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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造反派們的得勢，參加造反組織的群眾越來越多。一則是因為他們看到造反派受到了中央的讚揚與支持，二則是在那個天天都在喊著「造反」口號、唱著「造反有理」歌的瘋狂年月，很少有人能做一個不問世事的陶淵明的，你總得加入一個什麼組織才會安心，而現在「紅色政權保衛軍」與「工人赤衛隊」都已垮臺，當然只有參加造反派組織才放心。

「不！我不去。」鍾有新胸有成竹的對我揮了揮手。

本來這「戰團」就沒多少事，待在那兒使我深覺乏味，當我有了小羅這個助手常駐「戰團」後，我就又回到公司的「紅色支隊」辦公室來了，加上那陣正好公司造反派在商量「奪權」的事，鍾有新也希望我回來助陣，因此，直到十多天後「湘江風雷」被省軍區摧垮，我就再沒有去那「戰團」了。

其實，在那陣，弄個什麼「司令」、「部長」幹幹，容易得很。那些腦子靈活又有此意願的人，常常就是糾集十來個人，跑到省委大院裡的一個叫「省文革接待辦公室」的機構內，遞上幾份要求成立某某造反組織的報告，那些已被紅衛兵與造反派搞得頭昏腦脹了的省委工作人員，就會很快批給你一筆大小不一的活動經費和允許你的組織成立的證明。拿著這證明與經費，你就馬上可以去刻製什麼「司令部」、「政治部」之類印鑒，訂做你那組織的紅袖章了，如你能很快找到「辦公」的房子，你的組織也就可以開張，你也就立馬能過過「司令」、「部長」的癮了。到後來，就更容易了，甚至連找誰批准都不需要了，只要你能找得到願意同你一塊幹的人，自個兒樹旗立杆子就可以成立什麼「司令部」。在文革造反初期，的確有那麼一小批人，他們並不認真去造什麼反，也對政治運動沒有什麼心思，但對打著「造反」的旗號，糾集一些人，乘機耀武揚威抖抖「司令」牌子玩玩卻是頗有興趣。不過，這種人並不多，而且，表面上的一些造反活動，如集會、刷刷標語之類的事，他們也得做做，一則應付應付，湊湊熱鬧；二則，不幹點事，那「司令」的癮頂多三、五天他就會膩了，因那時沒有什麼其他娛樂活動可供他們去玩的。

造反派勝利了，我們高興得很，真有點那個所謂「盛大的節日」來臨了的味道。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長沙市的保守組織勢力全部分崩離析，基本垮臺。長沙市是省會，而省會作為政治中心，是影響領導全省的。因而全湖南省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及其一派的所有組織，均先後被一一摧垮。

我連忙朝他們說：「請大家靜一靜，我正在同他們談判。」

在文革最初階段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在組織人員的構成上是各具非常各具鮮明特徵的。

像我這樣的小青年，在文革中能當上一個造反派小頭頭，後來還做了公司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等等，自然也不是我有什麼才幹，而完全是當時我們單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又家庭出身特「硬扎」、並且還年輕這種種條件；因為，都能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太少了，故確屬有「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確，那時候，一個十七歲的小青年，懂得個什麼囉！不過，話又說回來，不是還有一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嗎？由於自己當上了一個造反派頭頭，便在文革十年中受盡磨煉與磨難，深深體會領略了人生的冷暖，也迫使自己從那以後養成了愛讀書的好習慣，此生雖未能「成」什麼，但也從沒有過虛度光陰的感覺、而始終覺得自己人生也還充實。記得有個名人說過：「非常時期的一段人生，其內容之豐富，能超過安穩時候人的幾輩子。」對這話，我能有共鳴。

在理論上、實力上、精神上，都已沒有了優越感的保守派組織，並且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境地。

我以「湘江風雷紅色支隊」名義，寫了一個「勒令」，由楊金河他們抄成大字報，貼到了廠裡宣傳欄上。「勒令」原「工人赤衛隊」組織立即解散，將赤衛隊組織的公章、旗幟、袖章等物資統統繳出來，並將原「赤衛隊」辦公室騰出來，均移交給廠裡由「湘江風雷」和「東方紅總部」組織的「造反聯合辦公室」，其頭目必須公開寫出檢討（我們不知他們真正的頭頭是誰），並且，不准改頭換面，繼續成建制的保持他們的組織等等，並威脅，如果不照辦，我們將如何如何，要對他們採取「革命運動」云云。

