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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太監自稱洒家，尊奉佛教，喜歡投巨資建立廟宇，因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旅遊景點，這不挺好嗎？即使不建廟宇，我在劉瑾家產的清單上見過「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等成堆的寶物，這不也創造出了珍貴文物嗎？誰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不合帝國的財政規範，那麼頤和園便是潛流的輝煌結晶了。我們一邊讚賞結晶，一邊罵潛流，難道不覺矛盾？

與比爾．蓋茲等生產商比起來，劉瑾自然很不是東西。與貿易商和金融商比起來，劉瑾照樣不是東西。皮茹茲（Peruzzi，死於一三○三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做批發生意、放貸、開酒店、搞運輸，他的財富來源於他為歐洲提供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讓人們可以更加容易地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而劉瑾潛流的來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們敲詐酒店老闆，封掉酒店，設立關卡，刁難商販，他們的財富恰恰來源於提高交易成本，使人們更不容易買到自己需要的東西，使產品交換所支撐的社會分工及其擴展變得困難重重，社會分工導致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組織的發育也被迫停滯。劉瑾的財富，乃是暴力勒索而來的財富，是「血酬」的巨量匯集，潛流的網路則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好在還有希望。法國和中國一樣也出產劉瑾式的人物，但是法國在英國鄰居的挑戰下洗心革面，繼而脫胎換骨，八、九十年後初得正果。法國走得通，中國更大更集權走得自然要慢一些，最終卻也應該https://m.hetubook.com.com能走通。從戊戌變法開始洗心革面，中國一路血雨腥風地走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但劉瑾還是留下了一項確定無疑的功績，思想建設方面的功績，這是幾乎與劉瑾同時的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一四三一——一五○三年）啟發我想到的。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十六位，據說是歷史上最腐敗的教皇。他的腐敗和放蕩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再虔誠的信徒也無法繼續相信這傢伙可以代表上帝，於是就轉向自己的內心尋找上帝。

巨量的資源通過潛流網路流向劉瑾集團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我們可以拿劉瑾與其他千年世界級巨富做個對比，從來源和去向這兩個方面討論劉瑾潛流的影響。

這些人手中財富的去向也與劉瑾截然不同。巨量的財富集中到他們手中之後，小部分被個人消費掉，這相當於劉瑾的金鉤玉帶。大部分卻不像劉瑾那樣藏在家裡，而是繼續投資。無論這些資本家如何追求壟斷地位，如何大魚吃小魚，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投資還是變成了更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變成了更大的廠房，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工資。而工資等等轉個身又拉動了衣食住行的消費和生產，這些消費和生產再轉個身又推動了軟體、鋼鐵和汽油之類的產品的消費和生產，如此循環往復，經濟逐漸發展起來，社會也進步了。

統治者的財富主要來源於稅收和掠奪。從掠奪的角度說，劉瑾比成吉思汗、忽必烈之流溫和多了；從稅收的角度說，劉瑾卻不如他們。忽必烈打下中國當了皇帝，掠奪收益便逐漸減少，稅收最終成了大頭，而稅收是有最佳比例的。儒家聖賢總結ｈttps://ｍ•ｈｅtuboｏk•cｏm•ｃｏｍ歷史經驗，發現最有利於社會安定，統治者也不至於感覺匱乏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在二千多年的帝國歷史上，這個數字在理論上便成為納稅集團與食稅集團和平共處的疆界。統治者當然願意多收，但是秦帝國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太慘痛了，他們不大敢放縱。

在《華爾街》的千年世界五十最富排行榜上，我辨認出了七類身分，其中暴力為後盾的統治者最多，占二十二位；貿易商或金融商與生產商（蓋茲、洛克菲勒等）並列第二，各有九位；官場上的貪汙受賄者第三，共有四位，中國和法國各占兩位；並列第四的有三種身分：殖民者兩位，教皇兩位，官商兩位。兩位官商都是中國人。

我好像把劉瑾說得一無是處了。這有點不公平。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劉瑾並沒有把家產轉移到國外，他甚至從日本使臣那裡敲了一萬兩銀子的賄賂，如此說來，劉太監也可以算愛國人士。不過，他對邊防和國力的損害又遠遠不止幾萬兩銀子。另外，從當時人的角度看，畢竟劉瑾為手工藝匠人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也創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業崗位，不過，他剝奪的就業機會又要多得多。從後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製造和保留也要託劉瑾之流的福，不過，沒有劉瑾，我們的祖先可能要少經歷許多戰爭，少被人家掠奪許多次，有機會創造並保留更多的文物。劉瑾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小成績還是有的，整體上卻得不償失。

在排行榜上，中國人比較熟悉的名字有軟體大王比爾．蓋茲、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鋼鐵大王卡內基。這些人財富的來源與劉瑾截然不同。人們主動購買他們提供的產品，因為他們的產hetubook.com.com品質量比較高，價格比較低，物有所值，買了之後可喊獲得利益而不是損失。

