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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這個「反建議」，完全是站在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立場上的。它由赫爾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轉交周恩來。周恩來看完後，立刻一針見血地問赫爾利：「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赫爾利說：「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同日，周恩來將同赫爾利會見的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在來電上批了：「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制我軍」。由於赫爾利背棄了他在延安簽過字的協定，談判難以繼續進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來、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機回來。

顯然，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

事情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赫爾利回到重慶後，蔣介石斷然拒絕接受這個協定草案。接著，他卻提出一個「反建議」，內容是：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這時，赫爾利雖然口頭上繼續表示原來的「協定」草案的內容是公平合理的，實際上卻完全轉到蔣介石一邊。十一月十七日，赫爾利被美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大使。包瑞德回憶：「在我看來，從這天以後，他同共產黨人談判時就日益傾向於袒護國民政府了。」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這是一項複雜而艱難的工作，毛澤東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對赫爾利要來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十一月六日，在赫爾利到達延安的前一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研究這件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如下分析：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於能拿出什麼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對國民黨問題，赫爾利看得相當樂觀。他說：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面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會議決定，對談判應採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導，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國共談判的中心也應該轉到這個問題上來。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的覆王世傑、張治中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澤東迅即作了嚴厲的抨擊。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兩次會見謝偉思，尖銳地指出：蔣介石現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導向內戰和國民黨終將自殺的道路。他請謝偉思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採取不插手政策。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

對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國民黨談判代表拒絕接受，並且不肯把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中央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二十條意見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並說：「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誠意可大白於天下。」但是，對經過修改後的意見書，國民黨方面仍不肯接受。

九月五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歷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只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佈。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了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十五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六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他們（指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引者注）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逐漸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這年春天，根據地有了明顯的擴大，居住的人口增長到八千萬人，軍隊發展到四十七萬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萬人，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m.hetubook.com.com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亦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赫爾利的扶蔣反共政策，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他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三月一日在重慶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公然宣稱：不能結束黨治，也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他宣佈將在十一月十二日單方面召集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還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剛剛被打退，維護國內和平、促進國共團結的任務就被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那時，蔣介石又作了這樣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並許諾在抗戰結束一年內實行憲政。對蔣介石的允諾，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他其實是「欺騙」。但只要還有一點可能，毛澤東仍要抓住這種機會來推動國共關係向好的方面轉變。十月五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提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從九月起，國共談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當天，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聽取周恩來報告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會議認為，國民黨所提的三條反建議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包瑞德，拒絕蔣介石的「反建議」，並且嚴肅批評赫爾利背信棄義的行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提出的三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交換的條件是他給我們一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席位，而這個席位是沒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赫爾利說我們接受這個席位，就是「一隻腳跨進大門」，我們說如果雙手被反綁著，即使一隻腳跨進了大門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態度說：我們歡迎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們付出接受這種援助要由蔣介石批准這樣的代價。在五點建議中，我們已經作了我們將要作的全部讓步，我們不再作任何進一步的讓步。

這時，中國正面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一號作戰」計畫。計劃的重點是：「佔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四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八個月內，相繼丟失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六千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於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末在這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他說：中國的事情很難辦，這一點在中國多年和來延安已有一些時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還有許多美國朋友也都知道。中國有豐富的人力物力，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團結。

十月間，赫爾利在重慶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談，向他們表示自己受羅斯福總統派遣到中國來，是為了幫助中國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儘管在事實上，他並不是這樣做的。赫爾利還表示：在必要時願意訪問延安。

在會上，毛澤東就赫爾利的五點建議提出具體的修改和增補意見。這些意見關係到許多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只要把經過修改的協定草案和赫爾利提出的五點建議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適當，易於為對方接受。赫爾利對毛澤東的修改意見很滿意，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八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第一次會談。美方參加會談的還有包瑞德及譯員和秘書。這一次主要是聽赫爾利談。他首先說明：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託，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我這次來，還得到蔣委員長的同意和批准。赫爾利悅：「我的任務，是企圖幫助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來與美國合作，擊敗日本。」他還談到來延安之前曾與蔣介石交談，蔣表示願意與共產黨達成諒解，承認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並願意承認中國其他一切政黨的合法地位，還考慮吸收共產黨人參加軍事會議，共產黨軍隊將獲得和其他軍隊一樣的平等待遇。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制、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徵暴斂和-圖-書、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四月二十九日，肩負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飛、伍雲甫一起離開延安，五月二日到達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了初步會談。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張治中、王世傑同機到達重慶。同以往的情況一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毫無準備，拿不出任何方案來。他們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來。五月十五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覆赫爾利二十日來電（來電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作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告訴他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二十四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行前，毛澤東叮囑他繼續談判的方針是：一、爭取建立聯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三方面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等。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據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黨多方面的關係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去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於理論寫作和解黨內爭論的問題。」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了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佔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剛剛開始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於是又陷入僵局。

