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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多戰友沒回來，失去了生命。好多原因，有救火死的，也有給壞人弄死的。都是身邊戰友的事。上海的一個知青跟我同時接到命令，說有個壞人破壞農場，要我們去搜捕。大黑夜裡，正好叫我們發現，逼他到河邊。那上海知青把他堵住，他看沒辦法就跳進河裡。當時四月份，河水剛剛解凍，水面還漂著冰片子，這個上海知青也跳進去了，棉襖沒來及脫，游著游著就沉下去，我就眼看他沉下去了。那壞人也淹死了。我永遠忘不了這戰鬥。你能說這知青死的沒價值嗎？他是為了保衛咱國家啊。

我爺爺曾在雲南是個小鎮稅務員，一次陪稅務所長上省城辦事，半截道上叫武裝走私的開槍打在腿上，流血過多死了。解放後為了我父親入黨的事，組織上找我家老奶奶（我爺爺的母親）調查我爺爺的情況。老太太還是老思想，怕人家嫌我家窮，就說：「我兒子一個月賺好幾百塊錢，在那兒當局長，闊極了！」組織上不信，說你兒子賺那麼多錢，你孫子（我父親）解放前怎麼都病得要死了？老太太答不出來。這下我爺爺的成分就沒法定了，組織也沒錢為一個普通人跑到雲南調查，成了懸案。一直影響到我加入紅衛兵和入黨。那時很左，為這事我找農場黨委問我爺爺算嘛問題。回答說：「打死你爺爺你們說是武裝走私的，萬一要是紅軍遊擊隊，共產黨領導的呢？咱們總得對黨負責吧！」實際上我連我爺爺面兒也沒見過。我爸爸十五歲時，我爺爺就死了。

我們家裡認為這婚姻靠不住。因為門不當戶不對，一紅一黑，差距太大了。各種習慣不一樣，將來生活肯定要出現問題。她家裡當然更堅決反對，我說不同意我還非去你們家不可。我出身不好，可我是你家女婿。雖然表面對我這股勁人心裡還是不是滋味。我不也是一個人嗎，為什麼沒有正當的婚姻權利，我的反抗勁就更大。

我這一表態，聲勢起來了，帶動起許多人紛紛報名。學校也挺絕，對我這積極報名的，反而分配到黑龍江，也許是一種獎勵，也許是一種策略，好擠得別人爭先恐後報名，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組建連隊時，我們三個初中班和三個高中班共一百二十多名學生組成一個連隊，分到一個農場。這農場的名字我就不提了。讓我擔任副連長，這除了我積極報名之外，還因為我當過班長，有點組織能力，不管寫呵說呵嘛的，這也有關係。八月十六日那天出發，可十五號晚上我突然發燒，打針做皮試，大夫也沒想到我會有反應，馬上休克，血壓降到二十，差點兒完。青黴素，應該說做測試的安全系數是很高的，恐怕幾萬個人裡邊也沒一個出現危險，叫我碰上了，趕緊搶救，算活過來了。學校和農場來的人看我，問我能不能走，我說一定能，擔架抬著也走，當時就這態度。轉天八月十六號下午，我叫家裡人扶著上了火車，腦袋燙著呢，打了針帶著藥去的。

那時女孩子到農村去，有這樣的遭遇我敢說不是十個八個，而是成千上萬。後來，下鄉後期，我在農場的組織部門，負責紀律檢查和政策落實方面的工作，我接觸到大量案卷。發現很多農場幹部，他們有權，欺負女知青；處理這些事的簡報文件也見多了。十六團的團長槍斃了，他一個人糟踐了好幾十個女知青。每個農場都不是兩個三個，黑龍江有一百多個農場呵。全國當時下鄉知青兩千萬，女知青得佔一半，一千萬。很多女知青即便受到侮辱也不會講。我不是靠推斷。一九七七年搞複查時，農場一個老幹部要求對他的問題進行複查。什麼問題呢？也是姦污女知青被開除黨籍。這女知青當事人啊已經到外地上大學去了。組織部門派人去外調，找到那女大學生核對，沒想到她根本不承認。實際上按照當時審問記錄，處理材料，很多細節那是真實的。她是不願把這事帶到大學去。那老幹部大概也抓住了這心理，所以鬧翻案。查對無證，我們也就不好辦了——所以我敢說是成千上萬的。

見到妹妹……頂現在說實在的也是很難過，那時更難過，所以我特別勸妹妹千萬別輕生，這事也不怨咱。

想想他們，我們這代青年真有值得歌頌的地方。這可不是小說，全是事實，身邊的事實。我親眼見的。有的作家說什麼「荒原作證」、「白樺樹林作證」，不用，用不著，我就可以作證。

拯救災難的，不是聖賢，永遠是人民！

我總想，為什麼下鄉這段在我或者我們這代人身上佔有特殊的重要位置呢？它不是單純的勞動，它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特定的歷史背景上，在上山下鄉獨特的運動中，我們的命運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關|系。雖然我們每個人經受是完全不同的波折遭遇，可是我們每個人也都能代表這一代的成長經歷。可以這樣說吧？不過分吧？這也是我的體會。

