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一九一一年，華資銀行約十五家，大戰期間，迅速增加，一九一九年，達六十餘家，一九一一年一年內設立的有二十三家，實力最厚的有一九一五年的鹽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一九一六年的中孚銀行，一九一七年的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實業銀行，大致以上海、天津為中心，就中上海商業儲蓄、浙江地方實業、鹽業、金城、中國實業及舊有的中國、交通、浙江興業等銀行，各擁有數百萬至數千萬元的資金，及數千萬元以上的資產，漸取代了錢莊的地位。

總之，自「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為了反軍閥、反侵略，對於西方的各種思潮、學說與主義，毫不選擇的向國內輸入，逐漸分為兩個壁壘。一個認為應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學之路，循序而進；一個認為應取法蘇俄，採行共產黨的有效辦法、遠大理想，作根本解決。前者聲勢雖盛，而議論紛紛，始終不曾形成一個聯合陣線；後者堅定勇猛，步驟齊一，已有共同組織。不過一般社會人士，傾向自由、民主、科學的仍居絕大多數。

註3：《少年中國》的文章以關於哲學的理論者為多，《少年世界》專載實際調查及應用科學的文章。

中國民族經濟之不能前進，以致漸趨衰退，不當盡歸咎於外來壓力。國內情況之日益惡化，亦為重大因素。政府之無扶植誠意，自然有關，戰亂不止，兵額激增，尤為致命打擊。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數得出的內戰，至少十次，兵額由五十萬人擴大到一百五十萬人。軍費來自稅捐，工商業首當其衝。平時貨物須納釐金、落地稅，以及各種所謂捐，合計達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運輸工具每為軍隊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礙成品的銷路，亦妨礙工業原料的供應。進口貨物及外人採購的物資，僅繳納定額關稅與子口稅，即可暢行無阻。地方軍閥復任意鑄造劣質硬幣（銅元），濫發不兌現的紙幣，使幣值為之下跌。通貨單位不能劃一，有銀元、有銀兩，銀元的成份不同，銀兩有海關兩、庫平兩、上海兩、天津兩之分，「出省一步，如履異邦，旅行不勝其難，營業更為棘手」。中央政府發行的大量公債，工商界為攤派的主要對象。銀行於工商投資缺乏信心，為貪圖公債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時亦願承購。一旦公債慘跌，銀行常至倒閉。到了戰時，軍閥愈無法無天，逕自向銀行、商會強借、強派，扣車扣船，破壞橋樑路軌，視為當然。至於農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賦、鹽稅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價不斷上漲，再加上水火旱災、兵災、匪災，可謂走投無路，求死不得。

