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第四路：以何應欽所率之原東路軍部隊為第四路軍，由鎮江渡江攻淮陰直出海州、隴海路東段。

清黨以後，軍隊中之共黨分子紛紛逃走，但是黨代表之制度還是存在。其實兵貴神速，若領導二元化便難於指揮，俗語說：「成於一，敗於二、三。」其理便在於此。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紅軍盛行黨代表制度，提摩盛科元帥認為此制度妨礙指揮作戰，力主廢除。後來紅軍軍事失敗，史大林認為其原因便在於廢除黨代表制度所致，又恢復該制度，但是仍然無法挽救紅軍之頹勢。朱可夫將軍做統帥時代深知黨代表制度不利於軍隊指揮之統一性，於是以紅軍官兵已認識馬克斯列寧主義，勿須有黨代表，再度廢除黨代表制度。黨代表制度是最落後之制度，紅軍十月革命後，所以要施行這種制度，主要因為無法控制白軍之思想。但是軍事是瞬息萬變之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能讓二人共同負責？黨代表、以及軍中之共黨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便是共產黨破壞革命軍組織與紀律之三大武器。

第一路總指揮何敬之將軍，下轄第一軍、第十八軍（由楊杰之第六軍改編）、第十四軍（賴世璜）第十七軍（曹萬順）、第二十一六軍（周鳳岐）、第十軍（王天培）、及三十一軍（李明揚）。

四路北伐之計劃雖因唐生智與程潛之變節受挫，但是革命事業絕不因此受阻。蔣總司令決定繼續北伐，改戰鬥序列為三路：

第二路軍撒回江南，第一路軍也相繼沿運河向江南撒。第一路軍在江北浦口以北，和縣一帶曾留守一短時期，後因蔣先生下野，我們為保存實力以待第二次渡江，所以決定將第一路軍完全撒回長江以南防守。

第二路總指揮蔣總司令自兼，由我代理，前敵總指揮陳調元，下轄三十三軍（柏文蔚）、三十七軍（陳調元）、新編第十軍（夏斗寅）、以及暫編第十一軍。

我指揮第二路軍攻炎城、紅花埠、臨沂等地。寧宜城堅由方永昌防守。方發誓與城同存亡，城內屯糧豐富並準備各和-圖-書種燃料以防我軍偷城。時逢雨季，攻城益發艱苦。我調三十七軍之野炮隊前來參戰，因道路泥濘，馬隊無伕運炮，特徵集附近農家之水牛，經千辛萬苦，才將野炮運至臨沂城附近。原定計劃希望用炮轟崩臨沂城之一角，無奈後援不繼，炮彈缺乏以致不能達成。正當我苦攻不下之際，奉蔣總司令電報，要我留少許部隊監視臨沂，其餘回師會攻徐州。我行近八義集，即與敵接觸，敵人蜂湧而來，而徐州城又不聞槍炮聲。當時之可能有二：第一我軍已入徐州，但是敵人不應該愈打愈多；第二我軍可能已撤退，但是總司令部並未有命令給我。我軍雖然時時破毀敵方運兵之列車，然而敵人援兵還是不絕於途。如此相持二天，第三日第二路參謀長兼上海市長張定墦轉來總部撤退命令。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鄰先生指揮之第七軍為了預防唐生智，止於蕪湖安慶不能前至。我既奉命，開始撤退。為了節約時間，我不顧白晝撤退之危險性，令部隊沿運河兩岸往南退。陳調元部隊原是後衛部隊，因被敵方騎兵衝斷，不能及時趕至八義集，但是楊杰之部隊還未通過，如我先楊杰而去，楊很可能被敵軍包圍。我於是統率數百廣西籍之衛隊，擔任後衛之任務，待楊部到達，佔穩陣地，我才離去。部隊路經駱馬湖、宿遷等，遇土匪騷擾，我命令部隊，只要無人員傷亡，勿予理會，因為我們須兼程趕回江南，不然，隨時有被敵人截擊之危險。

