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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是個不同流俗的人。別人都尊敬他，也都對他保持著距離。他從來不和鄰居吵架，不罵粗話；從來不|穿木屐上街，也不敞開襯衫在街上行走或邊走邊抽香菸。即使騎著腳踏車買水果回來，他也絕不像別人一樣，一手扶著龍頭，一手托著一片西瓜。他要不是把整個西瓜放在後面的車架上，就是放在不透明的籃子裡。他永遠穿乾乾淨淨的白色、藍色或褐色的襯衣。夏天，他的袖管總是捲得整整齊齊的。冬天，他穿得不多，別人就會說：「你穿得不夠吧？」我聽到這種話，就覺得心底一陣溫暖，因為人家好像很關心他。

他給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他要我開始學習國外的知識。在我看來，這本書純粹是本遊記，報導許多資料而絲毫不帶政治色彩。我看到作者能批評一個政權而不攻擊它，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高中畢業以前不久，二哥報考南京大學的天文系和數學系，沒有被錄取，反而被控為反革命份子，被判在勞改營裡服刑七年。後來又被改判了另一個比較輕的罪名：「不滿現實」，刑罰也減輕了不少。

然後，他又問我對毛、劉之間新公開的鬥爭看法如何。我還告訴他，在北京碰見過幾個被我鬥過的老師以及他們目前的態度。他並不覺得驚訝，說這就是報應。他們不把共產黨看成敵人，反而祇顧向工作隊報私仇。他一向同情那些老師，說他們是無辜受罪。可是，他們不也和別的中國人一樣，眼看別人受罪而袖手旁觀嗎？

他們走了以後，房東一家聽到騷動，猜出大概是怎麼一回事，馬上到我們這邊來安慰母親，並在他們的廚房裡替我們做早飯，給了我幾塊餅乾。

我指著拿進他的書房的地圖和照片，對二哥細述串連的經過和我對各大城市的印象。我親身遊歷了這些地方，對這些地方的認識反而不如他多。他常會提醒我，幫我記起更多的事。他對上海和北京的知識尤其是令人讚嘆。

於是，我把全家的燈都點亮了，睡覺時還用枕頭堵住兩隻耳朵。從信佛教的房東家傳來的香火味更使我怕上加怕。這種香火氣使我聯想到廈門佛教徒的一種風俗︰有些人家如果死了人，家屬會把屍體撐起來，使它的雙手雙腳|交叉著坐在棺材裡（附註七），在客廳裡停放三四天，讓門外過路和-圖-書的人看到它，這樣，親友就會來磕頭、膜拜、禱告、向它道別。夏天，香火氣蓋不住屍體的氣味。遇到有這種人家，我總是老遠地繞道而行，免得經過他們的門前。

我和二哥共處了這麼久以後，我開始瞭解他是個可以默默受苦，逆來順受而堅忍不拔的人。很久以後，當他開始戀愛以後，我才明白世上沒有人能永遠不動真情的。有一次，我在飯桌上突然想到像二哥這樣古板的人也會對漂亮的姑娘說溫柔的話，覺得滑稽得要命，不能自制地噗嗤笑出聲來，把飯噴了一桌子。

這一切，都使我無法原諒二哥。

「爛透了！老百姓太窮——窮得叫人難以相信。在北京，是狗咬狗的政治鬥爭。我不是為了你愛聽才這麼說的，我的感覺的確就是這樣的。這個政權我是看透了！」

吃飽了後，他會笑著摸摸我的頭，問問我的功課。這就是我最大的快樂和報酬。

我五歲的那年，在一個夏日的清晨，我們全家被一陣砰砰的敲門聲吵醒了。母親抱起我，匆匆趕到二哥房裡，姐姐們跟在她的後面。就在這時候，幾個警察一湧而進，撥開母親，抓住二哥搜身。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待過他，那時他是十七歲。

