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我當地主沒什麼，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參加民兵，不能參加集會，還不能唸書。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沒上學。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們去的人就去找縣委，又鬧哇，又搞哇，硬壓下來。不過生產隊提個條件，說我們去了沒地方住，也沒糧食給吃。九月份了不是，沒參加勞動怎麼分給糧食呢。我們設計院是個大單位呀，答應出錢，起三間茅草屋，土坯草頂的。二百塊錢一間，六百塊，另外給我們一人一個月六塊錢生活費，給七個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數，二百九十四塊，還打縣裡批了兩方木料蓋房子用。這算很優待吧，可生活費不給我們，交生產隊，生產隊就能發點小財了，肯接收了。到後來我那房子根本沒給蓋，是拿豬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頭都叫生產隊的幹部們換走了。

當天下午把我拉去批鬥，脖子上掛個牌子，寫著「老牌右派」。同台批鬥的還有三個「反革命分子」，其實主要鬥別人，我是陪鬥。我想我至多是個配角吧。可大會結束，忽然宣佈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這就來了，怎麼來得這麼快呀。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個站場工程師燒大灶。五個灶眼，天又熱，光著膀子正幹得起勁哪，突然來了幾個「捍衛隊」的人，說：「把東西帶上，跟我們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沒敢吭聲，跟他們去了。

錢呢，更苦了，沒一點來源。你工分一年結算頂多一百多塊。可我的小孩多，還得拿錢買口糧，一扣就全沒了，還要欠。四類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後還是欠著。在農村首先要把人的關係搞好，搞好了全好辦呢。我懂點醫，會幾下針灸、艾灸、拔火罐啦。這個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耳針能扎，心臟穴位不能隨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頭疼、傷風，扭一下，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報酬，跟人家關係不就搞好了嗎。還有一個，我一下鄉就看出農民要有點錢就得養豬，可是豬瘟一來馬上壞事。我找個獸醫拜師，唯一就要點青霉素，在豬耳朵後邊二指寬地方打一針，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個獸醫，那地方大呀，一個人走不過來，誰家豬病了就叫我去。我寄點錢給城裡的朋友買藥寄來。人用的青黴素也行，還便宜，八十萬單位一角錢、八分錢，一次買一二十支。人家夜裡喊我夜裡去，早晨喊我早晨去，這麼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後來大隊支書、治保主任對我都有笑臉。經我再三說明，我的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一九七五年他們給我開個會，宣佈我不再是地主。這就等於落實了一半。農村人不知什麼「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塗，對你就兩樣了。

◎一九六六年　五十歲　男　T市某設計院高級工程師

我到家不到五分鐘，公社的武裝部長和大隊的民兵營長，帶兩個全副武裝的民兵就來啦，叫我家七口撂下東西，一排站好，給訓話。頭一句就說，你是地主分子。哎喲，我心說我是「右派」怎麼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後才知道，農村沒有「右派」，他們恨不起來呀，地主是最壞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問。地主就地主吧。這就又當了十年的地主。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說話愛絮叨，可別嫌我啊。嫌嗎，不嫌我就說了。我這一輩子呀，打哪說起呢？要說「文革」十年的事兒，還得說這hetubook.com.com前十年和後十年。加在一塊這是三十年。這三十年前因後果都是連在一起的。

一九六三年院裡辦個農場，種菜為主。不是鬧自然災害，副食供應不上嗎，這麼搞，叫自給自足。我就被派到農場幹活。這下跟自己專業完全斷線了。當時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壞分子什麼的，反正全是壞人。最髒最累的活是掏糞，趕糞車到住宅區的化糞池去掏，再拉到農場。這些人中屬我力氣最大，身體棒，身高一米八幾，算得上一個赳赳武夫，不怕馬踢人。我主動要求「我去幹」。糞便在化糞池裡發酵後，有厚厚一層漿浮在上邊，下邊是湯。勺一杓，糞濺一臉一身。我動了腦筋，改造了糞勺，還拿鐵板做個流槽，裝在糞車上。這麼一搞效率提高一倍。農場裡的人都喜歡我，小青年還稱我師傅。這時聽說上邊有指示，給「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個半的指標。我搞不懂，這半個怎麼算呀，據說是按比例下來的，夠不上四個，所以是三個半。有人悄悄告訴我，我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時別提多高興了，幹活更起勁。可怎麼等也沒動靜。後來聽說，因為廬山會議，彭德懷一鬧，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階級鬥爭了。農場有人貼出大字報說，小青年們立場不堅定，界限不清，和「右派」們打成一團。從此沒人理我了。我真有點失望，本來以為好好表現就能摘帽子。帽子應當一天比一天輕，可事實怎麼一天比一天重呢！

