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原諒我說句迷信話：我信命。

其實，我又傻了。因為這時我的材料沒有轉到部隊上來。可我一提出入黨，政治部派人到村裡調查，反把我那些檔案材料勾來了。陰雲重新籠罩我的頭頂。不但我入黨的事沒人再提，那時部隊正在打泊鎮和青縣，戰地急需記者，也不再派我去採訪。一天政治部主任背著手到我房裡來，他說：「現在敵我鬥爭激烈，有些特務分子專門打進我們政治機關裡來。」我詫異地說：「怎麼會有這種事呢？」當時他目光閃閃地注視我的臉，觀察我的反應，幸虧我還不知道他們懷疑我，這是對我的一種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懷疑，自己雖然不是特務表情也會不自然，那就非認定我是特務，把我抓起來不可。後來才知道，冀中和山東是康生反特運動的兩個試點，懷疑到誰馬上就抓。又幸好這位政治部主任是長征幹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搞AB團，他都經歷過，知道過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裝的，才不動聲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住了，一言一行都記在檔案裡。直到一九四九年軍法處審查我時，我才知道我這時的處境多麼危險。但這時憑直覺，已經感到信任從同志們的眼神裡消失了。我無法問，更無從申辯，也千萬不能申辯，一問反而更被懷疑。漸漸我變得十分敏感。他們懷疑我，我也懷疑他們，不知他們對我的種種態度是真是假。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以致我有點神經過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從那時扎的根兒。唉，我那個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過去了。

我發過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鋪天蓋地而來。這次，原單位是以黨總支名義再次把我叫回去，宣佈我為右派。那編輯部的黨支部被定為「反黨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編輯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這些人都是因為給總支書記提意見而以「向黨開火」的罪名論處的。

從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兒童團便是敵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敵為友。漫長十七年的酸甜苦辣，從來無人過問，只有自己清楚。當宣佈我取消特嫌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渾身打冷戰。回到家中，沒有喝酒慶祝，也沒涕淚交流，好像死而復生那樣不認識自己了。

什麼是命運？就是冥冥中你無法左右它、但它卻在強有力地左右你那個東西。

解放後的最初幾年，我先後在幾個單位幹過，都因歷史問題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與否並不重要，工作好好幹，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是了。

你會奇怪，他們跟我無冤無仇，為什麼為這三兩句話，硬把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劃到敵人那邊去呢？原因很簡單，他們不能叫我這個李家人冒頭當兒童團長。這一來，我這個兒童團長就被撤掉。政治，在這個文化背景上就變味兒了。我本家有個伯父，七七事變前上過一年師範學校，有文化，總在村裡出頭露面。共產黨來了，他膽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幹部扣上一個「國民黨」。他輩分大，我們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務嫌疑，給壓得抬不起頭來。我哥哥為了擺脫這處境，娶了一個縣公安員的女兒做老婆，離村到別處去。我也待不住，初小畢業就離開老家到安平縣去上高小。本以為遠走高飛，脫開災禍，哪知道我竟是帶著一塊擦不掉的胎記——政治污點走的！

我們村是老解放區，七七事變後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據地。群眾的抗日情緒高漲。我那時十四歲，上小學，對共產黨的感情別提多純真，可以說對共產黨的每一個字兒都深信不疑。呂正操的隊伍一來，我高興得天天夜裡睡不著覺。連八路軍戰士看我一眼都興奮得不得了。我愛看書，愛寫作文，能講話，學校叫我當兒童團長，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戶去給大人們講《民學課本》，和_圖_書宣傳抗日，宣傳共產黨，講得大人們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時根據地在搞戒煙戒酒運動。村村都出牆報反對抽煙喝酒，從幹部批評起。這牆報，就是現在說的大字報，「文革」中叫「四大」，其實早就有了。我們村長好煙好酒好玩錢，我就寫篇小品文，只幾句話，都是善意批評，你一聽就知道了：

後來我才明白，根由是黨總支書記和黨支部書記有矛盾。整風時黨支部書記想把黨總支書記搞掉，因為我在肅反時被搞苦了，想拿我當槍使。反右一反過來，我便變成犧牲品。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鬥爭裡去了嗎？拿現在的話講，這叫歷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雖然說不清這怪圈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但我已經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覺掉進去，這是第二次。