後來的幾天，家裡都很亂。做飯的是姐姐們，替我洗澡的也是她們。母親不再和往常一樣地看著我玩，祇是失神地坐在一旁，有時會哭得很久很久。

我還花了好一段時間討論北京的新政局。

我每天早上上學，背著一個書包，還帶自己的一盒飯，放在網袋裡提到學校去。街上到處是一片蕭條，昂貴的飯館前圍著一大群飢餓的人，貪婪地呼吸著飄出來的肉香。那時候，一斤豬肉值三天的工錢，一個拳頭大的包子是一天的工錢，一斤蕃薯是半天的工錢。

最後，我對他說：無論如何，我也要繼續當紅衛兵。「毛澤東雖然在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活學活用，反過來利用他。我總覺得我是自由自在地為自己幹，許多同志也這麼想。毛澤東是什麼人？如果毛澤東不讓我們隨心所欲，我們就打垮他！而且，我並不認為串連是毛澤東送給我們的禮物，串連是報酬，他因為我們千辛萬苦幫他控制了全國而酬謝我們。」

在家的日子，他不再關在書房裡看書了，反而儘量利用時間來改善我們的飲食。我們至少有兩天不用到學校食堂去吃那沒有一滴油的大鍋菜。看到他下廚替我和三姐做飯，我尤其感動；可是，等到最後圍著飯桌坐下時，三個人都祇是默默地吃著。我仍然有點怕他。祇有hｔｔｐs://wｗｗ•ｈｅtuｂook.coｍ.ｃom到了飯後，他說一句：「我來洗碗」時，我才感覺到他的愛。我是多麼希望他能多說幾句話來表示他的那份感情。

我答應絕不會惹他操心。可是僅僅兩個月後，我竟變成了通緝犯。

我讀小學期間，除了我的成績外，似乎沒有一件事能討二哥的歡心。他尤其不喜歡我好哭、任性的毛病。母親每次縱容我，他就冷冷地看著我；看到他的神色，我會比挨打還害怕。我從來沒有聽他談過輕鬆的事，更沒看見他開懷大笑過，這使我更加怕他。

我在初二的第二學期，有一次，我拿成績單和優秀學生獎狀給他看，並且給他看我在廈門日報上登出來的第一篇文章。那雖然是一篇頌揚新中國青年生活快樂的文章，他還是因我努力寫文章並被登了出來而誇讚我。

二哥曾經表示不滿意政府。他上高二那年，他向校刊投了一篇稿：「俄國人」。他在文章中攻擊蘇聯人，並說中國是蘇聯政府的附庸國。這篇文章一直沒有被列登出來，卻被送到了公安局。更進一步調查時，連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出賣了他。

一九六一年，我們的家被弄得支離破碎。母親和二哥都被下放勞動，每半個月才准回家兩天。母親是因工廠產量銳減而被送去的；二哥好不容易才謀到一個建築公司的差事，他就是被這個公司下放的。他的例行工作中，有一件事是從廈門拉糞車下鄉，這樣，他反而倒可以多回幾次家了。

大哥曾經說他是個不切實際的書呆子。我雖然瞭解二哥因為有「前科」，幾乎兩年的時間找不到工作；看到他用家裡的錢買書看，還是覺得很說不過去。他一出門，不是上書店，就是上圖書館；他總是繞小巷走，免得碰到太多人。在晚飯桌上，他一發表意見就是罵共產黨。在我看來，反黨似乎是大逆不道的事。我覺得其他任何黨派都不可能存在。我從小就在紅旗下長大。我從小學一年級當了少年先鋒隊隊員起，什麼活動我都參加，算是相當活躍。

可是，在困苦的歲月裡，親情和友愛終於得到了考驗。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大陸陷入了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飢餓、貧乏和物價暴漲弄得民不聊生。

儘管全家人一致注意我的營養，我還是得了水腫病。我的四肢和臉孔都腫了，變得胖嘟嘟的。三姐馬上寫信給二哥，二哥連夜趕了回來。當他走到床邊看到我時，他的眼睛裡漾著淚水。他溫和地摟著我，替我洗了澡，換了衣服，然後就去向糧食配給當局力爭，帶回了和_圖_書一斤米糠和半斤紅糖。他一直留在家裡照顧我，直到看我好了許多，才回鄉下去工作。