第三路總指揮李德鄰，下轄第七軍（夏威）、十九軍、（軍長胡宗鐸由劉佐龍之第十五軍改編）、四十軍（毛炳文由湘軍第一師賀耀組部擴編）以及葉開蠡之四十四軍。

第三路：以武漢唐生智及劉佐龍部為第三路軍，由舊京漢路北上。

蔣總司令下野後，張學良派代表與張宗昌會晤：願助其打南京。孫傳芳又得唐生智之支持，所以敢發動龍潭之役。

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於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佔領杭州，三月二十二日佔領上海，和_圖_書何將軍指揮東路軍之主力協助程潛之江右軍於三月二十三日佔領南京。陳調元、王普等係孫傳芳之將領見革命軍勢力強大，也於三月四日投誠革命軍。因而浙、皖等地全為革命軍所掌握。蔣總司令因感於共產黨蓄意顛覆黨國之行為，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指示決心清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張繼、古應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愛路總理遺宅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議，檢舉共產黨假藉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部發展組織，篡竊國民黨之陰謀，當時決議咨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全國推行清黨運動。共產黨所以在國民黨內部能迅速發展，與汪精衛之政治野心實有莫大之關係。十六年汪自法國回國轉至漢口，以國民黨左派領袖自居，他在漢口大呼「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這種論調自然能適合鮑羅廷之意志。因而鮑羅廷一面分化國民黨內部為右派、左派、西山會議派，一面利用汪精衛在黨內之地位，煽動對革命缺乏認識之國民黨黨員。所以在武漢之中央委員、國府委員，不是共黨份子，便是共黨之同路人。有的雖明知鮑羅廷之陰謀，但是在當時之政治形勢下，噤若寒蟬，鮑羅廷遂更暢所欲為，共產黨益發向各階層滲透。十五年十一月革命軍佔領南昌後，蔣公與中央委員張靜江等密商原議定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由廣州遷至漢口。因武漢方面受鮑羅廷之控制，乃決議遷來南昌，而徐謙、鄧演達等紛紛反對，甚至公開宣稱如果中央政府與中央黨部遷至南昌，他們將另在武漢設立中央政府，蔣公為了息事寧人，擱置了將國府遜至南昌之意見，改在武昌開國民黨第二屆第三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定漢口為首都，遷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至漢口。鮑羅廷於是更能施展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陰謀。

第二路軍分三個縱隊渡江。第一縱隊指揮官賀耀組率領第四十軍，由南京之大勝關渡江至津浦路西側之湯泉、烏衣鎮、滁縣等地，向張宗昌ｍ.ｈeｔuｂｏｏｋ•coｍ.ｃｏｍ進擊。第二縱隊指揮官楊杰率領第一軍之第一、第三兩師及第六軍（欠第十九師），由烏江鎮戒守在滁縣與第一縱隊合師後佔領張八嶺。第三縱隊指揮官陳調元率領第三十七軍，出東西梁山，經和縣移向津浦路。第三路軍由皖北，經蚌埠宿縣等地指向徐州。

這個計劃還未實現，而寧漢兩方即告破裂。預定之第三路軍唐生智等部，已成同舟之敵；第一路軍之程潛、魯滌平兩部，也放棄前進計劃而投向武漢。李宗仁、陳調元之第二路軍受其影響，不得已退保蕪湖、大通。何將軍之第四路軍也因局勢改變，將佔領揚州之部隊撒至江南，唐生智一面勾結奉軍，一面與孫傳芳互通聲息，目的在謀南京。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蔣總司令有電報給我們三位總指揮說：「……唐孟瀟託楊丙與奉方妥協似有頭緒，故奉方擬移河南部隊來津浦路助張、褚攻寧。此息甚確，情勢嚴重，各方已有協以謀我之勢。如我不能將孫、張兩逆於最短期間肅清，則以後更難應付。務望督促前敵將士共赴同仇？……」龍潭之役後，我們於孫部中也查獲孫、唐勾結之證據。孫之作戰命令中有云友軍唐某所部已到達某線云云。

第二路：以已在皖北之原江左軍李宗仁、陳調元等部為第二路軍，由皖北指向隴海路西段包圍徐州。

第一路：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戰之原江右軍程潛、魯滌平等部為第一路軍，沿鐵路北進。

革命軍佔領南京之後，十六年四月八日蔣公至南京召開會議，根據總理曾經說過南京是可以建設為首都諸地方之一（其他地方如武漢、北平、西安、蘭州等），建議定都南京，歡迎武漢之中央委員至南京共赴國難，並有專電致汪精衛。四月十二日上海清黨後，各地緊隨清黨。武漢之軍民因受各地之影響漸漸覺悟共黨禍國之陰謀，故有夏斗寅兵迫武昌，許克祥起義長沙（所謂馬日事變）。夏許兩部雖為親共部隊葉挺等所擊敗，但是對武漢政府未嘗不是一大刺|激。汪精衛見全國趨勢所向，也開始m.hetubook.com.com分共（不敢用清共二字）。嗣後，鮑羅廷由西北回國，加侖將軍因我之保證，經上海回國。

