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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開頭的時候，一切都很美好。

他繼續讀下去，還有更多精采內容。亞瑟說：「書中最吸引我的是傑哥布（Francois Jacob）和莫納德（Jacques Monod）的研究。」一九六○年代，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工作的這兩位法國生物學家，發現少數沿著DNA分子排列的基因能像小開關一樣作用。打開任何一個這樣的小開關，例如讓細胞暴露在某些荷爾蒙中，受到刺|激的基因會對其他基因發出特有的化學訊號（或停止發出訊號），結果更多的基因開關會被連串觸動，直到細胞的基因群形成穩定的新形態為止。

發問的人不為所動。另一位知名的美國經濟學家接著站起來，高聲急促的說：「無論如何，我看不出時鐘的鎖定效應，我戴的就是電子錶。」

「不必擔心，」老師都安慰他：「報酬遞增的情況微乎其微，而且即使出現了，也維持不了多久。」既然亞瑟並沒有想到什麼特定的例子，他也就把這個想法拋諸腦後，轉而思考其他的問題。

類似的情形在一九二○年再度發生。一群歐洲的經濟學家試圖用報酬遞增的觀念來解釋都市的成長及人口集中，以及為什麼有些都市及國家會專精於製造鞋子、巧克力或小提琴。亞瑟認為他們的基本觀念正確，但是仍舊缺乏分析的數學工具。他說：「面對不確定性的時候，經濟學卻步不前。」

他補充，愛爾蘭式的反叛天性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促使他開展學術生涯。貝爾發斯特的天主教社會瞧不起知識分子，因此，他自然就變成知識分子。事實上，他記得當他才四歲、根本還不曉得科學家是什麼的時候，就想當科學家了。這個想法似乎有一種奇特而神祕的魔力。但是，儘管腦中有這個想法，如果不是有決心，年輕的亞瑟仍會沒沒無聞。

不，這種反叛性格是你在空氣中感染到的。愛爾蘭文化不教你領導，而教你暗中破壞。「愛爾蘭的英雄全都是革命分子。英雄主義的極致就是領導一場毫無希望的革命，然後在被吊死前，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發表你一生中最偉大的演講。」亞瑟說：「在愛爾蘭，訴諸權威從來都沒什麼用。」

在和朋友及同事研討多次後，他終於在一九八一年提出一套以複雜的非線性、隨機流程理論為基礎的抽象方程式。這套方程式能廣泛的應用在任何一種報酬遞增的情境中，觀念大致是這樣的：假定你正在選購車子（當時，他在系統研究院的同事大都買福斯汽車或飛雅特），為了簡單起見，再假定你只有兩種車型可以選擇，我們稱之為甲和乙。亞瑟說，現在你已經讀過了兩種車的宣傳手冊，但是這兩種車型太像了，你還不確定該買哪一種。那麼，你怎麼辦呢？就像任何一個聰明人一樣，你開始徵求朋友的意見。然後，純屬偶然，你詢問的最初三個朋友都說他們開的是甲車，他們告訴你甲車還不錯，於是你決定也買一部。

但是結果汽油脫穎而出。而亞瑟發現，原因是一連串歷史的意外。

亞瑟說：「她說得沒錯，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七年這段時間太可怕了，我的頭髮就是在那時候變白的。」亞瑟承認很多苦難是他自找的。「如果我是那種會在學術圈與同黨互通聲氣的人，也許整個事情的發展會順利得多，但是我天生就不是圈內人。」帶著愛爾蘭叛逆性格的亞瑟，也不願意用一大堆行話和虛偽的分析包裝他的想法，以便獲得主流派垂青。因此，他在戰術上犯了個嚴重的錯誤。一九八三年夏天，他以白話英文撰寫他的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報酬遞增論文。

他甚至可以看到物理學界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真正鼓舞他的是，他因此了解到活細胞的內部是個混亂的世界，至少和混亂的人類世界一樣複雜。然而，這是科學。

說亞瑟在這段日子裏因為這個新發現而熱情洋溢，真是一點也不為過。但是沒有多久，他就明白這股熱情欠缺感染力，尤其對其他經濟學家更是如此。「我以為如果你做了一件與眾不同而且重要的事情——而我確實認為報酬遞增能解釋經濟學中的許多現象，而且指出了我們迫切需要的方向——其他人會把我扛在肩膀上勝利遊行。但是，我真是太過天真了。」

亞瑟說，另一方面，假如情況恰好相反，那麼你可能選擇買乙車，而乙車可能由此占上風，進而稱霸市場。

然而，他很快的發現真正惹惱了批評者的是，他認為經濟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他們問：如果這個世界能自我組織成許多、許多可能的形態，而且最後選擇某種形態，只不過是因為歷史的偶然，那麼你怎麼預測任何事情？而如果你無法預測任何事情，那麼你所作的研究怎麼能稱為科學呢？

「接下來剛好輪到我演講，」亞瑟說：「所以我說，讓我們想像泰國和印尼的經濟已經起飛，而日本仍然衰微不振。那麼，傳統的經濟學家會拿完全相同的理由來解釋日本的衰落——低成本的資金意味著資本報酬率很低，因此沒有理由投資。企業聯盟從來都沒有什麼效率，集體決策通常其慢無比，銀行也不是為冒風險而設立，缺乏石油和礦物等天然資源更讓日本的經濟發展好像跛了腳。所以，日本經濟怎麼可能發展得好呢？」

一九三○年代，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就說過，你可以把五個經濟學家放在同一個房間中，而得到六種不同的意見。從各種不同的報導看來，他這樣說算是很客氣。一九三○及四○年代的經濟學家長於洞察經濟現象，卻通常邏輯較差，即使不是如此，他們對同一問題常得出不同的結論，大家常常以未明白陳述的不同假設為基礎，彼此爭辯。因此，在關於政府政策的不同學派或經濟循環的多種理論間，都會爆發學術論戰。

他印象最深的是比利時物理學家普里歌金（Ilya Prigogine, 1917-）所寫的東西。亞瑟後來發現，在許多物理學家眼中，普里歌金喜歡自吹自擂，令人無法忍受。儘管如此，卻不能否認他的寫作極具說服力，也因此，一九七七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基於他在「非平衡熱力學」領域的研究，而頒給他一座諾貝爾化學獎，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不是在討價還價，是你剛剛問我怎麼樣才肯留在這裏。」亞瑟回答。

最負盛名的美國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早在一九八四年初就退回這篇論文，編輯附了一封信，信上的意思基本上是：「甭想了！」「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也退稿，解釋審稿人沒有發現任何技術上的錯誤，但是他們不認為這個研究有什麼學術價值。「美國經濟評論」換了新主編後，暫時接受了亞瑟第二次的投稿，在內部繞了兩年半的圈子，要求了無數次的改寫，然後再度退稿。英國的「經濟學報」（The Economic Journal）只言簡意賅的說：「不行！」在改寫了十四次以後，經濟學報才終於接受了這篇論文，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以「競爭性技術、報酬遞增和歷史事件的鎖定」（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為題刊登。

但是，亞瑟相信他的分析方法比較好，或至少比較複雜：他用時間延滯控制理論來分析人口控制問題，而這個理論也正是他的博士論文主題。「這其實是時機的問題，」他說。「如果政府現在想辦法降低生育率，將會影響十年後的學校規模，二十年後的勞動力，三十年後下一代的人口數，以及六十年後的退休人數。在數學上，這就好像你想要控制遠在太陽系外環的人造衛星，而指令卻要幾小時後才能送達；也像你在洗澡時調水溫，從你調整水龍頭到熱水淋在身上，中間會有半分鐘的時間延遲。如果你在調水溫時，不能把時間的延滯適度的納入考量，你就會被燙傷。」

為紐約一個叫「人口顧問委員會」的小型智庫工作，才把亞瑟猛然拉回現實。一九七四年，在他完成博士學業、而且在柏克萊經濟系作了一年博士後研究之後，他抵達紐約。人口顧問委員會坐落於公園大道的摩天大廈中，就實際距離而言，和第三世界遙不可及，但是委員會卻資助許多關於避孕、家庭計畫及經濟發展的嚴謹研究。從亞瑟的觀點看來，最重要的是，委員會的政策是鼓勵研究人員盡量遠離辦公桌，實際到現場作研究。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他的妻子蘇珊完成了統計學的博士學業後，疲憊不堪。亞瑟向系統研究院申請了兩個月的休假，以便全家一起到夏威夷好好休息一下。對他自己而言，這是個半工作、半休息的假期。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他會到東西人口研究院作研究，而蘇珊則繼續睡覺，一天睡十五個小時。然後，傍晚時分，他們開車到歐胡島北邊的海灘，在那裏衝浪、喝啤酒、吃乳酪，還有閱讀。

對亞瑟而言，巴基斯坦經驗是他學術生涯的轉捩點。他在一九七五年和人口統計學家麥尼科爾（Geoffrey McNicoll）一同抵達巴基斯坦。麥尼科爾是澳洲人，曾和他一起在柏克萊念研究院，也是最初把他引進人口顧問委員會的人。他們搭的飛機是巴基斯坦武裝政變後第一架獲准降落的飛機，飛機著陸時，還可以聽到機關槍開火的聲音。然後，他們立刻下鄉，像作調查採訪的記者般，到處問問題。「我們和村長、和婦女、和每一個人談話。我們採訪又採訪，想了解農村社會如何運作。」他們尤其想探究為什麼當現代的避孕設施已經很容易取得，而且村民也很清楚巴基斯坦因為人口過多而發展停滯的時候，農村家庭仍然平均每家生七個小孩。

