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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並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裡。從願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種苦難與恐懼，但遺忘絕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懺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讓我們讀一讀這位不幸的人臨死之前給我們留下的回憶文字吧。「大會開始了，主持人講話了。這時，我們大隊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後邊，聲色俱厲地問我，你老實不老實？老實。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實實聽話，你敢彆扭一下，今天夜裡就打死你。我聽話。聽話了就告訴你，我們今天夜裡同台演出，我們是革命群眾，你當反革命。我心裡一沉，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登台唱過戲，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群眾惱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語。鬥爭會開始了，我扛著劉少奇就主動上台，他們不讓扛劉少奇，說，你彎著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聽話，就從幕布後邊溜到前台，彎腰弓脊四下看著。這時從那邊幕布後跑出來幾個男女民兵，手持鋼槍，貓著腰躥上來抓住我的領子，說，這不是反革命分子喬典運嗎？你半夜三更跑出來幹啥？劇情就開始了，這個問我是不是想偷？那個問我是不是想搶？這個說我想放火，那個說我想下毒，我的台詞只有一個字：是。革命民兵很說了很唱了很控訴了一陣子，派一個民兵下去把劉少奇拿上來交給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親，然後幾個民兵端著槍押著我下了台。原來這叫藝術鬥爭，我出了幾身冷汗。」（引文出自喬典運《命運》，見《莽原》雜誌一九九七年五期）

可是我們需要回憶，需要在此時此地承受回憶的痛苦，並把它化作這種人群和這種文化的永恆的記憶。

感慨：若干年後，當巴金先生在寫作他的隨想錄和回憶錄時，通過對這一殘酷事實的陳述拯救了他的個體人格。他因為敢於面對事實的醜陋和殘酷而重新站了起來，可這個曾經無情地將他逼進地獄的民族卻因為拒絕懺悔而繼續趴在巴金先生的腳下，怎麼也不想爬起來。

我們就從屠刀開始我們的回憶吧。我們應該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計算一下它殺了多少人，它從我們民族生活的深處砍去了多少正義、良知和尊嚴。如果你的記憶過於淡漠，那麼請你聽一聽清醒者的提示吧。僅有的幾個清醒者，他們想喊出幾句忠告，可是他們喊不出來。他們所企圖陳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實，總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們面前，總是不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與注意。我願意作他們的轉述者。如果人們從來沒有注意過關於那把屠刀的言說，我就以我的轉述強調一下清醒者的提示。這個提示也許可以喚起某幾個人的某幾縷記憶的游絲？

革命確實是壯美而又令人激動的，革命所留下的廢墟卻讓人感到恐怖而又淒涼。烈火確實是紅艷而又輝煌的，烈火所留下的殘骸卻是黑色而又絕望。今天我們終於知道，直到今天我們才能夠知道，文革所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無辜的屍骨，一大堆人格凌|辱與創傷，文革還留給我們以靈魂的黑暗。半個世紀以來，我們被切斷了一切文化資源，我們的靈魂得不到任何滋養、哺育和照耀。於是我們的靈魂漸漸成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地獄，一片黑暗，一片陰森恐怖的黑暗。

中國，這個向來以地大物博自我標榜的中國，歷來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統治機器。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利益，這個機器每天消耗著最多的社會財富。在如此龐大的行政開支中，為什麼獨獨沒有給死刑囚徒執行死刑的子彈開支？當一個兒子，或者是一個女兒，因了他（她）的高貴的思想被官方處死時，當他（她）的老母親因此而悲天慟地時，兩個大蓋帽制服威風凜凜地站在這位老太太面前，嚴正地向她收取子彈的費用。也就是要這位悲慟的母親，親手買下政府的子彈，用來殺死她的高貴的兒子，或者是她的高貴的女兒。這樣的無賴行為，在別的地方是不是也出現過？在中國，多年以來竟然將此看作是理所當然之事。到了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那位老母親所必須支付的錢，由簡簡單單的子彈費，發展為一筆數目不小的慰問費。如何慰問？慰問什麼？這筆錢用來給劊子手等一桿人馬開設筵宴，洗血慶功。也就是說，那位老母親必須費盡心力籌措到一筆錢，用來買人殺死她的兒子或女兒。這樣的道理，實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道理，這樣的邏輯，實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邏輯。