赫爾利讀完後，一直耐心地聽著的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赫少將剛才所說的基礎究竟是什麼人的意見？赫爾利沒有完全明白毛澤東的意思，回答說：這些觀點是他本人的意見，中國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訴赫爾利，毛澤東想知道這些意見是他的意見還是蔣介石的意見。赫爾利說：原來是我的意見，後來蔣介石做了若干修改。對這個細節，包瑞德回憶道：「毛澤東查詢這些條款體現了誰的思想，我當時覺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後來，當我閱讀這些條款時便覺得，毛澤東提的問題是公正的，因為某些語言聽上去的確不像委員長自己慣常的表述方式。」

在重慶的談判中，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在政務委員會以外的兩個補充辦法：（一）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軍派一名將官任敵後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共產黨派一人為副總司令。周恩來立即加以拒絕。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覆電周恩來：「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因為蔣介石在元旦廣播中宣稱一旦軍事形勢穩定、最後勝利更有把握時，就要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贊成在國土未完全恢復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並望以此征小黨派同意，共同抵制蔣的國大把戲。」在二月五日的電報中，毛澤東又再次強調：「如無真民主，我們是萬難加入政府的。」

關於兩黨懸案的有十七條，主要內容是：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遊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等。

觀察組組長大衛．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間聽過毛澤東的講演。包瑞德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總是神態自如。當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們的觀點時，他並不咆哮如雷，也沒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為我在場，他可能有意迴避責罵委員長和國民黨。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間諺語，不時引起聽眾一陣陣大笑。如果有過一個演講家通過手勢吸引他的聽眾，那麼就正是毛澤東。」

「我個人感覺，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並且是很簡樸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後。」

在這種情況下，九月六日，羅斯福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赫爾利在一份報告中明確提到他來中國的目的是：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已放在支持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上。

毛澤東強調：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危機來源，在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與腐敗機構，而不在於中國共產黨的存在。關於改組軍隊問題，中國人民的公意是，哪個軍隊腐敗，就應該改組哪個，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最後，毛澤東表示，在不破壞https://m.hetubook.com.com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先生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謝偉思說：國共關係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長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向謝偉思提出：美國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毛澤東說他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考慮到抗日戰爭結束後美軍觀察組會立刻撤離延安，而那時正是國民黨發動進攻和打內戰最危險的時機。這些談話給謝偉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後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極擅長於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於樹立榜樣，總結經驗。由於交通的阻斷和困難，內部通訊聯絡不可能對很遠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和政治上給以具體的指示，這就要求每個人了解並遵循總體的方針路線，把一致性和主動性靈活地結合起來，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自己的行動。」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將這封信送給王世傑、張治中。始終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面的積極反響。伴隨這場鬥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民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在全國面前暴露了中國有兩個平等的東西，不是一大一小。」「現在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六月五日，王世傑、張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其中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四軍十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陝甘寧邊區劃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公署」。而對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權利等隻字不提。王世傑、張治中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來談。這個蠻橫無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意見書相距甚遠，而且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相去太遠。

他指出：中國大多數人民，包括我們共產黨人在內，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人士的聯合國民政府。他告訴赫爾利，蔣介石卻總是想拖，拖到抗戰結束一年以內，才來辦這件事。如果這樣下去，只有把危機拖長和擴大，國民黨政府有崩潰之危險。