當「右派」搞到農村沒飯吃呀。那物質在大城市想像不到。這兒一人一畝地，一畝當時只八百斤，還是早稻晚稻加一塊兒。從中要拿出公糧、種子糧、飼料糧、還有超產糧，剩下的就沒啦。公社規定二百斤基本口糧，這二百斤是毛糧，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一個壯勞力最多一年五百個工。你不夠呀，貧下中農還不夠吃呢。多虧我成「老右」有過鍛煉，能幹呀，一年能幹到六百工，不過叫老婆孩子們一分攤就夠勁啦。

這時院裡的黨委書記、政治部主任，還有這個長那個長的還都是老人。不過他們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設計院的，他們都挺客氣。書記說，你的落實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待著沒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組織部呵，統戰部呵，催院裡給我落實。我想沒有個說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來啦。沒想到，他們先壓我一下，叫我「復職退休」。我急了，我說：「我才六十呀，棒著呢，還能幹呀，不退休行不行。」我還說，「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幹你還不清楚。」他趕緊說：「你當然是能幹的，工作也很有成績，可是我交底給你，你不退休不好辦哪。」那時大城市戶口不好進，想辦進來就得退休，否則，一家七口就得永遠待在農村。復了職不幹活有什麼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沒辦法。我一家人總得回來呀。

九月八日，他們搞來一輛卡車，十來個戴紅箍的押我回家，叫什麼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親是在家上吊死的，嚇得我老婆孩子天天哭，一見我更哭了。我當時的心情就甭提了。沒過幾天，大卡車又來了。三個壯壯實實的人押著我們全家，我、我老婆和五個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離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幾里地。

我們打施工現場到設計院，院裡「文革」已和圖書經鬧開鍋。成立了文革委員會，下邊有一幫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衛紅色政權敢死隊」，都是些年輕有勁的小伙子。在我們那個住宅區，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被抄、被專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進牛棚去，光自殺的就十幾個，跳河、跳樓、抹脖子的都有。開頭我沒被揪出來。一來呢，我一直老實改造，不惹他們注意；二來呢，有「兩廠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經驗，說我這種留職留薪的「右派」屬於原地改造，要區別對待，不遣送回鄉。我以為自己這樣一邊瞇著幹活，就沒事了。

我十四歲離家外出求學，二十歲參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後，一直搞鐵路設計。一九五六年那年定為高級知識分子，算副教授，政府還發了證書。我懂得好幾門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包括施工、管理，加上當時年富力強，是我們設計院的技術骨幹。這可不是瞎吹牛，有好幾條鐵路幹線都是我主持設計施工的。那時幹勁可叫大呀，常常激動得自己夜裡合不上眼。

我的技術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長處，可是人家講階級路線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壓磙子。那麼大個軲轆滾，你這邊拉，他那邊拉，拉不動，我說你們那勁沒使到一塊，我來打號子好不好。我是搞過鐵路的，現場上橋樑、墩子都搞過這個。我一叫：「拉——起——來——呀」，一齊使勁這就拉起來，蠻好。這時有個隊長，他是黨員嘍，突然想起來，不行，不能聽他的，我們貧下中農不能叫階級敵人指揮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一九七三年，我們公社書記要修水庫，他想人家華國鋒原來是湖南一個地委書記，修過一個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調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個大山下邊挖挖，堵一條壩，存水，也搞水庫呀。我一看，沒水源呀。他說下雨水打山上流下來。我說這叫「匯水面積」，不夠大呀。再說不下雨，不是沒水嗎。他說不是還有泉水往上冒嗎，我想糟糕了，就說這有個水平的關係，引水量跟這個山的水壓成正比的吧，壓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來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講了，再講就是搞破壞了。為了這沒用的水庫，花多少工，幹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還談得上什麼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說話呵。愈有能耐愈礙他們的事吧。

當年那些當隊長、當組長的都是我培養的，現在都搞總體設計了。他們和我比起來，腦子是新，可缺點是不夠全面，沒有在施工現場幹過什麼新路、養路、架橋，不會其他工種。可只要他們設計出新東西，我還是很高興很高興。我要趕上他們現在這時候多好！我這話說出來，人家都不信，我夜裡常常做夢，自己在圖版上搞設計，在現場插紅旗子。這樣已經好多年了。我這人一直也不悲觀，我老頭只要一天能幹，無論幹什麼，總會高高興興的。這話對吧！有時我想，誰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歲重開個頭多好。我準能搞出個樣兒來，準能，你信嗎？