無需羅列更多的材料。有時候僅僅一個細節就可以揭示全部歷史真實。在這兩個故事中，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將軍的兒子和那位革命幹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無限神聖的地步，這個世界上任何寶貴的東西，都可以無條件地拿來維持他們的殘喘。而李九蓮和黎蓮的生命，只能無條件地奉獻出去。在所有這些故事中，連最起碼的倫理界限也沒有一個人願意遵守。這是如何地傷天害理，是如何地侮辱了這個自名為人類的生靈歷盡千千萬萬年的努力才建設起來的這麼一點點自尊。不徵詢腎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徵詢法律和天理的認可；既等不及處以死刑之後，也等不及打一支麻藥；那把屠刀就這樣紮下去了。當人還在呼吸、還在感知、還在思維的時候，當人還是一個人的時候，那把掠奪和殺戮的刀就那麼迫不及待地紮下去了。我在鄉下看見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每個獸醫工作完畢之後，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一些香油用以消毒。我記憶中的獸醫肯定也都是中國的獸醫，因為我至今沒有到過任何別的國家，所以不可能把別的國家的獸醫記憶成中國的獸醫。可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一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使得鄉村獸醫的職業道德顯得無力而又虛偽。他們既然是中國法院、中國公安局、中國軍醫的同類，我就不得不懷疑，他們的抹香油根本不是出於什麼對生命的仁愛，而僅僅是從避免經濟損失的角度著眼的。而鍾海源和黎蓮在被掠奪腎臟之後，再也沒有經濟價值可言，所以那把掠奪和屠殺的刀就顯得那麼凶殘那麼下流。這是十分符合中國邏輯的。

這一切都是不需要回憶的，它不只是曾經發生過，而是至今仍在發生著。我們卻打算對此永遠沉默下去，不但以不想更改的制度和習慣沉默下去，而且以看客的方式永遠沉默下去。

還需要說得更和_圖_書多嗎？那我就再作一個提示吧。在同樣的時間，在相近的地點，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在最集中地體現了現代文明的空間：一所大學。就在杭州的一所大學裡，發生了世界大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故事。為了更有效地進行階級教育，他們舉行了一場活人展覽。他們把學校裡的階級敵人找來，給他們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籤，分別標明這個是工頭，這個是資本家，這個是賬房先生，等等等等。然後將他們陳列在展覽室裡，要他們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種姿式，供革命群眾參觀。解說員用鞭子在他們身上莊嚴地指指點點，向前來參觀的革命群眾憤怒地控訴他們的各種罪行，借此對革命群眾進行神聖的階級教育。

事件：巴金先生看見上海的大街上已經出現了批判豐子愷的大字報，知道那殘酷的批判和鬥爭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頭上。為了在挨鬥時表現得老實一點，以減少所受到的折磨，巴金回到家裡後，就對著穿衣鏡練習低頭認罪、彎腰求饒的動作。