幾十年的經歷告訴我：有人說你好，沒用，誰也不會把這話記在你檔案裡；有人說你有問題，哪伯僅僅是懷疑，糟了，多半就收進了你的檔案。收進去就很難拿出來，它從此就一刻不停地緊跟著你。你敢說，你在自己的檔案裡是個好人嗎？如果你認為自己赤膽忠心，忠於國家，忠於事業，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個身體都是透明的。但夾在那厚厚的硬紙封皮的檔案中的你，卻可能是滿身污點的另一個人。關鍵時刻人家都是從這「另一個」的你來判斷你，對待你，決定你。

寫得挺溫和也挺幼稚吧！別忘了我那時才是個十四歲的小孩呀。這小品文沒等上牆，上學時丟在道兒上，叫村裡的治安員拾到。這治安員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長手裡。當時村裡就定我為「特務」。村長說他代表黨，反對村長就是反對共產黨，什麼人反對共產黨？國民黨特務唄，好！治安員提出要把我活埋了。這事傳到區裡。區裡有個炊事員是我們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區長說一個小孩子懂個屁，胡鬧唄，替我說人情，這活埋的事就由區裡出面制止了。但本村還是給我立個案，內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檔案材料開始第一篇就是「特嫌」。從這時候起，我便背上了跳進滹沱河也洗不清的歷史問題的罪名，熬度我災難不絕的多半生。

我在安平縣高小畢業後分配到一個村裡當教師。那時才十六歲，根本不知道有檔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樣緊跟著我。村裡的人都誇我工作得不錯，我的自我感覺也蠻好，就有了入黨的要求，決心一輩子跟共產黨幹革命了，我問村長，「咱村有支部嗎？」我想提出入黨申請。誰料他拿笑話跟我打岔說：「咱村沒有織布（『支部』的諧音）的！」開頭我以為他們把我看做小孩子，對我這要求推推擋擋，後來發現自己總被莫名其妙地調動，在這個村沒待多少天，又調到另一個村去。好像我有癆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離。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掃蕩，我們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隱蔽。縣裡惟獨不給我安排隱蔽的秘密據點，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這期間村頭的雪地上有人寫條反動標語，姓王的那些村幹部問也沒問過我，居然把這條反動標語又悄悄記在我的檔案上，「特嫌」就更沒跑了。這些事當時並不知道，只覺得革命這個門把我向外推，不准我進。我可還是一心革命，把自己當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敵佔區窩窩囊囊活著，不幹事，就決心投奔八路軍去當兵。幸虧五一大掃蕩最凶時，那些姓王的村幹部都隱蔽起來，推出我們一個李家人——就是在區裡當過炊事員、要活埋我時為我說過情的那人當村長。他給我寫封推薦信，我把這信縫在鞋幫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八路軍。日寇大掃蕩時我十次遇險，不是逃脫追捕，就是叫老百勝掩護起來。有一次被抓住，因為我一隻眼是斜眼，老百姓對日本兵說：「這和_圖_書個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騙過了敵人，才救了我。這時一找到八路軍真像找到親娘一樣，熱乎極了。

一年後我患了肺病，住進冀中軍區的和平醫院。剛入院時我感覺還正常……當然我說的不是身體感覺，而是政治感覺。不久一些病友明顯地對我疏遠，甚至沒人肯跟我下棋。過年時我回家探親，有個戰士與我同行，他是我當年的學生，但他一路上與我無話。分手時他猶豫再三才對我說：「我看您人不錯，有件事告訴您，您千萬別對人說。」他見我答應得誠懇，才告訴我：「還記得您教書時有個張老師嗎？他是特務，自殺了。」

現在回頭看，我真不必慶幸一九五六年肅反結論後，我如何輕鬆地來到T市。實際上又一次命運的陰影早已把我所籠罩，只不過我毫無預感罷了。等我的檔案材料轉到T市，檔案裡又加了更沉重的份量。原先的特嫌還只是嫌疑，這一次右派卻是實打實的了。我真是一口氣也沒喘過來，由一種敵人轉換成另一種敵人。不過換個牌子。

這正是大冬天，天卻不冷，可我渾身哆嗦，連牙也「得得」地直打顫。過度的恐懼之後，我反倒不怕了，恨不得把這些多年來一直爬在我背上這魔怪翻過來，看看它究竟都是些什麼東西？恨不得把自己赤|裸裸擺在黨組織面前，叫他們一個個細胞都瞧個透，說說我到底是敵人還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這股熱辣辣的情緒過去，我茫然了，我無力證實自己！我像被抓在一個巨大的鐵掌中，無辜地身不由己地聽任它的擺佈。