當然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出現這類事也不奇怪。但是呵，如果在政策上咱不失誤，不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出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原因，把那麼多知識青年轟到農村去，給那些縱慾的惡棍造成條件，我覺得很多女知青的悲慘遭遇就能倖免。那些女知青，那時候，我見得多了，甭再提了。

托同學捎的東西已收到。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與家庭劃清界線——跑到邊塞也背著出身包袱——為了報復與「紅五類」女兒結婚——一切發生變化：調動工作、入黨、上大學——今天的苦惱

再有就是我在這當中進步入了黨。我入黨三次填表才批准。在這之前很多普通戰士都解決入黨問題了。就是因為我起頭說的我爺爺的問題。我父親當初為了感激黨救了他的命，加倍工作報答黨；要入黨，也是因為這事政審沒通過。主要是我爺爺的死沒人證實。

妹妹在家吃不下飯，每天夜裡睡覺都大喊大叫；瘦極了，臉也沒血色。我媽也看出不太對頭，可萬萬想不到那兒去。我們就好歹哄弄著唄！後來我把妹妹辦到了我那去。滿以為她到我身邊就踏實了。但是呵，不知怎麼慢慢傳開好多風言風語。傳來傳去好像我妹妹有作風問題，待不下去才辦來的。是不是打辦調動的人那兒傳出來的，說不好。如果人們知道真情也好，可是傳成這樣我反倒不能把實情講明，愈描愈黑嘛。特別是女同志都拿眼角瞅我妹妹，慢慢我妹妹也覺出來了。不能辯解，只能加倍勞動，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學習都跑在前頭，別人割一畝麥子，她割一畝半也評不上先進。一次次入團入不成，和圖書女同志們就是不舉手，總是隱隱約約認為她是個壞女人，有作風問題才辦到這兒來的。有人還要求組織調查她歷史。組織明知道她的情況卻不敢講。怕講出來我妹妹的臉沒處擱。生活中哪有沒矛盾的呢？一點小事人家就扔出刺|激的話來，「你不幹不淨什麼東西」呀，「什麼變的」呀，「臉皮比鋼板還厚」呀這類話。妹妹有時晚上找我，在坑坑窪窪大野地裡溜躂，總哭。沒想到換了環境還會出現這壓力。我也想哭，但我忍住不落淚。離開父母在外，對她我有責任，我再哭不是害了她？我就鼓勵她。對她講，咱爸，十幾歲沒父母，拉扯著弟弟妹妹吃多少苦，咱大姑姑差點叫人騙進窯子裡去。人生當中嘛事都可能出現，可是咱得活下去啊！何況咱比起好多人還算好的，比那些插隊的，強多了，將來同志們隨著接觸印象慢慢會變。我一次次做工作，還是起作用的，妹妹逐漸堅強了。尤其我這人特別認真，講原則，也常得罪人，我又不是個無懈可擊的人。有些人總甩些難聽的閒話嘛的。我和妹妹由於這種特殊情況特別敏感。對妹妹勞動上從來沒有照顧——我總覺得人受點苦沒害處——我做一個幹部也不能那樣做。我要求妹妹比別人多幹一點兒。妹妹心裡明白，全做了。我挺感激她的，真的。

可是一天，說要挖防空洞。叫大伙在站台上排好隊，然後說，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上山採石頭，一部分出身好的留下挖防空洞。跟著要點名，出身不好的站出來。我想，壞了，要露餡了，臉「刷」一下子熱了，頭也抬不起來。結果頭一名就是我，叫我名字，我一站出來，出身也就亮出來了，又完了。出身的陰影到哪兒都跟著我，看來這輩別存什麼幻想了。上山採石是先用火藥炸，再拿大鐵絲兜住石頭，使腕子粗的大扁擔挑，挑下山，走跳板，弄到車廂裡去。我在農村鍛煉過，這活我都能幹。可是出身真比這石頭還重，我感到有點挑不動了。

爸爸細講了我妹妹的情況，怎麼回事呢？她自個兒住一間小屋，離大隊會計家挺近，那會計三十多，有老婆孩子。第一次夜裡闖進去，我妹妹是反抗的，她哪敵得住這樣強壯的男人。事後我妹妹沒敢聲張。我理解，她那麼小，孤孤單單，身邊沒個親人，哪知道該怎麼辦呢？她也有死的念頭，又覺得這麼死不清不白的，家裡人任嘛還不知道哪，矛盾極了呀！可過不幾天又去了，那會計，第二次之後，我妹妹實在沒辦法，上公社跟領導講了。公社通知我爸爸，我爸爸心裡也沒根，寫信告我。

一九六九年一號召上山下鄉，我第一個報名參加，而且第一個貼出大字報，要求到內蒙，最艱苦的地方去。當時有兩個去向，黑龍江是農場，按職工待遇；內蒙插隊算農民。我這是想表明，我「紅外圍」也不比你們覺悟低。我們家也支持我去。當時絲毫沒有被迫的意思。一個青年就該和工農兵相結合，主席號召嘛！想法就這麼鮮明堅決。現在恐怕被說成簡單可笑了。