如果僅僅把文革理解為一場紅衛兵造反運動，這樣的理解未免太狹窄了。文革決不只是紅衛兵的奪權運動，也決不只是毛澤東打倒他的政治對手的運動。文革比這個要豐富得多。文革是一種奇怪的革命理論在邏輯上所達到的顛峰狀態，這種顛峰狀態就是對社會的全面破壞和凌|辱，對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毀，對人性尊嚴的全面敵視和仇恨。它與一切美好的東西勢不兩立，與一切人的尊嚴和權利勢不兩立，與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來的精神家園勢不兩立。文革既不是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也不是終結於我們認為它業已終結的那一年。文革比這個要複雜得多。把中國古代的所有文化遺產命名為封建主義，把外國自古以來所有的文化遺產和現代中國所有的文化遺產命名為資本主義，把正在從斯大林極權專制下擺脫出來，逐步回歸到俄羅斯優秀的文化傳統之中的蘇聯文化命名為修正主義。總而言之，全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切文化，和由這些文化所建立起來的人性的尊嚴、家園的秩序、天國的理想，全都是骯髒的，全都在掃蕩之列。古今中外，何時何地曾經見識過這樣奇怪的「革命」？秦始皇當年所「坑」者只是「儒」，而留下技術專家為社會服務。所焚者只是思想之「書」，而留下技術之書供社會使用。因為他還願意普天之下都把這日子過下去。可是他的後人卻連技術之人和技術之書也要命名為「反動技術權威」或「白專典型」或「資產階級某某學」之類，予以否定和取締。列寧曾經說過，要用人類文化的一切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可是他的整天念叨著「革命」和「解放」的中國學生卻決意要毀滅人類文化的一切財富來「解放」自己的頭腦。這樣的文化滅絕，確實只能被命名為「革命」。而且，這只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

曾經聽見過有人議論，中國的文革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很多人說，那是決不會的。更多的人則認為，文革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我想對這樣輕漂漂的話送上幾句冷嘲。但我終於既沒法冷也沒法嘲，我只能輕輕地說，強迫大家遺忘文革並且大家果然遺忘了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把自己殺人的罪行栽贓到外國人頭上，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的一部分。這又一場文革的愚昧、罪惡、無恥、下流，決不亞於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混亂和屠殺。

不說執刑前要請牧師來表示「臨終關懷」。我們沒有時間搞那樣的假「關懷」。那麼，在執行死刑前，對於即將被執行死刑的人，我們應該不應該給予一點「臨終尊重」？在執行死刑之後，對於被執刑者的遺體，要不要給予一點「遺體尊重」？縱使馬上要處死，可這尚未處死的人還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生命，我們為什麼不能尊重他？在他被處死以後，他的遺體依然是人的遺體，是一個生命的遺體，我們怎麼敢於不尊重他？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得不令人痛心地告訴你，這是一種下流的尊嚴，這是一種下流的文明。此外，我還不得不告訴你，那個受過完整的現代文明教育的軍醫所舉起的屠刀，不只是殺死了黎蓮，而是殺死了一個民族自稱為人類的資格。

為了回憶和記憶，我們首先需要陳述，需要陳述真實。回憶只不過是陳述展開的一種方式。或者這樣作一個修正：陳述乃是回憶賴以發生的契機。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回憶一下吧，可憐的中國人。回憶一下那天早晨，我們突然被一個紅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時被告知，我們從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從此也就擁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權力。那是一個多麼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們的回憶中，也還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憶一下吧，中國的阿拉巴巴，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衝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憶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大院裡，所有的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官員的光頭吐唾沫。那麼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裡，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裡。這位老人則像一座雕塑那樣僵立在那裡，既不能揩一下額頭，也不能說一句話。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裡，不知道下一刻將有什麼樣的凌|辱降臨到這個可憐的額頭上。回憶一下吧，所有曾經做過錯事，或者自以為沒有做過錯事的中國人，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所垂掛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氣的文化人和最傑出的文學翻譯家，與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聖潔的遺體，表達他們對於一個野蠻民族的失望與悲憫。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所寓所裡，當代最傑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從容地走上了一條寧靜的死亡小徑。

意義闡釋：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巴金是追求最熱烈、情感最純潔的文化人之一。在一九四九年的社會大變動中，他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單位和職務的人，他顯然是想通過保持自己的身份獨立來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獨立。今天看來，他當時的追求是太超群脫俗、太高貴了。可是十幾年後，在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扭曲之後，巴金的內在力量幾乎喪失殆盡。當民族生活中真正殘酷的一面完整地呈現在他面前時，他終於徹底意識到了沒有任何個人尊嚴的空間。他將頭沉沉地低下去，實際上是撞響了一個民族的喪鐘。他將腰沉沉的彎下去，所折斷的不只是他的個人尊嚴，同時也宣佈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和一個民族的集體尊嚴的傾覆與毀滅。將一個尊嚴意識極強的紳士摧折到這一步的社會、民族、文化都是有罪的。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一九六七年十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七十六人；同年十一月，某縣民兵槍殺六十九人；一九六八年七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百分之九十三；同年八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二人，俘虜八千九百四十五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m.hetubook.com.com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二十六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一千零一十六人——；全縣八十六個大隊，八十一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文見電腦打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系列慘酷的歷史事實之後，作者沉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這一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為了一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我們也許真的要為我們的靈魂黑暗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在一個陰暗的夜晚，回憶一個世紀的陰暗。用一個陰暗的夜晚，清理一個陰暗的世紀，和一座陰暗的地獄。