《新青年》出版伊始，聲言批評時政不是它的宗旨。陳獨秀所觸及的問題，雖幾乎處處牽涉到政治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問題，不過他所談的是政治理論，非實際政治。但是二者極難嚴格劃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陳獨秀不得不於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認政治問題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須理會。如要中國政象清寧，一當排斥武力政治，反對軍閥；二當拋棄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由各黨平分政權，有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三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兩者斷不能並行。他當然主張革新，一切「採用西洋的新法子」，尊重民權、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戰終了，他以為中國的新機運將至，更須督責中國當局與人民及時自奮。一向對政治有興趣的李大釗，對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國十月革命已經一年，他的認識漸深，看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中與蔡元培分以「庶民的勝利」、「勞工神聖」為題，發表演說。他強調這次戰勝的不是協約國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陳、李共同創辦一個小型周刊，名為《每週評論》，分國內、國外大事述評、社論、隨感錄、國內勞動狀況等欄，以短小精悍鋒利之筆，批評時事問題。對外反對強國欺凌弱國，嚴責強國控制巴黎和會，及威爾遜的背棄諾言，有「公理何在？」的憤語。對內反對軍閥肆虐人民、把持政權，斥上海南北和議是為了分贓，不能代表人民，所有決議，須經國民大會通過，詆段祺瑞與日本結托，指軍閥、官僚、政客為「三害」。要除三害，國民須有參與政權的覺悟，對軍閥、官僚、政客舉行示威運動。社會中堅分子須挺身而出，組織以國民為後援的政黨，掃蕩依賴特殊勢力（日本）為後援的「狗黨」。一時影響力量之大，凌駕《新青年》之上，可說是「五四」學生示威的先聲。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學校長，認為大學乃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不但要輸入歐洲文化，且必須於歐洲文化中為更進步的發明，不但要保存國粹，且必須以科學方法，揭示國粹的真相。對於各種學說，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收主義。無論任何學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一以學詣為主，講授以不背思想自由為界限。對於學生，破除其做官發財思想，及專已守殘陋風，擴大治學範圍，了解科學的重要，以祛偏狹之見。他對陳獨秀早表欽佩，近又讀過一年來的《新青年》，益覺陳的見解多和他相合，遂聘為文科學長，共商整頓大學辦法，羅致優良教師。一向以腐敗聞的北京大學，氣象大變，面目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五四」示威事件之前，鼓吹新文化的報刊僅有《新青年》及發行甫數月的《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五四」示威事件之後，自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年餘之間，新出的周刊、旬刊、半月刊、季刊，多達四百種左右，大都為大學、專門學校及中等學校學生所創辦。他們的學養有限，而熱情勇氣信心至強，白話文已經流行，又給以寫作的便利。一向領導革新運動的孫中山、梁啟超兩派，亦積極參加。一九一八年，孫中山自粵到滬後，致力革新工作，專意著述。在「五四」事件的同月，所著《孫文學說》，一名《心理建設》出版。上海罷工、罷市後三天（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他指導下的《星期評論》及《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出版。又月餘，《建設》雜誌（月刊）出版【註1】。十二月，陳炯明在福建漳州發刊《閩星》（半月刊）。梁啟超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自上海赴歐洲，行前深悔過去之不當從事政治，今後決為思想界盡力。「五四」事件後四月，他所發起的《解放與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上海《時事新報》為梁派的機關報，發刊《學燈》副刊，和梁派有關係的北京《晨報》特闢《晨報副鐫》【註2】。成立一年的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政治性兼學術性的團體，會員的知識水準高過一般青年學主，至是積極展開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及次年一月，分別在北京、南京出版《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均月刊）【註3】；成都分會有《星期日》（周刊）。湖南長沙的新報刊獨多，不到半年，單是周刊就有十種以上。此外重要的刊物，在北京有《新生活》、《新社會》（均周刊）、《曙光》（月刊），在南京有《少年社會》【註4】（周刊），在上海有《太平洋》、《新教育》（均月刊）【註5】。商務印書館以往出版的各種刊物，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素來保守，現在一一更新。《小說月報》改變更大，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文學家組織的文學研究會編輯。同年夏天，另一文學團體創造社成立。次年五月，出版《創造季刊》【註6】。

紡織業、麵粉業外，此一時期的水泥業仍以天津的啟新洋灰公司為巨擘，資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千萬元。新設的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國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煙草業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獲利為豐，資產由一百萬元增至一千五百萬元。不過終抵不了英美煙草公司（一九〇二年成立）的競爭。火柴業自三十廠增至九十廠上下，資本自一百八十餘萬元增至七百餘m.ｈｅtｕｂoｏk•ｃｏｍ•ｃoｍ萬元。他如化學、造紙、印刷、玻璃、罐頭食品、榨油、搪瓷等工業均各有進展。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為請政府於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陳獨秀連加痛駁，謂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緣，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教為封建時代的道德禮教，重視的為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他的倫理學說與共和立憲政體相違，如倫理問題不解決，其他皆枝葉問題，縱一時舍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變。孔子教忠、教孝、教從，均為片面的義務，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設新國家、新社會，以求適今世生存，須先輸入平等、人權的新信仰，要鞏固共和，須先洗淨反對共和的舊思想。獨尊孔子等於湮塞人智，違反信仰自由原則，將導致君主專制。民國祀孔，不啻專制國家之祀華盛頓、盧梭。支持陳獨秀最力的為李大釗、吳虞。李大釗鼓勵青年衝決歷史的網羅，破壞陳舊學說的囹圄，揚棄「白首中國」，特立獨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說「耶穌生而猶太滅，孔子生而中國亡」。吳虞指出「孝」為孔子立教的起點，與忠有連帶關係。在家以事親為孝，在朝以事君為忠，「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國即無新思想、新學術、新國民」。於是以反孔教為前提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式揭幕。

《甲寅雜誌》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先河，《青年雜誌》或《新青年》則為主流或急先鋒。創刊號第一篇文章為陳獨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謂「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細胞之於人身」，須遵新陳代謝之道，否則社會必亡，人身必死。中國社會將亡，惟有青年自覺奮鬥，視腐朽者若仇敵，排而去之，發揮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的思想，方可適於競爭生存。他希望今後的青年，第一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切操行、權利、信仰，斷不盲從隸屬他人，必須人格自由。第二為進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進則退。「篤古不變之旅，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旅，方興未已」，中國固有的倫理、法律、學術皆封建制度之遺，與西人相較，差遲極遠，如不改進，必不能存於今日世界。寧忍過去的國粹消亡，不忍現在、將來的民族歸於削滅。第三為進取的而非退隱的，戰勝惡社會而不為所征服，超出怨社會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中國以閉逸恬淡為美風，實為中西民族強弱的大原因。第四為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國家存亡興廢半繫於內政，半受國外影響，若篤舊不變，而無世界知識，不知順應世界潮流，絕難立足。第五為實制的而非虛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學技術，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途，中國崇尚虛文，尊儒重道，無不與現實生活背馳，皆狂人之事，一文不值。第六為科學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歐洲之優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權，一因尊重科學，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學法則定其得失從違。中國必須摒棄無常識的思想，無理由的信仰，以科學說明真理，求諸證實。「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學。