當你想到這世界的通性是趨於腐敗時，這個問題就變得不像初聽時那麼單純了。鐵會生鏽，枯木會腐爛，洗澡水會隨周遭的溫度而冷卻，大自然似乎對創造結構沒什麼興趣，而對破壞既有結構，把所有東西混合成一致的興趣更濃。確實，失序和腐敗的過程似乎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十九世紀的物理學家稱之為熱力學的第二定律，意思也就等於「你不能把炒過的蛋恢復原狀。」第二定律說，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原子會盡可能的隨機彼此混合。這是為什麼鐵會生鏽：鐵中的原子永遠嘗試和空氣中的氧混合，以形成氧化鐵。這也是為什麼洗澡水會變涼：洗澡水表面快速移動的分子和空氣中移動較慢的分子相互碰撞，而逐漸釋放掉它們的能量。

類似問題令亞瑟十分迷惑。他們怎麼可能看不到呢？重點應該在於你必須去看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而不是以優雅的理論來說明世界應該是這個樣子呀！這整件事情令他想起文藝復興時代的醫療業，當時的醫生只學理論，從來不降尊紆貴的碰觸真正的病人。他們認為健康只是均衡的問題，也許你是個樂天的人或是暴躁的人，你都只需要讓體內的液體恢復均衡即可。但是從哈維發現血液循環以迄近代的分子生物學，近二百年醫學研究的價值，就在於了解到人類的器官深奧而複雜，因此我們現在會聽醫生的話，而醫生會把聽診器放在我們的胸口，為每個個案作不同的診斷。沒錯，只有當醫學研究人員開始注意到人體真正的複雜構造時，他們才能發展出真有機會治好病的治療方法和處方。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風格，」亞瑟說。如果你把研究問題看成有城牆的城市，那麼很多人會像撞牆槌一樣，對問題迎頭痛擊。它們會以知識的力量和耀眼的光芒猛烈攻擊城門，來瓦解守衛。

事實上，亞瑟突然了解，這也是為什麼在任何系統中都會有形態出現，而正回饋和負回饋混合後必然產生形態。想像你把一點水濺到光可鑑人的盤子上，水珠形成滴狀的複雜形態，因為有兩種均等的力量交互作用著。一是重力想把水展開成表面的一層又薄又平的薄膜，另一是表面張力，那是一個水分子對另一個水分子的吸引力，想要把這些液體凝結成緊密的水滴，這是正回饋。這兩種力量的混合產生了水珠的複雜形態，而且每個形態都是獨一無二的。重做一次實驗，你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水珠形態。歷史上的小小意外——盤子表面極細小的微塵和肉眼看不見的凹凸會因正回饋而放大，成為影響最後結果的關鍵。

對生物學家而言，這個新發現隱含了無窮的意義，因此傑哥布與莫納德在一九六五年一起得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這個發現意味著細胞核中的DNA並不只是細胞的藍本，單單指示如何製造這種蛋白質和那種蛋白質而已，DNA事實上是負責整個營建工程的工頭，是一個只有分子大小的電腦，它指示細胞如何自我建構、自我修復及和外界相互反應。更重要的是，傑哥布和莫納德的發現解答了一個長久以來的謎團：受精卵如何分裂成肌肉細胞、腦細胞、肝細胞及其他組成新生嬰兒的各種不同的細胞。其實，每一種不同的細胞都對應一種受刺|激的基因群所組成的不同形態。

一九七三年，亞瑟把人口分析作為他博士論文的最後一章，他的博士論文是部布滿方程式的巨著，題目為「時間延滯控制理論之動態程式應用」（Dynamic 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 Thehttps://m.hetubook.com.comory）。現在回頭看，他懊悔的說：「差不多是以工程的角度來看人口問題，裏面全都是數字。」儘管有那麼多在麥肯錫工作以及受教於德瑞弗斯的經驗，而且儘管他對過度強調數學運算的經濟學那麼不耐，他仍然感覺到這股當初吸引他念運籌學的衝動：讓我們以科學和數學來幫助社會理性的運作。「大多數的發展經濟學家都抱著這種態度，」他說：「他們就好像本世紀的傳教士，只是，他們不是對異教徒宣揚基督教義，而是試圖為第三世界帶來經濟發展。」

一九八○年，他開始就報酬遞增發表演講時，也聽到許多類似的反應。一般來說，有一半的聽眾會很感興趣，另一半聽眾的反應則從困惑、懷疑，到滿懷敵意都有。這到底有什麼用意？報酬遞增這玩意和真正的經濟學有什麼關係？

一九六六年，同樣的決心促使他越過愛爾蘭海，遠赴英國的蘭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ancaster）念研究所，主修運籌學（operation research），這是一種運用大量數學的工程學。基本上，這是一套技術，能計算在工廠裏如何以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產出，或是如何在戰鬥機遭受意外攻擊時，仍能有效控制……。「當時，英國工業情況很糟，我想也許藉著科學，我們可以找到問題，振衰起蔽。」他說。

亞瑟並沒有完全三緘其口。「我想我很明顯的表露出對定理的不耐煩，而且要求學真正的經濟學，把好幾位教授給惹火了。」他說。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無論開任何經濟會議，他都可以在走廊上聽到類似的抱怨聲。

事實上，他並不打算這麼晚才改行修其他學門。他在密西根已經完成了運籌學博士學位大部分的必修課程，剩下的工作只是完成博士論文——也就是每一位博士候選人都必須完成的大型原創性研究，以展現他在這個領域已經學有專精。但是，現在他的時間可夠充裕了，加州大學堅持他必須在柏克萊再多晃三年，以符合修博士學位必需的年限要求，因此，亞瑟可以盡量利用多餘的時間，來選修所有他想修的經濟學課程。

亞瑟太愛這個烏西羅時鐘了，他把這張圖案製成投影片，以便日後作關於鎖定效應的演講時，可以展示給聽眾看。而每次他這樣做的時候，也總是會引起一些反應。事實上，有一次在史丹福演講，當他正在放這張投影片的時候，有個經濟學研究生跳起來，把投影片翻轉，於是上面所有的圖案都反過來，他得意洋洋的說：「看到了吧！這是個騙局！這鐘事實上是順時針方向走的。」但是，幸好亞瑟在這段期間對時鐘作了點小小的研究，他拿出另外一個逆時針方向走的時鐘投影片，上面的刻度是以拉丁文表示的。他把投影片放上去，然後說：「除非你假定這是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寫的反字，否則你必須接受這些時鐘是逆時針方向走的說法。」

基本上，普里歌金提出的問題是：世界上為什麼會有秩序和結構？秩序和結構是從哪裏來的？

這是最諷刺的地方。那天早上，當他出發去柏克萊的時候，本來是抱著期待的心情，把這次旅程看作勝利的團聚：校友衣錦榮歸了。他真的很懷念一九七○年代初期在柏克萊的那段日子。柏克萊位於奧克蘭北邊的山坡上，正對著舊金山灣，是個充滿活力的地方，街上充斥著各色種族的人潮和瘋狂的點子。在柏克萊，他拿到了加州大學的博士學位，還娶了個念統計學的博士，名叫蘇珊（Susan Peterson）的金髮女孩；他也是在柏克萊加大的經濟系作他的第一年博士後研究。從此，無論住在哪裏，或在什麼地方工作，亞瑟最想回去的地方仍是柏克萊。

他可以看到腦部科學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亞瑟其實還記得過去帶著點困惑，聆聽柏克萊的教授一再重申這個論調。當然，他們不把它叫負回饋，這種衰微的傾向隱含在「報酬遞減」的經濟學教條中，也就是認為：第二塊糖的味道一定沒有第一塊好，兩倍的肥料不見得會得到兩倍收成；無論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得愈多，就會愈來愈沒有效，愈來愈無利可圖，或愈來愈不好玩。而亞瑟也看到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就像負回饋使小的混亂不至於失控而瓦解物理系統，報酬遞減也確保沒有一家公司或一個產品會大到霸占整個市場。當人們厭倦了吃糖，他們就改吃蘋果或其他東西。當所有最好的水力發電的地點都已充分利用，電力公司就開始建造火力發電廠。當肥料用得不能再用了，農夫開始不用肥料。沒錯，負回饋與報酬遞減正說明了新古典學派對於經濟的和諧、穩定及平衡的看法。

「我了解到自己對生物學的看法一直太天真，」他說：「像我這樣受數學、工程及經濟學訓練的人，很容易就會認為只有運用定理和數學的學問，才算是科學。但是，當我看到窗外那片充滿生命、有機體和大自然的天地時，我會覺得科學並不存在。」你怎麼樣為一棵樹或一隻草履蟲寫下數學方程式？沒有辦法的。「我原先的模糊概念是，生化科學和分子生物學只不過是為這個分子或那個分子作的一堆分類，並不能真正幫助你了解任何事情。」

但是亞瑟也察覺到敵意絕不僅止於此。美國經濟學家比其他國家的經濟學者都更熱心擁戴自由市場原則。事實上，當時雷根政府正忙著推行減稅、消除聯邦管制、民營化等措施，而且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奉為圭臬。亞瑟慢慢了解，美國人對自由市場的熱愛是因為自由市場的理想，與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及個人權利的理想息息相關——兩者都奠基於一個共同的觀念：當個人不受干預、隨心所欲時，社會將運作得最好。

讀到這幾個字時，亞瑟倏然驚起。「經濟也是個自我組織的體系」，真是一語中的！儘管他一直不知道要怎麼來說明自己的想法，但這正是他讀了「創世第八天」以後，日思夜想的概念。嗯！普里歌金的自我組織法則，生命體系自發的動力！現在亞瑟終於曉得要如何把所有這些想法運用到經濟體系了。