結尾部分「回憶」一文為：

精神上無所依賴的人，只有在各種各樣的狂歡中放縱自己的感官和感覺，而沒有相應的懷疑精神和反思能力。當我們在文革的炮火硝煙中呼嘯猛進時，我們一點也沒有反思它的合理性和它的後果，僅有的少數反思者，諸如遇羅克、林昭、李九蓮之類，全給我們（這裡應該寫作我們，而不是寫作他們）殺害了。今天，當我們在金錢中重新獲得狂歡的機遇時，我們一點也不比文革中的狂歡清醒一些。我們拒絕反思它的合理性，拒絕審視它的可能的後果。我們除了像一個無賴那樣嘻皮笑臉，除了像一個無賴那樣瘋狂攫取，什麼別的都不管了。正義、尊嚴、平等、自由、良知、悲憫、同情、羞愧、祈禱、拯救、文化理想、制度創新、價值的依托、靈魂的歸宿——這一切都在我們的思維之外，在我們的關注之外，在我們的願望之外，當然，更在我們的現實關懷之外。如果有一天，我們企圖擺脫我們的無賴境遇，重建我們的「人類」生活，我們將無從想起這些使人類能夠自稱為人類的價值信念和精神品格。那個時候，我們將會真正意識到我們靈魂的黑暗。而今天，我們依然企圖跳過文革，跳過靈魂的黑暗，在滿足物慾的狂歡中瀟瀟灑灑地進入天堂。可是，我們企圖跳過黑暗靈魂的時候，正是我們繼續為靈魂黑暗付出代價的時候。在繼續付出代價的方式中，最有戲劇效果的，當然是在某個憋不住的時刻，在某個被內心的黑暗和恐懼折磨得忍無可忍的時刻，重演一場三十年前的滑稽劇。我有十足的自信心預言，那場滑稽劇的殘酷，那場滑稽劇對這個民族的破壞、對於人性的凌|辱，大約會十倍於三十年前的那一次。三十年無祭。三十年無思。三十年無恥。三十年靈魂黑暗。

有人說，不能改變的是逝去的歷史，可以改變的是未來的選擇。實際上改變未來的選擇正是要從改變歷史入手。我們所天天標榜的一部燦爛輝煌的中國歷史，即使不全是謊言，至少也是極其片面的。我更願意相信魯迅有關「吃人」的歷史解讀。魯迅正是第一個企圖通過改變歷史而求得對未來選擇的改變的中國人。「吃人」既是對中國歷史的偉大發現，也是對這一歷史的最神聖最歇斯底里的抗議。任何一個對中國歷史有心得體會的人，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倫理邏輯的人，任何一個對中國生活的運行機制和心理奧秘具有洞察力的人，都有足夠的知識資源和經驗資源像魯迅一樣把這部由謊言堆積而成的中國歷史改寫為一部殘酷而又真實的吃人的歷史。我相信這些人也有足夠的心理願望，選擇一個與中國歷史叛然有別的人道而又文明的未來。