註5：《太平洋》創刊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主編人為李劍農，撰稿者多為歐洲、日本留學生，「五四」後轉趨積極，偏重政治學理，議論較為持重。《新教育》創刊於一九一九年二月，為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等團體合組的中華教育改進社（初名新教育共進社）的刊物，留學美國的蔣夢麟、陶知行（行知）先後任主編，倡自動主義、民主主義教育。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適得陳獨秀的推介，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明文學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國語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過去中國的文學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用國語，做國語的文學。但他並不曾說明活文學的內容。《新青年》登載的白話文學，以周作人翻譯的歐洲小說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魯迅（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記》，亦為他的第一篇創作成功的白話小說。這篇小說中說，中國歷史上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仔細從字縫裡看，滿本還寫著「吃人」二字。此後他的小說或雜文，無一不是以深刻的觀察，勁利的文筆，譴責中國人的劣根性、惡習俗、舊傳統。吳虞的「吃人與禮教」，即由此引出。魯迅的作品自然是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場，同年出版的《易卜生專號》，則是配合它的尊重個人人格和寫實文學的主張。除了介紹易卜生的戲劇外，胡適寫了一篇《易卜生主義》，說是易卜生能將社會的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生活寫出來，他的人生觀是個人應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社會最大的罪惡是摧殘個人的個性，遂致社會沒有生氣，不能進步。人生的病根在於不去看世界的真實現象。周作人復撰《人的文學》，凡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是人的文學。

工人大都來自農村，雖知識不足，但亦有了覺悟。十九世紀末期以遠，通商口岸工商業日益繁榮，各地鐵路、礦務漸興，而農村經濟適得其反。工商路礦需要人力，於是農民趨之若鶩，而以進入通商口岸傭工的為眾。勞作時間每天多過十二小時，而所得菲薄，不足養家糊口，且遭凌虐。及聞見漸廣，不滿情緒遂生，以致罷工抗爭。一九一一年左右，全國工人約六十萬。一九一二年，開始團結，如津浦鐵路南段職工同志會、上海製造工人同盟會、繅絲女工同仁會，廣東機器總會，漢口車夫同益會。袁世凱公佈的「民國新刑律」，有處罰同盟罷工規定，但一九一三年，漢陽兵工廠仍有罷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治安警察條例」，又有取締工人行動的條款，不久上海漆業工人即舉行罷工。商務印書館青年工人有勵志會的組織，香港海員有聯誼社的組織。一九一五年，廣州工團總會成立，漢口碼頭工人罷工，搗毀日本洋行。隨著工業發展，全國工人的數目增至二百萬人，工會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罷工事件驟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為三十次，大多是為了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亦有幾次是為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二十一條而抵制日貨，罷工遊行，日本工廠的華工踴躍參加救國儲金運動。一九一六年為反對法國擴張天津租界，法租界的華工罷工，成立工團。一九一八年，廣州工人舉行「五一」勞動節紀念會，漢口工人組織反日會。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紗廠又四次罷工。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幾乎是傾全力於思想解放；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為第二期，幾乎是傾全力於宣揚西方思想，凡是中國所無，前未之聞的學說主義，無不視為救世良藥，盡量輸入，一律歡迎，尤喜愛新鮮而有刺|激性的各種社會主義，近於一種宗教熱。新的出版物風起雲湧，可說是百家爭鳴，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瀾。

辛亥前全國華商紗廠僅二十家，紗綻約五十萬枚，資金一千七百萬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開始，但中國市場仍有大量進口洋紗存貨，尚無短少現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應求，紗價猛漲，有利可圖。是年至一九二二年，舊有的華商紗廠分別恢復或擴大，新設立的風起雲湧，為數約六十餘家，紗綻達一百五十餘萬枚，資金六千餘萬元，利潤極厚，投資者多為商人，大都與洋布業有關。這些紗廠分佈於江蘇、直隸、山東、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紗廠（上海）、裕元紡織公司（天津）、魯豐公司（濟南）、豫豐公司（鄭州）、漢口紗廠為著。紗廠兼營織布業，大戰前全國織機約為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餘台。同時繅絲、絲織、毛織、針織、染織各業皆有相當的發展。和_圖_書

