下屬公司。因為我不願意我們的公司和職員捲入到日本人的圈子裡去，他們主要集中在杜塞爾多夫，所以我們把索尼德國公司建在科隆，通過高速公路到那裡去是很容易的，但是又保持了足夠的距離，以致職員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只能跟德國人打交道，而不是跟海外的日本人混在一起。我總是強調，我們的人應該集中時間和精力與東道國的人打交道。我們移居美國時我在家裡也是這樣規定的。我們到那裡去是為了了解美國和美國人。我告誡過良子，她必須避免與日本人的社團交往，她對日本已經非常了解了。雖然回到日本人的社交圈中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堅持公司和家庭必須真正做到國際化。

我不打算辦一個ｈeｔｕｂooｋ•ｃｏm.ｃｏｍ日本餐館，雖然這樣做看來是符合邏輯的。有一次，我到韓國去旅行，每天晚上都吃韓國菜，我意識到出門在外的人偶爾也會喜歡當地的食品，但並不是每天都想吃的。另外也很難與真正的老牌日本大餐館競爭。我覺得中國餐館也不是個好主意，因為東京的中國餐館太多了，以致於那些廚師經常「跳槽」。當時東京的法國餐館很少，而且沒有一家是正宗的。

我決不是報怨英國皇家對我們公司的進展太感興趣，而是為此感到榮幸，有點受寵若驚。我提起這段經歷是為了指出，一個政府對商業感興趣是自然的、健康的，有助於國家改善其就業環境。然而在美國好像流行著一種思想，政府官員是生意人的敵人，最多是中立的。我很喜歡英國政府那樣的參預。

一九八一年我們擴大了在布里津德的工廠，增加了顯像管車間，我們再次邀請了王子殿下。他說他的日程已經排滿，但是可以讓威爾士公主戴安娜王妃來。當時她正懷著小威廉王子，聽說她要來的消息，我們感到非常激動。因為車間裡有帶壓力的玻璃製品，所以每個參觀者都必須戴上堅硬的頭盔和保護眼鏡。我們還將頭盔和眼鏡都送到倫敦去認可。當王妃來訪時，她戴著頭盔在廠裡走了一圈，頭盔上寫著很大的索尼廠名，而所有的攝影師都把影頭對準了她。我承認這種商業化的打扮有點令人難堪，但是好像沒人在意，至少戴安娜王妃沒在意。她很迷人，溫和，善於合作，而且還很熱情。當然我們事後為此又樹了一塊紀念牌。

雖然我們當時認定在美國開一家工廠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這一步驟要付諸實施卻並不輕鬆。回顧一九六三年，我剛搬到美國去時，一家日本化學公司決定在美國開辦工廠，我曾與這家公司的總裁進行過一次錄音對話，那次談話後來在東京發表在一家有影響的雜誌《文藝春秋》上。在談話中我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在國外事先沒有建立銷售系統、沒有充分了解當地的市場行情就開辦工廠，那只是一種錯誤。我認為必須先了解市場，學會怎樣把產品銷售出去，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建立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和*圖*書應該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沒過幾年，那家化學公司感到銷售情況並不滿意，競爭又非常激烈，所以他們還是從美國退了出來。他們當初有點操之過急。

王子殿下接受了邀請，並出席了我們的開張典禮，於是我們在工廠的大門處樹了一塊牌子來紀念這次榮幸，紀念牌是用英文和威士爾文、而不是日文書寫的。在開張典禮上，我對他重新提起我們在一九七〇年博覽會時的談話，我說：「這家工廠代表著我們公司一貫遵循的國際方針的一個重要進展，索尼的理想是通過它獨特的技術和國際合作來為世界提供服務，就像在這家工廠裡那樣，本地的工人、工程師和供貨商與我們共同工作，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來滿足市場的急需。」我接著說，希望這家工廠最後不僅能夠向英國的市場、還可以向歐洲大陸的市場供貨。王子殿下後來與《南威爾士之聲》的記者進行交談時又提到了我們在東京的會晤，報紙引用他的談話說：「兩年以後，日本董事長臉上神秘的笑容在南威爾士變成了一座真正的工廠時，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加感到吃驚。」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有那麼神秘，但是我不會去與一個王子發生爭執。