我們村有兩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兩個家族打根兒上就鬥，勢不兩立。在我記憶裡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頭破血流，死去活來。我本家一個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時落成的殘廢。誰也說不清是從哪朝哪代結下的這冤仇。我還是穿開襠褲時就聽奶奶講，前清時候王家出了個舉人。那時村裡出個舉人像出條龍，不得了呵，土霸王！王舉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兩條胳膊橫舉著，一手拿根秫秸稈兒，只要我們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更大的是一個文化怪圈。

他說他不知道。

沒多久解放戰爭就開始了。我隨軍到達白洋澱，《前線報》社也在那裡，他們人手不足，恰好我是這家報紙的老作者，社長找我談話想調我到報社工作，叫我去組織部換信，我好高興，但一換信又麻煩了。非但《前線報》社沒調成，反把我送到軍政幹部學校的整黨班。所謂整黨班並非都是黨員，而是把有問題的人弄去解決問題。我還挺天真，以為像唱戲《三堂會審》那樣，一問一答，把問題弄清就了結，誰知那裡邊是叫有問題的人互相整。整你時，把你的問題告訴給別人，整別人時把別人的問題告訴你，誰都想爭取表現，搞得很凶。一天夜裡我和一個小伙子站崗，我對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到底懷疑我什麼？我冤得很，對革命從無二意，怎麼總拿我當敵人呢？」

這小伙子是農村人，很實在，見我也實在，他就問我：「你是不是五一大掃蕩時，在老家的雪地上寫過一條反動標語？再有，你是不是在八分區政治部工作時，對一個保衛幹部說，你盼望國民黨飛機來轟炸……還有，你是不是給你老婆寫過信，說傅作義的部隊要突襲河間，人家懷疑你怎麼會事先知道敵人的行動……」除這些，他還說了我許多許多事。

出版社有個女編輯是個業務尖子。她前夫曾是國民黨軍官，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給她掛過一個特務的銜兒，其實她什麼也沒幹過。但她被按特務定為重點清理對象，目的也是為了給社長加罪，好說社長大紅傘下ｈtｔｐs://ｗwｗ.hetubｏｏk•ｃｏm.com保護的都是些什麼壞蛋。碰上「特務」兩個字，我本應該躲得遠遠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過院子時，她在掃地，見左右沒人，塞給我張紙條，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這紙條交給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寫的大字報底稿交到單位專案組。我想她大概怕牽連上家屬惹事，動了憐憫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過時，把這紙條的事交待出來，一下子把我掛上，成了為特務通風報信的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天天上刑，軋槓子，使夾指棍夾指頭，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過來，受盡折磨。非逼我說看見她家有發報機和密碼本，後來這女編輯受不住，把褥單扯成條上吊死了。人雖然死了，他們還逼我說她家有個發報機，我奇怪他們為什麼非要把這不沾邊際的事搞成事實。一次他們叫我承認是肅反時漏網的特務，我和那女編輯是個特務集團，集團的頭頭是社長！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把我們往死處整，就是要把社長徹底搞垮。正像當初這一派搞書記時，居然叫一個非黨群眾宣佈開除書記的黨籍。告別了十年的「特務」又回到了頭上，我又一次掉進這歷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第三次了！我總是不知不覺在這漩渦般的怪圈裡轉，一忽兒轉出來，但沒等我脫出身來，一忽兒又給更深地捲進去。當然，這只是一個很具體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幫他們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範圍裡玩弄這怪圈嗎？而陷在這無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裡的，是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呵！

我嚇一跳，說：「他怎麼會是特務呢？他爹是叫日本飛機炸死的，對革命很忠心，人也挺正派，當時有個村幹部玩女人，貪污公糧，沒人敢批評，他還寫過無頭貼子呢（一種不點名的牆報）！」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無論鬥誰，我都是陪綁，做個配角，用來造氣氛的，不是鬥爭重點。運動開始時，書記搞社長，因為我在創辦這家出版社時與社長配合得很好，鬥社長時，我是社長「重用右派」的一條罪狀，鬥我的目的是為了搞垮社長。後來反資反路線時，社長這一派反過來搞書記，既不會再整我，也不會使用我，我就靠邊站了。清理階級隊伍時，書記這派二次東山再起，又搞社長。因為我始終沒參加社長這派就把我放在一邊。當時牛鬼蛇神分兩種，一種關在牛棚，一種上班來下班走，名叫走讀。我屬於後者，可以說很超脫了。