重工業的發展雖遠不及輕工業，然亦有若干進步。原有的華商煤礦，力事擴充，如山東的中興煤礦；外人經營的酌予收回，如河南的六河溝煤礦、直隸的井陘煤礦；新成立的煤礦公司約十餘家，除河南的中原公司外，多為小型。全國華資煤礦每年的產量約三百餘萬噸。鋼鐵業方面，一九一四年起，漢冶萍公司先後興辦了六個鐵廠，龍關（龍煙）鐵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北京），和興鋼公司成立於一九一六年（上海），揚子機械公司於一九一九年開始煉鐵（漢口），合計每年產鐵七十萬噸，鋼十一萬噸，鎢、銻等的開採亦有增加。

註1：星期評論的性質與《每週評論》略同，主持人為戴季陶（傳賢）、沈玄盧（定一），《建設》雜誌編者為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兆銘）、戴季陶，《覺悟》的主編為邵力子。

辛亥革命前數年，朝野為發展經濟所作的努力，雖遭遇到內外各種阻力與困擾，成效遠不及預期，而方計大致無可非議。民國初年，大家重視的問題，一為改進政治，一為富裕經濟。孫中山倡導建設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認為中國產業革命的運會已至，力勸袁世凱振興實業。各方要求興辦實業的團體紛起，如「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經濟協會」、「實業協會」、「民主團」、「國貨維持會」。一九一二年九月，孫、袁協議的大致政綱，列出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與資助國民實業。十二月，工商部頒布「獎勵工藝品暫行章程」，凡發明或改良的製造品，經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專賣權利或給予名譽獎。一九一三年，工商部、農林部並為農商部，由從事實業多年而有成績的張謇任總長，在職三年餘。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政府提倡保護，獎勵輔助，特別是對於棉業鐵業，曾制訂了各種法令。

世界大戰使中國工商業獲得向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同時日本在華企業亦獲得同樣侵略機會，中國的民族經濟仍不易與之抗衡，以致歸於失敗。大戰以前，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以英國為第一，幾乎壟斷了一切。大戰開始之後，日本的勢力突飛猛進，幾年之間，對華輸入額的比率的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商行的數目增加五倍。復透過西原借款，攫得開採礦產、建築鐵路、合辦企業等權利。直接投資的各種工廠，分佈於東北、山東、天津、漢口、上海，東北一處即近三萬萬六千萬元。紡織業以設在青島、上海的內外棉株式會社、上海紡紗公司、日華紡織會社為大，各擁數家至十餘家紗廠。一九一三年紗綻為十一萬枚，一九二二年達六十二萬枚，約增加五倍。布機有八百餘台，約增加四倍半。日商麵粉廠分設於濟南、青島、漢口、上海，滿洲製粉廠獨佔了東北的麵粉業。凡此均為對於新興的中國紡織、麵粉兩種輕工業的嚴重威脅，至於微弱的中國重工業，更無從與之相競，日本投資的鋼鐵生產量，佔有中國全國的百分之九十四，煤炭生產量，日本和英國合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大戰告終，西方國家的經濟壓力，捲土重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復趨上增，甚而以往數年出超的麵粉，至一九二二年後，再變為入超。英國的對華貿易額，與日本互為伯仲，其次為美國。

註2：《解放與改造》的持人為張東蓀、張君勱（嘉森），一九二〇年九月，改名《改造》。《學燈》初為周刊，一九一九年一月，改為日刊，亦歸張東蓀主持。《晨報副鐫》始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釗曾參與其事，較《學燈》為急進。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軍事協定，遭受日本警察毆辱，約三千人輟學返國，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學生二千餘人，起而響應，向政府請願，要求廢除此一協定，呼籲開國民大會，抵制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創造少年中國」。不久北京大學學生亦籌組「新潮社」、「國民雜誌社」。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的指導贊助，分別出版《新潮》、《國民》月刊。《國民》仍用文言，富有濃熾的反日精神，對新舊思想主張調和。《新潮》的風格與《新青年》同，旗鼓互應，強調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潮流，必須知道現代思潮本何趨向而行，中國情狀去現代思想遼闊之度若何，以何方術納中國於思潮之軌。第一期出版後，一個月內，三次重印，銷數達一萬冊，與《新青年》同為最風行的刊物。「五四」示威的領導人，多為《新潮》、《國民》的主幹。前此的新文化運動是《新青年》孤軍奮鬥，現在有了友軍助戰。

六月十二日，上海罷市終止，工人大都復工，惟仍抵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以不簽巴黎和約的要求尚未貫徹，不肯復課。六月十六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山東及各地人士賡續力爭，直至和約不簽字後，始於七月二十二日，由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告停止罷課，學生獲得了最後勝利。