長沙市的保守派方面自從在省委機關大院的武鬥中失利後，他們便從社會上逐步喪失了陣地。藉著武鬥「勝利」餘威的造反派，掃蕩了大街小巷的牆壁和特設的宣傳欄，撕下保守派所貼的一切大字報、標語，並且換上自己一派的。一些上街試圖張貼大字報的保守組織人員，還沒等他們貼上幾張，頃刻就會被造反派的青年人圍住，以辱罵開始，然後會以踢翻漿糊桶、墨汁瓶，搶走紙筆，甚至拳打腳踢，致使保守組織人員落荒而逃告結束。這樣，幾天之內，街頭的大字報輿論基本是清一色的造反派觀點了，特別是進入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報》與《紅旗》聯合發了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猛烈的鬥爭」「徹底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更使造反派大受鼓舞。而保守組織則精神大挫，因為一頂「保皇派」或「保守派」的帽子，原本是他們頗以為榮的驕傲，所以，開口閉口就是「老子就是要保！」「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級黨委！」「你這狗崽子休想翻天！！」而如今，黨中央卻號召向「黨內走資派」進攻、造反，使他們不知所措，理論上想要堅持的東西，在大勢所趨中，也變得軟痠痠的了。儘管「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的頭頭們，在經過一番激烈的內部辯論後，調整了他們的鬥爭口號，也刷出了一批「打倒省委內的走資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標語，但，這些早已人所皆知並不新鮮的口號，從他們口中喊出已太遲了，幫不了他們多大忙。造反派已經在召開大會批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們了，在東風廣場的數萬人批鬥大會上，省委第一書記張hetubook.com.com平化被逼戴上了一頂紙糊的高帽子，彎腰靜聽一個個造反派對他「九．二四報告」及其後果的控訴和抨擊。文化革命的形勢迅速朝有利於造反派的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參加了造反派。因見黨中央的聲音都是支持造反的，而造反派勢力也越來越大，各單位的黨組織領導人、「當權派」都開始對其唯唯諾諾了，同時，很多本無所謂造反不造反的人也都隨了潮流，佩上了造反派的紅袖章。

大權一奪，造反派們心想，這場文化大革命一定很快就會結束，會以革命造反派的大獲全勝而告終。

隨後幾天，「八一兵團」、「赤衛隊」等保守組織也相繼被造反派查抄、摧垮，大勢所趨，沒有人能反抗，沒有人會反抗。

當我醒來時，已躺在一輛正待啟動的救護車上，一個同樣佩著袖章的白衣女護士，正在為我在頭上塗藥包紗布，她告訴我，是我的左耳根被打裂，流了不少血，需要到醫院去縫針。

當然，新中國十七年中，凡受到了冤屈，或自認為自己受到了冤屈的人，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九年被整成「右傾」的人，等等，那時都是支持造反的。因為，造反派們提出的「批判（包括解放後十七年來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口號，給了他們以極大的鼓舞。一些有所謂「摘帽右派」即原來是「右派」後來給摘了帽的人，還積極參加過各種造反組織，《湖南日報》社一批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人，甚至還組織在一起，出報紙出專刊，要求為他們的問題平反，其根據就是他們被「走資派」迫害了，其力量來源則是當時的造反形勢之熱潮。還有不少自認為過去是受到了冤屈而挨過各種懲處的老幹部，單獨成了他們的組織，如「反對打擊一大片湘江戰團」，也積極參加造反活動。甚至，還有一個全部由一支原中共地下武裝人員組成的組織，叫「湘中糾察總隊」，也舉起了造反的大旗；原因是，他們這支在解放前原本就叫「中國人民解放軍湘中糾察總隊」的隊伍，在新中國建立後，上面卻不承認其是共產黨的武裝，而被認為是土匪部隊，除了承認幾個負責人的黨籍外，幾百人的部隊被勒令解散。對此，他們當然很是不滿，並歸罪於解放初時的省委領導人；文革造反風雲一起，這些曾經為中共事業出生入死過的人們，便也開始造反，要求獲得他們應有的權益（他們的造反成功了，文革結束後，他們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湘中糾察總隊」被確認為是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

省人民醫院中由於造反派佔優勢，省委機關大院武鬥中受傷的人就都被送來了這裡。於是，這兒不僅成了「造反醫院」，也簡直成了一個「戰時醫院」。

「你去！」

按照黨中央宣佈的戰略部署，下一步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起來，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權！」