組織上給我做了結論。大致這樣寫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間的言論，基本上是對某些具體事講的。『章羅聯盟膽子大』這句話有錯誤，但不追究，夠不成右派。」結論附在檔案上，叫我看過同意後簽字。我翻翻檔案一看，唉呀，亂七八糟的揭發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風捉影，也有胡編亂造。比如一個支部書記，當時在我和圖書手下當實習生，因為我不重用他，他就說我「串連了許多科室三十多人聯合反黨」。串聯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麼不寫呀！管落實政策的負責人說：「你看這結論要不要得，要得就簽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簽字，不簽字不能摘帽子。戴著帽子還是什麼也辦不了。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筆寫了：「同意結論部分」幾個字。他笑了，說：「你們知識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報個喜。開口找院裡借點錢，我兒子春節要結婚。鄉下討媳婦要花不少錢。他們說研究研究。等到春節前幾天才找我，說：「這錢別借了，把你的錢發還給你吧！」這時已有政策，補發工資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塊，「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萬五千多塊，等給我時是一萬四千多塊。原來他們這陣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調查我在農村掙了多少錢，扣除出去了。當右派扣的那些錢據說沒政策，到今天也沒補。一想這事，還覺得自己身上有個右派的影子，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錢，就跑回去。唉呀，村裡人見我一月一百多塊，拿我當大人物啦，都來我家串門。可我很快又跑回來了，我沒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陣子還聽說要凍結，我心裡著急，到處找人，一直拖到一九八〇年，市委發一個文件，規定：「凡是冤假錯案遣返回鄉的原則上都要回來，除了已經在當地結婚生子的人。」我大兒子、大女兒已經結婚回不來了。餘下五口又很鬧一會兒，最後市委一個勁兒打電話催問，我們院總說「馬上就搞好了」，「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戶口遷移證，可又沒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經十一月了。這時候我已經六十四歲了。畢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一九五七年到現在，我能貢獻多麼多，其實只貢獻那麼一點點。我的問題就像我們老家一句俗話，「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實了，反而不叫你幹事了。到現在只能給街道副食店幹點會計。在家閒得難受著呢。街道問我：「你幹得了嗎？」我說：「當年鐵路施工預算我都搞，這麼簡單的玩藝還不行。我是高級工程師呀！」他們都笑起來。我也不知道他們笑的什麼。

第二天，一個領導來叫我交待：「你家有什麼好東西？明天抄家。」我說：「沒什麼好東西呀！」他說：「凡是高級料子、高級服裝、高級餐具、金銀首飾、存款都抄。」我說：「別的要不要啊？」他說：「就要這幾樣。」這領導現在還在我們單位當保衛科長。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麼回事了。一輛卡車開來，見東西就往上搬，連破爛也往上搬。當晚我父親就嚇得上吊自殺了。

轉年，科研單位搞「下樓出院」，設計室門一鎖，忽啦全到施工現場去，鬧得好緊張。我們一幫「老右」也去了。有許多活別人幹不了，還得找我。比方一個地質縱面圖，臨收工時只有三條線。上邊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動圖板，他們悄悄夜裡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個晚上，把二百多米橫斷面圖畫出來了。圖拿出去大家都叫好，二點五毫米寫一行仿宋字，細緻活啊。後來這圖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幹活，畫圖，還到伙房幫忙，洗碗、洗菜、掃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師傅沒起床，我們「老右」就拿桶把ｍ•ｈｅtubｏｏｋ•ｃｏm•cｏm洗臉水放在他們門口。這些活都叫我們包了。大師傅說：「你們來了倒不錯，我們輕鬆了。」當時一位領導告我說，要考慮給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氣倒不是要騙我。可這回沒等我高興起來，「文革」就來了。唉，一看這勢頭，摘帽的事算沒指望了。

我們總共五百個知識分子，一下子打了八十八個「右派」，佔百分之十七。當然後來全部平反了，都是錯案。我當時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說知識分子中「右派」只佔百分之一到三，怎麼五百個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對我的處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後從主任工程師降成普通工程師，工資由一百四十五塊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塊，這在我們「老右」中間算是頭等待遇。可是戴帽子總有壓力。我也沒什麼話講，心說只要好好幹兩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來愈重，只能愈來愈輕。是吧！

這武裝部長說，你們記好了，第一是不准亂說亂動，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裡來客要先登記後匯報，啊！還要我去開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會。開會倒不難，每月才一次。一到先點名，治保主任往上邊一坐說，「哎，你們匯報吧，有什麼事沒有，自己說說。」他消息很靈通哪。這個四類分子，你昨天幹什麼了，你那天怎麼怎麼樣，訓一通。我算不錯，基本沒挨過罵。我改造態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後來還叫我當四類分子組長，念報紙。農村人都不會念報，我當然行，高級工程師哪能不會念報，還叫我帶著「請罪」。請罪這玩藝，我更有經驗啦，鞠躬要雙數，是不是。

我敢說，我一輩子沒幹過壞事，我對國家鐵路是有貢獻的。把我搞成這樣，可我總想，共產黨不可能總把一個老老實實的人這麼搞。剛遣送到農村時，我五十歲，我還想，總有一天還會叫我幹事。再等二十年也沒問題。我身體也沒問題。這就一直等到「四人幫」完了。我六十歲了，到我為國家出力的時候了吧。

