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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抄錄這些碑文的時候，我似乎能體會到立碑者的苦衷。經過數百年的博弈，誰輸誰贏早已見了分曉，各個群體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規矩。百姓應該出多少血，各級官員胥吏應該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構成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形格勢禁，改動非常之難。這六塊碑本身就證明了改動之難。如果立碑真能解決問題，何必立上六塊？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條目居然百年不變，和圖書甚至不肯改頭換面換個新名字。

看到「漕口」的謀生方式之後，我認識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規則至少有一種用處：它顯示了漕規的不合法。這是潛規則分配體系的一個大把柄，「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借此安身立命。

在我當時的想像中，這六塊碑就好像威嚴的皇上，肅穆地屹立在那裡。如果大家願意理睬他，他就是極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和圖書糊弄他，他就變成一塊石頭，又瞎又聾，動也不動。我甚至想專門寫寫這六塊碑，追究一下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如何成為冤大頭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說這些石碑不管用，人們為什麼還要一立再立？這是拉鋸戰的結果嗎？沽名釣譽的企圖嗎？難道真的一點用處也沒有嗎？

這些入廒錢、順風米之類的花樣，就是禁革前農民每年多付的漕規。

這塊石碑上還點出了官員與胥吏分肥的五種花樣，禁止官員向「漕總記書」索取好處：「本官不許勒取朱價、贄禮、冊費、隨禮、門包等項……倘印官婪收規禮，縱容△弊，定行嚴參治罪。」ｗｗｗ•ｈｅtuboｏｋ•cｏm.ｃｏmwww.hetubook.com.com

譬如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的禁革碑，就點出了胥吏剝刮農民的十四種花樣。碑文說，如果收漕糧者「故意憎嫌，篩揚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並在倉人役勒索入廒錢、篩扇錢、斛腳錢、扒錢、酒錢、票錢、鋪墊等錢，並呈樣米、順風米、養斛米、鼠耗米，以及藉稱積穀，按石勒捐，巧立種種名色，婪△△△者，定行分別參處。」

漕規是對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與農民和圖書的關係，通過「浮收」多刮農民幾刀；然後調整內部關係，根據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規在歷代都遭到禁止。我抄錄過江蘇省常熟縣的六塊禁革漕規的石碑，從明至清跨越一百三十餘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門和漕糧倉庫之前立碑一塊，禁革之詞也如出一轍地嚴厲而具體。

明清兩代依靠運河南糧北調，供應京師和邊防，維持漕運近六百年。圍繞著漕糧的徵收和運輸，生長出一套盤根錯節的潛規則體系，專有名詞曰「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