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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被認為是人的時候，我自己當然以人待己。我這個人從來不敢狂妄，我是頗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辦法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的話，我毫不遲疑地把自己歸入「好人」一類。就拿金錢問題來說吧。我一不吝嗇，二不拜金。在這方面，我頗有一些「優勝紀略」。十幾歲在濟南時，有一天到藥店去打藥。夥計算錯了賬，多找給我了一塊大洋。當時在小孩子眼中，一塊大洋是一個巨大的財富。但是我立即退還給他，惹得夥計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這種心理我以後才懂得。一九四六年，我從海外回到祖國。賣了一隻金錶，寄錢給家裡。把剩下的「法幣」換成黃金。夥計也算錯了賬，多給了一兩黃金。在當時一兩黃金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是我也立即退還給他。在大人物名下，這些都是不足掛齒的小事。然而對一個像我這樣平凡的人，也不能說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後來，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一直到「黑幫大院」解散，特別班的學員也沒能真正變成龍跳過了龍門。

我大吃一驚。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審訊我的小會上，他還是「超積極分子」。革命正氣溢滿眉宇。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來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間就採用了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自絕於人民」了。

但是，知覺一恢復，渾身上下立即痛了起來。我的首要任務是「查體」，這一次「查體」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還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腫了，但是試著睜一睜：兩眼都還能睜開。足證眼睛是完整的。臉上，鼻子裡，嘴裡，耳朵上都流著血。但是張了張嘴，裡面的牙沒有被打掉。至於其他地方流血，不至於性命交關，只好忍住疼痛了。

「你怎麼同特務機關有聯繫呀？」

但是，問題還沒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張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著水車，到茶爐上去打三次開水，供全體囚犯飲用。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位王教授會同我並列。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參加「井岡山」，也並沒有犯過什麼彌天大罪，為什麼竟受到這樣的懲罰呢？打開水這個活並不輕，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幹，語錄照背。別人吃飯，我看著。天下大雨，我淋著。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須把開水打來，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卻能苦中尋樂：偷偷地在茶爐那裡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煙斗煙。好像是樂在其中矣。

上面說的這一m.hetubook.com.com些極其猥瑣的事情，如果我不說，決不會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親身經歷，我也決不會想到。但是，這些都是事實，應該說是極其醜惡的事實。當時我已經完全失掉了羞惡之心，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我從前對一個人墮落的心理過程發生過興趣，潛意識裡似乎有點認為這是天生的。現在拿我自己來現身說法，那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我今天晚上對你很仁慈！」

這樣一問一答，「交談」了幾句。他說：

然而人是會變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這也未可厚非。但是，對我這一個「異教徒」，他卻表現出超常的敵意。我被「揪」出來以後，幾次在外文樓的審訊，他都參加了，而且吹鬍子瞪眼，拍桌子砸板櫈，勝過其他一些參加者。看樣子是唯恐表現不出自己對「老佛爺」的忠誠來。難道是因為自己曾反蘇反共現在故作積極狀以洗刷自己嗎？我曾多次有過這樣的想法。否則，一般的世態炎涼落井下石的解釋，還是不夠的。

這話要從頭講起，需要說得長一點。生物系有一個學生，大名叫張國祥。牛棚初建時，我好像還沒有看到他。他是後來才來的。至於他為什麼到這裡來，又是怎樣來的，那是聶記北大革委會的事情，我輩「罪犯」實無權過問，也不敢過問。他到了大院以後，立即表現出鶴立雞群之勢。看樣子，他不是一個大頭子，只是一般的小卒子之類。但管的事特別多，手伸得特別長。我經常看到他騎著自行車——這自行車是從「罪犯」家中收繳來的。「罪犯」們所有的財務都歸這一批牢頭禁子掌握，他們願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麼，就拿什麼。連「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沒有所有權了——，在大院子裡兜圈子，以資消遣。這在那一所陰森恐怖寂靜無聲的「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舉動。

我是非常羨慕這個班的。我覺得，對我們「勞改罪犯」來說，眼前的苦日子，挨打，受罵，忍饑，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夠過去了。但是，瞻望將來，卻不能無動於衷。什麼時候是我們的出頭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卻沒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島嶼。我盼望著出現點什麼。這種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現在出現了特別班，我認為，這正是渡過大海的輕舟。

試想，這一夜我還能睡得著嗎？我躺在木板上，輾轉反側，渾身難受。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讓它流。痛的地和圖書方，也只好讓它去痛。我沒有鏡子，沒法照一照我的「尊容」。過去我的難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東語系那一位女教員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後，臉上浮腫，眼圈發青。我看了以後，心裡有點顫抖。今天我的臉上就不止浮腫，發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革命小將」們的折磨想達到什麼目的呢？他們決不會暴露自己心裡的骯髒東西，別人也不便代為答覆。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勞動改造」。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種打著勞動的旗號折磨人的辦法，只是改造人的身體，而決不會改造人的靈魂。如果還能達到什麼目的的話，我的自暴自棄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折磨的結果只能使人墮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我沒有聯繫。」

