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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競爭對手商談這個問題本來是件好事，但是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卻使得相互競爭的企業的領導人無法坐在一起來討論未來的趨勢和他們之間的問題。與之相反，我們在英國多年來一直以友好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派爾電氣公司的董事長，托尼克羅夫勛爵率領英國代表團，索尼公司的吉井登率領第一個日本代表團。

通過這樣的交流，我想，他們最終了解了我們，以後的會議都很順利。我反覆強調過產業界必須通過新的技術拓寬貿易的範圍，新技術的擁有者應該用許可證的方法推廣新技術。例如光碟，索尼和飛利浦公司對很多人轉讓了許可證，正因為如此，這項產業才得以發展，但是由於一些經理膽子太小，從一開始就對它有一種厭惡的態度，使得它的發展速度比預計的要慢。我鼓勵其它行業的人也像我們對研究和設計那樣勤奮努力，邀請他們加入我們的隊伍來共同開創市場。美國和歐洲都沒有什麼人響應，其實我們正是從美國和歐洲學到了這一招，但他們卻忘卻了自己的教訓。

我曾經試圖使我的同事和競爭者相信，為了避免將來的貿易問題，最好是讓歐洲和美國的製造廠商知道開發的前景和可資利用的技術，並對今後十年內公眾對某種特定產品的需求作出估計。了解了這些情況之後，他們就可以自己從事研究和設計，也就有可能競爭了。如果這樣他們還不能競爭，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了，因為他們已經從競爭對手關於市場發展方向的判斷中得到了好處。

我們的商業觀點是當開發一種新的方法或者新的裝置時，就要想到用它製造出產品。如果我們搞一項發明僅僅只是為了顯露一下小聰明，或者作為一種學術練習，那麼它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我們相信，利用掌握的技術創造人們能夠使用的產品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我早就說過的三種創造的理論：技術創造、產品規劃創造和市場經銷創造。電子工業有獨特的優勢，由於技術上的先進性，我們可以創造全新的產品，汽車製造商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家具製造商和飛機製造商也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可以製造出以前從來不存在的東西，可以向人們展示這些東西將如何豐富他們的生活。

我相信人類將會有一個光明的前景，未來具有激動人心的技術優勢，它將使這個星球上每一個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只有通過擴大世界貿易和促進更多的生產，我們才能利用擺在我們面前的種種可能性。我們自由世界的人們能夠幹出偉大的事業，在日本，從劣質產品到優質產品，我們改變了「Made in Japan」這個詞的含義，從而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做到了這些還不夠。我對未來的憧憬是一個充滿優良產品和服務的世界，在這個世界和圖書裡每個國家的原產國標記都是高質量的象徵，所有的人相互競爭是為消費者用辛勤勞動賺來的錢著想，而公平的價格反映出合理的匯率。我相信這樣的世界是可以實現的。挑戰是巨大的，成功僅僅在於我們意志的堅強。

世界的經濟體系已經不受我們的控制；我們的經濟越來越多地依靠金融機遇的憐憫。整個的公司成了貨幣投機商交換的物體，龐大的老牌企業吃光自己的因定資產，為的是追求迅速的盈利。有些國家在沒有希望還清的情況下被沉重的債務壓垮。因為某些實業家把錢投入到貨幣交易的遊戲中，而不是著眼於未來，一些國家生產工業必需品的能力正在迅速地消退。所有這些活動對於創造一個我們希望的更加美好、更加穩定的世界毫無幫助。

在有些州，例如馬薩諸塞，法律只是停留在紙上，並沒有實施，經組聯的小組到那裡去也沒有強求取消它。我想，如果是我，就要那樣做。我總是把事情做到頭，沒有一點含糊。你不知道美國的政治和公眾感情是多麼的變化無常。在美國我早就學會了什麼事情都要白紙黑字再加上簽名才算落實。

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直到今天加利福尼亞州仍在堅持徵收歸一稅。他們是始作俑者，所以他們還難以咽下這口氣。前州長布朗至今還是相信歸一稅是正確的、合適的。他說，大公司不想交這個稅，因為他們不願意透露出他們真實的經營狀況。其實原因比這還簡單，他們覺得這種稅不公平，如果只是為了給別的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刺|激經營環境就要在錯誤的基礎上計算他們的利潤，從而要求他們納稅，他們是不願意出這個錢的。加利福尼亞州現任州長喬治．丟克梅傑說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歸一稅對加利福尼亞州不利。但在我寫本書的時候那裡的歸一稅還沒有取消。