我們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嗎？是的，發生過。

然而，忘掉歷史，忘掉自己親手造出的罪惡，然後在每一個類似的歷史關口都肆無忌憚地造出同樣的罪惡，——我們能心安理得地這樣循環下去麼？《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曾經試圖勸轉作惡的世人，並說將來的世界容不得作惡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魯迅真是太天真了。現在就是狂人當初所說的將來的世界，在這「將來的世界」上，依然住著我們這些罪惡纍纍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但是，恰恰是在價值資源上，我們顯出驚人的匱乏。我們從來沒有在人格意義和尊嚴意義上建立起生命神聖的觀念。我們從來只用等級意識和功利意識看待人群，看待族類。誰官高權重，誰就尊貴。誰能以工具的方式創造最大的功利，誰就是人上之人。除此之外，面對一個一個生命個體時，面對一個具體的個人所體現出的普遍人性時，我們從來就粗野得沒有一絲尊重，麻木得沒有一絲悲憫，下流得直想戲弄之、掠奪之，惡毒得直想殺戮之、毀滅之。試問中國歷史上，哪一次天下大亂血光四濺的悲劇，不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發生並蔓延的，哪一個人在備受蹂躪之後，沒有千倍萬倍地蹂躪過別的無辜的生靈。試想一下，如果那個舉刀的軍醫是一個享有充分的尊嚴、體驗過人性的自由與豐富的人，他還會這樣野蠻地對待一個在屠刀下瑟瑟發抖的柔弱的生靈嗎？

可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或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那個被認為文革業已結束的日子，還是這樣的中國人，卻制定了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劃，把一場關乎十億人的榮譽與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遺忘並且抹去。正如現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場遺忘與抹去的計劃也執行得相當成功，而且相當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決不亞於當初的發動與展開。為了更好地配合遺忘，為了更有效地從生活的深處將它抹去，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凌|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希望它發生的時候，它果然就發生了。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候，我們果然就遺忘了。今天的年輕人，面對這一片表面的平靜與安詳，誰會相信在這片大地上曾經有那麼風風火火的文革。別說對於三十多年前的事人們已經沒法相信，即使是對於大約十年前的故事，人們也已經遺忘得十分徹底。面對那血腥的照片和畫面，新一代的大學生說，沒準這是美國人製作出來的照片，他們有那樣的高科技，還有什麼做不到的。這就是新一代大學生對於我們的歷史和我們的現實的認識和理解。聽了這樣的話，我終於相信，我們中國人真是沒有什麼人間奇蹟創造不出來。連我們自己殺人的照片，也可以栽贓到外國人頭上，我們還有什麼別的罪惡不敢做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www.hetubook.com.com』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期）。

時間：一九六六年某月某日。

一切活著的人們，至少應該選擇一個日子，深切地進行那麼一次回憶。至少要調動起我們依稀可存的那麼一點自尊心，回憶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難與恥辱，藉以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苦難與恥辱。那些高貴的人拒絕跟我們一樣作惡，也拒絕跟我們一起呼吸那樣罪惡而又下流的空氣。他們在全民犯罪中選擇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獄中選擇了對天堂的嚮往與追求。他們以對愚昧世界的遺棄言說著他們的抗議和忠告。我們不懂得跟他們一樣愛這個世界，也就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因為我們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所以他們只好選擇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們至今讀不懂他們的死亡，是因為我們的靈魂永遠讀不懂生命的清潔與尊嚴。我們連起碼的自尊心也已經蕩然無存了。那些捍衛尊嚴的死者，就像一道過於深奧的數學題，不但被我們客觀地置於我們的知識之外，而且被我們主觀地推到願望之外。我們之所以不懂得回憶，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會回憶，而是因為我們不願回憶。一切都已經由近而遠，久而久之，一切都將由遠而無。當一切都果然由遠而無之後，我們又可以在這「無」的廢墟上重新跳起紅色舞蹈，重新舉起紅色鞭子和屠刀。

我們回憶過這樣的故事嗎？沒有。我們當時既然沒有勇氣記憶，事後當然也就沒有勇氣回憶。何況，回憶需要時間，需要特定的心境。我們一直忙於殘酷，忙於麻木，忙於下流，我們沒有時間回憶。

人物：中國最具有現代文明信念的作家、安那琪主義信奉者巴金。

此文引自某網站「摩羅主頁」。經摩羅先生親自確認為可靠文本。此文亦曾刊於摩羅先生所著《自由的歌謠》（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第一版）一書，篇名為《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