新的專門著作，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為早，一九一八年出版，用新方法、新觀點，整理中國學術，為北京大學叢書之一。繼之有中華書局的新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時代叢書、尚志學會叢書。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新書多於上年的一倍多。尚志學會與梁啟超有關，一九二〇年梁又成立「共學社」與「講學社」，共學社致力編譯，講學社延聘西方學者講演。「五四」前三天，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應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等教育改進社等團體之邀抵上海，在中國停留二年（第二年由講學社續聘）。講學社請來的第一位學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〇年十月到華，停留一年。第二位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前來的德國哲https://m.hetubook.com.com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停留數月。第三位為印度文學家泰戈爾（R. Tagore），時在一九二四年，約留兩月餘。對於法國哲學家帕格森（Henri Bergson）亦有意邀請，未成事實，但他的著作已有翻譯。杜威、羅素到過的地方較多，以在北京為久，對於新文化運動極為注意，並有建議。他們的講演記錄由報刊登載，有的印為專書，他們的學說有專文介紹，他們的重要著作亦有翻譯。胡適和南京的幾位教授為杜威的學生，宣傳他的實驗主義。羅素在某一方面的影響似大於杜威，這非由於他的數理哲學，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到自由之路》書中，曾說馬克思主義可塑造成一個比較完善的世界。他來中國之前，訪問過蘇俄，見過列寧、托洛茨基。《解放與改造》雜誌倡言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已經茁壯起來。羅素初抵上海，曾說一國的政治，應由下而上，教育應注重社會，不應專重個人，鼓勵創造，減少佔有。約在十天後，在長沙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謂十月革命對於人類的新生存上，很有些意味，對於將來一定很有影響。布爾什維克行，人人工作，不致再有勞逸不均的事，人的生活不致相差太遠。他雖不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之尚專制，但行動有效力，忠於國家，改革中國政治，最好是採用蘇俄方法，不宜用西洋民主政治。對於正在籌組的中國共產黨，不啻給以精神上的鼓舞。

湘人章士釗曾留學日本、英國，宋教仁被刺時已知袁世凱行將帝制，繼之解散國會，修改約法，其事益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創刊《甲寅雜誌》，以闡揚民主憲政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政治的認識。同年六月，留美學生發起「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以介紹科學技藝為宗旨，期促進國人對於近代學術的認識。這均是知識分子為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學術西化的最早活動。從思想上為掃除政治學術的障礙，奠立民主、科學的基礎而奮鬥的領導人物，應推陳獨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陳為安徽懷寧（安慶）人，十八歲考取秀才，鄉試未中，入杭州求是書院學習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屬於維新派。戊戌變法後，傾向反滿，赴日本留學。一九〇二年，加入東京留日學生組織的青年會，變為革命黨。一九〇三年，因與鄒容等強剪湖北留學生監督的髮辮，被遣送回國，在安慶組織愛國會，出版《愛國新報》，與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愛國學社一氣。繼參加上海《國民日日報》，與蘇曼殊譯法人囂俄（Victor Hugo）的《慘世界》（Les Miserables）。約在一九〇四年，主編蕪湖《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同盟會成立，他是會員之一。一九〇六年，執教蕪湖皖江中學，一九〇七年，任浙江陸軍小學國文教習。辛亥革命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書長，及安徽師範學校校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編《甲寅雜誌》，列名歐事研究會。一九一五年，痛心於「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為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於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凱積極進行帝制之時，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月刊，將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陳獨秀與胡適為第一期新文化運動兩位主將，但是態度有急緩之別，陳主革命，從根本改造中國的政治社會，胡主改良，一切逐步變革，他們頗似辛亥前孫中山與梁啟超。與陳為近而急進過之的為李大釗，對於俄國十月革命，萬分興奮。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已發起社會主義研究會，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社會革命主義，代表愛人的精神，顯示和平的曙光，將來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以後，宣傳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的愈多愈力。《每週評論》謂十月革命為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有如洪水，將洗出一個新紀元，全世界的勞工階級聯合，將打倒資本階級。《新青年》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晨報》、《民國日報》和它們的副刊，不斷刊載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的報導和論文。胡適是懷疑主義、實驗主義、進化論的信奉者，勸大家不可將主義視為信條或宗教，要研究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少談抽象的籠統主義，改進須一點一滴的去作，並無根本解決的說法。李大釗加以反駁，說是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的，須先有理想的主義，方能將一切問題根本解決，俄國革命就是證明。和孫中山、梁啟超有關的報刊亦時時介紹到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