「談個屁，打！」有人喊。

「我們協商協商吧？」我一時沒想出主意，隨口說。

我們「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也無例外地參加了由「湘江風雷」總部舉行的各種集會、遊行與標語大戰。而且，在支隊辦公室靠馬路的窗臺上，還安置了一個高音喇叭，由自願參加我們支隊的兩個中學生每天廣播攻擊省委，抨擊保守組織的傳單、大字報，然後，輪番播放毛澤東主席關於「造反有理」語錄歌的唱片。

「怎麼個協商法囉？」對方又有人喊。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是有組織的造反派們的第一次「蜜月」時期。

「紅色政權保衛軍」及其盟友「八一兵團」「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的人員，頓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士氣一落千丈。

順便說說王洪文這個人，我並不認為他具有大將之材，更別說領袖素質了。否則，中國近些年的歷史也許就要重寫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灘威風十年，還能達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這完全是因張春橋、姚文元將上海視為他們不容動搖的根據地、而毛澤東又極欣賞支持張、姚這一特殊原因所致。

我們公司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的成員也猛增，從一百多人發展到近千名群眾，佔了全公司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在當時全公司造反組織中力量最大。鍾隊長自然高興得很，自己的組織人多勢眾，他在公司的地位無疑也就更有權威。看他在公司機關用不容談判的口氣，同公司黨委的書記們說話，我就能感受到他那份得意勁。想想也正常，以往一個終日只在生產車間勞作的漂染工人，一個原沒有幾個人能知道他姓甚名誰的年輕工人，憑藉造反的東風，竟然一下子成為了全公司說話最有份量的權威人物，你讓他如何能不驕傲不得意？我自己儘管尚幼稚，但那份高興，無疑是明顯的掛在了自己的臉上，因為，那一段日子，我覺得過得真舒心。

但，最開始建立的紅衛兵組織「紅色政權保衛軍」卻不贊同砲打省委，不贊成造反，相反，他們刷出了「保衛省委、市委！」「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標語和大字報，並組織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省委受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攻擊，省委書記們也受到造反派的不斷圍攻。市委則幾近癱瘓，市委大院一片狼藉，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市委各辦公室穿來穿去，而無人問津。而「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一個「南下兵團」，將一批「質問劉少奇」「向劉少奇開砲！」「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的大字報貼在了大街上，則像爆了一顆原子彈，使「砲轟省委」的造反行動推上一個高潮。省委機關已不再有清靜的氣氛與幾近森嚴的權威，從此陷入了造反派們的包圍之中。

旁邊一些人告訴我：「保字號」（那時，造反派管叫保守派為「保字號」），全被圍在大樓裡了。

當「紅色政權保衛軍」一垮臺，我們廠裡「赤衛隊」的人馬上慌了，不待我們行動，他們的隊長已簽名寫了一張「退出工人赤衛隊」的大字報聲明。但他們的組織卻仍存在，只是改和*圖*書了個名叫「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楊金河和侯川江等人到湘江風雷紅色支隊辦公室找到我，向我講述了這個情況。對廠裡「赤衛隊」組織中的幾個人，我們本已有看法，尤其楊金河更有積怨，因為那幾個人自文革以來，不是抓「小鄧拓」運動的骨幹，就是九月抓「右派」的積極分子。本來，搞政治運動是由黨組織指揮佈置的，參加者並無個人責任。但在那些運動中，那幾個人對楊金河等講有太多不實之詞，急欲將人置於死地的心態很明顯，而在中央下緊急指示要為「小鄧拓」、「右派分子」平反後，這幾個人卻從未因此而向被他們整過的人道歉賠不是。所以，楊金河等人心中是有氣的。我很同情楊金河的遭遇，當然看不慣那幾個人。現在，保守組織都垮了，他們居然還不解散，我自然不能容忍。

誰知，我們卻是太天真、太幼稚、太無知了！

當然，這種有大將之材的造反派頭頭並不多。據我觀察，這些人基本上都沒有受過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領導人的學習與訓練，也沒有擔任較大的領導幹部的經歷。但是，他們為何能夠在那亂世中、在那一大批造反派頭頭中脫穎而出鶴立雞群呢？

「那……」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第二天，「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便貼出大字報聲明，宣告自動解散。楊金河等人順利地接管了原赤衛隊佔用的辦公室和他們的公章、旗幟等。那個鍋爐工人身份的原「工人赤衛隊」分隊長，也貼出一張題為「向毛主席革命路線投降！」的大字報，承認他們「站錯了隊」，另外二名政工人員身份的隊員，也貼出了題為「反戈一擊」的大字報，聲明自己過去是「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蒙蔽」，表示「今後一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等等。