叫狗咬著得狂犬病死的，還有別的什麼病死的，都有。他們的骨灰都留在那兒啦，當然生命也就留在那兒啦。

一九七〇年冬天吧。連裡頭開始輪流回去探親。我沒動，我得管著全連生產生活一大堆事呢。我是幹部，在思想上對自己要求也得嚴一些，濟著別人先走。正這時我爸爸突然來了封信。我妹妹是一九六九年下鄉的，她太小，為了離家近點好照顧，去到河北省——甭提什麼縣、什麼公社了。我看過父親的信真是晴天霹靂，說是我妹妹不久前叫大隊一個會計強|奸了。我妹妹當時很積極，被評上過縣裡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我們常互相通信，鼓勵。這一下我整個人像給撕了。馬上想到妹妹她現在究竟怎樣呀，不定有多慘、多可憐哪！我不願叫別人知道，也不敢大哭，夜裡就在被窩裡憋住聲偷偷哭。我真怕她輕生啊！咱說實在的，一個女孩子，還不到十六歲。雖然我對男女的事那時也是模模糊糊，半懂不懂，但是呵，我想像得出來，這是把她毀啦。我決定請個假回家，一個呢是要看看爸爸媽媽；另外一個呢，主要是急著去看我妹妹。我知道，妹妹現在非常需要我啊！

您看這信，好奇怪，是不？我們那時都這麼寫信。我們那些同學，全都是。這可不是寫別人看的，就是寫給自己親人看的，一切都革命化呀，就這樣。

回到家，我就跟我爸爸去看妹妹，當然是瞞著我媽去的。我媽身體不行，她知道了非出事不可。

我們這一代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但是呵，我以為上山下鄉還是有失也有得。只是代價太大了，對嗎？

還有件事，我家住的房子不錯，忽然政府通知叫我們搬家。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膽小，搬走後據說那房子住進了高幹。這對我也有壓力，是種政治壓力，心理壓力，表明我生活在哪一個政治層次上。

為完整展現《一百個人的十年》二十多年來的成書過程，現把《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作為資料收錄本電子書，供參考。

這個比較外在的女孩子很能幹，健談、有頭腦，我同她說得來，越說我們關係越近。原來我們還是一個城市的。一次我問她家住在哪兒，她一說，嚇我一跳，萬沒想到她就住在我們最早被轟出來的那所房子，她家就是那個高幹，她就是那高幹的女兒，你說多麼巧，簡直有點戲劇性了。再問她，她還是個雙料的高幹家庭，父母都是相當高級別的幹部，而且她是「文革」初期的一個紅衛兵，抄家的紅衛兵，還是個紅衛兵頭頭。我要命也不會想到和這樣一個紅五類交朋友，和一個女紅衛兵談戀愛，這倒是挺帶勁的。我動了心，我想我是沒有出頭之日了。人人都說我是狗崽子，但我這回偏要看我是和圖書不是能和這個紅五類結合。如果結合了，看看到底是什麼結果。我想這肯定要遭到她家裡反對，可是愈反對，我愈要這樣做。坦白說，我有一種報復心理。我就抱著這目的，和她交上朋友了。我還想看看這事成了，你們紅五類那些人怎麼對待我。當時我的壓抑感相當強，就是想爆發，在社會上我要爆發了就準是反革命，我只得想用這種方式，比較損的方法。我說就要和你們紅五類結婚攀親，娶你們的閨女，你們不是說不行嗎，你們看吧就得行，看看到底行不行，看我的。

我們不會忘掉北大荒。我們把那麼多東西留在了那裡，又把那麼多東西從那裡帶回來了。不是嗎？

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文化大革命」起來，學生們都想參加紅衛兵，但是呢，據說我爺爺有點問題……嘛問題？回頭再說，您聽了會覺得可笑。可那時我只能加入「紅外圍」，屬於團結對象。那陣子紅衛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都是高幹子女；二等公民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都是血統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純又不是黑五類的子女，加入毛澤東思想紅外圍。我的自尊心受到挫傷，覺得自己對黨對毛主席的熱愛和別人沒差別；但是呵，身份差別開了，有些活動不讓你參加。比如批鬥會呵、抄家呵、重要的政治活動呵，絕對不能去，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長，現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勁，要表現自己的赤膽紅心。

您想，照我這情況，對黨對新社會對毛主席，在感情上還會有問題嗎？

「文革」一來，我舅舅這資本家無疑作為牛鬼蛇神被抄了。生活很困難，他又吃喝慣了；我媽每月都抽出幾塊錢送過去。那時我雖小，不過對人生道理卻有個深刻印象；現在說就是對世態有了一些瞭解，也就對我父母特別敬重。他倆都是很厚道、很善良的人。