世界大戰告終，和會行將開始之時，列名戰勝國的中國，上下欣喜，知識分子尤為興高采烈，全國學校放假三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斂，重見青天」，拆除為德國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為「公理戰勝」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舉行演說會，臚舉慶祝的四大意義：一為黑暗的強權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為陰謀派消滅，正義派發展；三為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四為種族的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未及三月，巴黎的噩耗連續傳來，有如當頭一棒，天旋地轉，青年學生尤為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運動。在發表的宣言中，斥責把持和會的國家專逞強權，不顧正義公理，「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我如「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在散佈的傳單中，號召「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三週後示威領導人之一的羅家倫，稱這次事件為「五四運動」，遂成為通用名詞，涵義則擴大至新思潮、新文化運動。

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以輪船航運為主。一九一二年華商輪船約近一千隻，運輸能力八萬噸。至一九二〇年，近一千六百隻，運輸能力約十八萬噸。新成立的較大輪船公司，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的中國郵船公司，一九一九年的中華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後二者為華僑投資，從事遠洋航行。一九一八年的戊通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專從事吉林、黑龍江的航運。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舉行示威之時，曾籲請全國工商界一致奮起。兩天後，即得到北京商會、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江蘇省教育會的響應。上海國民大會不僅要求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及段祺瑞、徐樹錚；不僅要求收回青島，並要求廢除一切有損國權的條約。五月中旬以後，北京、天津學生代表陸續到達上海，會同當地學生向商人勸說，做實際抗爭。及北京大捕學生，六月五日，上海實行罷市，聲稱此舉純係愛國熱誠，並非排外。繼之而起的有南京、寧波、廈門、鎮江、蘇州、無錫、揚州、蕪湖、安慶、九江、杭州、漢口、濟南、天津、開封各大城市。

工人方面，初有濟南、北京的集會，參加者以千萬計。上海罷市的同一天，大規模的罷工爆發，紡織、印刷、機器、煙草、郵政、電話、電車、輪船、碼頭、建築各業，一一捲入，總計約六、七萬人，交通癱瘓。京漢鐵路北段，京奉鐵路西段的部分工人，相繼參加。上海國民大會聲言推倒北京政府，趕走徐世昌、段祺瑞。在舉國洶洶之下，政府不得不於六月十日罷黜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甚至安福俱樂部亦通電反對巴黎和約，願順從民意，徐世昌向國會請辭，可說是學生第三步勝利，亦是民眾運動的勝利。hｅtubｏｏｋ.ｃｏｍ.ｃom

胡適（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早年就讀於上海新式學堂。一九一〇年，獲美國庚子賠款資助，先後入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哲學、文學。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國文學之意，《新青年》發表過他和陳獨秀的通信及所譯小說。陳獨秀曾說，今後中國文學應趨向寫實主義。胡適加以發揮，撰成《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主張，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謂不避俗字、俗語就是用白話，用現代人的話，使語言文字一致。十餘年前，陳獨秀已辦過俗話報，上海《警鐘日報》主張言文合一的社論，可能就是他的手筆，預言白話必將盛行。《青年雜誌》及《新青年》雖未用白話，已係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對於胡適的建議，他大體贊同，不過胡適所說的限於文學形式的改良，陳獨秀進而主張文學內容的革命，使與思想解放融為一體。胡的《文學改良芻儀》發表的第二月，陳發表《文學革命論》，指出中國近年經過三次革命（辛亥革命與兩次討袁），均為單純的政治革命，未能滌淨舊污。「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以致社會不生變化，黑暗如故。必須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三大主義相號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三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文學當以宇宙、人生、社會為構想對象，「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胡贊成他的意見，惟仍主漸進，從容研究。陳謂白話為文學正宗，以國語為文，乃天經地義，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態度極為決絕。北京大學國文教授錢玄同（夏）、劉半農（復）是他們的擁護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開始登載白話文，使用標點符號。日後胡適說，他的歷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業，文學革命的急先鋒當推陳獨秀。又說陳有三大貢獻：一為使文體改良變為文學革命，高揭三大主義；二為將倫理、道德、政治革命與文學革命合為一大運動；三為由於他（陳）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文學革命始有很大的收穫。一九二〇年，政府命將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逐步作廢，改用國語，接受了文學革命的形式，社會上則已將文學的內容一併接受。