頓時湧上來數十人，有的還拿著斷了腿的椅子，握著石塊。

前面，等待著我們的，並不是什麼勝利和結束，而是長達十多年的無休止鬥爭及苦難。文革只進行了十年，對很多造反派分子來說，卻是十幾年，因為，「四人幫」被打倒後，他們的苦難卻還延續了很長一段時期。

「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牌子只用幾天時間就掛出來了。在省商業廳內，我們向廳裡管行政的人要了四間大小不一的辦公室，並分別釘上了「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和「後勤部」的小牌牌（那作法很有點如今開公司的味道）。辦公室自然不要租金，袁平泰只拿著一張「湘江風雷」總司令部出具的借用函，找到省商業廳尚能找得到的一個副廳長，讓他批一下，便將辦公室搞定了。

但此刻，不等我答話，樓梯上又上來幾個青年，一看到大廳對面的「紅色政權保衛軍」人員，即刻朝樓下大喊：「快來人呀！這裡有老保！」

「湘江風雷」的一號人物葉衛東（文革前的名字叫葉冬初），是一名時年僅二十七歲的中學教師，他的本職原來是面對課堂上幾十個稚嫩的中學生，然而，文革風浪在幾個月中，就將他推上了面對數千數萬的群眾而能施展他演講才華的宏壯舞臺。打垮「紅色政權保衛軍」後，有一天，他甚至面對麥克風主持召開了一個全省造反組織負責人的電話會議，他的講話聲迅速傳至了湖南省的每個角落。

鍾有新又囑咐說：你不用天天守在那裡，只做一點能掌握權力的事就行了，平日有時間還是常回支隊來管點事。

當時造反組織的發起人，大多以後都成了這組織的頭頭。但是，以後十年的歷史表明，這些因被整成「反革命」、「右派」而造反、繼而又因此當了造反組織頭頭的人，相當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領導人的素質，他們不會有效的駕馭握在手中的權力，不懂得政治鬥爭的策略，不懂得所謂「面子」與「實質」的辨證關係，不知道經常要會「妥協」、要會採取經常與不同的對象結成聯盟的戰略，甚至還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部下。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時，往往就又是造反派們的分裂、打內戰之際。所以，相當多的人能坐到頭頭的位置，僅僅是因為當時的特殊潮流，將其推到了那造反組織領導人的地位，而並非他們的才能所致。甚至，他們自己都坦率地承認：從未想到過自己會當「官」。

一個有著淡淡小鬍子，佩著同是造反組織的「青年近衛軍」紅袖章的青年則站在救護車邊，微笑著對我說：「你真有蠻蠢！那時候了，還喊什麼文鬥武鬥的。」

我當時對拿大主意的事是根本沒有把握的，全憑鍾有新定奪，我只負責執行。見鍾對搞「財貿戰團」有興趣，便支持他說：「那好呀！你就去同袁平泰一起幹，支隊這兒的具體事情都由我來撐著，大事情我再找你定盤子。」

老袁在宣佈「湘江風雷財貿戰團」成立後，他又到處上上下下為擴大這「戰團」的力量奔波去了，並不在這「戰團」坐辦。實際上當時「戰團」也沒有多少要忙的，因為，理論上屬下的各「湘江風雷」基層組織，尚在自行運轉，而與「戰團」還沒有完全磨合。我作為「後勤部長」，除了有天從「組織部長」老羅那裡接受了幾百元現金和一大疊購置了「辦公」用具及新做的紅袖章、旗幟的發票外，再也沒有其他事可做了。老羅移交這些錢、發票給我時說：「領來的經費總共是貳仟元，除了這幾百元現金外，還有之中已購置了東西的發票，這發票你一張都莫弄失了囉！到時要對賬的。」我不敢一個人管這麼當時看來是一大筆的錢與發票（當時我的學徒薪金每月僅二十元錢，一般工人月薪也不過幾十元），老羅就將他的女兒派來給我當助手。那小羅本是一個中學紅衛兵，不過是「紅色政權保衛軍」那一邊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垮臺後，本來就沒有多強「保」與「造」這觀念的她，也就被她父親老羅給動員來當了「湘江風雷」的成員，做了我的助手。於是，我將那些錢與發票又轉交到小羅手中，並讓她放進一個鐵保險櫃裡，同時，又「委任」她專職負責管「戰團」的錢與物資，保險櫃自然也交她保管了。比我還小的中學生小羅，對我分配給她的任務，看來倒很高興，也許她覺得自己受到了重視；或ｗwｗ•ｈ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m.cｏｍ者同我一樣，從沒有見到過的一大筆錢竟交由她保管，這本身就令她有了肩負重任的神聖感吧。