◎一九六九年　十七歲　男　H省菜農場某團某連副連長

記得有個女青年與北大港一個男職工訂婚。定好五一節回去見面，家裡人都給聯繫好了。春節連隊一百多號人差不多都回去過年。我沒走。還有一千多口豬，幾百隻羊，好幾十頭馬和牛，很多設施得看著。這女青年也沒回去，就為的多存幾天假放在「五一」一塊兒歇。她非常愛乾淨，在宿舍洗被子，穿得挺薄，屋裡燒得挺暖和的，來回倒水一折騰感冒了。連吃幾天核黴素也沒壓下去高燒，我們急了，送她去醫院。當時去農場場部好幾十里路，化驗又趕上停電；再送到縣裡，來回來去過去一個禮拜，造血功能已經被破壞，再生障礙性貧血。我是指導員，帶著兩個男青年兩個女青年，五個人護理。這種病得不斷輸血。我決定女同志別輸血，我們仨男的驗驗；我和另外一個男青年是O型，可這個青年臉上有點為難。我說我輸吧，輸了四百CC血，完事她臉蛋就紅撲撲了。原來是黃綠色，馬上就精神起來。整天我就在走廊上蹲著。大夫跟她說：「你這個男朋友真夠意思。」她說：「那是我們指導員，不是朋友。」大夫特別感動，非要給我開個病床，讓我睡睡覺。九天九夜我們沒合眼。她死後到哈爾濱火化。處理完後事回去，人們見我就說：「你怎麼這模樣了？」就跟打監獄裡出來的一樣。臨死之前這女同志拉著我手，不讓我離開。這時她姐姐、姐夫接到電報趕來了，搶救時不讓他們進。她和她姐姐、姐夫有點矛盾。可是拽著我說嘛不讓我走，兩眼總看著我，光掉淚。那陣子話已經不能說了，只是人還清醒著。我眼淚也嘩嘩的。我們沒有一點戀愛關係，就跟親兄弟姐妹一樣。我當時唯一的想法是怎樣把她弄活了。我覺得我們夠苦了，她得了病見不到父母，我看著她；親眼看她停止呼吸。我在哈爾濱端著那個盛骨灰的磁盆，還熱著吶，我想，哪怕我再抽多少血，只要她能活也沒說的。

我不管他們叫不叫我入黨，照樣幹。有些知青思想一直很浮動，總惦著返城。實際上，上山下鄉頭一年，高於子弟藉著爹媽的路子參軍，變著法兒都走了，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有各種門路的，辦選調，辦特困；還有的辦到三線去，先先後後走了不少。我一個心眼要扎根農場，咬破手指頭寫血書不走。我這兒有份材料，您看，當時的，《工作隊簡報》，當時對一些優秀青年就這麼稱呼，叫「××式的優秀隊員」。××就是我的名字。最後黨委書記拍了板啦，他說這個事再出什麼問題我負責。我就入了黨。這書記我忘不了，我離開那裡之後，他調到局裡當局長。這位老幹部心裡還是有「根」的。「文革」中批鬥，叫人弄斷三條肋骨。知青返城也真難，尤其那些沒路子的。眼看人家一個個走了，自己怎麼辦，想轍。女同志想什麼轍呢？就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婚姻關係上。跟大城市的人訂婚，再辦戶口，根本沒愛情可言。男同志更絕望，精神狀態更沒法說了。沒轍就找病，吞釘子，吃硬幣然後就透視，有陰影吧。或把手弄破，血滴在大便裡，或弄點蛋清放在尿裡，再化驗，一看幾個加號；說實在的到了瘋狂毀滅的程度。

我和她結合之後，緊接著確實覺得好多東西都變了，奇妙地發生變化。在學校在單位，好像拿我另眼看待了。實際上我還是我，想想又挺可笑。可我在他們眼裡真的不再是狗崽子了。但是，我與她結合，不是盯著吃呀喝呀，不是想過高幹的日子，我要改變我自己的處境，改變工作，上學，完成我自己要走的路。以前我不是什麼都不行嗎，不能上學，不能入黨，不能參軍，討論會上沒發言權，政治上不信任我。這一結婚不就變了？很快我隨她調回來，這是第二次發生變化。嗨，工作調回來了，地位馬上發生變化，我們家哪有這麼大能力。過去嘲笑我那些同學，如今又該如何？我用心觀察了，那些出身不太好的，直到今天在社會的地位也是差得遠。我就不一樣了，我利用這個家庭的地位，緊接著上大學，也入黨了。至於我的出身，根本沒人提了。我既不是好出身，又不是壞出身，莫名其妙是受優待的一種出身。你想，我這種出身的人說入黨，要在以前，大伙不拿我當笑話嗎？想想我以前走過的路，受過那麼多苦，賣那麼大的命，什麼時候能掙到這一步。儘管我和她家裡的關係始終不行，她和我家的關係更不行，她死瞧不起我父母，她那紅五類味兒和我媽媽沒共同語言。但對我個人，已經挺滿足了。

要想講充分，幾天幾夜也不準夠；我這個經歷就特別濃縮了，行嗎？

當時我就打定主意，把妹妹辦到我這兒來。臨走時把這事跟農場革委會負責人講了，拿信給他看，這領導挺不錯，當場表示同情，說那邊只要放我們就給辦，調來，很作勁。我這心還算有個靠頭。

我對待人生為什麼現在還很積極？就因為我在這段生活中——多艱難的生活啊——還有收穫，真實的，實實在在的。

一九八六年底，《一百個人的十年》陸續在一些文學期刊上發表。一九九一年七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彙集成書，共收入二十四篇。一九九七年十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再版書，在一九九一年版的基礎上增加《我們，陷阱中的千軍萬馬》、《死臉》、《唯一沒有貼封條的嘴巴》、《鬼剃頭》、《三個人的苦中作樂》、《苦難意識流》、《走出瘋狂》七篇；刪除《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自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時代文藝出版社數次再版該書及二〇〇五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馮驥才分類文集》第十三卷《心靈實錄》，均未再收入《偉大的受難者們》、《當代于連》二篇。