但是，這次經驗並不是只滿足了他的自大心理。基本上，麥肯錫賣的是美國的管理技巧。「當時典型的歐洲公司都有上百家分支，他們甚至連自己到底擁有哪些分公司都不清楚。」亞瑟發現自己很善於深入這類亂七八糟的問題，然後直接掌握問題核心。他說：「麥肯錫絕對是第一流的，他們不推銷理論或流行的管理技巧。他們的方式是完全浸淫於複雜中，簡直就讓複雜融合於生活之中。麥肯錫的團隊會和一家公司一起工作五或六個月，甚至更久，以深入研究整個複雜的狀況，直到某種模式開始浮現。我們都坐在桌子邊，然後有人會說：『問題會發生一定是因為……』另外一個人就會說：『那麼那一定是因為如此如此。』然後我們會走出去檢驗剛剛的發現。又或許該公司當地的主管會說：『你差不多說對了，但是你忘了這點，還有這點。』於是，我們花幾個月的時間釐清狀況，再釐清狀況，直到所有的問題都解決，而且答案不證自明。」

「如果你是在貝爾發斯特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那麼自然會有點反叛。」亞瑟帶著柔和而高昂的貝爾發斯特腔說。並不是說他曾經覺得受壓抑；他的父親是個銀行經理，他們家是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唯一發生在他身上的教會門戶之爭是，有一天下午他穿著教會學校的制服回家的時候，一群信基督教的男孩拿石頭和磚塊丟他，有一塊磚剛好打到他的額頭。額頭流出的血滲入眼睛，讓他幾乎看不見，但是他還是把那塊磚頭丟了回去。他倒不覺得基督徒是魔鬼，他母親原本是基督徒，嫁給他父親後，才改信天主教。他甚至對政治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他對思想和哲學興趣更濃。

這個覺悟也讓他放棄尋找所謂「決定性的出生率理論」，反而開始把出生率看成民俗、神話和社會習俗的一部分，因為文化不同而會表現不同的形態。「你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或生育數字，然後發現另一個國家可能在其中一項水平相同，在另一項的水準卻有天淵之別，也就是形態完全不同。」所有的事情都息息相關，拼圖中，沒有一片能被單獨拿出來看。「小孩的數目受社會組成的方式影響，而社會組成的方式又和小孩的數目有很大的關係。」

同樣令他震驚的是，穿過奧義邊境，進入多羅米特（Dolomite）阿爾卑斯山區後，村落的建築風格就完全不是提洛爾式的了，而且找不出一點相像之處。在截然不同的整體建築風格中，點綴著無數不同的小裝飾。然而，義大利村民和奧地利村民面對的是同樣的雪片掉落的問題。「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這兩種文化已發展出截然不同、但彼此不相矛盾的建築形態。」亞瑟說。

他回答：「糟透了，沒有人相信報酬遞增。」

神經學家、心理學家、電腦科學家及人工智慧研究人員正努力了解心智的本質：我們頭蓋骨裏幾十億緊密相連的神經細胞，如何產生感覺、思想、意向和意識？

當時是七○年代初期，人口問題逐漸惡化。史丹福生物學家艾利希（Paul Ehrlich）剛出版他那本有如啟示錄的暢銷書——「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而第三世界則充斥著剛獨立的前殖民地，努力在經濟上求生存，經濟學界也充滿種種援助第三世界的不同理論。典型的主張都大力強調經濟決定論，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達到最適宜的人口數，只需要提供人民正確的經濟誘因，鼓勵他們控制生育，人民就會自動遵從理性的自我利益考量。許多經濟學家還進一步爭辯，特別是當第三世界國家變成現代工業化國家時（當然是跟著西方的發展路線），他們的公民就會自然經歷「人口結構的變遷」，自動降低生育率，如同今天歐洲國家的情形一樣。

他不得不認為這些理論都太過簡化了。他並不是反對數學的精確性；他喜愛數學，在花了那麼多年研讀電機工程及運籌學後，他的數學基礎已比其他一起修經濟學的同學更扎實得多。真正困擾他的是，這一切都不可思議的脫離現實。這些玩數學的經濟學家成功的把他們的學問變成好像物理一樣，在理論中不沾染任何人類的脆弱與情感。他們的理論把人類描寫成某種基本粒子：「經濟人」是個神仙般人物，永遠會有完美的推論，永遠在追求可以預知的自我利益。就好像物理學家可以預測粒子將如何對不同的力量產生反應，經濟學家也可以預測經濟人在任何經濟狀況下的反應：他（或它）將會把「經濟效益」發揮到極致。

核能是另外一個例子。當美國在一九五六年開展民間核能發展計畫時，同時還有其他的設計被提出：例如以瓦斯、普通的「輕」水、特別的「重」水，或甚至液態鈉來冷卻的原子爐。每一種設計都各有其技術上的優缺點，確實，縱觀三十年來電力的發展，許多工程師相信，高溫、瓦斯冷卻的裝置會比其他的設計更安全而有效，也可搶先一步遏止社會大眾對核能發電的疑慮和反對。

看完賈得森的書後，亞瑟跑到夏威夷大學的書店，蒐購他所能找到的每一本談分子生物學的書。回到沙灘上，他囫圇吞棗的讀完全部的書籍。「我迷上了這些書，」他說。六月回到系統研究院以前，他完全沉醉在知識的震盪中。他仍然不很清楚，要怎麼把他所領悟到的這一切應用到經濟學上；但是他可以感覺到已經找到了基本的線索，於是整個暑假都繼續不斷的研讀生物教科書。到了九月，在系統研究院的一位物理學家建議之下，他開始挖掘凝態物理（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的近代理論——液體和固體的內部作用。

差不多就在他喝光了第二杯啤酒時，亞瑟發現這家酒館開始變得很吵，上班族成群的湧進來慶祝愛爾蘭保護神的誕辰。好吧，也差不多是該回家的時候了，在這裏也做不了什麼事。他起身出去開車，舊金山依然下著濛濛細雨。

蘇珊站在門口，問道：「在柏克萊情形如何？他們喜歡你的想法嗎？」

但是報酬遞增直接切入神話核心。如果小小的意外事件會影響可能的後果中任何一種後果的發生，那麼最後實際產生的未必是最好的結果。也就是說，最大的個人自由及自由市場可能不會導致最完美的社會，所以在提倡報酬遞增觀念的同時，亞瑟也踏上了地雷區。

亞瑟獨自咀嚼著無助與憤怒。馬丁路德還可以把他的九十五篇論文釘在威登堡教堂的門上，讓每個人都看到；但是今天的學術界沒有教堂的大門可以張貼論文，任何想法如果沒有在知名的期刊上刊登過，就不算被正式認可。更令他感到挫敗的是，報酬遞增的觀念終於開始流行，成為經濟學界的新運動。但是只要他的論文還不見天日，他就無法參與這場盛會。

「嗯，」亞瑟不慌不忙的回答，這時候爭取他的機構已經包括世界銀行、倫敦經濟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我注意到有個榮譽教授職即將出缺……」

但是現在，讀著普里歌金的書，回憶又如浪潮般洶湧而至。正回饋、報酬遞增——也許在現實的經濟體系中確實會發生，也許這也解釋了在他周遭的現實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生命力、m.hetubook.com.com複雜性與豐富性。

「我就是德瑞弗斯。」這名「學生」說，事實上，他當時差不多四十歲。德瑞弗斯強化了亞瑟在麥肯錫所學到的東西，而且持續為他的經濟學根底解毒。亞瑟說：「他相信應該直搗問題核心。他不教我解極端複雜的數學方程式，而是教我一直簡化問題，直到發現有些可以處理的部分。重要的是找到問題的癥結點，找到關鍵因素，關鍵的解決方法。」德瑞弗斯不會讓他單純的為數學而數學。

亞瑟想，也許這是為什麼邱吉爾說，歷史只不過是一樁接著一樁討厭的事件。報酬遞增能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發意外（例如某人在走廊上剛好撞到誰，篷車隊恰好在某個地方停留一個晚上，某處正好設立了商棧，或義大利鞋匠恰好移民到某個地方），擴大成不可扭轉的歷史命運。年輕的女演員純粹因為天分而成為超級巨星嗎？很少如此，卻往往只是因為演了一部熱門的片子，使她知名度暴漲，事業扶搖直上，而其他才藝相當的女演員卻仍在原地踏步。英國殖民者群集於寒冷、多風暴、且多岩石的麻薩諸塞灣沿岸，是因為新英格蘭的農地最肥沃嗎？不，只不過是因為麻薩諸塞灣是清教徒當初下船的地方，而清教徒選擇在這裏下船是因為五月花號迷路了，找不到維吉尼亞作為落腳處。結果就是如此。而他們一旦建立起殖民地，就不會再走回頭路了。沒有人打算把波士頓再搬到其他地方去。

亞瑟看著她，第二度呆若木雞。然後，忍不住笑了起來。

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到處看到秩序和結構。枯木腐爛，但是樹木依然成長。熱力學第二定律如何解釋這種結構的成長呢？

事實上，他是對的。而且就事情的發展看來，他並沒有等太久。

當然，在這段期間，亞瑟還是在寫他的運籌學博士論文。他的指導教授是數學家德瑞弗斯（Stuart Dreyfus），德瑞弗斯不僅是個出色的教師，而且是他的同類。亞瑟還記得一九六九年剛抵達柏克萊之後不久，他去德瑞弗斯的辦公室，準備自我介紹，迎頭就碰到一個留長髮、戴珠鍊的研究生。亞瑟說：「我在找德瑞弗斯教授，你知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幾年前在一次會議中，英國經濟學家福理曼（Christopher Freeman）站起來宣稱：日本在消費電子和其他高科技市場獲勝是不可避免的，看看日本低成本的資金，加上精明的投資銀行、強而有力的企業聯盟，以及因為石油與礦物短缺而對科技應用需求孔急，都是發展高科技的有利條件。