剛進門檻，就給他們一推說：「向毛主席請罪！」迎面牆上掛張毛主席像。我想，請罪就是鞠躬吧，連來了「三鞠躬」。一個小伙子上來「啪」給我一個耳光，說：「你連請罪也不會！」我趕忙再鞠兩個躬。還不行。後來才知道，請罪要鞠雙數的。三個五個都不行。我們「老右」向來不准參加批鬥會，這規矩哪裡懂，怎麼搞得清楚呢？這就關進了「牛棚」。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樣。愈往後愈嚴重。開頭搞工程還讓我去當隊長，後來只許搞設計，我也沒意見，只要讓我搞專業就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上邊又下個命令，說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術工作，一律做體力勞動。我就下去搞地質勘探，當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拚命幹呀，心說不掉層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幹體力，夜裡把我叫去開夜車幫忙搞設計，多累也幹，張家口那邊一千多公里鐵路設計就是我打了兩個多月夜班給拼出來的。這時還不算頂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總還摸得上自己的專業。

事情最早出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我才剛剛四十歲。有個黨支書對我說：「哎呀，你是咱單位有影響的人物呀，你要不帶頭鳴放，咱院的運動就搞不起來！」我想也是，放吧，寫了張大字報，這就壞事啦。那時我對黨沒什麼意見，真沒什麼好提的，心裡也知道不能亂說。可我對院裡一些工農幹部看不順眼。因為我在這單位幹的時間最長，算個元老，對https://www.hetubook.com.com很多人的來路都清楚，他們根本不是搞我們這行的，調進來幹什麼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職有權，專管人。有個人事幹部給我開張證明信，一行裡好幾個錯別字。我就把這些事寫在大字報裡。這下糟了呀，大鳴大放忽然一轉變成了「反右」，他們就批我「攻擊黨的人事政策」呀，還說我有反黨言論，說我說「章羅聯盟膽子大」，讚美「大右派」。我哪敢那麼講，只是私下和一個同事嘀咕說，「他們這樣反黨，膽子真夠大的。」被同事揭發出來，意思也變了。就這點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落實政策原來也得靠自己奔呀。一九七八年初十一號文件下來了吧。我在家等了三個月，等來等去，怎麼沒動靜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來，對不對。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覺得把人都壓矬啦。等著等著，我說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隊，大隊隊長支持我，給我開證明，沒這證明我不能亂動，我還是得規規矩矩是吧。拿了證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擔責任，我說又不叫你們寫別的，證明是大隊開的，你給蓋個章就行啦。秘書還不錯，打個圖章，我就回來了。

兩天後他們通知了我，我說：「好好的怎麼會死呢。」他們說：「畏罪自殺。」我聽了心裡有氣，說：「畏什麼罪呢？」他們說我頂撞了他們，說：「自絕於人民。」我沒話可說，向他們告假，要把我父親送到火葬場去。他們說：「你這傢伙不老實，還敢亂說亂動！」馬上鬥了我一大頓。鬥完讓我寫檢查，結果還是不准我給父親去送終。燒屍的時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沒拿回來。那個時候死人太多，火葬場燒不了呀，每人都買一個三塊錢的盒子放在屍體旁邊，盒子上拿粉筆寫個名字，三天後不來就沒有啦，也不給開收據。那麼多屍體，集體燒，燒的骨灰也不準是誰的，完事撮一點放進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認準是父親的骨灰，帶回老家埋在母親墳底下，心裡不就沒事了嗎？可我們全家都給遣送走了，沒人拿。到了一九七八年，我為落實政策的事回來，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場。接待我的是幾個小女孩，聽我一說呀，她們都很激動，幫我一通翻，最後還是沒找著。那時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後來我才知道，在我燒灶那時，他們就拿我一張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聯繫遣返的事兒。跟生產隊一接頭，村裡人看照片都說不認識，有些老年人說，這老頭（我父親）認識。這就把我趕來了。可我十四歲離開家，沒人還認得我，家裡早什麼東西都沒了。村裡不樂意我們來。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村總共一百三十二畝水田，一百三十二個人。按人頭一個人才一畝地。我們一來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幾千斤糧食，哪來呢？

⊙三十九歲定為高級知識分子——四十歲打成「右派」趕到農場掏糞——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歲「文革」遣送農村老家——糊里糊塗當了十年地主——六十歲開始自己奔落實政策——六十四歲回到城裡一切全完——七十歲人的夢想

他們不把「反右」那些不實之詞全拿掉，說你還有錯誤，是給你留個小尾巴，小辮子，怕你神氣起來吧。你一神氣，他們就神氣不起來了，對不對呀！

夕陽想用它最後的光，照透這個世界。

四十歲打成「右派」，五十歲遣返老家，六十歲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