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時，我是連隊最後走的一個。走時心裡有種負罪感。我想我最後走還是一個逃兵，最終打了敗仗，還是沒能戰勝自己，還得隨大流。我家說嘛也讓我回來；人家都走了，快空了，宿舍裡冷清得很。當時最大的壓力是孤獨。特別是後來沒人了，打山東、河北、河南招來大批盲流當臨時工，我帶著他們幹活，不是味兒了；我一想，我得走。我忘不了臨走那天，幾十個農場老職工送我，我提著手提包——那包裡就幾件破衣服和幾本舊書嘛的。打營房出來，過那個小橋，那些人就像送殯賽的，在後邊「哞哞」地哭。有的捂臉嚎陶大哭。儘管他們沒文化，愚昧、粗魯，可是跟大城市人際關係一比，實在可愛呀！送我老遠老遠的，還聽見他們哭。

我頭次見她母親，就叫媽媽。她沒理我，我想你不理我，我也叫了。

這次到家，總共待了十來天，沒一天在家閒著，弄輛破自行車，去訪我們連隊男男女女一百多家。有時找到人家，都上班去沒人，再去。我是連隊負責人是吧。就是想跟人家裡介紹介紹情況，叫家裡人放心。我們都挺小的，離家那麼老遠，誰放得下心呢。我媽媽疼我極了，埋怨天天跟兒子見不到面。但是呵，我有責任這麼做，特別是見到我妹妹，就聯想到別人家嘛的。

說到這兒，我心裡不知是什麼滋味，咱們聊點別的好不好。

扭曲了愛情，就扭曲了一生。

我著重說我在黑龍江支邊那段經歷吧。這以前我在學校，雖說也有不少感觸，那算嘛呢？跟我到黑龍江，在社會裡一滾，這一比份量就差多了。人生在社會裡——這是我的體驗。我喜歡文學，文學教給我理解別人和自己，認識社會和人生。但我也恨文學，它叫我太明白了，心裡的負擔也就更重。

這時我妹妹住在婦聯主任家，正在那躺著，一見我的面就抱頭大哭。我妹妹太小了，剛過十五歲呀！我就要去拚命，跟他一個對一個，誰也別活算了。我爸爸死活拉住我。我跑到公社要求一定要嚴懲他，公社領導答應了。我把妹妹接到家裡，當然跟她說千千萬萬別叫咱媽知道。我說：「一定把你辦走。我回去就給你辦，我們領導啊都答應了。你在家可別胡思亂想，要有嘛事你就對不起我了。」唉，我這妹妹，才十五，當時那樣子，甭提了。過幾天，我又去那公社問妹妹的調動手續，再次要求處理那會計。實際到後來根本沒動他。在農村，會計掌財權，和大隊幹部一碼事；那些土皇上啊！據我瞭解到今天也沒處理。您說今兒再去找？哎，更沒用了！十多年了，換了多少本皇曆了！

「文革」一來，一切都明了。我家在這城市是最早被抄的。我爺爺我爸爸都是幹銀行的，算出名的資本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最早抄家是我媽媽惹來的。當時銀行凍結資本家存款，不准取，說是剝削的錢，銀行門口把資本家的姓名都公佈了。我媽媽去取，銀行馬上通知紅衛兵，紅衛兵馬上就到，這就抄起來了。我得信兒不敢回去，跑去找一個要好的同學，叫他陪我回去看看。他也不敢去，他出身是職員吧，可當時對他這樣出身是什麼態度也吃不準。他說：「你們鄰居都認識我，怕我一去弄不好，我們家也完了。」我就自己回去，遠遠看大字報都糊滿了，我母親被弄在門口批鬥，亂七八糟一大堆人，砸的砸，燒的燒，冒著煙。我才十七歲，哪見過這世面，不敢走近，在外邊整整溜躂一夜。也不知我媽媽和爺爺奶奶怎麼過來的。我的弟弟是個殘廢，我更掛心是他。整整一夜在大街上徘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過來的。

我回來後很久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做夢似的。照理說回到父母身邊，吃住都好了，可就覺得空虛，覺得失掉好多東西。後來我覺得不該這樣，還得從頭做起。人嗯，在哪兒就得從哪兒開始起步。這樣，積極生活那股勁才又慢慢恢復。我不是說我喜歡文學嗎？除上班努力工作之外，八〇年我在文化宮的文學班業餘上了兩年課。一九八二年我又開始上電大。去年畢業了。成績還算滿意吧。我不想自吹什麼，我就得這樣幹，我怕失去自己。我學文學，有個抱負，覺得我有責任表現我們這代人和我自己。我永遠當不了萬元戶，也不可能給我兒子留下什麼產業嘛的。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能留下一本書，這輩子就沒白活。