「而且，即使它真的存在，我們也不承認。」他咧著嘴說。

但是要注意，現在世界上又多了一個開甲車的人：「你」。也就是說，下一次有人來問關於車子的問題時，他碰到甲車駕駛的可能性又多了一點點，於是那個人選甲車的機會也比你多了一點點。再多一些像這樣的運氣，甲車可能在汽車市場稱霸。

另一方面，在實際的層面上，兩者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物理學家研究的系統比較單純，可以用精確的數學演算來分析。亞瑟突然就覺得像回到家般的自在，即使他過去一直有些疑慮，現在他知道他面對的是科學。他說：「這些不只是模糊的概念而已。」

秋天以前，一切都就定位。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他把長期思考的心得傾瀉出來。在筆記本的頁首，他寫著：「新經濟學和舊經濟學」，然後在下面列著兩欄比較：

除此之外，如果你要學經濟（而亞瑟還是決心要學經濟），還有什麼其他理論可用呢？馬克斯主義？這裏是柏克萊，馬克斯主義當然有他的信徒，但是亞瑟絕對不是其中之一，因為到目前為止，他還是認為這套階級鬥爭階級論很可笑。沒辦法，就像賭徒說的，這場賭局也許有假，卻是城裏唯一的賭局。所以，他繼續上經濟學的課，決定要在這門他不怎麼相信的學問裏，專精它的理論工具。

但是，實際的演變卻是，技術上的爭辯幾乎和最後的決定風馬牛不相及。當蘇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發射史波尼克一號人造衛星升空時，艾森豪政府忽然急於讓原子爐開始運轉——任何一種原子爐都好。而當時，唯一接近成熟的原子爐是一種小型、需要高能量的輕水原子爐，原本是由納粹發展來作為核能潛艇的電力供應源。於是，納粹的設計被火速擴大為商用的規模，並且開始運轉，因此導致在輕水設計上更進一步的技術發展，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以前，就已經取代了美國其他所有的原子爐設計。

亞瑟沒多久就了解。當面臨真實世界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學校鑽研多年的優雅方程式和花俏的數學，只不過是工具而已，而且功效有限。最重要的是得有洞察力——能掌握關聯性的能力。諷刺的是，他正是因此而進入經濟學的領域。他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那是在他即將出發去柏克萊念書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和美國上司陶其（George Taucher）駕車穿過德國的工業心臟地帶——魯爾山谷。一路駛來，陶其開始談論他們經過的每家公司的歷史——誰曾經擁有那家公司一百年，以及這整個地方逐漸發展演進的歷程。對亞瑟而言，這是上天的啟示。「我突然明白，這是經濟學。」如果他想要了解這個使他心醉神迷的混亂世界，如果他想要真正改變人們的生活，那麼，他必須學經濟。

形態！一旦在這點有了突破，亞瑟對於反覆出現的形態，又多了一些發現。亞瑟一直對形態很著迷。只要能選擇，搭飛機的時候他都要坐窗邊的位置，以便能看到下面變化多端的美景。不管到哪裏，通常他都會看到幾個基本元素：岩石、土壤、冰、雲等等。而且，這些基本元素又會組成別具特色的景觀形態，持續出現半小時以上。「於是，我問自己，為什麼那個地理景觀的形態會存在？為什麼這裏是一種形態的岩石構成和蜿蜒的溪流，然後半小時後，看到的又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形態？」

但是新古典經濟理論也有令亞瑟驚嘆其美妙的地方。就知識的曠世傑作而言，新古典理論的地位足以和牛頓或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相提並論。深愛數學的他不得不對新古典理論的嚴謹和精確大為嘆服，而且，他也可以了解為什麼上一代的經濟學家趨之若鶩，因為他聽過經濟學剛發展成熟時的一些恐怖故事。

想到這裏，亞瑟隱約明白：為什麼經濟學家想像的完美均衡世界，總是令他覺得僵化、機械化、而且死氣沉沉了。在那個世界裏，發生不了什麼大事，市場上偶發的小小不均衡，依照假設都應該在剛發生時就儘快消失，這一點也不像真實的經濟狀況。在真正的經濟體系中，新產品、新技術及新市場不斷興起，舊的產品、技術及市場則不斷消逝。真正的經濟體系不是一部機器，而是活的系統，同樣具備賈得森描繪下的分子生物學世界中的自發性和複雜性。亞瑟還不知道要如何應用這個見解，但是他的想像力已被點燃。

一九七○年，亞瑟又回到杜塞道夫，第二次為麥肯錫公司打暑期工，這次的經驗和第一次一樣迷人。有時候，他甚至懷疑當時他是不是應該和麥肯錫繼續保持聯絡，在拿到學位後，成為第一流的國際企管顧問。那麼，他就會過著奢華的生活了。

只要看看前人在推動報酬遞增的觀念時，曾經作過的努力就知道了。事實上早在一八九一年，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他的著作「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頗花了一些篇幅來討論報酬遞增——就是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報酬遞減的觀念。「馬歇爾對報酬遞增思考得很深入，但是他沒有數學工具來作很多分析。」他特別強調，馬歇爾在當時已經體認到報酬遞增會導致經濟發展中多種可能的結果，也就是說，經濟學家的基本問題是了解：如何選取最後的解決方案。他說：「只要有不止一個的可能平衡點，就注定無法確定結果。就是這樣，沒有一種理論探討應如何選取平衡點，也因此，經濟學家沒有辦法把報酬遞增納入經濟學。」

一八九五年，在芝加哥時報-前鋒報贊助下舉行了一場非馬力客車的競賽，結果以汽油為能源的德雅車（Duryea）一舉奪標。德雅車是當時僅有的採用六個啟動裝置的兩部車之一，而靈感可能來自藍森歐茲車（Ransom Olds）於一八九六年獲得的汽油引擎專利，後來這種引擎大量生產，在曲銳型歐茲車（Curved-Dash Olds）中使用。這種引擎能讓汽油動力克服太慢啟動的問題。

亞瑟認為報酬遞增的觀念正是在經濟學的領域，走一條同樣的路。他說：「重要的是去觀察真實的、活生生的經濟，那是複雜、不斷演化、開放的、而且有機的體系。」

亞瑟就是不吃這套。沒錯，自由市場是很好，亞當史密斯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平心而論，新古典學派理論家把他們的基本架構又大大的引申發揮，涵蓋的範圍包括像未來的不確定性，或是世代間產權移轉等問題。他們的理論也能適用於其他經濟學家所能想到的每一項事務，舉凡租稅、獨占、國際貿易、就業、金融、到貨幣政策，無所不包。但是，這都無法動搖亞瑟的根本假設：新古典經濟理論仍然無法形容亞瑟在魯爾工業區所見到的，或是每天在柏克萊街上所看到的——人類世界中的混亂和非理性。

亞瑟回憶：「簡直太可怕了！我覺得有話要說，但是又沒辦法說出來，而被別人把功勞搶去。好像變成我是在跟隨潮流，而不是領導潮流。我覺得好像自己氣數已盡。」

「非常少。」

「我迷上了這本書，」亞瑟說。他讀到華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如何在一九五二年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他讀到遺傳學法則如何在一九五○和六○年代被打破，他也讀到科學家如何慢慢的解讀有著錯綜複雜旋繞結構的蛋白質和酵素。而身為實驗室裏的呆頭鵝（亞瑟說自己幾乎每次進實驗室，都弄得一塌糊塗），他讀到促使這門科學誕生的那些辛苦的實驗：必須靠實驗來證明的種種問題，事前花費數月的規畫及準備儀器，然後是實驗結果出來時的勝利狂歡或沮喪挫敗。「賈得森能把科學的戲劇性表現得栩栩如生。」

亞瑟的新經濟觀正與此相關。亞瑟在學校所學的傳統經濟學和複雜科學的觀念，有天淵之別。傳統的理論經濟學家，似乎無止境的討論市場穩定性及供需均衡，然後把這些觀念改寫成數學方程式，並證明其定理。他們信奉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教條有如國教的福音。

很快的，他在學校就開始鑽研工程、物理，並苦讀數學。一九六六年，他在貝爾發斯特的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得到了電機工程的學士學位。「我猜，你將來就是當教授了，」他母親說。事實上，她覺得非常驕傲，在她那一代，家族裏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

他錯了，而且很快就學到教訓。理論經濟學家施展他們的數學本領，就好像森林裏的雄鹿以鹿角彼此爭鬥，建立霸權；不施展鹿角的雄鹿就被視為無能之輩。亞瑟很幸運，那年秋天，他的手稿就先非正式的在系統研究院流傳，因為這篇論文要到六年後才重見天日，正式出版！

他補充，就實際的意義而言，比方說美國的決策者在制定對日貿易政策時，就必須更謹慎的做種種假設。「如果你應用正統的經濟理論，你的推論可能會大錯特錯。」

他錯了。在書上的每一頁，賈得森都證明了生物學和物理一樣，是科學。這個混亂、有機、非機械化的世界，事實上也有一定的法則可循，而且生物法則和牛頓的運動定律一樣的深奧。在每個活細胞中，都有一個狹長、螺旋狀的DNA分子：一長串的化學密碼、基因，構成了細胞的藍本。每一個有機體的遺傳藍本可能截然不同，但是基本上，他們的基因用的是相同的遺傳密碼，由相同的分子密碼解讀機來解讀，然後在相同的分子工作室中轉化成蛋白質、薄膜或其他的細胞結構。

報酬遞增、鎖定（lock-in）效應、不可預測性、引起巨大歷史後果的小事件——「起初，這些報酬遞增經濟學的特性令我震驚，但是當我體認到每個特性在我所讀到的非線性物理中都有所對應時，我覺得很興奮。我不再覺得震驚，而變得入迷。」亞瑟說。他也逐漸了解，事實上已經有幾個世代的經濟學家討論過這類的問題，但都是孤軍奮鬥，而且力量分散。他覺得好像生平第一次領悟到，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他說：「我發現自己走入阿拉丁的洞穴，一件接著一件的撿拾其中的寶藏。」