我知道事情有點不妙。還沒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臉上，頭上驀地一熱，一陣用膠皮裹著的自行車鏈條作武器打下來的暴風驟雨，鋪天蓋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身，而是最關要害的頭部。我腦袋裡嗡嗡地響，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閃，筆直地站在那裡。最初還有痛的感覺，後來逐漸麻木起來，只覺得頭頂上，眼睛上，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陣陣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難忍受的感覺。我好像要失掉知覺，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堅持下來。眼前鞭影亂閃，叱罵聲——如果有的話——也根本聽不到了。我處在一片迷茫、渾沌之中。我不知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據後來住在拐角上那間牢房裡的「棚友」告訴我，打得時間相當長。他們都覺得十分可怕，大有談虎色變的樣子。我自己則幾乎變成了一塊木頭，一塊石頭，成為沒有知覺的東西，反而沒有感到像旁觀者感到的那樣可怕了。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我隱隱約約地彷彿是在夢中，聽到了一聲：「滾蛋！」我的知覺恢復了一點，知道這位兇神惡煞又對我「仁慈」了。我連忙夾著尾巴逃回了牢房。

我自己已經墮入地獄。但是，由於根器淺，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獄中還是有不同層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層地獄嗎？

這個班的班址設在外文樓內。但是，前門不能走，後門不能開，於是就利用一扇窗子當作通道，窗內外各擺上了一條長木板，可以藉以登窗入樓，然後走入一間小教室。這間教室內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擺設？我不清楚。在我眼中，雖然近在咫尺，卻如蓬山萬里了。

牢頭禁子們不知道是根據什麼標準，從「勞改罪犯」中挑選出來了一些，進這個班。

牛棚生活，千頭萬緒。我ｗww•ｈeｔuｂook.ｃoｍ.coｍ在上面僅僅擇其犖犖大者，簡略地敘述了一下。我根據「以論帶史」的原則，先提出了一個理論：折磨論。最初恐怕有很多懷疑者。現在看了我從非常不同的方面對「黑幫大院」情況的敘述，我想再不會有人懷疑我的理論的正確性了。

在牛棚裡已經待了一段時間。自己腦筋越來越糊塗，心情越來越麻木。這個地方，不是地獄，勝似地獄；自己不是餓鬼，勝似餓鬼。如果還有感覺的話，我的自我感覺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別人看自己是這樣，自己看自己也是這樣。不倫不類地而又亦倫亦類地套用一個現成的哲學名詞：自己已經「異化」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揀到了幾張鈔票，都是一毛兩毛的。我大喜過望，趕快揣在口袋裡。以後我便利用只許低頭走路的有利條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決不會看到的東西，曾揀到過一些鋼鏰兒。這又是意外的收穫。我發現了一條重要的規律：在「黑幫大院」的廁所裡，掉在地上的鋼鏰兒最多。從此別人不願意進的廁所，反而成了我喜愛的地方了。

「喊你為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

有幾天晚上，在晚間訓話之後，甚至在十點鐘規定的「犯人」就寢之後，院子裡大榆樹下面，燈光依然很輝煌，這一位張老爺，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腳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腳指頭縫裡摳個不停。他面前垂首站著一個「罪犯」。他問著什麼問題，間或對「罪犯」大聲訓斥，怒罵。這種訓斥和怒罵，我已經看慣了。但是他這坐的姿勢，我覺得極為新鮮，在我腦海裡留下的影像，永世難忘。更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頭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當過鐵道部副部長的陸平。他是那位「老佛爺」貼大字報點名攻擊的主要人物。黑幫大院初建時，他是首要「欽犯」，囚禁在另外什麼地方，還不是「棚友」。不知道什麼時候，他竟也喬遷到棚中來了。張國祥問陸平什麼問題，問了多久，後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覺得這件事兒很蹊蹺而已。

「那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

對於此事，我一不幸災，二不樂禍。我只是覺得人生實在太複雜，太可怕而已。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幫大院」，欽賜低頭，正好看到寫在馬路上的大字標語：

特別班的學員有一些讓人羨煞的特權。他們有權利佩戴領袖像章，他們有權利早請示，晚匯報，等等。在牛棚裡，黨員是剝奪了交黨費的權利的。特別班學員是否有了權利？我不知道。我每次聽到從特別班ｈｔｔｐs://ｗwｗ•ｈｅｔｕｂｏｏk.ｃoｍ.cｏm的教室裡傳出來歌頌領袖的歌聲或者語錄歌的歌聲時，那種悠揚的歌聲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學員們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權，我也是羨慕得要命。比如他們敢在牢房裡翹二郎腿，我就不敢。他們走路頭抬得似乎高一點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麼想也能夠踏著那一塊長木板走到外文樓裡面去呀！