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去到抄我家那中學去找紅衛兵，當時我就想，鬥我一頓罵我一頓我都認了。我得求他們叫我回家看看，家裡除去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其他兄弟都在外地，那個殘廢弟弟沒人管，他打小一直跟我長大，我教他怎麼寫字畫畫，怎麼生活，跟他感情最深。有個紅衛兵還不錯，領我回家。從樓下到樓上全亂成一團。我只是順著樓梯過道往幾個屋裡看兩眼，屋裡都是紅衛兵，翻箱倒櫃不知找什麼，也沒看見媽媽爺爺奶奶他們。好些東西都破破爛爛了，砸的撕的吧。我最心愛的東西是郵票，還有和一些蘇聯朋友的通信。六十年代初不是鼓勵和蘇聯聯繫嗎。這些珍藏的東西扔了一地，也絲毫不使我動心，這時只剩下一種求生的慾望，該不該吃東西都忘了。我向紅衛兵要求把弟弟領走。我表示離開這個家紅衛兵是贊成的，這是要和家庭劃清界限，是「革命行動」。再看我弟弟又小，瘸兒吧嘰的，准許我帶了走。我拿了兩床被子，帶弟弟住到學校去。臨走時還給了我五塊錢，一點糧票，是我要的。但他們給了我，我還是很感動的。我不知道這五塊錢能花多長時間，過去家裡很富裕，從來不知道錢的具體價值。

我知道這詩幼稚。可它是我真實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

大秋已到，開始大忙了，天氣也冷起來了。

有生以來，這是我最大的打擊。這事至今我母親也不知道。我妹夫……反正您寫這事兒時盡量避著點。千萬別叫他們猜出來。我母親現在知道了也夠她嗆的。這也是壓在我個人心裡最大的隱秘了。

我是六八屆學生。初中一年級趕上的「文革」。那陣子，也算挺懂事了，也算嘛都不懂。

後來還是有點變化。特別是「文革」一完，她家的情況好起來，她的情緒就複雜了，後悔過一陣，因為她那些舊朋友老同學，高幹階層的，也都恢復了，互相一接觸，一比較，她這個丈夫就不大光彩了。那些人出國的出國，陞官的陞官，我沒法比，但我唯一能安慰她的只有兩點：一是我現在的地位，我現在是一個單位的負責人，還說得出去；另一個是大學畢業。應付一般社交往來還行，但在高一層上，尤其在她那階層的朋友中間，就差著點了。好在我們有了孩子。孩子是家庭夫妻之間最結實的紐帶。可是至今我們在生活習慣上也有磨擦，特別是她那種地位的優越感表現出來時，關係中的障礙就明顯些。

就我們個人之間來說，我對她也有感情，她這個人爽快，很聰明，特別是她敢跟我這個出身的人交朋友，在那種形勢下，是一種很實在的安慰。我挺感激她的。自然這也和她所處的特殊境況有關。那時她父母都受批判，她的處境是在最低潮的時候，她一個人在這麼遠的地方，無依無靠，很寂寞，我們又談得來。還有，就是那一個比較內向的女孩子也在追我，促使她跟我結合得快一些。我不大歡喜那個內向的女孩子，但有時故意表示喜歡，這樣就刺|激得她跟我確定下關係，我是誠心這麼做的。因為我需要。我要報復，也要往上奔。

因此我說，對於我們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樣寶貴的。我們並沒虛度年華。

我好像就到此為止了。我的好時光在「文革」中都耽誤了。不可能在業務上有出息，只能走從政的路子，可是在這條路子上，出身好的還是得天獨厚的。我是憑自己掙上來的，到了真正要奮鬥一個目標的時候，沒有堅強的家庭後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們家的支持，我的後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實質作用。儘管我當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它們地位又起作用時，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終究不是打根兒上就紅的。我認識一個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長，他都當了挺大的頭。沒後台，沒人支持，再大的抱負也難實現。表面看我在這個家庭裡好像怪不錯的，等到知道我的來龍去脈就洩勁了。

北大荒好多土地都是我們開墾的。是啊，說到這兒，是有點自豪嘛的。我們去到那兒還是一片荒原呢。新建的點兒，一無所有，只是荒地，一眼看不見邊兒。農場的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年，極少是五十年代的復員軍人和他們的家屬。我們是北大荒的一支主要力量。當然老一輩給打下了一個基礎。確實，甭管春天多苦多累，到了秋天麥子熟了，糧食上場了，西瓜結出來了，豬養肥了，我們心裡特別高興，那都是自己幹的。所以說這青春不是完全丟掉了，確實有價值，是吧！

那些年使我落一身病。關節疼常常發作，還有胃疼，一疼就——忍著。恐怕我要帶著它過一輩子。我妹妹早結婚成家了，那件事，一直沒法對丈夫說。不說就別說了。我們心裡埋著的並不止這個痛苦。但是呵，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偉大的一代。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當時，「文革」把國家經濟搞成那樣，幾乎崩潰，我們要是不下去，兩千萬人會給城市造成多大的壓力。儘管我們受騙，我們受苦，但我們支撐這國家大廈幾乎坍塌的一角，是吧？應當說，是我們承受著「文革」造成的惡果，就是我們這代人。可是至今對上山下鄉一直沒有一個正確的估價。我寫過一首詩，原稿早沒了，但我記著這兩句，大概是：