但是我必須說，相互競爭的公司在歐洲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出現過令人十分尷尬的場面。在會上，日方對於未來的技術發表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位歐洲的代表說：「等一等，你根本不是在談論家用電器，你是在談論高技術。這與消費者沒有關係。」

幾年前，一位歐洲的朋友告訴我，如果你有一部好書的手稿，你知道可以賣出一百本書，那麼歐洲出版商的反應是願意印九十九本。我的朋友說，印一百零一本將有失歐洲式的體統。日本人對這種事的看法：我們要一直印下去，並且盡可能多地銷售出去。我們印得越多，價格就越便宜，隨著促銷和教育的作用，我們就會創造更多的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得到這本書。

回到日本後，經組聯的每個人都為我們在歸一稅問題上取得的成功感到驚奇。我想，我們使得美國的氣氛更加友好，對增加在美國的投資作出了貢獻。同時也使外國的公司更容易在日本投資、辦廠和做生意。情況本來應該如此。越來越多的日本公司搬到美國和歐洲去和_圖_書了，但在海外對未來還是有不安的感覺，保護主義的利劍還是高懸在我們的頭上，這東西看起來好像是貿易上遇到困難的人的法寶。

因為今天為貿易而戰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每個國家都必須面對變化的局勢，這要求做出很多困難的決定。日本現在正在經歷一個痛苦的調整時期，因為我們要使經濟擺脫傳統的對出口過多的依賴。其它國家已經經歷了他們自己的經濟問題，毫無疑問還會經歷更多。如果世界的經濟體系朝著新的現實調整，並且變得更加公平，那麼我們將學會分擔痛苦。

當我們開始在日本製造磁帶錄音機時，我們擁有全部的關鍵專利，並百分之百地佔有市場。但是讓這種壟斷繼續下去就是自我失敗。我們開始出賣許可證，不久我們就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市場份額了，但是這個市場卻更大。美國國內沒有錄影機和光碟放音放像機的製造廠家，這使我們甚感不安；事實上這種情形使我很著急，因為在競爭中我們可以擴大市場，加快新產品的研製，而沒有競爭就會減弱對創新的激勵。

六十年代，由於我對一個國家的工業比世界其它國家在相同方面具有太遠的領先地位而感到擔憂，我們開始召開這類的會議。而在七十年代當我們著手研究磁帶錄影機（VTR）時，這件事在我看來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我們與飛利浦公司在這個項目上的方向一致。我認為，彩色電視機已經達到了它的頂峰之後錄影機就是下一個當然的產品。很顯然，我們並不是在這項新技術上努力工作的唯一廠家，很多公司都開始了研究和設計，而且已經在錄影機上申報了專利應用項目。儘管日本的製造商們很清楚錄影機行業將會發展得越來越大，而美國和歐洲仍然保持著很不情願的態度。只有飛利浦和其它的幾家公司有興趣。飛利浦公司好像操之過急，他們搞出一種並不適合家用的機器後就匆匆忙忙地進入家用品市場，結果未能獲得成功。最後他們從日本的公司購買了許可證。同時我們進一步完善了我們的產品，其它日本公司也跟了上來。從那以後，先前不願意參加艱難的開創工作、也不對市場進行投資的那些美國公司開始從日本購買OEM產品，他們中的某些人還對國會議員們抱怨，日本的出口產品已經變成了「洪水猛獸」之勢。

我在俄勒岡說：「我們的委員會的目標是促進調查，不能讓每個公司都到美國來調查這種可能性，所以我們決定把我們發現的東西都總結起來，再向我們的成員公司提出報告。在我需要了解的信息中也包括你們是否打算徵收歸一稅。」我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們認為這種稅是不公平的。