這一位教員原是從解放前南京東方語專業轉來的學印尼語的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人非常聰明，讀書十分勤奮，寫出來的學術論文極有水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他留學印尼時，家裡經濟比較困難，我也曾盡了點綿薄之力。因此我們關係很好。他對我畢恭畢敬。

然而誰來負這個責任呢？

是的，我承認他說的是實話。我一沒有被拳打腳踢；二沒有被「國罵」痛擊。這難道不就是極大的「仁慈」嗎？我真應該感謝「皇恩浩蕩」了。

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他最後這一句話裡面含著極危險的「殺機」。「我今天晚上對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樣呢？

「你怎麼說江青同志給新北大公社紮嗎啡針呀？」

正如俗話所說的：禍不單行。我這一個災難插曲還沒有結束。這一天中午，還是那一位張先生走進牢房，命令我搬家。我這「家」沒有什麼東西，把鋪蓋一捲，立即搬到我在門外受刑的那一間屋子裡。白天沒有什麼感覺，到了夜裡，我才恍然大悟：這裡是「特別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許關燈，屋裡的囚犯輪流值班看守。不許睡覺。「看守」什麼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識份子犯人是最膽小的，不會逃跑。看來是怕犯人尋短見，比如上吊之類。現在我才知道，受過重刑之後，我在黑幫大院裡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級了，升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欽犯」陸平就住在這間屋裡。打一個比方說，我在佛教地獄裡進入了阿鼻地獄，相當人間的死囚牢吧。

「我沒有幾個老婆。」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燈鈴響了以後，我正準備睡覺，忽然像晴空霹靂一般，聽到了一聲：「季羡林！」我用比昨晚還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門，看到這位張先生不是在大院子裡，而是在兩排平房的拐角處，怒氣沖沖地站在那裡：

我大為吃驚，敬謹回稟：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這就是我對「折磨論」的小結。

到了現在，自己一下子變成了鬼。最初還極不舒服，頗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久之，自己已習以為常。人hetubook.com.com鬼界限，好壞界限，善惡界限，美醜界限，自己逐漸模糊起來。用一句最恰當的成語，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經沒有了前途，既然不想自殺，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別人說短論長，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確有實際困難。聶記革委會賜給我和家裡兩位老太太的「生活費」，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窩頭就鹹菜，也還是不夠用的。天天勞動強度大，肚子裡又沒有油水，總是饑腸轆轆，想找點吃的。我曾幾次跟在牢頭禁子身後，想討一點盛醬豆腐罐子裡的湯，蘸窩頭吃。有一段時間，我被分配到學生宿舍區二十八樓、二十九樓一帶去勞動，任務是打掃兩派武鬥時破壞的房屋，撿地上的磚石。我記得在二十八樓南頭的一間大房子裡，堆滿了雜物，亂七八糟，破破爛爛，什麼都有。我忽然發現，在一個破舊的蒸饅頭用的籠屜上有幾塊已經發了霉的乾饅頭。我簡直是如獲至寶，拿來裝在口袋裡，在僻靜地方，背著監改的工人，一個人偷偷地吃。什麼衛生不衛生，什麼有沒有細菌，對一個「鬼」來說，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了。

第二天早晨，照樣派活，照樣要背語錄。我現在幹的是在北材料廠外面馬路兩旁篩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麼滋味？我心裡是什麼滋味？我一概說不清楚，我完全迷糊了，迷糊到連自殺的念頭都沒有了。

「你有幾個老婆呀？」

然而政治鬥爭是不講情面的。

我也學會了說謊。離開大院，出來勞動，肚子餓得不行的時候，就對帶隊的工人說，自己要到醫院裡去瞧病。得到允許，就專揀沒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到家裡，吃上兩個夾芝麻醬的饅頭，狼吞虎嚥之後，再去幹活，就算瞧了病。這行動有極大的危險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監改人員或匯報人員，那結果將是什麼，用不著我說了。

可是我哪裡會想到，過了不幾天，這個惡運竟飛臨到我頭上來了。有一天晚上，已經響過息燈睡覺的鈴，我忽然聽到從民主樓後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那時我們的神經每時每刻都處在最高「戰備狀態」中。我聽了以後，連忙用上四條腿的力量，超常發揮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裡，看到張國祥用上面描繪的那種姿態，坐在那裡，右手摳著腳丫子，開口問道：

這一批牢頭禁子們，是很懂政策的。把我們這「勞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實行了半年多的勞動改造。念經、說教與耳光棍棒並舉。他們大概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現在是採取分化瓦解的時候了。「特別班」於是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