或是再來看看令人無限著迷的形態吧！純粹的新古典學派理論告訴我們，高科技公司會自然的平均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沒有任何理由會偏好某個地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高科技公司卻聚集在像加州矽谷和波士頓一二八公路等工業區，以便鄰近其他高科技公司。結果就是如此，而世界也獲得了結構。

想想七○年代中期Beta和VHS的競爭吧！雖然很多專家評估，VHS系統在技術上比Beta略遜一籌，但是在一九七九年時，VHS已經很明顯的即將獨霸市場。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呢？因為VHS經銷商很幸運的在一開始就搶先占據了稍微大一點的市場，使他們即使在技術落後的情況下，仍然掌握了極大的優勢。錄影帶出租店很討厭每一個hetubook.com.com錄影帶都要儲存兩種規格，消費者也很痛恨自己買的錄影機被淘汰不用，所以每個人都有比較強的誘因跟隨著市場領導者的步伐，以致VHS占有的市場愈來愈大。報酬遞增再次出現了。

固執的個性讓他繼續向前走。「我努力推動、推動、再推動，」他說：「我一直相信這個僵化的學術系統將不得不低頭！」

以事後之明來看，這一切道理再明顯不過了。普里歌金的中心思想是，自我組織要依賴自我強化的力量，也就是當條件符合的時候，小效果的影響力會傾向擴大，而不是衰退。這正是傑哥布及莫納德關於DNA的研究中隱含的訊息。亞瑟說：「突然，我了解這就是工程學中我們稱之為正回饋的概念。」所以，細微的分子活動演變成對流的單元，溫和的赤道風醞釀成颶風，種子及胚胎茁壯為成熟的活生物。正回饋似乎是變遷、意外和生命本身的必要條件。

亞瑟不得不承認這是個好問題。長久以來，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學必須和物理一樣的「科學」，也就是說每件事都必須能以數學演算來推測。而他自己也不過在不久前才發現，物理不是唯一的科學。難道只因為達爾文無法預測未來幾百萬年間物種將如何演化，就說他不科學嗎？難道只因為地球科學家不能精確的預測，下一次地震會在哪裏發生或哪一列山脈將會隆起，就說他們不科學嗎？還有，難道只因為天文學家無法精準的預測下一顆星球將在何處誕生，就說他們不科學嗎？

「每個民主社會都必須解決一些問題。如果你讓人民隨心所欲，你如何保障大家共同的福祉？德國靠人民之間互相監督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會直接走過來告訴你：幫這嬰兒帶頂帽子！」英國人的觀念是，一群有智慧的人高高在上，監管所有的事情。「是的，我們有由某某爵士主持的皇家委員會，我們把你所有的利益都列入考慮，而明天你家後院就會裝個核子反應爐。」

蘇珊以前不是沒看過亞瑟打完學術論戰回家的樣子，她試著找些話來安慰他：「我猜如果每個人都打從一開始就相信你的話，那就不能稱之為革命了，是不是？」

現在，無論到何處，他都開始看到形態的影子。例如，一九七九年，他離開人口顧問委員會去為一個美蘇合作的智庫——「應用系統分析國際研究院」工作。這個機構是由尼克森和布里茲涅夫所創立的，是「低盪」（美蘇緊張關係緩和）的象徵。研究機構坐落於維也納市郊十英里的小村落中一棟十八世紀華麗的狩獵別墅，而且開車不遠就可以到提洛爾（Tyrole）的阿爾卑斯山滑雪坡道。

一九八七年三月在柏克萊與費西羅和羅森柏格的一頓午餐，幾乎是他的最低潮，他開始作噩夢。「幾乎每個星期我都會有三天晚上夢到一架飛機正起飛，而我卻不在飛機上。我覺得自己一定落伍了。」他開始認真考慮放棄經濟學，再度專心投入人口學的研究。他的學術事業似乎即將化為灰燼。

但是即使在柏克萊時代，工程出身的亞瑟仍然忍不住懷疑：如果經濟體系中有正回饋，又會如何呢？或是套一句經濟學術語：如果有報酬遞增，又會如何呢？

除此之外，他知道如果他沒有把報酬遞增的理論轉換成嚴謹的數學分析，經濟學界永遠不會把他的發現當一回事，而只把它看作是有趣的故事集錦。

拿高科技和穀物或肥料、水泥這類在幾代以前技術就發展成熟的大宗物資比較，今天這些大宗物資真正的成本是在勞工、土地和原料上，這些都是報酬遞減法則很容易駐足的領域。例如，為了生產更多的穀物，農夫會開始開發較貧脊的農地。所以，典型的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能合理的分析穩定及成熟產業的狀況。「從這個角度來看，報酬遞增法則根本不會取代正統的經濟學理論，只不過是運用在不同領域而已。」

同理，在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眼中的社會，經濟永遠呈現完美的均衡，供給永遠正好等於需求，股市永遠在狂飆和崩盤間震盪，沒有一家企業能大到獨占整個市場。而完全自由的市場散發的魔力，也使每件事的結果都符合最大的利益。這種看法令亞瑟想起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當時的哲學家把宇宙看成一種巨大的時鐘機械，遵循牛頓爵士的定律非常規律的運作著。唯一不同的是，經濟學家似乎把人類社會看成是上過油、運轉良好的機器，由亞當史密斯「看不見的手」所管理。

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亞瑟相信，報酬遞增法則指出了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方向，他及他的同事將和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並肩努力，設法了解世界的混亂、騷動以及自我組織的奧祕。他相信，報酬遞增法則可能會成為一門嶄新、截然不同的經濟學的基礎。

對亞瑟而言，那不是重點。但是，演講的時間已經超過了，而且這不過是他的猜測而已。但是，幾個星期後，到佛羅倫斯度假的同事福裴爾（James Vaupel）寄給他一張明信片，上面是烏西羅（Paolo Uccello）在一四四三年為佛羅倫斯大教堂設計的鐘——正是逆時針方向走的。福裴爾在反面只寫了「恭喜！」兩個字。

當然，只要柯提鍵盤、蒸汽汽車及輕水原子爐都只是各自孤立的例子，批評者便會把鎖定效應和報酬遞增視為少見的不正常狀況。他們會說，正常的經濟當然不會這麼混亂和不可預測。起先，亞瑟也懷疑他們說的才是真的，大部分時候，市場確實蠻穩定的。一直到後來，當他正準備對研究生演講報酬遞增時，才猛然醒悟，批評者說的也不盡然正確，報酬遞增並不是孤立的現象，這個原則能應用到高科技的各個層面。

「我相信我的研究對經濟學將會有重大影響，」他解釋：「所以我決定把它寫得淺顯易懂，即使是大學生都能了解。我認為花俏的數學只會阻礙真正的論點，我也認為我過去已經出版了很多大量運用數學的論文，我不需要再證明什麼。」

當然，像這樣的論點無法說服那些原本就不打算被說服的人。例如一九八二年二月在系統研究院的某個場合，有關報酬遞增的演講中，當亞瑟正在回答聽眾的問題時，一位到訪的美國經濟學家站起來，頗為憤怒的要求：「舉個例子，讓我們看看我們怎麼樣選擇了比較差的技巧！」

但不幸的是，他在說服別人時，運氣不佳。在史丹福的圈子之外的經濟學家，大多覺得他的想法很奇怪。學術期刊的編輯告訴他，這個「報酬遞增」的玩意兒不是經濟學。在學術研討會中，他更觸怒了許多聽眾：這傢伙居然膽敢說經濟並不是處於均衡狀態！這些激烈的反應令亞瑟非常困惑，但是很顯然，他需要盟友，需要有人打開心胸，聽他解釋。而這也是他回柏克萊的原因之一。

對亞瑟而言，能夠想到地球上這一切無以數計的生命形式，簡直是上天的啟示。在分子的層次，每一個活細胞都相像得令人震驚，基本的機制舉世皆同，但是，只要有絲毫微小、幾乎察覺不到的變化，就可能在整個有機體中，產生巨大的改變。幾個分子從這裏移到那裏，可能就足以產生像褐眼睛或藍眼睛、體操家或相撲選手、健康的身體或鐮刀血球貧血症的差別。再多幾個分子變換，經過幾百萬年的天擇演化，就可能造成像人類和猩猩、無花果樹和仙人掌、阿米巴和鯨魚這麼大的不同。亞瑟了解，在生物的世界裏，小小的意外可能改變一切。生命在不斷發展，而且有它的歷史。也許這正是為什麼生物世界看起來如此自發的生長、有組織，而且有生命力。

「令我震驚的是，你走進任何一個阿爾卑斯山村落，都會看到這種提洛爾式、裝飾華麗的屋頂、欄杆和陽台，以及提洛爾特有的屋頂斜度、山形牆和百葉窗。」亞瑟說：「但是，我不是只感嘆這個美麗的拼圖畫面，而是了解到村落建築的每一個部分都有其目的，而且和其他部分相互關聯。屋頂的斜角是為了在冬天剛好能留住適量的雪以保暖。尖形屋頂兩邊伸出的山形牆斜度是要讓雪片不會落在陽台上。所以，看著這些村落，思考這部分是這個用途，那部分是那個用途，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成為我的一大消遣。」

他說，最重要的是，套句偉大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的話，報酬遞增不再是「無法分析的一片混沌。」