回到東京之後，我與阿倍晉太郎討論了這m•heｔｕboｏk•coｍ.coｍ個想法，他當時任通產省大臣，是一名高級政治家。我指出我們當然不會談論價格或者市場份額。但是我想為了避免引起任何有關反托拉斯的複雜糾紛，這樣的會議應該由政府、而不是由國家的行業協會主持。我提議對我們達成的協議做一份記錄，以便未曾出席會議的公司隨時查看。阿倍正式要求經組聯通過有關的委員會介入此事，他們表示同意。阿倍又與達維龍聯繫，一九八二年第一次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一九八四年在東京召開了第二次會議，一九八五年在倫敦召開了第三次會議。這些會議至少幫助我們增進了相互的了解。但是我不敢肯定它打破了歐洲人做生意的傳統模式。

在每個停留的地方他們都要求我發表講話。我在各處講話都是試圖說明我們努力工作是為了增進世界貿易，以實際的方式來減少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我說，在美國生產產品，來之日本的直接出口將會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將會增加。這就意味著要上繳更多的稅，我感覺到因為這件事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所以應該受到歡迎。

作為一個世界團體，現在正是應該團結一致來改變現狀的時候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布雷登森林會議也過去了四十多年，它為自由世界選擇了一條經濟路線，我們沿著這條路線成功地走到今天。我們現在必須為了自我生存而開創一個嶄新的體系。政府和國家的首腦，在私營企業的支持下必須擔負起這個責任。修改現有體制將會要求巨大的政治和道義上的勇氣。

我說：「不，並非如此。再過十年所謂的高技術將會與今天的高技術不一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稱作高技術的東西將很快就會變成尋常之物，成為消費者手中可以應用的技術，可能你的客戶就可以用到它們。」幾年之前還沒有人想像得到他們將會在家裡用到激光。

在這樣一個變化多端和國際通信的時代，我們必須學會相互開誠布公地交談。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去理解貿易關係中的現實，不要忽視我們之間的衝突，也不要任其發展，以致很快使問題政治化。

俄勒岡州的州長維克多．阿提葉對我說：「我與你對歸一稅有同樣的感覺。我將對你的說法表示支持，請為取消歸一稅而繼續努力吧。」他還說俄勒岡的法律肯定是要修改的。但是我對他說：「你一個人說要取消它還不夠，因為我知道你還需要與立法機關爭執一番。作為這個小組的領導人，我不能回去報告說俄勒岡的州長要求我們相信他，他已經說過要取消歸一稅。」也許我低估了俄勒岡的政治家，最後的結果是在我們訪問後不久俄勒岡州的歸一稅就被取消了。

他還是不得要領，又問道：「你是說再過十年，高技術和消費品工業就會混為一體嗎？」

我說：「這是個好主意，但是對我的公司毫無幫助，喬治，因為當我到加利福尼和_圖_書亞去的時候那兒還沒有徵收歸一稅。在佛羅里達，我們去了之後才一年他們就開始徵收歸一稅了。如果在我們建廠之後一個州裡就通過了這樣的法律，我們沒有辦法了。我們不知道今後還會發生什麼。」

那麼今後的十至二十年間消費者們需要什麼呢？我認為最高管理者應該關心這個問題，他們還應該關心將來的技術發展趨勢，哪些技術是有用的，或者是必需的？我們應該考慮哪種標準？在我看來，這種談話只會對消費者有利。

阻礙發展貿易的另一個例子是歸一稅，美國的好幾個州都把它寫入了法律。根據這個稅法，一家海外公司的子公司被要求報告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還要按照整個公司的營業、而不是僅僅按照在那個州內的交易來估算納稅額。僅是呈交所有的賬本本身就要花掉不少的錢，即使整個公司盈利，如果子公司要交納高額稅金，也會造成虧損，這好像不太公平。我一直感覺到商人應該交納一定份額的稅金，也應該遵守當地國家的全部法律和規章制度。小愛德蒙．布朗在任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時很擁護歸一稅，但我認為它只是對外國商人的打擊。美國其它的一些州也通過了或者正在準備通過類似的法律，我們在日本經濟組織聯盟中的一些人決定對此發表我們的意見。聯盟中的公司成員做了一個調查，結果表明八百七十個公司中大約一百七十個準備到美國去謀求發展，或者有了這種計劃。但是歸一稅使得每個潛在的投資者到美國建廠之前都不得不重新考慮。