沒有人認真聽我的講話，只有一片激昂的喧嘩。不知是哪一方的石塊先揮出了手，剎時，大廳裡就是「乒乒乓乓」的石塊、瓶子、痰盂、花盆等物的交戰。我當時一下子不知怎麼想的，突然掏出口袋裡的紅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語錄》本，衝到大廳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本，不停在旋轉並高喊：「用文鬥，不要武鬥！請大家冷靜……」喊了不到兩聲，一個大概是搪瓷痰盂之類的東西朝我飛來，只見眼前金星一冒，就摔倒在地板上，人事不知。

從城市下到農村的知識青年，則是天然的造反者。文革前，便已經有大批的中學畢業生下放到了農村，在那個廣闊天地中勞動與生活。但，對於下鄉，應該說，除極少數理想主義青年外，絕大多數學生是不情願的。因為，他們及他們的家長，對於讓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安置到一個陌生而生活條件相對艱苦的地方，顯然都不會誠心同意。只是由於社會制度的壓力及種種其他原因，這些中學畢業生只好當了「知識青年」。但是，人在鄉下，他們的心卻始終在城裡。所以，文革造反浪潮掀起後，知識青年們便幾乎全部迅速趁機返回到城市，並且，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如「湖南紅一線革命造反司令部」，或者成批地參加社會上的造反組織，如「湘江風雷山鷹戰團」。知識青年的組織，無一例外，全是造反派，因為，不造反，當時他們怎麼可能解決他們的回城問題呢？

「我去？」我一時懵了，「我不行！誰會相信我這個學徒伢子囉？」

這等於是兩顆重鎊炸彈！

人的運氣來了，開心的事就會接著跟來。我們「紅色支隊」的擴員還沒忙過來，有人又來動員我去做「更大的負責人」。

一月下旬，省藥材公司的「湘江風雷」組織頭頭袁平泰，找到我們的辦公室，說他已取得「湘江風雷」總部頭頭的允許，擬將全省財貿商業系統的「湘江風雷」組織，都集合在一個他稱之為「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構架內。袁平泰約三十來歲，他原本是一個幹部，也是因在去年「九．二四報告」後被打成「右派」，才奮而造反的。他極力邀請我們、特別是邀鍾有新支隊長去同他一起搞此事的籌備工作。對這件事，鍾有新經過一天的思考後，跟我商量說：「袁平泰想搞『財貿戰團』這事，我看可能會有點搞頭，說不定還真能搞成，若真搞成了，對我們也會有很大的益處。」

鍾有新便詳細地向我講了他的想法：第一，我們紅色支隊需要有更多的社會支持力量背景，這「財貿戰團」有可能成為我們最直接的大靠山。第二，由我去那兒搞，比他去要好些。一則，這公司紅色支隊的事他還不能撒手，很多事非得他出馬；二則，組織越大，其負責人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情況就越要「硬扎」，不能讓別人抓到什麼小辮子，而在這一點上他認為我比他強。

一月十六日，黨中央權威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指導文化大革命的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在這篇評論中，正式點名並指責說「什麼紅色政權保衛軍」！並說它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組織的御用工具」。隨後，一月二十二日，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接見外地赴京群眾組織人員的大會講話中，點名指責了一些紅衛兵組織，說他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組織」，其中包括了北京的「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西安的「紅色恐怖隊」，還有就是湖南的「紅色政權保衛軍」。

果然，幾幢大樓外全是豎著造反組織的紅旗，成千上萬名臂佩造反組織袖章的男男女女，尤以青年人為多，圍住那幾幢大樓，不停地喊著、罵著，有時則撿起一塊石頭朝大樓的窗口擲去。七、八輛架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不停地播放毛澤東著名的一首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暴烈地行動……」有的則在起勁地播讀敦促「紅色政權保衛軍」從省委大院「滾出去！」的最後通牒。

幾幢辦公大樓燈火通明，「紅色政權保衛軍」與「工人赤衛隊」的紅旗從幾個窗口中伸出來，很多人影則在窗內燈光下晃動，並且不時有石塊、痰盂等從窗口拋下來。

此時力量的對比，顯然造反派佔壓倒優勢。其實，當時長沙市兩派按人數計，保守組織的人數在開始時是超過造反組織的，但每逢這種交鋒、衝突，造反派往往容易佔上風，因為造反派中青年人多，活躍分子多，容易召之即來。