我聽得毛骨悚然，心想無論怎樣表白也難翻過身來了。因為這些事都有點影子，但都被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飛機轟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區政治部時和一位保衛員出差辦事。他問我：「小李，你挺能寫的，為啥我們找不到那些材料寫，你能找到？」當時空中正飛著國民黨飛機，我就拿這飛機打個比方說：「你看這敵機在飛，就不必寫，寫了也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他們扔炸彈把前邊的莊子炸了，就可以寫了。」這本是談新聞的價值，硬給變成我盼望敵機扔炸彈，寫進檔案！再看，傅作義要突襲河間的消息是部隊傳達的，要我們做戰鬥準備，怎麼變成我事先從敵人那裡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給老婆的信都被檢查了！如果我真是一個敵人，也不會有這麼多、這麼細緻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間，一個造反派對我說，你知道你的檔案材料有多少嗎？一車也拉不完！對我這樣耿耿忠於革命的人，怎麼花費這麼大力氣來監視、控制、調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勁。第二天整黨隊的指導員又找我談話，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奪門跑出去要跳河，被攔住了。指導員火了，馬上組織全校批鬥大會，轉天被作為「現行特務」押送到軍區軍法處。在軍法處裡，他們要我ｍ.heｔubｏoｋ•cｏm.ｃom交待特務證據，我說我只能證明自己是革命者，說我是特務，應該由你們實事求是地拿出證據來。這樣，我就被箍上鐐銬。有生以來我頭一次戴上這東西，卻是在自己的隊伍裡！拷了四十七天，全國解放了。我聽到消息時心裡還一陣歡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鐐銬，牆上的鐵窗，心裡不是滋味。每當我想到，我是戴著手拷迎接全國解放的，心中便一陣黯然。好像一塊很黑很黑的陰影留在我心底。

我問：「什麼活動？」我傻了。

「有人提倡不抽煙，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兩地喝，這算什麼事呢？」

你如果瞭解到我這整整半個世紀的坎坷，肯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文革」並非開始於一九六六。開始於一百年前嗎？也不對，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國進行了兩千年！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負責一個編緝部，職務是含含糊糊的「負責人」，幹得卻很帶勁。突然肅反運動來了。老問題再一次被折騰出來，被狠批狠鬥，受審受訊，又經過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鬥爭。這次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卻把我的舊帳了結。單位派出四五個人跑遍全國，雲南、貴州、四川，甚至跑到內蒙和新疆，把我認識的所有人兜個底兒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調查一遍。我得感謝安平縣縣委，他們說：「鎮反時，我們對全縣摸過底，特務名單全掌握，沒有他！」一句話，撥雲見日，這才給我把冤案推倒，結論是：「經調查，×××特嫌問題應予取消。」

⊙十四歲的特務——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懷疑人是件很難受的事——檔案裡的你都是滿身的污點——我是戴著鐐銬迎接新中國的成立——第二次掉進怪圈——糊里糊塗又被捲入漩渦

我講我的經歷，也講我的道理。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張老師寫無頭貼子時沒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第二天，村裡的公安員忽然也來找我借墨水，我還納悶，公安員怎麼跑來找我借墨水？看來這是找證據了，真是可怕！

現在我接著開頭的話談，談「文革」。

軍法處派出馬隊跑遍我工作過的村子、學校和部隊，誰也拿不出能夠證明我是特務的確鑿的證據。幸好我老家的村幹部換人了，雖然還是王家人，跟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嘴下留情，沒再給我加油加醋說壞話。軍法處便把我放了。結論是「工作中看表現，表現好可以算沒問題，表現不好還背著這包袱」。我就這樣挎著個不青不白的小包袱進入了新中國。

我說：「是呵，是位特派員，人很和氣，問問我的家庭歷史，還挺關心我的身體情況，怎麼？」

我真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結束了那場災難，結束了那段荒唐的歷史。我從我個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麼教訓，供給大家思考呢？我想，過去幾十年，往上幾百年、幾千年，我們用了多少精力互相傷害。為了原則的鬥爭是必需的，但把個人的東西摻雜進去，不但搞垮了原則的神聖感，也誤國誤民。這是一個怪圈呵，最後剩下只是疲憊不堪的自己。你的歷史書比我看得多，你說究竟怎樣把這怪圈從我們民族身上摘去？