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覆。」隨即又在周恩來八月十八日起草的覆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註：「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九月一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覆張、王時提出。」四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佈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一九四四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資訊。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七月二十二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二月十七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後。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四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採取政治鬥爭，宣佈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十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毛澤東接著說：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ｍ•ｈetubｏｏｋ.ｃｏｍ.com，大後方許多人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採訪。六月九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到達延安，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多岑科，此外，還有國民黨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九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第三次會談。中共方面提出經過修改的協定草案。赫爾利看後表示這個方案是對的，他將盡一切力量促使蔣介石接受。會議著重商討了國共之間進行協商的具體步驟。毛澤東提出：赫爾利將軍回去後，可以把我們所同意的要點徵求蔣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爾利說，如果毛主席願意見蔣先生，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澤東及其隨員的安全。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現在有美國出面，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機會，我不會讓它錯過。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見蔣先生的時候，就可以沒有多大爭論。就是說，在雙方見面以前，實際問題早已解決，這樣的步驟比較恰當。

「鑒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制度下完全沒有民主。」

這個經過討論修改的協定草案全文是：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的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也愈來愈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駐華官員約翰．大衛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多次建議美國政府派人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考察。這些提議最初沒有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間，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到六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接著，赫爾利宣讀了一份他所起草的《為著協定的基礎》，內容是：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向全會報告同赫爾利會談情況。毛澤東說：經過三次會談修改後的五項協定，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的進步。全會一致同意批准這個協定，並且授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這個協議上簽字。

美國政府奉行的錯誤政策帶來了什麼後果呢？正如毛澤東所評論的：「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從而也破壞美國人民及其他同盟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共處的共同利益。」

這樣，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最後一次談判，自然只能不歡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關於全國政治的有三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在國際上，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內政局特別關心。當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用跳島戰術進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準備攻佔菲律賓，向日本本土逼近。隨著戰爭接近勝利，美國政府已越來越多地在考慮戰後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他們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府。同時，當時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同蔣介石之間日益發展的矛盾也需要處理。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並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參觀團除五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毛澤東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後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交換意見，同斯坦因的會見長達十二個小時。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導》，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記者團中過去一向對共產主義思想抱敵視態度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七月一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導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二、中國共產黨軍隊，將遵守與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三、中國和圖書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與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地位，並將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黨，將獲得合法地位。」

當天下午，舉行第二次會談，主要是毛澤東發言。歡迎赫爾利到延安來。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澤東同赫爾利進行最後一次會談。毛澤東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同志在那裡，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隨後，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式兩份的文本上簽字，赫爾利是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和見證人的身份簽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給蔣介石簽字的空白處。赫爾利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當天毛澤東將寫好的信請赫爾利轉交羅斯福。信中說：「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當天下午，赫爾利離開延安飛往重慶，周恩來、包瑞德同行。

二月十三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根本拒絕接受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這時，正站在蔣介石身邊的赫爾利是怎麼想的呢？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地位的原則和方法。」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復。儘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採取緩和態度。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完全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而且不肯回頭。四月二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佈美國不同中共合作，攻擊中共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聲稱美國的軍事援助只能給國民黨政府。

赫爾利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在協定草案上簽字，毛澤東說可以。赫爾利說，那我也要在上面簽字，題目可以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政府的基本協定」。毛澤東說，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願意簽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補充說：這五項要點，蔣如拒絕簽字，責任就在蔣身上。

六月十二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裡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闢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他又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關於中共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共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他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須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當時在交際處工作的金城回憶：「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

第二天，一架從重慶來的飛機在延安機場著陸。身著軍裝，胸前佩帶著各色勳章的赫爾利出現在舷梯上。周恩來立刻把毛澤東請過來。和赫爾利同機到達的還有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

但是，「聯合政府」的主張一經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誰也無法把它重新抹掉。越來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政府還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光明的前途。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已處在同國民黨對等的地位，並且被人們看作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不僅影響抗戰最後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而且延伸到戰後，在相當程度上埋下了日後國民黨政府失敗的重要種子。

十二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覆電在重慶的王若飛：「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並要王若飛將這些意思轉包瑞德或大衛斯。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一時已無法再同國民黨討論如何建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澤東覆信赫爾利，對他七日來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開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的提議，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項會議得不到何種結果」。請他向國民黨政府轉達中共下述提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這種預備會議應該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並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並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以再到重慶磋商。

毛澤東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