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她的丈夫賀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頎長。帶著大黑邊近視眼鏡，容止若思，溫文爾雅有紳士風。總是端坐在會議桌旁，十指修長如音樂家的兩手放在桌上，扶著一個紫砂小茶壺。發言低沉徐緩，用詞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氣。但觀點與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銳。聽他發言，我常想，純綿裹鐵，此之謂乎？

作為打倒常書鴻的突破口，第一個批鬥的是我。重新開始揭發，但都是炒冷飯了。工作組最重視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劃了個叉這一條。他們當現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賊認真。恰恰這一條不是事實，揭發人段文傑的證詞也前後矛盾，工作組定案時，沒寫入這一條。後來大家反工作組的時候，這成了工作組保護階級敵人的一個例子，那是後話了。

我說，是，戰爭是殘酷的。施娉婷說你說這話，同我們說這話，意義不同。就像小孩子說人生如夢，同老頭子說人生如夢，意義不同。我說我也經歷過一點兒戰爭——不是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嗎？賀說，受政治的影響，不等於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說我說的也只是感覺。三個人同時，爆發出一陣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沒這樣笑過了。也許，我從來就沒這樣笑過。

第一次見到施娉婷這個名字，是在蘭州藝術學院教師宿舍的門上。我想像，這個人一定白皙頎長。後來在敦煌見到她，黧黑矮壯，江湖落氣，總覺得不像。在四十來個人的全所會議上，她埋和圖書在靠牆的沙發裡，兩臂交叉著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發前面的茶几上，腳底朝著大家，像一個顛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別放著她的眼鏡、茶缸、香煙盒、煙灰碟和筆記本。發言時閉著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辭機鋒百出。批評所裡的工作，尖銳而又雄辯。

這篇文章我終於沒寫，幫他們做了些審稿和編排的工作。但是雜誌也終於沒有出來，因為常書鴻不批准。在寫給徐平羽的材料中，賀、施提到這件事，說常不批准，就是不許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批判地研究敦煌藝術。我說這只是推測，假設不等於事實。他們笑笑說，你不瞭解情況。

一絲復仇的喜悅，剎那間掠過心頭，很快就消失了。沉澱下來的，是深重的悲哀。為自己，也為他們。

接下來批鬥常、李、王。叫我在家寫檢查。我檢查自己的錯誤之一，是反對文革組長，因為他公開場合指控我反動透頂，私下裡卻稱讚我能獨立思考；公開場合批判和平主義和戰爭恐怖論，私下裡卻說戰爭是殘酷的；指控常書鴻不支持他創辦《敦煌研究》是壓制對封、資、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創刊號的內容，全是封、資、修。作為旁證，憶寫了一份創刊號目錄，和每篇文章的內容提要，一併交給了工作組組長、空軍軍官于家聲。

施說，戰場的景象，你沒法想像。我請她說說看，她說沒法說，只能說個感覺：殘酷。靜場片ｈｔｔps://wｗｗ•ｈetｕboｏk.com.cｏｍ刻，賀世哲一臉的嚴肅，鄭重地又說了一句，戰爭是殘酷的！

多年沒有工資，到敦煌，每月工資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費，全都寄給母親。賀、施一再勸阻，告訴我該寄多少留多少。說那邊夠用就行，你得有個機動：買書、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錢。糧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還有，你將來總要成家，一點積蓄都沒，行嗎？這些話，同我母親說的一樣，我感到親切。

那時中蘇交惡的事還沒有公開，施娉婷警告我：這話只能在我們家說。賀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賞你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施說我也是，這不是叫你去到處亂說，小心別人抓你的辮子。

那天晚上如廁，遇到常書鴻先生。說了這事，他大吃一驚，連聲埋怨我太冒失。說要是抓階級報復，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頗後悔。半個月後又遇見常時，我告訴他對方毫無反應，看樣子賀是毫不知情，說明工作組不信任他。常說，要是真的整他，也不會只是因為你那點兒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後來「文化革命工作組」進所，宣佈我所文化大革命開始，才有了一點點安全感。工作組五個人，其中有兩個現役軍人。在他們的領導下，所裡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賀世哲任組長。常書鴻被召回來了，抽調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來了。天天開會，中寺院內貼滿大字報，揪出了一個「常、李和_圖_書、高、王黑幫」。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黨員，所裡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遺餘力，不知道怎麼也進來了。