當然，像「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井岡山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紅衛兵」、「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這類正兒八經造反的群眾組織，他們的成立，其過程和理念還是比較正規的，其成立組織的政治目的也比較明確些。而且，工人造反組織一般都得到過大學生紅衛兵們的指導與幫助。像「湘江風雷」這類工人居多的造反組織，其領導人開始大都是一些前段時期被打成了「小鄧拓」、「右派」的幹部和工人（「湘江風雷」總部的幾個頭頭，有教師、基層小幹部、工人等，他們無一例外都有被其本單位黨委宣判為「右派」的短暫經歷）。在中共中央為這類「右派」平反而下達了「緊急指示」後，他們既感到歡欣鼓舞，為自己慶幸，同時卻又覺得很茫然，不知今後該怎麼辦。此時，北京與湖南本地的大學生紅衛兵造反派便以先行者的地位，給予了這些工人、小幹部們以極大的支持、指導與幫助。甚至當這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工人、小幹部們還在北京向中央文革的「接待站」申訴自己的冤屈之時，大學生紅衛兵們就指導與幫助他們仿照「紅衛兵」的形式，建立起了工人為主體的造反派組織。湖南最初成立的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便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一小批教師、工人、幹部在北京首先成立起來的，北京的大學生紅衛兵甚至還幫剛剛hetubook.com.com搞起來的「湘江風雷」，請到了原中南局第一書記、當時黨中央的第四號領導人陶鑄，來做這個組織的「顧問」，而且陶鑄還真的欣然接受了「湘江風雷」紅袖章。

在省委機關內刷批判省委的大字報的造反派人員與「紅色政權保衛軍」發生了衝突，很快衝突演變成武鬥，雙方都有人被拳打腳踢弄傷。獲得信息的雙方的總部，馬上增調了自己的援軍。事情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長沙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的頭頭們，都將這場省委機關大院內的衝突，看成了決一雌雄的契機。於是數萬兩派各組織的人員，被召到省委機關大院內，一場大規模的文革前期的以拳腳、石塊為武器的武鬥，就展開了。

這一切，對不曾經歷過文革而隔著時空的人們，也許會產生很多迷惑與不解。

由於當時「中央文革」對全國造反派的扶持，中央報刊、電臺等輿論機構（主要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中共中央機關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的讚揚，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湖南省與長沙市標榜「造反」的群眾組織越來越多。除了「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革命工人造反軍」、「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井岡山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有理軍」、「紅旗軍」、「青年近衛軍」等幾個人數較多影響較大的大組織外，還有幾百個人數只有幾百人、甚至幾十個人的小「造反」組織也應運而行。

我在這個醫院躺了一個星期。

但是，遠比我們成熟、富有政治運動經驗的他們，卻並沒有忘記我們，沒有忘記楊金河這個「右派」。以後幾年發生的事情，使我們明白了這一點。

文化大革命是齣長達十年的「戲劇」，這個戲劇在社會底層的演員隊伍基本變動並不大，但不同的形勢氣候，演員們卻會自然地扮演勝利者或失敗者的角色。一個地區，一個單位都是這樣。今天你是勝利者，你會感到周圍的人都是贊同你擁護你的。明天，你成了失敗者，你又會感到周圍的一切都是反對或不利於你的。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感到作為個人，在歷史的波浪中，真是渺小得很，可憐得很，真正起作用的，是那歷史發展的規律及其外在表現的所謂「形勢」。

「你們圍住我們，怎麼走！」對方一個穿舊黃軍衣的人怒氣沖沖說。

我本欲說什麼，女護士卻告訴，是這個青年人將我從樓上背下來的。於是，我頓時只有了感激之情，可惜，我沒有看清楚他的模樣，救護車啟動了。

但拳腳相交的武鬥，在兩派互相辯論或兩支不同觀點遊行隊伍相遇時，也開始出現了，不過這種武鬥比起以後真刀真槍大砲坦克齊上陣的武鬥，那還是「小兒科」。

當時我覺得無論是誰，搞武鬥總是違反黨中央《十六條》規定的，雖然，大家觀點不同，畢竟還都是「階級兄弟」，何必要流血呢？

我聽他一說，也覺得有理，也就打算去開闢那新天地了。

對此，我心裡滿意了，楊金河也很高興，他說：只要他們表一表這樣的態，我也就沒有氣了，也不再恨他們了，過去的事，我不再想了。

不過，當時憑一張大字報，就能促使一些比我們年長，並且有著黨員、甚至黨支部委員身份的人，不得不向我們這些年輕的工人作檢討，可見，那陣造反的氣勢有多大的威力。

有一幢大樓的門被衝開，一股人流迅速湧了進去，我們幾個人趕過去，也隨著進了大樓。一進大樓，我們幾個夥伴便沖散了，我一個人則濛濛憧憧直朝樓上衝去。我上到三樓大廳時，發現十來個「紅色政權保衛軍」袖章的人，手握椅子、木板、痰盂等，倚靠一扇牆，虎視眈眈望著我。