劉瑾則不然。天下乃皇帝之天下，並不是劉瑾的天下，亡了國也是亡他朱家子孫的國，劉瑾沒兒沒女，死後不怕洪水滔天，憑什麼不能放縱？劉瑾不忌諱殺雞取蛋，反正那是別人的雞。因此，在雞的眼睛裡，劉瑾肯定是比皇帝壞得多的東西。他的腐敗收入是強加於百姓的額外稅收，他侵入了納稅集團的疆域，因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劉瑾之流的行為可以導致秦帝國的命運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我們也確實看到這場戲重演了一遍又一遍。在劉瑾活著的時候，這場戲已經在大同一帶開演了，起因正是劉瑾派出的御史搜刮過度，把軍隊農場刮得心理老大不平衡，於是隨著一位親王造反，還打出了清君側的古老旗號。這正是劉瑾之流嚴重破壞儒家均衡後的標準結果。這次造反使劉瑾很不安，給了爭寵者說劉瑾壞話的機會，最後導致劉瑾被皇帝處死。

劉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後一個高峰，逼出了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成就。在劉瑾「杖責」為大學士劉健說情的眾御史的時候，王陽明是國防部的一個處長（兵部主事）。王陽明跳出來為眾御史說情，說杖責御史將堵塞資訊通道，不利於皇帝全面了解情況，不合聖賢的教導和祖先的規定等等，說得堂堂正正，無法辯駁。劉瑾根本就不辯駁，下令打了王陽明四十廷杖，又在監獄裡關了數月，然後撤銷幹部身分，貶為貴州龍場驛丞，當了偏遠地區的小郵局兼招待所的職工頭頭。

順便交代一句：皮茹茲的財富最後在國王們的沒收、賴帳和處罰之下消失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後來之所以鬧革命，就是企圖控制經常被國王濫用的破壞和-圖-書力。

王陽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為，追問自己到底要什麼，尋找支撐正義行為的精神力量。最後他發現那力量無須依賴外人的獎罰，因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名曰「良知」。「良知」被後世的哲學家們罵作主觀唯私主義。我讀不明白這些唯心唯物的高論，只見那些認識的字句在眼前飄過，卻一句也不能落入心裡。但我卻可以從心底理解王陽明。他在惡人得勢、好人倒楣的處境中冥思苦想，以決定自己未來如何生活，在這種處境中的人們應該如何生活，要不要繼續自找倒楣等等。換了我也會苦想，儘管未必能想出他那種簡潔有力、以聖賢之道為根據的觀點。我認為他的觀點的正確性不足一半，但我仍然替王陽明高興，他找到了一種善行的基礎，找到了對抗「欽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獲得了許多精神上的安寧和解放。

等到這些世界級富翁走近生命的終點時，洛克菲勒用自己的財富建立了基金會，資助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卡內基用自己的財富修建了兩千八百一十一座圖書館，蓋茲也表示將來要做類似的事情。這就是說，在我們所能追蹤到的個人財富源流的盡頭處，這筆巨量財富又開始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服務。

再進一步說，修建頤和園花費的巨額銀兩，轉個身就變成了手工藝品製造者、木匠、油漆匠、泥瓦匠、土木小工等平民的工錢，從他們手裡再轉個身，又變成了糧農菜農小商小販的收入。如此追究下去，「劉瑾潛流」究竟有什麼不好？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又有什麼影響？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提升為更大的長期性問題：腐敗且不斷膨脹的官吏集團，對中國歷史的走向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後邊這個問題泛了些，不容易說清楚，https://www.hetubook.com.com這裡還是收斂一些，揪住劉瑾不放。

總之，上述比較表明，劉瑾潛流的潛作用幾乎是各種歷史選擇中最糟糕的一種，破壞性大於建設性，簡直就是死路一條。我們祖先創造出來的大筆財富就這樣走上了死路。

我們再拿劉瑾與皇帝國王之類的統治者比較一番。

在來源方面，劉瑾潛流對百姓造成的損害已經超過帝國稅收；在去向方面，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卻不如帝國開支。秦始皇和忽必烈之流掠取的財富，除了個人消費外，大量投向了開疆闢土的戰爭和帝國擴張，而在歷史學家的評論裡，譬如在司馬遷的評價中，秦帝國一統天下是一件大好事。司馬遷說，秦帝國為天下提供了秩序，制止了戰爭，元元之民得以安定生活，獲得了當時天下的擁護。忽必烈也有同樣的功能。他打通了亞歐大陸的貿易通道，維護了秩序，平息了戰爭。秦帝國和元帝國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長城的時候、在治理黃河的時候。長城和黃河畢竟關係到公共福利，而劉瑾的錢根本不會往公共福利上投。據我所見，劉瑾的開支至少有一部分變成了家奴的收入，龐大的家奴隊伍又狐假虎威，到處敲詐勒索，也就是說，劉瑾的開支製造出來更多的小劉瑾，更多的掠奪者，而不是阻止掠奪的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