我以前經常到法國去出差，我還認識Maxim's de Paris這家餐館的老板，路易斯．法達布，我知道當時他正在為泛美航空公司提供一等艙的飛機快餐，所以他有可能對這種具有新意的事感興趣。我找到他，並對他談到在東京開一家「翻版」的Maxim餐館，採用正宗的裝潢，法國廚師，同樣的菜單、酒和餐桌服務，與巴黎的風格一模一樣。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我派我的建築師到巴黎去了一趟。我們佔用了索尼大樓的兩個底層，將它們改建成Maxim餐館。這家餐館直到現在仍然興旺如初。我很喜歡回想這件事，正是我們開辦的這家正宗的法式餐館促進了東京的美食家們對法國菜的興趣。一九八四年，法國的La Tourd' Agent餐館在一家東京旅館裡開辦了分店，從那以後，東京的法國餐館和小吃店就越來越多了。法國來的客人在這裡發現這麼好的法國風味食品，都感到非常高興。現https://ｍ•hｅtｕbｏok.ｃoｍ•ｃｏｍ在在巴黎甚至還有一家日本人開的麵包房，向法國人出售法式麵包。

我決定要在巴黎開一間展示室，並認為必須開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我想，這條大街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盛名的街道，甚至比紐約的第五街更有名，尤其是晚上，它更加繁忙。深夜裡紐約的第五街上只剩下幾家書店還開著門，其它的商店都打烊了。但是香榭麗舍大街上的行人不管什麼時候都是摩肩接踵。

我一直很想在美國生產我們的產品，但是我覺得只有在已經佔有很大的市場、了解到怎樣銷售並且可以提供售後服務的情況下才能開始這樣做。這些條件都具備之後，我們就可以從就地取材中獲得利益。一九七一年，這個時機來到了。我們的銷售量很大，我們將較大的整機運到美國來。這使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船運的運費是按體積計算的，而電視機中最大的零件是顯像管，顯像管其實是一種玻璃容器，裡面是真空。也就是說為了把「真空」運過太平洋我們付出了大量的金錢，這樣的做法看來太不合理了。

東京和紐約的索尼展示室深得人心，這使得我相信我們需要在東京的中心建立一個永久的標誌，因為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廠都遠離鬧市區。我們在銀座區買下了一個街角，正好處在城市最熱鬧的十字路口上，我們在那裡蓋了一座八層的大樓，這是建築法規所允許的最高樓層。雖然我們無法再向上發展，但往下卻沒有什麼阻礙，所以在大樓的下面又做了六層。地上部分是購物中心和公用設施樓層，空間已經很寬裕，我決定將地下的幾層用於特殊用途。公司裡每天都要接待大量的來訪者，這使我想到可以在大樓裡開個自己的餐館來招待這些客人，這樣肯定會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日本人喜歡在外面吃飯，在餐館裡娛樂，我們也可以借此賺點錢。對於決定辦一個什麼風格的餐館，卻頗費了一番躊躇。

我們與法國公司之間的事卻很難辦。為了撤消與原來在法國的代理商之間的協議，談判花費了幾年的時間，以後我們成立了索尼法國公司。我們的代理商既是財政部長的好友又是一個非常熱衷於打獵的人，他有一架私人飛機。他經常帶著財政部長出遊打獵。和圖書當我們想撤消與他的代理協議、建立自己的下屬公司時，財政部沒有給與批准。我們通過律師長期與之斡旋，最後政府很不情願地批准了，但是只能成立一個各佔一半股份的合資公司。我們接受了這個辦法，並選擇了一家銀行——斯維茲銀行，來作為我們的合伙人。後來我們還是得到許可，買下了他們的股份，結束了合伙關係。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在董事會裡讓那家銀行保留了一名代表。