過了不久，二哥趁我上學的時候把這隻公雞殺掉了。我一到家，就哭得昏天黑地，抱著那隻死雞又拍又摟，把二哥嚇傻了。他說：「怎麼了嘛，還不都是為了你！公雞又下不出蛋來。」

我幫著二哥殺過一隻貓，自己的大公雞卻無論如何也要養著。這隻公雞全身亮著棕色的羽毛，長著一蓬鮮艷的尾巴。每到吃飯時，儘管食物缺乏得厲害，自己的飯也祇有一點點，說總是省下四分之一來給我的好朋友大公雞吃。二哥知道這事後，有一天，他對公雞說︰「你真是個最不體貼的朋友。」我在門後聽到這句話，差一點大笑起來。

有一天晚上，二哥叫醒我幫他宰一隻野貓吃。我倆把那隻貓罩在洗衣服的木桶下。我們拚命地搖著木桶，直到聽不到裡面的聲音才罷手。我們露出了勝利的微笑，第二天大吃了一次。

飢餓改變了人性，夫妻間或父母子女間也常為吃而吵架。每個人都守住自己的一份口糧，即使到親戚家吃頓飯也要自備糧票才行。學生不肯上體育課。老師提早下課，趕回自己家的菜田工作或餵兔子，因為養兔子是不費什麼錢的。誰都得為自己的一點糧食而疲於奔命，對別人的責任感和家庭的溫暖似乎都不見了。

二哥沒有提出異議，祇嚴肅地警告我︰「言行要小心，在公開場合絕對不能太激動。千萬不要做我做過的事，即使是最親密的朋友也要提防一點，人心難測。」

不過，兩年多來，我特意訓練自己克服恐懼，漸漸把每間房裡的燈一一關掉。

二哥似乎變了。他的臉色不再那麼冷峻而嚴厲，這也許是他可憐我一個月要和母親分開二十六天的緣故吧。每次他從鄉下回來，三姐和我就端出自己的傑作，放在桌上，看著他狼吞虎嚥。我一次又一次地替他添飯，自己則不斷地吞著口水。我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就好像是自己在吃一樣。到底親是親。

大姐和二姐也不太滿意二哥。他被捕這件事已經記進了她倆在學校的紀錄，她們在申請加入共產黨青年團和後來考大學的例行調查時都遇到了麻煩。她們加入共青團後，更是經常寫報告，在自己和二哥之間「劃清界線」。全家人除了二哥以外，都對這件事感到不舒服；我到後來才知道他很為連累了家人而自責。

我祇曉得出了可怕的事，還不知道二哥去了那裡。後來，我才漸漸地從母親和姐姐們口中知道了一切。

二哥著看我。

二哥要求去和_圖_書解個手，也被拒絕了。母親從熱水瓶裡倒了些熱水給他喝，他雙手接住杯子，我這才發現他的手腕上有黃澄澄的東西。

「怎麼回事？你們要做什麼？」母親不停地問。警察把二哥拖出去，母親伸手想拉住警察。我們不准出大門，大門打開時，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看到街上有一個人拉著糞車經過，看到警察把二哥拖走，那人吃了一驚，一些髒東西從車裡潑了出來。

「好啦，既然你已經見了這麼多，懂得這麼多，」二哥說：「你有何感想呢？」

然後，我們都被另外幾個警察趕進了母親的臥室，他們動手抄起家來。我們全坐在沙發上抽搭著、嗚咽著。母親一面哭，一面緊緊地抱著我。

飢餓卻使我們家比以前更為親密。母親把她的嚴以責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傳給了子女。她和二哥兩人省下了自己的大部分食物給我和三姐吃，三姐和我則會在半個月以前就開始省吃儉用，讓母親和二哥休假回來時能夠飽餐一頓。

一年零四個月後，就在我上小學一年級時，二哥回來了。他沒有把所經歷的事告訴任何人。從此，他根本就很少說話了，整天關在書房裡，坐在書堆中一直讀到深夜，祇有吃飯時才出來一下，臉色永遠是泠冰冰的，嚴酷得很；弄得和家人之間漸漸有了距離。我最怕他，因為他常說母親寵壞了我，我很不以為然，認為他是看到母親疼我吃醋了。