亞瑟必須承認，他事先已經得到相當多的警告。

跡象隨處可見，亞瑟沒辦法以言語來形容。到目前為止，可以說也沒有人有辦法說清楚。但是，他可以感覺到這些問題都是同樣的問題。

「我們發現，巴基斯坦可怕的困境是由村落中個人及族群利益交織而成的，」亞瑟說。由於小孩年紀很小就能下田工作，對任何家庭而言，養愈多小孩，好處愈多。又由於鄰居和親戚很可能跑來拿走毫無招架之力的寡婦的所有財產，所以年輕的已婚女子如果能愈早生愈多的男孩，對自己愈有利，老的時候成年的兒子才能保護自己。因此，「所有利益加起來，就造成生育過多及發展停滯。」

然後，他們一起大笑，沒什麼惡意，只是自家人開開玩笑。亞瑟知道這只是個玩笑，沒什麼大不了，但是那笑聲不知怎的粉碎了他原先虛幻的期望。他呆坐在那裏，說不出話來。這裏坐的是兩位他最尊敬的經濟學家，然而他們就是沒辦法聽他講。突然間，亞瑟覺得自己很天真、很愚蠢，好像自己懂的不夠多，所以才不曉得根本不該相信報酬遞增法則。他再也受不了了。

亞瑟的家在帕洛阿托（Palo Alto），那是舊金山南邊三十五英里的地方，靠近史丹福的市郊。當他駛進家門時，已經夕陽西下。他一定弄出了一些聲響，太太蘇珊打開了前門，注視著他穿過草坪：他的身影瘦削，華髮早生，邋遢和厭煩的樣子正是他目前心情的寫照。

事實上，他想得愈多，愈了解報酬遞增將會對經濟學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就以效率為例吧，新古典學派理論的說法是，自由市場總是會篩選出最出色、也最有效率的科技，而事實上，市場的表現也並不太差。但亞瑟很好奇，那麼我們怎麼解釋標準的「柯提」（QWERTY）鍵盤的排法（QWERTY這個名字是由鍵盤第一行左邊的頭六個字母而來）？柯提鍵盤幾乎為西方製造的每個打字機和電腦所採用，但這是在打字機鍵盤上安排按鍵最有效率的方法嗎？絕對不是。一八七三年，一個名叫蕭爾斯（Christopher Scholes）的工程師之所以會設計出柯提鍵盤的排法，其實是特別為了減慢打字的速度，因為如果打字速度太快，當時的打字機很容易就會卡住。後來雷明頓（Remington）縫紉機公司大量生產採用柯提鍵盤的打字機，也就是說很多打字員開始學習這個系統，這促成許多其他的打字機公司跟進採用柯提鍵盤，所以就有更多的打字員開始學習使用這種鍵盤……。亞瑟想，這就是報酬遞增。而現在，柯提鍵盤已經是幾百萬人使用的標準，基本上，已經永遠無法動搖它的地位了。

一九八二年，亞瑟突然發現，拜急速惡化的冷戰之賜，系統研究院不再像過去那麼殷勤待客。雷根政府急於避免與蘇聯邪惡帝國進一步交往，驟然把美方人員從系統研究院撤離。亞瑟為離去感傷不已，他很喜歡和蘇聯同事一起工作，而且哪裏還能找到一個比得上哈布斯堡宮的辦公室呢？

接下來，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其他人都說了些什麼。午餐結束，大家互道再見後，亞瑟爬進他的舊車子，駛過舊金山大橋，進入舊金山。他在第一個出口下交流道，把車子停在看到的第一家酒館旁。然後走進這裏，坐在一堆羊齒植物中間，認真的思考是不是和圖書要徹底放棄經濟學。

所以，那天他們一起坐在柏克萊的教職員餐廳吃三明治。他的老師羅森柏格（Tom Rothenberg）免不了問他這個問題：「那麼，亞瑟，你這一陣子都在作什麼研究？」亞瑟給了他四個字的答案：「報酬遞增。」希望就此打開話題。然而，柏克萊經濟系主任費西羅（Al Fishlow）面無表情的瞪著他：

為什麼高科技公司競相設在史丹福附近的矽谷，而不設在安娜堡（Ann Arbor）或柏克萊？因為矽谷過去已經有很多科技公司了，所以推論起來，結果當然如此。又例如，為什麼儘管Beta錄影系統在技術上要比VHS系統好一點，但VHS的市場銷售成績卻更勝一籌？因為原本買VHS錄影機的人比較多，因此錄影帶店裏以VHS系統錄製的電影也比較多，以致更多人購買VHS錄影機……。以此類推，結果就是如此。

於是，他們頒給他榮譽教授的職位。一九八三年，才三十七歲的亞瑟成為史丹福人口研究及經濟學的榮譽教授。「這是我在學術圈的第一份永久工作！」他大笑。他是史丹福歷史上最年輕的榮譽教授之一。

結果，他和在夏威夷海灘時一樣的震驚。過去，他從來不覺得物理學與生物學類似。事實上，物理並不像生物學，物理學家研究的原子和分子比蛋白質和DNA要簡單多了。但是，當你看到大量的簡單原子和分子彼此互動時，相同的現象出現了：細微的差異產生截然不同的後果，簡單的變化導致令人震驚的複雜行為，一些片段就可能組合成幾乎無限的可能形態。在某種亞瑟不知如何解釋的高深層次中，物理和生物的現象是一致的。

讀到這裏，亞瑟胸中澎湃著興奮及似曾相識等錯綜複雜的情緒。在這裏，形態又再度出現了。回應外界的刺|激，這許多前後一致的形態逐漸形成、演化並改變，這讓他聯想到萬花筒，一撮珠子結合成一種圖案，然後維持這個圖案，直到萬花筒慢慢轉動使珠子突然串聯成新的圖案。只要有一些片段，就會出現無限可能的形態。儘管他無法確切的形容，但這似乎就是生命的本質。

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你可以用數學顯示，無論是哪一種選擇，只要在開頭時多一點運氣，像這樣的流程可能導致任何結果。兩種車型的銷售比率可能鎖定在甲車四○、乙車六○，或甲車八九、乙車十一，或其他的數字，完全都只憑運氣。「我所做過最有挑戰性的工作，就是顯示意外事件如何影響到在隨機流程的許多可能的平衡點中，選取一個平衡點。」亞瑟說。在兩位傑出的蘇聯科學家厄模列夫（Yuri Ermoliev）和甘尼歐夫斯基（Yuri Kaniovski）的共同努力下，他成功了。來自基輔的史考若克霍德學院（Skorokhod School）的這兩位同事，在亞瑟口中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機率理論家」，他們三人於一九八三年在蘇聯的期刊「調控學」（Kibernetika）上，發表了有關這個主題的系列論文中的第一篇。亞瑟說：「現在，經濟學家不止能隨著某個結果發生的整個過程走一遍，而且還可以從數學演算來看不同的歷史意外如何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

一九八○年，他受邀到布達佩斯的科學院發表一系列關於經濟人口學的演講。一天晚上，他在旅館酒吧和科學院院士奧古斯丁諾韋克斯女士（Maria Augusztinovics）聊天。她一手端著杯威士忌，另一手拿著根煙站在那兒，望之儼然。奧氏不止和匈牙利多位頂尖的經濟學家結過婚，自己也是個觀察敏銳的經濟學家，同時她還是位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在匈牙利政府位居要津。

亞瑟還記得一九八四年他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演講時，引用輕水原子爐為例。「我正在說，這裏有個簡單的模式來顯示經濟會發展出比較差的結果，就好像輕水原子爐的發展一樣。然而，一位非常傑出的經濟學家站起來，吶喊著：『在完美的資本市場裏，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他發表了一堆專業術語，不過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斷提出許多額外的假設，那麼完美的資本主義會令亞當史密斯的世界重現。」

他的運氣出奇的好。後來亞瑟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很多人都在爭取為麥肯錫工作的機會，結果麥肯錫看上他獨具運籌學的背景，而且又懂德文。他們需要有人到杜塞道夫工作，問他有沒有興趣。

他說，就看看像「微軟視窗」（Microsoft's Window）這類的軟體吧。微軟花了五千萬美元，才研發出這個軟體的最初版本，但是製作第二份軟體呢？只要花十塊美金的材料費！無論是在電子、電腦、製藥、甚至航太工業，情況都如出一轍。第一架B2轟炸機的成本是二一○億美金，之後每一架的成本只需五億美金。高科技幾乎可以定義為「凝結的知識」，亞瑟說：「邊際成本幾乎等於零，也就是說生產愈多，產品愈便宜。」更重要的是，每個產品都提供了學習的機會，例如提高微處理機晶片的良率等等。所以提高產量的報酬豐碩，簡言之，這個系統是由報酬遞增的法則所主宰。

好了，現在他算是返鄉了。本來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只不過是和柏克萊經濟系主任，以及一位他以前的教授，一起吃頓中飯。但是，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回到系上，也是第一次覺得自己在學術地位上和他們平起平坐。他已經在全球各地累積了十二年的工作經驗，主要以研究第三世界的生育率而享有盛名。他現在是以史丹福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的身分回柏克萊，這種榮譽職很少頒給不到五十歲的學者；才四十一歲的亞瑟，卻已經以這等學界名流的身分重返母校了！而且誰知道呢？柏克萊的這些人甚至可能開始討論請他回來工作。

對高科技產品的顧客而言，鎖定同一種標準也會得到豐富的報償。亞瑟說：「如果我是一家航空公司，打算購買波音噴射客機，我一定同時買很多架，因此駕駛才不必轉換不同的機型。」同理，如果你負責管理辦公室，你一定都買同一種個人電腦，使辦公室裏每個人都可以用相同的軟體。結果高科技業很快就傾向於鎖定幾種產品標準：在個人電腦的領域，是IBM和麥金塔（Macintosh），在商用客機則是波音、麥道及洛克希德。