我是新來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們成了朋友。他倆要創辦一份雜誌，叫《敦煌研究》，要我給創刊號寫篇文章，叫《敦煌藝術的人民性》。我說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麼意思。他們說資料室裡材料很多。我說我曾翻了翻，好像談「繼承」的文章，都必談人民性。但是這個詞的意思，從來就沒有界定，它好像是從蘇聯來的，看蘇聯人的文章，好像更糊塗。

一九六二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帶領劉開渠、王朝聞等一行十來個人，來敦煌開會，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倆遞交了一份材料，說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放前的所長現在還是所長，舊班底沒更新，黨的政策貫徹不下來，成了沙漠裡的獨立王國。具體事例寫了幾萬字一厚本，要求黨中央派人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新洞窟創作陷入困境，他們替我著急，又怪我多事。說這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你急什麼。我說完不成是我的責任。他們說你既然完不成，當初就不該承擔，承擔了又完不成，怪誰。我說我沒想到會這樣，他們說你應該想到。我問怎麼辦，他們說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給我說了一段禪宗公案：放下即實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個站在哪和_圖_書一邊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許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賀、施挑戰常、李，如同蚍蜉撼樹，大家都疏遠了他們。毛主席責罵文化部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下達後，特別是報上點名批判鄧拓後，大家發現常、李地位不穩，賀、施有先見之明，又開始向賀、施靠攏。一些平時經常向常、李匯報情況的人，都改為向賀、施匯報情況，或者同時向兩邊匯報情況。美術組討論新壁畫稿的會老是開不起來，不是偶然的。

哦，勇士也恐懼。

他們都是軍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跡。後來到大學和研究所工作，教書做學問，也都各有創見，論文深刻嚴謹。但是書卷氣不掩軍魂，骨子裡仍透著一股子大無畏戰鬥精神。婚後沒孩子，精力除了做學問，都用來磨礪思想的刀鋒。讀書觸類旁通，議事明察秋毫，論人入木三分，談笑間常從雞毛蒜皮上升到意義和價值的層次，理論素質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覺得，他們不搞哲學來搞美術史考古，很可惜。

賀世哲處變不驚，安詳從容。據理力爭，義正詞穩。但說不上幾句，就被別人打斷。一停下又叫他說呀說呀。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組。工作組始終沉默，個個臉上沒有表情。他終於緊張起來，頻頻用手指梳理頭髮，動作過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鏡擦鏡片，老擦不完，手也顫抖。我望了望那邊沙發上的施娉婷，她不斷變換著坐的姿勢，左顧右盼，更明顯地透露和圖書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現的恐懼。

又半個月後，八月的一天，開全所會，叫我們四個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會上同賀世哲當面對材料。看得出來，大家同我一樣，毫無思想準備。但許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組長同一個已結案的牛鬼蛇神對質意味著什麼。不但紛紛出來替我作證，而且揭發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賀的問題。說他是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定時炸彈、赫魯雪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還重。

一天，在他們家吃飯，談到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經歷，賀世哲說，那是寶貴的人生體驗，很難得的。他說魯迅說過，有兩種人要刮目相看，坐過牢的，上過戰場的，有道理。我說，這話，可不像是你們說的。施說，你已經給我們鑄好了模子了是嗎？拿來看看。我說我不過是覺得新鮮而已。施說，這就是說，你認為我們不該新鮮對吧。我說，你別這樣，何必呢，我沒上過戰場，對付不了。

時機不湊巧，正值短暫的寬鬆期，黨的政策強調團結。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會上要求大家搞好團結，共同前進。此事不了了之，他們陷入孤立。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無關是非的站隊問題。受常深恩，我不能從眾，除了竭盡全力搞好新壁畫創作，別無選擇。賀不諒解，提出一個「新洞窟創作什麼人掛帥」的問題，我一下子成了眾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寢皮不可稍待的勢頭。有一種掉在鱷魚池裡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