過後叫我到鐵路中學去教書。我是老三屆高中生呵，教書綽綽有餘。到了中學，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開會時很少說話，我沒發言權，沒人坐的地方我坐，坐在犄角旮旯，因為我知道自己出身低下，這世界叫我活著就不錯了。但在能夠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禁不住性子，還是盡量爭取做好。我挺矛盾，有時灰心喪氣，有時不服這命運，總想使別人看重我的價值，總要建立自己的自尊，儘管在受盡屈辱的地位上做到這些很難很難。好像要在激流中央，立一根泥柱子。

我出身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我爸爸解放前得肺結核要死，老闆把他踢出來。多虧解放，國家公費給他送進醫院治好。一點不假，是新社會給了他第二次生命。我媽的家庭比較富裕，原先的丈夫病死了。解放後我爸我媽都在街道辦的縫紉合作社工作。我爸認字，教學文化。我媽教縫紉技術，輔導剛走出家門的婦女學幹活。這期間他倆有了感情。我舅舅是資本家，嫌我爸窮，強烈反對我媽再嫁。我媽還是照自己的意思跟我爸結合了。先生下我，後來又生了我妹妹；生活夠難的。我舅舅就住在界北一個大四合院。我媽去串門，他家裡人總是懷著一種戒備心，怕向他們伸手借錢。那麼多年從來沒接濟過我們。我們孩子去玩，他家總以為我們這些窮孩子要偷點東西，找個詞兒把我們轟出來。

這兒大片大片森林。中原一帶很難見到，方圓幾百里，每年春秋兩季都容易起火，枯枝爛葉，積得厚厚，沾火就著。大部分是用火不注意，野炊、抽煙，或是汽車引起的，也有自燃的。一著火，我們就跑去救。啊，那大火救起來，燒死燒傷都有。有次宿舍起火，救火時還死一個知青。頭天晚上我們還一塊睡覺，說笑。房柁掉下來「轟隆」砸死了。

要命沒想到我會碰上這事——

要說農民還是認實在的東西。三年過去，調我去教書。跟著開始選調了。我知道自己怎麼回事，不爭，爭也沒用，我沒資格。頭兩批出身好的都選調走了，到第三批，我們小組除去女的，就是帶點殘廢的。我們那個組長呢，就是剛來時說我出身不好那個帶隊的，反倒沒選上，聽說他爸爸是個小業主，再加上點什麼事鬧不清，我居然第三批被選調走了。到了這裡一個大城市的鐵路局，先到站上當搬運工。這就好多了，雖然累，可是沒熟人，誰也不知道我出身，混在人中間，大夥一塊幹活吃飯睡覺，還挺熱乎，也享受享受人之間沒距離那滋味吧。

這是真正的《紅與黑》。紅與黑的結合。

處在這種地步，我不甘心。我想我起碼得維持生命，維持生存，維持我自己在社會上一個地位。我自己應該和別人享受同樣的。看到那些同學趾高氣揚，為什麼我不行，我比他們缺體力缺能力還是缺乏智力？就是因為我先天不足的這個和圖書出身。我恨我這個出身，甚至恨我父母，恨自己的祖宗。可我不甘心出身壓著我，我不服，總想爭回這口氣。到一九六八年，第一批上山下鄉，我說我們家實在沒經濟力量接濟我，就報名參加了。

我去邊疆，離國境線還有二十里地，好荒涼。一到那兒就覺得終於把那倒霉的出身扔掉了。可是同一小組帶隊的，把我的出身說出去，還向大隊黨支部匯報了，大夥一下子全知道了。怎麼辦？拚命幹活吧，就這一條路。農村和別的地方不一樣，說到底還得幹活，幹活就有飯吃，能幹活人家就瞧得起你。人們是在生存線上看待一切。好，你能幹我就能幹，你能幹四分我幹八分，你能幹五分我幹十分。背著出身，咬著牙地幹，我要在農村立住腳跟。年底大伙都回家探親，也叫我回家，我不回去，我說我沒家。唯一分紅最多的是我，我拿二十七元。我留下十元，那十七元寄給家裡去。只要大隊叫我做的事，再苦也做。大冬天他們叫我去刷大標語，在牆上寫美術字，刮著西北風，內蒙的西北風比這裡厲害多了，我就穿件軍褂子，攥刷子的手凍得張不開，寫著「毛澤東思想萬歲」、「社會主義好」，心裡真不是滋味。連件棉衣也沒人借我保一保體溫。要在內蒙這塊大野地裡站住腳也這麼難？我這還不是訴苦，還是說我的處境。

我今年三十四歲。「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結束時二十四歲。您多半會想，我不像有些人那樣，「文革」一完，已經滿腦袋白髮；也不像有的人雖然剛過半百，一生最好的時光卻全搭進去啦。我還蠻不錯，是吧！可是，即使我活到七十歲，我也會認為，這十年就是我的一輩子。

有些高中女學生慢慢品出我兄妹倆的人品，不再相信外邊的傳說。她們跟我說，我妹妹經常半夜裡大喊大叫，嚇得女同學們都醒了。她們雖然什麼也不知道，又隱約覺出什麼來，對我妹妹各方面都主動照顧。我妹妹這毛病大約延續了兩三年。