有一門嶄新、整合的科學即將誕生。

普里歌金指出，像這種自行組織的結構在大自然中無所不在。雷射就是個自我組織的系統，光的粒子（光子）能自動組合成一束強烈的光線，其中每個光子都以密集的步伐移動。颶風也是個由源源不絕的太陽能所推動的自我組織系統，能從大洋中呼風喚雨。而儘管活細胞太複雜，無法以數學方式來分析，但活細胞仍然是個自我組織的系統，藉著從食物中吸取能量、排出熱量及廢物而生存。

學者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揭開去氧核糖核酸（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蛋白質及細胞所有組成元素的分子結構，現在他們也要開始掌握這個根本的奧祕：幾千萬億像這樣的分子，如何自行組合成可以移動、反應、複製，而且有生命的物體？

系主任大驚失色。榮譽教授享有極高的聲望，通常只頌給最出類拔萃的學者。事實上，榮譽教授是一輩子領乾俸的終身職。「我們不拿榮譽教授職位來討價還價。」她宣布。

在這同時，儘管亞瑟已經蒐集了幾十個有關報酬遞增的現實世界的例子，他仍然在尋找精確的數學語言來分析這個現象。「當然我不反對數學，我自己就常用數學。我只是反對誤用數學，反對為數學而數學，把數學變成一種形式。」他說，如果運用得當，數學能釐清你的想法，就好像工程師先想到一個設計的點子，然後作個活動模型來看看。方程式也可以告訴你：你的理論中哪些部分行得通，哪些部分行不通；哪些部分是必須的，哪些部分則是多餘的。「轉換成數學語言的過程，就是在提煉理論的精髓。」亞瑟說。

於是，亞瑟削尖他的鉛筆，開始工作。他要的是一個能把變動也納入分析的數學架構，能夠按部就班的清楚顯示，市場如何在多種可能的結果中作最後的選擇。「在現實世界裏，結果不是自然出現，而是由一個個小小的偶發事件，逐漸藉著正回饋擴大效應，發展而成最後的結果。」

物理學家仍然在努力探究混沌的數學理論、碎形的複雜難解之美，以及固體和液體奇怪的內部活動。這其中蘊含了奧妙的玄機：遵循簡單定律的簡單粒子，有時卻會出現最令人震驚、無法預測的行為！為什麼簡單的粒子會自行組織成像星星、銀河、雪花和颶風這樣的複雜結構？好像它們對組織和秩序自有一種隱藏的熱望？

亞瑟和麥尼科爾的八頁報告在一九七八年出版，成為社會科學的經典之作，而且幾乎立刻就在巴基斯坦被禁。因為他們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對首都以外的地方毫無控制權，農村事實上是由各地的部落族長在統治，這令巴基斯坦首都達卡的權貴懊惱萬分。

時鐘？他解釋，今天所有的時鐘都是「順時針方向」走，但是他的理論是，你可以預期歷史上一定埋藏了一些可能和目前流行的技術不相上下的古老技術，只是因為偶然而沒有繼續發揚光大。「就我所知，在歷史上某個階段，曾經有逆時針方向走的時鐘，當時這種時鐘可能和今天的時鐘一樣普遍。」

一九四○和五○年代的新一代經濟學家精於數學理論，是當時學術界的激進分子。這一群急性子的新貴下決心要剷除歧見，把經濟學變成像物理一樣嚴謹而精確的科學。而他們也幾乎做到了，這群年輕的激進分子包括史丹福的艾羅、麻省理工學院的薩孟遜、柏克萊的戴布諾、羅徹斯特大學的庫普曼斯和麥肯基（Lionel McKenzie），他們也實至名歸的成為經濟學界的大師，新的當權派。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爐子上的一鍋湯，如果瓦斯爐沒有點燃，那麼不會有任何動靜。正如熱力學第二定律所預測，這鍋湯會在室溫中靜止不動，與周遭環境成平衡狀態。如果瓦斯爐點著很小的火，還是沒有什麼動靜，但這個系統不再成平衡狀態，熱能從鍋底經由湯逐漸上升，只不過溫度的差異還沒有大到真能攪動這鍋湯。再來，現在把火開大一點，使整個系統再脫離平衡狀態一點，突然之間，流入的熱能增強使湯變得不穩定了，湯分子的一些小小、隨意的動靜，已不再因平衡的拉力趨於歸零。它們的活動量開始加大了，流體的某些部分開始上升，其他部分開始下降。很快的，這鍋湯開始呈現大規模的活動，從湯的表面往下看，你會看到一個個細胞狀的對流，液體從每個對流單元的中央升起，又在周邊落下。這鍋湯獲得了秩序和結構，簡單的說，就是它開始滾了。

亞瑟（Brian Arthur）獨自坐在吧檯邊的桌子旁，凝視著窗外，盡量不去理會陸續來到酒館提前歡度快樂時光的上班族。窗外，金融街的水泥峽谷中，典型的舊金山濃霧正轉為濛濛細雨。他覺得無所謂。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的這天傍晚，他既沒有心情欣賞那些銅製家具、羊齒植物及彩色玻璃，也沒有心情慶祝聖派特里克節，更沒有心情和一群別著綠色裝飾的假愛爾蘭人一起狂歡。鬱怒中，他只想靜靜的自己喝啤酒。亞瑟，這位在北愛爾蘭貝爾發斯特（Belfast）土生土長的史丹福大學教授，心情簡直跌到了谷底。

美國人的敵意令亞瑟困惑不解。他把一部分原因歸諸於他們對數學的喜好。畢竟如果你花了一輩子來證明市場均衡存在的定理及其獨特性和效率，而有人居然跑來告訴你市場均衡的理論可疑時，你不可能會太開心。正如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R. Hicks）在一九三九年驚恐的看到報酬遞增隱含的意義時，寫道：「大部分的經濟學理論將備受威脅。」

「你想不想去實地了解一下？」

亞瑟瞥了一下演講廳的時鐘，因為時間快到了，但是他幾乎不加思索，就脫口而出：「哦！時鐘。」

接著在一九一四年，北美爆發蹄口病，因此馬槽紛紛被拆除，而馬槽正是蒸汽汽車補充水源的唯一來源。儘管在這之前，史坦力蒸汽機的製造者史坦力兄弟（Stanley Brothers）已經發展出一種有冷凝器和汽鍋的系統，可以不必每三十或四十英里就要補充水，但是為時已晚，蒸汽汽車從此再也無法翻身，汽油動力很快成為鎖定的能源。

主任委員問：「亞瑟，你對巴基斯坦的人口和發展了解多少？」

在巴基斯坦待了六個星期以後，亞瑟和麥尼和圖書科爾回到美國消化所蒐集到的資訊，同時從人類學和社會學期刊中尋找更多的研究資料。亞瑟首先到柏克萊，回到經濟系去找一些參考資料。他還記得，他剛好翻到最新的課程表，那幾乎和他沒多久以前修的課一樣。「但是，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好像我脫離這個圈子一段時間，而經濟學就在我離開的這一年改變了。然後，我才想到：經濟學並沒有變，是我變了。」他曾經努力用功研讀過的新古典學派定理，在他去過巴基斯坦之後，似乎變得毫不相關了。「我突然覺得如釋重負，我不再需要相信這套了！我覺得非常自由。」

持平而論，許多人還蠻能接受他的想法，甚至滿懷熱誠，但是最惡毒的批評者往往是美國人。身在史丹福使他直接面對這個事實。「我可以在加拉加斯談這些觀念，一點困難也沒有；我可以在維也納談這些觀念，一點困難也沒有；但是只要我在美國談這些觀念，就有苦頭吃了。」

亞瑟相信，這將會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就像物理學一樣艱難，也像物理學一樣奠基於自然法則。但是，這門科學不是在探索基本粒子，而在探究不斷的變遷以及形態的組成和解體；這門科學不會忽略所有不相同或不可預測的事物，個別性及歷史上的意外都將占有一席之地。這門科學要談的，不是關於單一的事物（像粒子），而是關於——複雜。

亞瑟說，既然日本經濟顯然已經發展成功，他提出不同的解釋：「我說日本企業的成功不是因為他們有某些美歐企業缺乏的神奇特質，而是因為報酬遞增法則使高科技市場變得不穩定、獲利高，而且有獨占的可能性。也因為日本比其他國家更早了解到這點，而且了解得比別人透徹，日本人能很快的向其他國家學習，也很善於針對目標市場，以量產進攻，然後充分利用報酬遞增的變動來掌握優勢。」

但是，美國的理想是追求最多的個人自由，或是如亞瑟所形容的：「讓每個人作自己心目中的約翰韋恩，帶著槍遊走各處。」無論這個理想在實行時作了多大的讓步，它仍然有一股神祕的影響力。

這是個值得回味的時刻，對他而言，這樣的時刻並不多見。無論其他經濟學家多麼欣賞他在人口學的研究，其中許多人似乎仍然不贊成他的報酬遞增經濟學的觀念。

但是，亞瑟從不覺得這種猛烈的攻擊方式是他所擅長的。「我喜歡慢慢思考，」亞瑟說：「所以，我會在城外宿營，靜靜等待並且思考，直到有一天——也許在我轉而研究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之後——吊橋下降，守軍說：『我們投降。』問題的解答就乍然湧現。」