我們當時最接近之敵人，在江北有孫傳芳，在皖北有張宗昌、褚玉璞。孫號稱有十一個師一個混成旅，總數約五萬人；張宗昌之直魯軍號稱十一個軍，二個師，二個旅，褚玉璞號稱四個師，五個旅。張、褚之軍隊雖多數只有番號，但合計不會少於十萬人。是時，奉軍已入關，對我們也是一大威脅。在第二路軍渡江北伐之前，蔣總司令曾有一計劃準備分四路北伐：

共產黨利用中央政府中與群眾易於接近之組織，如農民部、組織部、青年部、婦女部等，共黨即參加把持發展其組織，常挑撥農民，為了要求減租，反對地主；挑撥工人為了要求加工資反對廠主；挑撥店員反對店主；挑撥學生反對教員。整個社會為之不安，社會秩序為之大亂。所以當時之情形是共產黨發展至某一處，某一處便隨之發生學潮、工潮、農民暴動。有人批評國民黨只掌握住懸虛的職位，如中央之院長、部長、地方之省主席等。所謂懸，因其地位高；所謂虛，因其缺乏基層。共產黨所掌握的全是社會之中下層。所以後來的情形發展為：革命軍拼命與軍閥作戰，而共產黨輕易便控制革命軍之後方。

第一路由鎮江、揚州，沿運河向寶應、淮陰壓迫孫傳芳部，孫部節節後退，第一路佔領漣水、海州、莒縣等地。

在軍隊中，共產黨的勢力也很大。黨代表幾全是共產份子。凡作戰計劃、人事命令、帳目報銷，都須經黨代表蓋章副署才生效。北伐初期八個軍之黨代表：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第二軍黨代表李富春，第三軍黨代表朱克靖，第四軍黨代表麥朝樞，第五軍黨代表李朗如，第六軍黨代表林祖涵，第七軍黨代表麥煥章，第八軍黨代表彭澤湘，中如周恩來、李富春、林祖涵等人，全是資深的共產黨員。其他如師、團、營、連中之黨代表也為共黨所把持。此外總政治部主任是鄧演達，副主任是郭沫若。政工人員在部隊中，無不宣傳世界www.hetubook.com.com革命、唯物史觀。若有人談三民主義，便被認為右派、落伍分子、反動分子。

龍潭戰役在北伐戰史上是最重要之一仗。孫傳芳為何敢發動龍潭之役？是役之前，我方之軍事部署如何？當時國內之政治情狀若何？皆有一一說明之必要。

加侖將軍原名布魯歇，為俄國白軍之將軍，後投效紅軍。曾受高等教育，待人和善，學問淵博。他因為是革命軍軍事總顧問，我是總司令部幕僚長，兩人經常接觸，所以我知之甚深。平日行軍，他素不坐轎，好騎馬；我從小即有騎馬之嗜好，人馬總是形影不離。每次作戰，總司令部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加侖將軍必定提出數個方案以供參考，其胸懷甚為寬大，無論是否採納，全不在意。大體上言，自北伐以來，加侖將軍與我們相處非常融洽，蔣公待之殊厚。他回國後，一度任蘇聯遠東軍司令，後因軍事機密為日本間諜所竊，被史大林治以死罪。蔣公接得駐蘇大使楊杰之報告，想保其性命，乘孫科因外交問題以特使身份赴蘇時，囑其轉達史大林，請派加侖至中國做他的私人顧問。史大林告訴孫，加侖已被槍決。

軍隊既為共產黨所滲透，其次一步之目的，便在於蔣公之去留。當國民黨第二屆第三次會議在武昌舉行時，鮑羅廷利用多數左傾之票數，改組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為委員制，各級委員五人，撒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之機構，改由軍事委員會指揮革命軍。軍委會也是委員制，設委員九人，黨政提名五人，軍方提名四名。因而共產黨籍黨政之代表，便可插足軍事之最高決策機構。此外又扶植唐生智反蔣，目的不外壓迫蔣公他去。「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只要蔣公下野，三軍統帥無主，共黨之陰謀便可以得逞。列寧臨終時，向左右親信之人員說：「委員制是使政治混亂的制度，要想某部門弄壞則用委員制」。鮑羅廷的目的在求中國政局動盪以便混水摸魚，所以在國民黨內部，盡力推行委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