事件發生的近因為山東問題，既發之後，在未獲滿意解決之前，熱血沸騰的學生自不甘罷休，政府的高壓手段與頑固的態度，愈增加了他們的憤怒。五月五日，為援救被捕學生，繼續要求懲辦賣國官員，拒絕巴黎和約，實行罷課。第二天，大學、專門、中等學校學生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女生同樣參加，這是第一個學生組織。上海、天津與留學日本的學生，以及南北名流、社會團體，一致支持。總統徐世昌為所震懾，將被捕學生釋放，各校復課，學生得到初步的勝利。因段祺瑞派的挾制，徐世昌禁止學生再行糾眾擾亂秩序，將滋事學生送法庭辦理，慰留請求辭職的曹汝霖等。當權的親日派與厭惡新思想的保守派認為此次事件實為主張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所致成，蔡元培被迫辭職，教授學生請求挽留，為內閣拒絕，北京各專門學校校長全體請辭。徐世昌續下不准學生干政集會令，罷免同情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五月十九日，北京學生總罷課，宣傳反日，抨擊政府。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詰問，要求禁止學生活動，日本軍艦集中天津、上海、南京、漢口，無異火上加油，包括北京、天津、濟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慶、開封、武昌、長沙在內的全國大小二百餘城的學生一致罷課，北京教職員聯合會同時成立，以為後援。段祺瑞悍然不顧，仍主簽字和約。徐世昌再制止集眾遊行演講，取締學生組織，並為曹汝霖等辯護。六月二日，北京二次逮捕學生，學生毫不畏懼，次日大隊出動，被捕者約四百人，北京大學成了臨時監獄。六月四日，宣傳講演的學生倍增，被捕七百餘人，有五千餘人自請入獄，一千餘女生向總統府抗議，教職員慰問在獄學生。政府始感高壓手段無效，撤退包圍北京大學軍警，徐世昌派人慰問學生，學生獲得了第二步勝利。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時，以為可以轟動一時，但是第一年，並不如所想像，銷行無多，每期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為數漸增，日後達一萬五六千份，大專學校及中學學生爭先購閱，才算真正轟動一時，此與其反孔教言論固然有關，文學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鮮的趣味。過去的《新青年》，無異陳獨秀個人的雜誌，現在有如北京大學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傳外，錢玄同又虛構一「王敬軒」其人，詆毀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加以反駁，青年讀者大為快意。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的極盛時代，亦為知識青年最激動時期。

工商界的利害既與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關心時事，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將起時，上海總商會曾呼籲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一九一五年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要求停止內戰。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個商業團體組成的商業公團，發表告友邦書，要求和平，否則將與支持軍閥的國家斷絕商業關係，不向政府繳納租稅，不運貨物。同年四月，上海總商會為山東問題，向巴黎和會及威爾遜抗議。凡此均為商人的愛國表示。

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則為國際情勢的劇變，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主要國家英、法、德、俄一一捲入，忙於生死存亡之爭，無力外顧，一向對於中國的經濟侵略為之鬆弛，中國所受的壓力為之減輕，市場的空隙為之一廣，中國的工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機會。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輸入中國的外國商品各約五萬七千萬兩，入超額各約一萬六千六百餘萬及二萬一千二百餘萬兩。是後逐年減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驟然降到三千四百餘萬兩。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約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餘萬兩，一九一九年為一千六百餘萬兩，僅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國工商業大為活躍。其次，日本的加緊侵略，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國的愛國潮，一致抵制日貨，高唱實業救國。在工商業的發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對於輕工業為最，紡織業與麵粉業居於首位。

清季曾受西方啟導、嚮往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可說是革命的原動力，留學日本及國內學生實居中堅地位。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變革政治，首須變革社會，變革社會，首須變革人心。消極方面，必須滌蕩違背時代的、保守的舊觀念、舊信仰、舊人生觀，亦即舊文化。積極方面，必須建設適合時代的、進步的新觀念、新信仰、新人生觀，亦即新文化。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再革命運動於是開始。

陳獨秀之所以歌頌西方文化，抨擊中國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勗勉青年為此兩大目標奮鬥，趕上世界潮流。專制與迷信為民主、科學之敵，必須首先排除。闢斥儒教是為發展民主政治，闢斥鬼神是heｔｕbooｋ.ｃｏm•ｃｏm為發展科學精神，而於前者尤不遺餘力。因為專制思想已根深蒂固，儒家學說為其最大憑藉，所以反對孔子學說特別激烈。他說中國民族之任人魚肉，由於喪失了強梁敢進的精神與抵抗力，強梁精神與抵抗力的喪失，由於專制君主之流毒，由於孔子學說之為害。自身幸福須以自力造成。國家為人民公產，人民應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為強有力者，「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憲政體的實現，全恃多數國民的自覺自動，不可寄望於他人的賜予。儒家所說的綱常名教，在維護別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與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的共和立憲政治，絕不相容，「存其一必廢其一」。既行共和立憲政治，而仍遵舊有的倫理，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的特權，則法律的平等，經濟的獨立，被毀無餘。中國的迫切需要為尊重個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為中心，各自奮鬥，脫離附屬的地位，從事國民運動，始能養成多數人的愛國心與積極的愛國行為，實現唯民主義，國家方可得救。