中國人，這些血光四濺的細節還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粗糲的神經上，要堆積多少人間罪惡，才能將它壓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要經歷多少鮮血的浸漬，才能滋生起一絲惻隱之心？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鬥之後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鍾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幾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極刑。李九蓮被害於一九七七年底，鍾海源被害於一九七八年春。那個時候，誰曾聽見過這罪惡的槍聲？誰曾為這些正義而又無辜的人痛苦過呼籲過？誰曾關注過流盡了十億中國人的尊嚴與良知的這片鮮血？二十年後，當我們回想起那個年頭蕩漾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恥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許有人說，這沒有什麼特別，這算不上什麼殘酷。那我們究竟認為怎樣才是殘酷呢？神經特別堅強的中國人啊，下面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讓你感到一點殘酷和恐懼呢？

在一九六八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餘名。其中十九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歎。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絕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幹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鍾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鍾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當局決定給鍾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鍾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鍾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鍾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台；——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兒，整口塘全染紅了。——車篷裡的『手術』終於完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和-圖-書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蓮的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富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竟然如此相似，以至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殺害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一九七〇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十八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十八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葯，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扑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我很想把這個故事講得詳細一點，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向來喜歡從一個小故事中就能看出一種環境的殘酷和一個群體的下流這樣一類故事。這樣就免得我去讀更多的故事。因為我懶於讀太多的故事。這樣下流的故事一輩子只要讀一個也就夠了，誰有力量整天泡在這樣的故事裡。只要讀得詳細一點，一個這樣的故事就足夠我們咀嚼一輩子，消受一輩子。可是我沒法把這個故事讀得更詳細，也沒法把這個故事講得更詳細，因為時代一直在遮掩這樣的故事。在公開的出版物中，我只在八十年代的一張《光明日報》上讀到過一則有關這個故事的很短的報導。但讀過一次也就永遠記住了。後來留心有關文革的書，想讀到關於這個故事的更為詳細的介紹，可是再也沒有讀到過。有人說文革「三十年無祭」，我看不只是無祭，而是沒有陳述。連陳述事實都還沒有開始，還能有什麼祭呢？巴金提議過建立「文革博物館」，我看不妨就建在這個活人展覽館裡。在我們有意展覽歷史之前，這裡已經發生過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展覽。此中是不是真的含有冥冥上蒼所留給我們這個不幸族群的某種啟示？

其他個別字句、標點、分段上的小差別，不一一註明。

三十多年前，中國人制訂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那就是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後來我們所知道的，這場計劃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成功而又持久地展開著，基本上是按照設計者所安排的內容和程序展開的。那一場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至今還無可拒絕地刻印在少數有靈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在所有這一類故事中，在這一系列最下流的惡作劇中，由於倒下去的不是身軀，所以我們看不到。由於流出來的不是鮮血，所以我們看不到。由於哭泣的不是喉嚨，所以我們聽不到。由於咆哮的不是江河，所以我們聽不到。由於扭曲的不是流水，所以我們感覺不到。由於毀滅的不是呼吸，崩潰的不是懸崖，所以我們感覺不到。然而，那支撐和維繫著人類文明的一切美麗的東西、一切高貴的東西，都在這樣奇怪的革命運動中崩潰了、毀滅了。我們沒有感到罪過，沒有感到恐懼和絕望，那僅僅只是因為我們感覺不到而已。