接著，他第一次從書房裡挑出幾本書來叫我看。有好幾本書是在書店裡已經買不到的。那天，我們談到很晚，母親看到我們親近起來，真是又驚又喜。

那些人什麼都搜，連姐姐們的日記也不放過，還打破了我的兩個玩具——一隻會走會跳的鴨子和一個萬花筒，看裡面有沒有藏著什麼。看到這些，我哭得越發厲害。好不容易，他們才走了，帶走了二哥的日記和一些他常拿來玩的鉛字。

二哥顯得很疲倦，我勸他早點睡覺。他說：「今晚這次談話對我精神的幫助比睡十天的覺還大。」

「你才十六歲，」他說：「比我當年還早熟了一年。」他又補充說：「我一直認為你的想法會和我越來越接近，這就是我要你參加新運動，自己去認識社會實況的原因。如果你不能自己去瞭解，我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他被抓使我們家很丟面子。從前，母親不希望我學粗話或染上壞習慣，常常不讓我在街上跟其他的小朋友玩（外面的孩子常常玩撲克牌、打陀螺或鬥蟋蟀來賭博），現在更是要我足不出戶，免得別人問長問短。

二哥介紹這本書給我的那天，是我倆關係的轉換點，也是我們心靈契合的開始。為了能和他討論政治見解，我不斷地看書。他對我的要求很嚴格，並不因為我年幼而稍有寬容。他希望我在初中畢業以前就能有淵博的知識，能瞭解國際局勢、經濟地理和歷史人物，並且熟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期、地點、人物和事件。

我開始躲著他。如果家裡祇有我們兩人，我一聽到他要走出房間了——聽到他合書或刷皮鞋的聲音，我就趕緊躲到裡面去，我放下玩具隨便抓起一本課本。他每次出去，從來不囑咐我把門關好，也不向我留任何話。我每天放學回來，總是先從門縫裡望一望他在不在家。如果他在家，我就在附近玩一玩，等母親回來再一起進門。有母親在身旁，我覺得自在多了。

他每晚都替我補習。我談論一個題目，他就對我的談話作一些評論。他祇想增加我的知識，並不想說服我接受他的意見。我很感激他那希望我能學有所成的一片苦心，可是免不了覺得很吃力。我仍然有點怕他，祇得盡力而為。我知道自己必須跨一大步才能增進彼此的瞭解，文化革命終於拉攏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直到一九六三年止，大概整整兩年的時間，家裡祇有我和讀初中的三姐兩人。起初，母親不在，我很害怕，特別是因為三姐到了晚上，還要到學校去跟宣傳隊練習歌舞（這樣可以得到一份額外的配給）。每天晚上，我總會聽到屋頂上有貓在爬；有時，當我坐在天窗下的桌邊讀書，我總覺得有東西在盯著我的後腦的。當我猛抬頭向上一看，果然發現有一隻貓在天窗外對我瞪著又圓又亮的眼睛。

學校放假的日子裡，他就叫我和他一同下鄉。他做工，我則跑到已經收割過的田地裡去，希望揀到一些遺漏下來的蕃薯和甘蔗。有時，我找了一上午也裝不滿半個可裝二三十斤的麻袋。二哥總是安慰我，提醒我絕不可以偷沒有收割下的東西。他說：「共產黨可以把人變成餓鬼，但是改不了人的氣節。」這時，飢餓已經使我不滿意共產黨政權了。

母親每天一早就起來準備早飯，做家事。我每天一睜開眼，第一件事總是聽聽二哥起床了沒有？如果聽不見什麼，我就撒撒嬌，嚷著要母親來，說我要小便。母親總是趕來抱我，親我，幫我拉開褲子；然後，我就要她帶我到院子裡去呼吸新鮮空氣。如果正巧碰到二哥在院中洗臉或仰首蒼天，我就嚇得連忙掙脫母親。我最怕他說：「都七歲多了，還要媽媽抱來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