「八．一九」事件中臨時組成的工人赤衛隊，也串連統一組成了指揮部，站到「紅色政權保衛軍」的立場上，接著長沙市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又建立了「紅色政權保衛軍工人總部」，各工廠企業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及其他原被視為「政治積極分子」的人們，幾乎都成為了「工人赤衛隊」或「紅色政權保衛軍」的骨幹力量。數萬名復員轉業軍人還組成了「八一兵團」，一批婦女則單獨建立了「三八紅色娘子軍」，他們都一致站到了以「紅色政權保衛軍」為主體的保衛省、市委的陣營。保衛省、市委的戰線很快組成，並與造反派展開了唇槍舌劍和大字報大標語的鬥爭。

於是，我站住對他們喊：「喂，你們為何還不走？！你們一走，大家就都沒有事了。」

有天，袁平泰找了我及其他七、八個人開會，宣佈「湘江風雷財貿戰團」成立，並宣佈了據他說是已經總部同意的「戰團」領導組成人員：老袁自然是「司令」並先兼著「政治部主任」，另一位醫藥公司的老羅則任「組織部長」，「後勤部長」一職，老袁說：由小陳搞吧！於是我便成為了一名「部長」。

我們公司各單位前段也都分別建立有「紅色政權保衛軍」或「赤衛隊」、「八一兵團」的分隊組織，我所在的機修廠有三十來個人，在黨支部暗中支持下，也搞了一個「赤衛隊」分隊組織，隊員大都是原來廠裡政治部門的幹部或政治積極分子，推了一個文化不高卻敢於說話的鍋爐工人當隊長。廠裡的「湘江風雷」小分隊和「東方紅總部」小分隊造反派的人同他們偶爾有些小辯論，或在大字報上用筆墨鬥一鬥。一方面，無論是寫還是講，他們都不是楊金河等人的對手；另一方面，雙方主要關注的還都是社會上兩派的較量，因而在廠內表面還算相安無事。省委機關那場武鬥，我去了，以支持我們造反派。他們暗中也派了三個人去了，支持他們的「赤衛隊」，只是我們沒有碰面罷了。那個時候，雙方都認識到本單位政治勢力較量的勝負如何，絕對是要靠社會上兩派勢力較量的結果來決定。因而，我們雙方在單位內，基本還沒有大的衝突。

幾個月後，「湘江風雷」的成員們紛紛在暗中集會，商量要為自己的組織平反之事時，我才遇到老羅，得知在二月五日凌晨，省軍區的解放軍包圍了我們那個所謂「財貿戰團」，以為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湘江風雷」的一個大據點，結果衝進去後，竟空無一人，便只將那裡面的「湘江風雷」旗幟、袖章、印鑒以及那個還裝有幾百元錢與發票的鐵保險櫃給抄了去。

我左右一看，一層樓就一個樓梯口，不從我這站立的樓梯口下去，除非跳窗，否則確實沒有路可走。

造反派從電臺廣播和報紙上聽到讀到《紅旗》評論文章，則無比歡欣高興。擁護、慶祝《紅旗》評論員文章發表和「摧垮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紅色政權保衛軍！」的標語口號，一下子刷滿了全長沙市大街小巷。一月十七日下午，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聯合行動，數千造反派人員一舉將駐在省政協大樓內的「紅色政權保衛軍」總部查封，將「紅色政權保衛軍」的工作人員驅散，全部物資都被各造反派組織抄去，「紅色政權保衛軍」的軍旗、印鑒，不是當場被扯碎、砍爛，就是被人當作戰利品帶走了。幾輛宣傳車同時廣播了由各大造反組織聯名的勒令「紅色政權保衛軍」立即解散的「通牒」。對此，沒有哪個保守組織的人出來反對，也沒有人出來申辯。而只有造反派人員的歡呼聲。

好險！我當時如果按老袁對我的要求，每天晚上睡在那「戰團」，我就倒大霉了。幸好那時造反派們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觀念」並不強，我可以自行其事，這一點，倒是幫我躲避了一次災難。