在文革中，許多政治「犯」被執行死刑時，都不通知家屬。執刑後死難者的遺體就被遺棄給荒野和蛆蟲。那些可憐的家屬，可憐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正在承受什麼樣的折磨，什麼樣的凌|辱。不知道自己的親人死於何時，死於何地。不知道自己的親人給文明的醫生挖去了幾塊肝幾塊肺，給尚不知道文明的畜生撕斷了幾根手指幾塊肌肉。在死囚遭受屠殺的時刻，所有的親屬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所有的同類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無從仰承任何文化資源的人，在精神上當然就一無所賴。所謂一無所賴，也就是無賴。所謂靈魂的黑暗，就是無賴。正因為我們首先被培養成了無賴，我們才能鬧得出文革這樣的無賴把戲來。我們越是在文革這樣的無賴把戲中狂歡，就越是會變成更加徹底的無賴。當我們宣佈文革結束時，我們以為這只是一場政治運動，以為它的影響很快就會過去。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一直處於某種亢奮之中，一心要把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從那種可怕的黑暗中拯救出來。是八十年代末的徹底失敗促成了我們的徹底反思和徹底覺醒。在這場殘酷的失敗中，我們才發現在所有的黑暗中，最最可怕最最無奈的黑暗恰是我們靈魂的黑暗。

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殘酷。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麻木。有一些事牽動我們的心是因為它下流。而有一些事，它之所以牽動我們的心，則是因為它既殘酷，又麻木，又下流。這些事往往並不重大，它只是一些小事，一點也不驚天動地，甚至還不足以引人注目。可是如果有這樣一件小事，它把一種人群或者一種文化的殘酷、麻木、下流集中於一身，它也就是集中體現了這種人群或者這種文化的內在奧秘。所以這種事一旦發生，就會永遠存在。無論你是否有勇氣正視它，無論你是否有勇氣回憶它，無論你是否有勇氣反省它，它都會頑固地存在於你的神經上。你想擺脫它，可它不想擺脫你。它會死死地糾纏著你。

為什麼這個民族如此沉著，面對如此可怕的罪惡可以無痛無悔？有人說，中國人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苦難中，早就培養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記》中那麼多令人髮指的故事，《資治通鑒》裡那麼多令人噁心的故事，誰有力量認認真真面對它？如果沒有一點「不在乎」精神，早就被這些沉重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來。誰願意背著這麼沉重的包袱，戰戰兢兢過日子。

有一首歐洲人寫的詩，每一段的開頭都說：「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通過回憶，業已逝去的歷史得到了重新呈現，曾經體驗過的痛苦與歡欣得到了一次強化。回憶是對歷史的一種選擇。在回憶的過程中，人們有意地記憶一些東西，遺忘另一些東西。在這種選擇的背後，不動聲色地站著回憶者的價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個對自我生命有著美好期待的人，一個渴望自己不斷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貴、超越的人，在他的回憶活動中，一定會非常認真地反思與這些理想相背離的妄念和行為，非常痛心地懺悔他的一切過失和罪惡。對於他來說，回憶罪惡就是對罪惡的清算和清洗。沒有這樣的和_圖_書清算和清洗，人只會永遠深陷在他過去的罪惡之中，並且只會沿著這種罪惡的慣性無可自控地繼續進行那樣的罪惡活動。

在創造罪惡並承受罪惡上，中國這個民族確實有過人的智慧和才華。也許還不止於此。在創造罪惡以後死不認賬上，在遺忘罪惡和開脫罪惡上，中國人的智慧和才華才更加超群脫俗。中國人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從來就是掩惡取善。然而，掩蓋了過錯的功，還能是功麼？掩蓋了罪惡的善那還叫善嗎？有意用一種功來掩蓋過錯，用一種善來掩蓋罪惡，這本身就是罪過。幾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種瞞和騙的罪過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於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掩蓋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際上就是故意犯罪。我們為了掩蓋各種罪過所作的各種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我們用不著因為這個故事太簡單而感到遺憾。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同樣的故事中補充細節。在河南省的某個農村，一個粗通文墨的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凌|辱，決不亞於當時被當做全國重點靶子的著名知識分子。就對於個人尊嚴的摧殘和折磨而言，這位鄉村知識分子的遭遇也許比杭州那個大學裡的知識分子更加悲慘。他不但要將自己作為一個壞人展覽給革命群眾，而且還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僅僅展覽還可以默默承受，他卻不得不在內心完成一個從被動承受到主動表演的心理轉換和精神昇華。革命運動對他所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高了，對他所實施的教育和改造實在太神奇了。