他面帶微笑地說：「昭夫，我的建議是這樣的，下一次你再建廠時，一定要給它裝上輪子，裝上歸一稅的輪子。」

出乎意料，儘管我們從華盛頓聽到不少的批評言論，我們受到的接待卻是極其隆重的。在俄勒岡州，州長通過包括電視在內的新聞媒介公布了我們的來訪。州政府動用了五架直升飛機，讓我們每兩個人乘坐一架，去查看廠址，也讓我們飽覽了當地的風光。他們對我們非常慷慨大方。

在走廊上我們還見到了老朋友喬治．舒爾茨國務卿，他邀請小組全體成員到他的辦公室去。又提到了歸一稅，舒爾茨說：「我們都知道歸一稅給你們造成了很多麻煩，所以就到沒有歸一稅的州去吧。」

我說：「是的，正是這樣，總統先生。」我還解釋了在一個州裡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我帶來了印第安那州簽署的保證書的副本。我說：「這就是它的結果。」我知道印第安那州的州長和副州長以及很多其他的官員都是共和黨人，所以我說：「這些都是好人，」說完我們笑了。然後我說：「加利福尼亞總有一天也會這樣做的。」那裡是雷根總統的故鄉，但他對此一言未發。

我對他說，我並不想舊話重提，但是我還說：「你們的公司根本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而我htｔps://m•ｈｅｔuｂooｋ•ｃom•com們現在就在考慮十年後的發展方向，你們的工業界也應該這樣做。為什麼你們就不能與日本人合作，把那些有關行業的最高領導人召集到一起來進行商討呢？」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我也和歐洲最大的電子製造商——飛利浦公司當時的董事長威斯．德克博士討論過這個問題。他也贊成這個想法。

我和V．E．達維龍閑談時提出過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他當時是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中負責工業事務的副總裁，正在東京訪問，我們談到了貿易的問題和工業界的合作，我對他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告訴他，日本正在開發一些產品，它們至少十年內都不會上市。例如錄影機，我告訴他說：「十年前的日本，每個人都在為錄影機努力。當我們索尼公司推出這個產品之後，其它的公司都跟了上來。但是看看你們歐洲的工業界吧。因為以前沒有人做錄影機的工作，所以當日本公司開始銷售錄影機時，沒有一家公司能夠拿出已經準備好了的產品推向市場。你們的進口商開始從我們那裡大批購買，然後你們就發火了，把我們的出口描述成洪水猛獸。」

就這樣，我們擴展了海外的貿易和開發。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關注人們對我們的貿易額作出的反應，例如在英國和美國，在銷售我們的產品的同時為當地人創造就業機會不僅僅是符合邏輯的，也是謹慎的。這在國外對於日本製造商一直是個主要的問題，由於他們在製造和銷售誘人的家用產品方面取得了成功，從而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煩。有時評論家們談到來自日本的出口「洪流」，並抱怨說他們無法與之競爭。當然，這是一個複雜的話題，但是多年來我們成了唯一的供貨商，或者我們領先太遠，以致於國外的競爭者無法趕上來，我對這種情況感到不滿。

訪問快要結束時，我們參觀了新澤西和密蘇里州，我離開代表團和經組聯的一名同事一起飛往華盛頓。我們到白宮去與副總統喬治．布什會談，並被邀請見總統。我們與總統一起照了像，然後他請我們坐下。我開始向他介紹經組聯和我們此行的調查任務以及日本商人已經決定為了平衡貿易將要採取的初步行動。他說：「你們的人正在考慮歸一稅，是這樣嗎？」

當時美國大約有二十個州在東京設了代表處，我們與他們都進行了商談，向他們解釋我們要在美國投資建廠的想法，清楚地表明我們的一致意見，歸一稅是對投資的阻礙，任何州只要徵收這個稅就意味著失去新的就業機會、建設合同和一切新的稅金。一九八四年，我們不以反對歸一稅作為主要任務，而是以經組聯「投資環境調查委員會」名義，組織了三個代表團訪問美國。我們分組訪問了二十三個州，幾乎佔了美國的一半。分給我的小組是幾個最難對付的州，包括俄勒岡、印地安那和加利福尼亞州。

我回答說：「不，這正是錯誤之所在。你看，再過十年，現在的高技術就會在消費者的手中得以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