這當兵的學生又問：「前一個月軍區有人找您談過話吧！」

◎一九六六年　四十一歲　男　T市某出版社編輯

他說：「哪是什麼特派員，那是軍區保衛處的！現在咱部隊內部又搞反特，審查舊案時，從張老師那特務案裡發現到您。本來那天是打算把您從醫院逮走的，聽說跟您一談，覺得您不像特務。當時我正在醫院保衛組辦事，聽到這消息的，為您捏把汗，那可是說逮您就逮您呵！」

我忽然收到B市原單位那家和-圖-書出版社的來信，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編輯部的黨支部名義寫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幫助他們整風。組織上的要求不好回絕，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會上做了兩小時發言，訴說肅反時我平白受的委曲，給總支書記提幾條意見。總支書記在場聽著，一聲沒吭，他臉上卻好像抹一層煤煙，可怕地陰沉著。誰知這兩小時發言又決定了我重蹈覆轍重度苦難二十年的悲慘命運。

你要寫一個人的「文革」十年，我卻想講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認為我會離題千里，放心吧，不會！老弟，我的「文革」是從五十年前開始的。

我們單位總支書記想提拔他的一個親信，但我的業務能力和位置都成為障礙，他就排擠我。恰巧T市要創辦一家出版社，創辦人是我的一位老領導，我便提出調動，這種自動讓位的事是很容易辦成的。我第一次帶著歷史清楚的檔案去到另一個地方工作，心裡特別輕鬆，但到T市尚不過一個月，整風運動開始，這是一九五七年了。

開頭我在冀中軍區八分區政治部當文書。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一個短暫的春天。充滿了信任、關心和友愛。有一次我發高燒，同志們日夜輪流值班照看我，每一隻手都撫過我的額頭，無論是粗糙還是細膩的，我感覺到這手上帶著對我病情無言的探問，還有對我快快病癒的切盼。每隻手放在我額頭上時，我都立即流下淚來。我第一次嘗到革命的友情，真是勝過母愛！我好寫，常給《冀中導報》和《前線報》寫稿，小說、詩歌、劇本、人物專訪等等都寫。我不敢說寫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這期間我認識了孫犁、遠千里、王林，他們都把我當做工農作家重點培養。政治部還常把我作為戰地記者派到前線採訪，《前線報》上有時天天發表我寫的通訊，報上常見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氣了。心氣兒又高起來，提出入黨，政治部的首長們很高興。

村長這位置很關鍵，誰把住這位置誰就好壓對方，不叫對方出頭。但姓王的人多，勢力大，一直佔村長。敵偽時期保甲長是他們，後來八路軍來了，村幹部又大多都姓王。從這裡，你可以看到歷史怎樣成現實，要尋找「文革」的淵源，這便是最長最遠最深的一條根了。可是這道理我當時怎麼可能認識到？

這道理我幾十年沒想通。我參加革命幾十年，卻被當做反革命幾十年，反來覆去也沒離開「敵人」的圈兒，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風雷激」造反隊一群人吊打之後，關在H河邊一個「特」（即特務）字號單間房裡，這所樓原先是我們出版社的書庫，書早被當做「四舊」運到造紙廠化紙漿去了。空蕩蕩的小屋裡充滿舊紙、舊地板和舊磚的氣味兒，窗戶被封死，糊上報紙。H河柔軟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邊流著，夜間聽得更清晰，還有河中行船的划槳聲。我不自覺想起遙遠的滹沱河邊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變得綠蔥蔥的茅草房。我在那河裡洗澡，在河邊長大，參加革命抗日時，今天從河這邊渡過河那邊，明天從河那邊游到河這邊，多少年呀……革命、革命、革命，敵人、敵人、敵人，我革命，這敵人卻是我。想著想著，很奇怪，我感覺被毆打後肉體的痛苦開始從皮肉中一點點消失，但不是散開，而是往裡走，全凝聚到心裡去……不知這是怎樣一個過程，我忽然一下子雲開霧散，明白了。有人說，大徹大悟是一種解脫。我說未必，不明白則已，明白之後反變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這當兵的學生說：「據說他就為這事被村幹部定成特嫌，擠出學校，到部隊製藥廠當工人。後來部隊反特時一查材料，他是特務嫌疑，好一頓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殺了。據說他的檔案上有您名字，說您跟他共同搞過特務活動。」

好運氣對於我，好像隻鳥，不會在我頭頂上停留太多時間。這也是我命運的一個特徵，或者說是個典型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