奧古斯丁諾韋克斯完全明白就這件事而言，西方經濟學家在哲學思考上所冒的風險，她只是憐憫的看著亞瑟：「他們會把你釘在十字架上。」

普里歌金在其中一篇論文中寫道：事實上，可以想像經濟也是個自我組織的體系，勞力需求及商品和服務等需求，自動組織成市場結構。

「但是在為麥肯錫工作過之後，我對這裏非常失望。這和魯爾工業區令我著迷的歷史劇，簡直沒得比。」他說。在柏克萊的課堂上，經濟學似乎只不過是純數學的分支。被稱為「新古典」學派的基本經濟學理論，把整個世界豐富的複雜性簡化成可以寫在幾頁紙上的抽象原理，整本教科書全都是方程式，經濟學界的青年才俊似乎把自己的生涯都投注於證明一個又一個的定理了，而不管這些定理和現實世界有沒有任何關聯。亞瑟說：「他們對數學重視到這個程度，令我很驚訝。對我這個學應用數學的人來說，定理是在敘述不變的數學真理，而不是去過度包裝一些原本無足輕重的觀察結果。」

嗯，也許他是對的。但是六個月後，亞瑟在莫斯科作同樣的演講。聽眾中恰好有一位最高蘇維埃的成員，他站起來說：「你所描繪的狀況可能會發生在西方的經濟體系，但是在完美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中，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我們總是會達到正確的結果。」

但是當談到經濟的不穩定性及變遷的時候，他們就深受其擾，有時避而不談。但是亞瑟早就接受了經濟的不穩定性。他曾經告訴同事，看看窗外吧，不管你喜不喜歡，市場並不穩定，世界並不穩定，而是充滿了演化、動亂與意外，經濟學必須把變動考慮在內。現在，利用所謂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法則，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分析的方法。

就拿經濟史學家為例吧。史丹福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史學家，而這群人也是亞瑟最早、最熱誠的支持者。認真來看的話，古典學派其實認為歷史與經濟學不相干，多年來，經濟史學家也因此備受困擾。古典學派認為，成完美均衡狀態的經濟是超乎歷史的，無論有什麼樣的歷史因素意外介入，市場最終都會趨向最完美的世界。儘管很少經濟學者對這點認真，美國許多經濟學系倒是考慮不再把經濟史課程列為必修。所以經濟史學家喜歡亞瑟的鎖定說法，喜歡小事件能造成大影響的觀念。他們認為亞瑟的想法為他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此外，他懷疑美國競爭力問題嚴重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政府決策者及企業主管都太慢了解到，高科技市場勝者獨霸的本質。亞瑟指出，從一九七○年代直到八○年代，美國政府都遵從以傳統經濟智慧為基礎的放任政策，而沒有體認到在對手占據市場前，就該儘早培養優勢的重要性。結果，美國高科技產業得到的待遇，和低科技、大宗物資的產業完全一樣，任何可能扶植新興產業的產業政策，都會被譏為侵犯自由市場。一切商品都維持自由開放的貿易方式，仍然是國家目標，而大宗物資充斥時期訂定下來的反托辣斯法，更限制了企業的合作。「一九九○年代，觀念開始有一點改變，但也只是一點點，」亞瑟說。因此，他爭辯現在正是從報酬遞增的角度，重新思考傳統智慧的時候。「如果我們希望繼續經由知識製造財富，我們需要採行新規則。」他說。

類似的問題令亞瑟十分迷惑。他們怎麼可能看不到呢？重點應該在於你必須去看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而不是以優雅的理論來說明世界應該是這個樣子呀！

「但是，我們都知道『報酬遞增』根本就不存在。」

十一月底前，他走在系統研究院附近的公園裏，對到訪的挪威經濟學家諾曼（Victor Norman）興奮的解釋報酬遞增的道理，卻忽然訝異的發現，在國際貿易理論界享有盛名的諾曼正困惑的看著他，臉上寫著：這一切有什麼意義？

事實上，到了這時候，亞瑟已經有辦法提出許多鎖定效應的例子。當然，包括Beta與VHS及柯提鍵盤的例子。還有一個奇怪的例子是關於內燃機的。亞瑟發現，一八九○年代汽車工業剛萌芽的時候，汽油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的能源。當時汽油的主要競爭者蒸汽，已經發展成熟而且安全，為大眾所熟悉。汽油不但昂貴，使用起來也十分吵雜、有危險的爆炸性，既不容易提煉出適當的汽油等級，而且還需要使用結構複雜的新型引擎，此外，先天上汽油引擎就比較耗費能源。如果當初事情的發展截然不同，蒸汽引擎像汽油引擎一樣得天獨厚的受益於過去九十年不斷的研究發展，現在的空氣污染必定不會那麼嚴重，我們也不會那麼依賴進口能源。

原因是，他沒有辦法把這些想法拋諸腦後，因為它們幾乎無所不在。科學家自己幾乎都還不清楚怎麼回事，但是花了三百年的時間把萬物解析成分子、原子、核子和夸克後，他們似乎終於把這樣的過程反覆翻遍了。於是，他們不再尋找地球上可能存在的最簡單的成分，而開始看看這些部分如何組成複雜的整體。

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反而投入經濟學的專門領域，研究一個比工業化的歐洲還要混亂的問題：第三世界的人口成長。

此外，人口顧問委員會在敘利亞和科威特的研究，更加強了他們的論點：計量式的工程學觀點（認為人類像機器一樣，會對抽象的經濟誘因有所回應），其實有很大的限制。任何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會立刻指出，經濟學必然與政治、文化息息相關。也許，這個道理顯而易見，亞瑟說：「但我就是得費盡功夫才學到。」

她問：你最近都在研究什麼？亞瑟熱心的開始發表他的報酬遞增理論。他的結論是：「所有這些流程和形態，可以解釋許多問題。」

但是，亞瑟也了解，正回饋正是傳統經濟學所沒有的，而且事實上，這個觀念還恰好與傳統背道而馳——新古典學派假定經濟的世界完全由負回饋所支配，也就是小的效果會傾向衰微。

就後來被他稱為報酬遞增的新經濟學而言，他可是在城外宿營了蠻長的一段時間。麥肯錫經驗、巴基斯坦經驗、對正統經濟學的幻滅、形態，似乎沒有一樣是真正的答案，但是，他對吊橋開始降下的時刻倒是記憶猶新。

他可以看到生物學界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亞瑟很認真的上德瑞弗斯的課。「有好處，也有不好處。」他略微傷感的說。如果後來他把報酬遞增的想法隱藏在數學公式的迷陣中，也許還比較能為傳統經濟學家所接受。事實上，同事力勸他這麼做，但是他不肯。「我希望盡可能把它說得簡單明瞭。」他說。

亞瑟的同事大衛（Paul David）是其中最積極提倡這個觀念的人，他獨自發表了一些關於報酬遞增及一九七○年代經濟史的論文。但是從亞瑟的角度看來，甚至大衛的支持都適得其反。一九八四年冬天，在美國經濟學會的全國大會上，大衛參加了一個叫「歷史有什麼用？」（What Is the Use of History?）的座談會，他在會中對六百位經濟學家引用柯提鍵盤為例，來解釋鎖定及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論點。他的演講非常轟動，即使是數學經濟學家的核心分子都印象深刻——有關歷史的重要性的理論基礎就在此。甚至波士頓全球報（Boston Globe）都為文報導。很快就有人問亞瑟：「喔，你是從史丹福來的，你有沒有聽過大衛的鎖定效應研究？」

當然，這讓他有機會為了研究，時常往返於夏威夷火奴魯魯島的東西人口研究院，他在那兒有個衝浪板，可以隨時到海灘逐波戲水。但是，他其實對這個問題很認真。

於是，經過一夏的知識盛宴，亞瑟出發到柏克萊。在對經濟學完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亞瑟宣布：他要修經濟學！

就在一個慵懶的午後，亞瑟打開了他特地帶來、預備閒暇時閱讀的書：賈得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創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一本介紹分子生物學歷史的六百頁巨著。

不對。如果你有辦法預測，很好。但是科學的本質在於解釋大自然的基本結構，這是生物學家、地球科學家及天文學家在各自的領域努力的方向，也是報酬遞增理論的目標。

不幸的是，在安娜堡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親近亞瑟所深深喜好的大海和高山。因此，從一九六九年秋天開始，他轉到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之前的夏天，為了賺取學費，他申請到全球頂尖的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工作。

這是亞瑟一生中的黃金時代。上次他到德國，是為了打暑期工，工資每小時七毛五美金。現在瞧瞧他，才二十三歲，就在指點像巴斯夫（BASF）這種大公司的董事會要怎麼解決石油及瓦斯部門的困境，或是價值上億的肥料部門的問題。「我學到的是，高層的工作和基層工作一樣容易。」他笑著說。

早在一九六○年，就普里歌金和其他學者所了解的是，答案就在那句聽起來平淡無奇的話：「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在真實的世界衷，原子和分子幾乎從來不會完全不受外力干預，而總是接觸到一些從外界流入的能量和物質。而如果流入的能量和物質夠強的話，那麼第二定律所規範的穩定腐敗過程就有可能部分被扭轉。在有限的範圍內，事實上，一個系統可自發的組成一系列的複雜結構。

沒錯，那天早上，他真是揚揚自得。那麼，他何不就固守主流經濟學，而不要妄想開創全新的經濟觀？他何不只打有把握的牌，而不要參與這場模糊、半想像的科學革命呢？

但是，後續的發展算是很不錯。作為權宜之計，亞瑟應聘到史丹福做一年的客座教授，他在人口研究的聲譽似乎使他在史丹福備受榮寵。這一年快到尾聲的時候，他接到系主任的電話：「你要怎麼樣才肯留在史丹福？」

不過在一九六七年，由於實在難以忍受蘭開斯特大學教授自命不凡的態度，（亞瑟維妙維肖的學著英國人勢利的樣子：「嗯！有個愛爾蘭人在系上也不錯，可以增加一點特色。」）他離開英國，到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安娜堡校區求學。「我一踏上這裏的土地，立刻覺得好像回到家一樣，」他說。「這是六○年代，這裡的人都很開放，文化也很開放，科學教育首屈一指。在美國，好像什麼事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