保守組織在其成員的構成上，則基本上是自認為具有先天優越的那部分人，如：中共黨員、共青團員、政治積極分子、勞動模範等等。一切原來一個單位或整個社會的骨幹力量，大部分都自然地進入了保守組織的行列。吸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參加，有一段時間甚至是不允許的。他們具有很好的紀律，但卻缺乏政治上的遠見，而「階級鬥爭」的觀念也常常壓倒了其與人處世的同情心，一大批自己周圍的同事、同志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嚴酷事實，並未能震動他們。相反，他們始終傲視造反的群眾，視其為「牛鬼蛇神」。所以，每次集會，每一輪新刷的標語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始終是保守派高呼的一曲主旋律。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後來保守派組織的人員構成也發生很大變化，甚至政治上的目標都出現了轉變。但，很奇怪，誰一當保守派，或原是造反派，後來傾向穩定希圖維持某一階段現狀時，他們就會對呼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有了極高的熱忱。

造反組織一般是由家庭出身「沒有問題」（即其父母親也是所謂「紅五類」），並且本人在前段抓「小鄧拓」和抓「右派」運動中挨了整的人，擔任主要領導人。之所以這樣，其一，是為了使自己的組織不被上上下下誤視為有非革命的「階級異己勢力」嫌疑；其二，覺得自己被冤枉而挨過整的人，其「造反精神」就會強硬些。因此，造反組織的成員中，自然會有很多是前段的「小鄧拓」和「右派」分子。但是家庭出身好否，本人是否政治上的「積極分子」，是否黨、團員，都再不會妨礙一個人成為她的一般成員或一般頭頭，造反組織歡迎一切擁護造反觀點的人參加，而不再論其家庭成份如何了。當然，為了不致被對立派別抓到攻擊的口實，那些曾經有過刑事罪案記錄的人，一般則被造反派們予以拒絕。

文革，從字面上說應是有關文化的事，可是後來怎麼卻變成了什麼「造反」？又還有什麼兩派鬥爭、奪權什麼的。而且，搞來搞去，那文革似乎還變成了一場大戲，文的、武的、鬧的、打的都演出來了。而一旦捲入兩派爭鋒，人就像吃上了什麼藥，痴迷得難以退出。

一九六六年底，造反與保守兩派的較量主要還停留在「口誅筆伐」階段：互相組織力量遊行集會，一方「砲轟省委！」另一方就「堅決保衛省委！」一方說省委書記是「走資派」，另一方就高呼省委書記是「毛主席的好幹部」，一方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一方則喊「堅決鎮壓反革命！」針鋒相對，火藥味很濃。互相對立的大字報、標語大戰，則天天發生，有時甚至是你貼好標語大字報剛離腳，就被另一派的人用相反觀點的大字報覆蓋在上面。

不過，這之中也確有一些造反派頭頭是具備大將之材，甚至有著做領袖的才幹與素質。例如，在那群眾組織多如牛毛、派別林立、時事一片混亂之際，這些造反派頭頭硬是用種種手段，協同中央的「戰略部署」，平息了種種亂源，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局面，竟而做到了短暫的「一統天下」。

「叫他們投降！」有的則高呼。

「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

文革之後，有次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去當一個風雲人物，他倒是經常做當一名優秀教師因而桃李滿天下的美夢。然而，學校黨總支在文革之初，將他打成了「右派分子」，這樣，使他這一輩子再難圓那桃李甜夢，卻將他那屢遭苦難的名字，嵌入了湖南省的文革史志顯眼的位置中。——如果今後真有這麼一部史志的話。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兩派鬥爭達到了高潮。

我們四個人騎著自行車，一進入公園似的省委大院內，只見黑壓壓的到處都是造反派的人。幾個執行糾察任務的造反派攔住了我們，用手電筒燈照了照我臂佩的「湘江風雷」字樣的紅袖章，說了聲：「噢，造反的。」就客氣地讓我們進入糾察線內。

湘江風雷總部通知我們紅色支隊派出人員，前往省委機關內助戰。電話是夜晚來的，鍾隊長回家去了，支隊辦公室只有我及三個青年正在抄寫大字報。我考慮晚上到各基層單位去調人，恐怕沒什麼結果，我們公司不是人員集中日夜三班倒的工廠，沒有哪個商店夜晚會有人上班。於是，我決定先去省委看一看。

社會上兩派力量較量的結果如何，顯著地影響了造反派在各自單位的造反威望。所以，沒有一個單位的造反派不捲入社會上兩派鬥爭。

造反組織則迅速發展、壯大、膨脹起來。最大的跨行業跨地區的社會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全稱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湘江風雷挺進縱隊」），竟然一下子在全省擁有了百萬之眾，不僅工礦企業，還伸展到了機關、學校，甚至連街道居民，也有「湘江風雷」小分隊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