註6：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等，《小說月報》外尚有《文學旬刊》。創造社為留日學生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所組成，《創造季刊》外，續出《創造週報》。文學研究會倡寫實主義的人生文學，創造社倡浪漫寫實主義的個性文學。

梁啟超、張東蓀等贊成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提出中國應發展實業，增進財富，調協勞資的主張。《新青年》加以駁斥，堅主走俄國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亦因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捲入論戰。原為愛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此時起了分化，國家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勢不兩立。胡適與陳獨秀之實行分手，亦在一九二〇年之末。此後胡對於整理國故雖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學，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啟超的意見頗有與胡適相通之處，所不同的是梁啟超之整理國故在發揚中國遺產，胡適是用近代科學方法，懷疑評判的態度，重估中國文化的價值。別樹一幟的為梁漱溟，他與梁啟超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擁護中國文化。不過梁啟超之擁護中國文化是有條件的，梁漱溟是無保留的。對於東西文化，梁漱溟與胡適更是背道而馳，胡主張西化，梁認為西化有百害而無一利。

民國初年，除了女子師範學校外，各省各縣幾均設立女子中學、小學。一九一五年全國女學生約十八萬人。是年美國教會開辦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一七年，政府開辦北京女子師範專科學校，二年後，改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新青年》宣傳的對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陳獨秀勸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應各自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恢復自主的人格，特別指出「夫為妻綱」之不當。他抨擊孔教的原因之一，即為反對婦女從父、從夫、從子的「三從」。他主張婦女參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際自由、生活獨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闢女子專欄，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的文字，希望順應世界潮流。對於貞操問題，一九一八年再三討論，說貞操不是道德，只是興趣，是一種信仰，一種潔癖。又編譯戲劇，指摘舊式家庭的罪惡，女子應有反抗的勇氣。胡適強調女子須有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發展自主的精神，作一個堂堂的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作的事業。

辛亥前，留日學生數目雖減，但素質漸為提高。同時留學歐、美的日增，除由教會派遣及自費前往者外，一九〇九年起，單是由庚子賠款資送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四百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清末留學歐洲的蔡元培、吳敬恆、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紀》周刊（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宣傳政治社會學說。民國初年，復有留法、留英儉學會的組織，一九一五年，改為「勤工儉學會」，再開辦「法華教育會」、「華工學校」，希望將近代歐洲的科學真理及人道主義輸入中國，可見其傾慕西方文化之切，與見賢思齊之心之熾。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粗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群起以應。

一九一九年六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八月，《每月評論》被封，陳被監禁八十餘日，獲釋後前去上海。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發生於陳在獄時。十二月，《新青年宣言》與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同時由《新青年》刊出。胡謂新思潮是一新態度，即評判的態度，實際的表現，是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內涵，對政治為拋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時代的環境。新社會是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社會改造須由民眾運動。政治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權屬於人民全體，不論有無財產。對學術思想，要創造生活所需的文學道德，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不取虛無的、不著邊際的、沒有信仰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這篇宣言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是胡適、李大釗主張的折衷。一九二〇年一月，李又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陳之轉向馬克思主義，和他之被捕及《每週評論》被禁或不無關係。到上海後他常與喜談馬克思學說及社會主義的戴傳賢、張東蓀過往，不久即與共產國際接觸，遂決定了他的態度。七月《新青年》再發宣言，正式擁護馬克思主義，承認用革命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辛亥前全國麵粉廠約四十家，每日夜產麵粉四萬餘袋，資本約為六百萬元。一九一四年起，日有增加，首為東三省、江蘇，次為直隸、湖北、山東。一九二二年，華商開設的廠約為一百二十家，每日夜產麵粉約為十九萬袋，資本約為四千五百萬元。規模最大的為茂新及福新麵粉公司，次為阜豐麵粉公司、祥新麵粉公司、興華麵粉有限公司（均在上海）、大豐麵粉公司、民豐麵粉公司（均在天津）、豐年麵粉公司、民安麵粉公司（均在濟南）。一九一四年麵粉入超約為七百四十萬兩，次年起，轉為出超，直到一九二一年，以一九二二年為高峰，達一千六百餘萬兩，英、法、俄、日及南洋均為中國麵粉分銷地。

註4：《新生活》為一通俗周刊，一九一九年八月創刊，為北京大學教授職員所辦。《新社會》、《曙光》均創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撰稿人多為匯文（燕京）大學、俄文專門學校、中國大學學生，如瞿秋白、鄭振鐸、耿匡、許地山、王統照、瞿世英等。《少年社會》創刊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稿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