另外，在大市場的當地辦廠還有一個明顯的好處，我們可以隨時根據市場的趨勢來調整生產，使得我們的設計更加容易及時滿足市場的需要。當時我的妹夫岩間和夫很贊成這個想法，他是索尼美國公司的總裁，住在紐約，他已經找到了好幾個廠址，也包括後來我們在蘭科．伯納多選中的那個座落在聖迭各工業園中的廠址。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是在工廠裡把從日本運來的部件組裝起來，但是到現在，我們只需要從日本發運電子槍和一些特殊的集成電路。為了最大可能地採用美國零件，我們總是盡量地在當地採購，結果我們的產品中使用的美國零件比一些美國名牌電視機的還要多，這些電視機是在中東的美國公司和它們的下屬工廠生產的，然後再運回美國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情況是這樣的，幾乎所有的「美國」電視機都有八十％的日本零件，而我們的產品卻比他們的更加美國化。

在索尼美國公司成立後不久，我們又成立了索尼海外公司（簡稱SOSA），這家公司設在瑞士的朱格，這是因為一位朋友介紹說朱格的徵稅情況比較有利。雖然當時在朱格已有不少的美國商行，但我們卻是那裡落腳的第一家日本公司。在倫敦和巴黎我們曾請過當地的代理商幫我們銷售產品，但我們在美國自辦銷售和市場經營，並從中得到了信心，所以我們決定在歐洲也應採用同樣的方法。說起來容易做到難。為了撤消原來的那些銷售協議，我們進行了亢長的、艱難的談判。更改我們與倫敦的代理商之間的協議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儘管我們在那裡長時間地虧損。我的一位同事有一次曾經開玩笑地提出建議，我們應該在那裡為旅遊者開一家日本式的浴室，因為我們在那裡的生意不景氣，熱水和圖書卻是免費的。然而，我們到了法國以後我才開始意識到日本政府與私營公司之間的關係（由於這種關係，很多美國和歐洲人把日本國稱作「日本公司」）與法國或英國的情況相比只不過是二流水平。

一九七一年，我們在巴黎的索尼展示室正式開張，正如我所希望的，它開在香榭麗舍大街上，當時我們已經成立了索尼夏威夷公司、索尼巴拿馬公司和索尼英國公司。我們還在談判成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台）索尼唱片公司並想在日本建立一家新的研究中心。一九六九年，我應邀成為摩根擔保信托公司國際委員會的成員，這家公司是我們在美國的ADR股份受托人。

從很多方面來講，英國人對我都是非常友好的。一九八二年我到倫敦去接受皇家藝術學會的阿爾伯特獎章，這是對我「在技術以及實業中的創新、管理、工業設計、產業關係、音像系統和增進世界貿易關係等諸方面做出的貢獻」的獎勵。當我意識到阿爾伯特獎曾經頒發給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例如托馬斯．阿爾凡．愛迪生，瑪麗．居里夫人和路易．巴斯德，我感到自己實難副此盛名。在一種輕鬆的氛圍中，學會還為我的英語水平頒發了一張證書，此舉開創了一個慷慨的記錄。事情是這樣的，在皇家學會頒發阿爾伯特獎章的儀式之後，我做東舉行了一個招待會。在歡迎他們時，我說索尼和我一直都是創新者，我們不僅創造了產品，還創造了新的英語詞彙。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我向他們提出了「Walkman」這個品名和我們獨特的公司名稱。大家對我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幾位主管人員寫了一張「高級英語口語榮譽證書」，並把它送給我。

以後伊麗莎白女王對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在英國大使館的招待會上我有幸見到她。她向我問到查爾斯王子推薦那家工廠廠址的故事是不是真的。我說確有其事，她感到很高興。幾年以後，我到倫敦去參加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主辦的日本時裝展覽會開幕式時，我又見到了女王陛下，並有機會向她稟報了我們的進展。此後由於我們出色的工作，我們榮獲了女王獎。我們在英國的產品一半是出口到非洲大陸去的，它佔英國彩色電視機出口量的百分之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