好在我們都挺過來了。幹得特別突出，先後都入了黨，後來還選拔到機關工作。

◎一九六六年　十七歲　男　T市某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

我妹妹叫人強|奸了。

我要對你說的，是在家裡不能說，對朋友不能說，哪怕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說，這就是內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強的痛苦，是一種沒法擺脫、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對你說，為了什麼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條我清楚，因為你說你會把地名姓名全部隱掉，我才肯說。

到了北大荒，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太艱苦。第一個現實的直接的挑戰，實實在在的挑戰就是生活。很少吃細糧，都吃所謂苞米碴子什麼的；偶而上點白麵，但很少很少。又是定量供應，每月三十斤，勞動強度太大，根本不夠吃，有時餓急了跑到馬廄牛圈偷吃餵牲口的豆餅。我們棒小伙子幹活吃的多，一頓能下去二斤。越不飽，幹活越累，越累越餓，越餓越吃不飽，惡循環。每天早晨三四點就得起床，晚上幹到天黑。這農場是水田農場，機械化程度特低，打翻地到播種再到收割完全靠人，人就是機械。東北在五月份就備耕了，先整地。那陣子就得穿一條短褲，上邊穿棉襖，別看上邊冰化了，就一層水，十幾公分，下邊連泥帶冰，腳下去扎得慌。不知是冰扎的，還是涼水砭的。冰水濺到腿上，拿風一吹，凍得全都裂成小口子，好疼。有一年春播完回到家，我媽頭一次心疼得哭了，下半身全都是小裂口，橫豎滿是。女同志我們不讓下水，男同志播種時不准穿靴子，怕把地踩壞了，只能光腳丫子。這時候人人怵頭，只能我們這些排長連長帶頭了。幹一段受不住，上來喝幾口酒再下去。現在我也納悶那時是怎麼想的。前天我翻出一封信，當時的。您一看，就明白我們當時究竟是什麼情形了。這是我給我爸爸的信，當然是封家信——

我和弟弟就拿這五塊錢生活一個多月。這期間學校不准我們住。可是我家是給「掃地出門」的。媽媽爸爸住到老爺家，實際上老爺家也查封了，媽媽就在老爺家過道上一小塊地方，拉個布簾，搭幾塊木板睡。我去看她時，她腦袋剃個陰陽頭，那樣子比她任何時候的樣子給我印象都深。我爺爺奶奶給轟到另一條街一間小屋裡住。紅衛兵叫我們搬到那兒去住。就為這五塊錢，家裡和我還鬧了誤會。為了我拿錢給弟弟買煎餅果子吃，沒給奶奶爺爺，他們在旁邊看著，後來他們把這事告訴我姑姑叔叔們了。當時這錢是紅衛兵給的，我確實不敢拿這錢給他們。我媽媽當時也沒經濟來源，我不知她是怎麼過來的。我承認我不敢沾這個家，我顧不上他們了。你想想，我才十七歲，忽然落到這地步，頭次見到這世面，誰知道該怎麼做，我只想保住弟弟和我自己。這誤會到現在好像並沒完全消除。五塊錢花完了，就硬著頭皮再去找紅衛兵，還能要點回來，這錢只能我和弟弟用，必需和他們分清，只能這樣。

這時有兩個女孩子對我挺好。一個比較外在，一個比較內在，她倆的關係也很好，好得簡直有點形影不離。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預感到這東西的存在，那是六四、六五年期間，我上高中一二年級時候。我還是一個勁學習上認真，政治上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的學生吧！可不知道自己身上散發出一種什麼氣味使得班裡那些出身好的同學躲著我，不像耗子躲貓，像人躲避瘟疫。甚至歧視我。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自然和班裡兩三個出身不好的人比較接近了，在一塊發洩過不滿。這樣，一九六六年就把我們幾個同學打成「黑幫」。我要說的不是這「黑幫」，不是訴苦，我不喜歡訴苦，我是說我的境況。

⊙一九六九年第一個報名支邊——當幹部帶頭吃苦——一封非常革命化的家信——妹妹在農村被強|奸——忍辱負重終於入了黨——寫血書發誓留在邊疆農場——一九七九年知青大返城最後一個離開——今天的沉思

當時下鄉和以後完全不同，自願，後來才被迫。很少哭，那場面我記得清清楚楚，整個車站人都滿了，敲鑼打鼓地歡送。當然也有掉淚的。但是呵，沒有發配的感覺。親人離別嘛，必然的感情。車上的同學們互相幫助，熱乎乎的，這時已經不分什麼「主義兵」、「思想兵」、「紅外圍」了。唱語錄歌，一路唱，還齊聲念語錄，不斷呼口號，車廂裡很活躍，有唱有蹦的。絕大部分人坐火車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路看祖國大自然山山水水很新鮮，更覺得這是知識青年的必由之路。就這思想。

成千上萬女同志都走這條道了。就是犧牲自己的愛情和人應有的尊嚴、權利，換一條生路，也未必會好。因為這條路沒有愛情。埋下這個種子，必然會有惡果。這也是女知青的悲劇吧！她們的價值僅僅就是一個女性。像我們這些光棍男同志，只能毀滅自己，吞釘子嘛的，我看到就一頓臭罵：「咱不能幹這事兒！挺不住還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