也許有人說，記憶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請允許我提供幾個細節吧。沉睡的人需要雷聲震撼耳鼓，遲鈍的人需要鮮明的意像刺|激他的神經，健忘的人則需要豐富的細節啟動他塵封的思維。為此，我願意轉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

《自由的歌謠》中「回憶」一文多有刪改，刪除部分，在此用楷體字標出。其中第一節第二段及結尾部分差異較大，第一節第二段「回憶」一文為：

有一個話題不得不涉及，有一種感想不得不抒發。在給死刑囚徒執行死刑時，有一個古老的侮辱儀式，就是將一個寫有死囚名字並在名字上打上「×」號的紙牌或木牌，插在死囚的後脖衣領裡。這個儀式的設計意圖不知是為了向廣大的看客公佈死者的姓名，還是為了強迫死囚無法抬起頭來，從而能夠始終保持低頭伏法的姿式。可是用尊嚴意識看來，它是一個有辱人的尊嚴的儀式。即使是用現代法律眼光來看，它也是法律之外的規定，是一個充滿了邪惡慾望（侮辱人的慾望）而故意保留下來的一個行政行為。

我們記憶過這樣的故事嗎？沒有，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們在它發生時，就有意遺忘了它們。我們一直拒絕記憶。

五千年間，我們就在如此惡劣的文化傳統中無奈地循環。面對傷痕纍纍同時也罪行纍纍的古人，我們除了以人的名義獻上一份悲憫，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但是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作為吃人種族的後代的我們自己，卻決不可說一句悲憫了事。近代以來，我們如此大規模地瞭解過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印度文化、近代歐洲文化、近代俄羅斯文化，所有這些文化，或充滿開朗剛健氣質、或充滿悲天憫人的宗教氣質、或充滿大慈大悲的人道主義情懷、或充滿個人主義的尊嚴意識和自由精神。一百多年來，這一切都在我們的知識結構內，都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這一切為我們改造我們的文化，為我們改造我們的觀念和靈魂，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可能性。可是，所有這些文化，為什麼僅僅只被我們所瞭解，而不能成為我們在精神上真正擁有的資源？就在我們的民族內部，近代以來也產生了敬天憫地的《紅樓夢》，產生了極力撫慰人性的創傷的蘇曼殊，產生了為確立人性尊嚴、為改變我們的凶殘下流而終生吶喊的魯迅，為什麼我們不能從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學到一點善良、一點慈悲、一點敬畏生命的良知、一點熱愛世界並且自尊自愛的人之常情？難道非得這麼凶殘才能顯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非得這麼下流才能顯出一個文明古國的偉大嗎？

我們知道過這樣的故事嗎？也許我們聽見過，甚至還曾看見過，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從來不曾知道過。

地點：中國最早興起現代文明的城市上海。

文革中所發生的這一類故事，誰也講不清究竟有多少。因為他每天每夜，每時每刻，在每一個地方，在每一個靈魂的地獄裡，瘋狂地生長著，繁衍著。可是這樣的故事我們只要知道一個，就足可以驚起靈魂的喧囂和顫抖。我們只要真正敢於面對一個這樣的故事，這個故事中所孕含的一種人群和一種文化的全部殘酷、麻木、下流，就會完整而毫無保留地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展示出來。

讓我們從一個細節開始吧。

時光飛快地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在這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索也決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於掩蓋和遺忘，哪裡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氣千丈寧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萬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並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與萎頓，而不記憶這種構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屍骨；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復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與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壞。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構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於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筆糊塗賬。在劉震雲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聽某一次饑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餓死人。面對過於頻繁過於沉重的苦難，無力反省與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與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於文化人進幹校和知識青年下鄉，實際上就是將一千多萬人遣送到集中營裡；關於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饑荒餓死三百萬人，只有外國記者和外國傳教士在忙於救災；關於六十年代初全國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我們一直說那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那卻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見《方法》雜誌一九九八年十期）；關於文革中成千上萬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於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傑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後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候，縱使想回憶一點什麼，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因為沒有沉澱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於回憶中。

既然它至今無法成為一個話題，我又到哪裡去抒發什麼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