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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毛澤東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任弼時，有中央部門和西北地區領導人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習仲勳、賈拓夫、張宗遜、馬明方、王震、張經武，還有從晉南前線趕來的陳賡。會議在院子裡臨時搭的涼棚下舉行。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中，能有這樣多負責人集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這次會議通常被稱為「小河會議」。

在「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意圖下，毛澤東精心籌劃了南北兩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計畫。

毛澤東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統一戰線中的各項政策。要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關鍵在於以什麼態度對待資產階級。針對當時黨內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黨內指示，告訴全黨：「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一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這個指示第一次用明確的語言說明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指示還具體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右翼、中間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態度，指出應當爭取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數，孤立其中的少數人。「對這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慎重地加以處理，必須在原則上採取一律保護的政策。否則，我們便要在政治上犯錯誤。」

這樣，在南線最終形成了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中央突破，挺進中原，彭習、許譚兩軍分別在陝北、山東兩翼鉗制胡宗南集團和進攻膠東的范漢傑集團的戰略佈局。

在研究政策和策略問題時，毛澤東首先關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依託廣大農村逐步展開的。能否給廣大農民以看得見的實際利益，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是能否取得廣大農民支持的關鍵，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關鍵。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頒佈《土地法大綱》後，土地改革運動已經在各解放區全面展開，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在農村中實現根本的社會大變動。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壯舉。但《土地法大綱》在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主要是「左」的傾向。例如《大綱》過分強調「平分土地」的原則，沒有說明必須按照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分期分批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實行分配土地，出現了不分新解放區、老解放區、中心地區、遊擊地區一律強行平分土地的情況。又如由於《大綱》對有些政策的規定還不具體，不明確，因此在運動中出現了損害新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利益、用過激方法鬥爭地主和搜羅地主「地財」等情況。

隨著戰略進攻號角的吹響，直接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已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形勢的發展，促使毛澤東除繼續指揮人民解放軍的作戰外，必須進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設新中國有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

為了把解放戰爭勝利地進行到底，實現打倒蔣介石的目的，報告總結人民軍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報告寫道：

這個會議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周恩來、任弼時廣泛收集了情況，準備了資料，分別對軍事形勢、土改情況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澤東用很大精力起草作為會議主題報告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會議開始前，從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時間開預備會議，與會者分成政治、軍事、土改三個小組對有關問題交換意見。正式會議開始前，毛澤東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發給大家討論。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是從一九四七年七月開始的。它以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開創新的中原解放區為主要戰略重心，分別在南線和北線逐步展開。

由於戰場實際情況的迅速變化，毛澤東在以後對這個計畫又作過三次調整。

接著，他著重談了統一戰線問題。他說：統一戰線的原則是「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時期，我們本來不孤立，但因為政策右了，脫離了農民，脫離了軍隊，脫離了群眾。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政策上的「左」，結果孤立了自己，當然我們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抗戰時期，我們對蔣介石實行又團結又鬥爭，堅決同他的反人民政策作鬥爭。但又停止了沒收土地，實行減租減息和三三制等政策，因此孤立了蔣介石。所以，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劃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敗。毛澤東還詳細地列舉了在對待美蔣、對待中間派、對待土改和整黨工作等方面怎樣做到既反「左」又反右。

他明確規定在老解放區，日本投降後解放的半老區以及轉入戰略進攻後新解放地區三種不同的地區內實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驟和具體政策，特別強調在新解放區「不要性急」，要分步驟，要區別鞏固區和遊擊區，要「嚴禁亂殺」，甚至可以「在解放後的相當時期內，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把主要打擊對象限於政治上站在國民黨方面堅決反對我黨我軍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財富不分散，社會秩序較穩定，利於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國民黨反動派」。

我們再把眼光轉到北線的東北戰場和晉察冀戰場，毛澤東也多次作了規劃。

第三，華東野戰軍出魯南、魯西的五個縱隊在華野參謀長陳士矩、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揮下，就勢進入魯西南；另由陳毅、粟裕指揮一個縱隊及特種兵縱隊主力由魯北南渡黃河，會同陳唐五個縱隊組成華東野戰軍外線（西線）兵團，首先在魯西南掩護劉鄧軍躍進大別山，然後挺進豫皖邊區，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的廣大地域內往來擊敵，逐步將魯西南、豫皖蘇兩區創造成有利戰場及支援劉鄧之後方。華東野戰軍的另外三個縱隊及由膠東地方武裝剛組成的一個縱隊組成東線（內線）兵團，在譚震林、許世友指揮下擔任保衛膠東解放區、鉗制山東戰場國民黨軍之任務。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經歷過長時期的審慎思考。全面戰爭爆發後，他曾三次比較明確地表述了準備在適當時機將解放軍主力轉入外線作戰以實行戰略進攻的基本設想。

由於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已經在望，新中國的誕生已為期不遠，中國共產黨需要在全國人民面前鮮明地宣佈新中國的基本經濟綱領。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

毛澤東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當時，胡宗南的軍隊雖已疲憊不堪，並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擊，但他的主力仍保存著。由於西北解放軍正從隴東向陝北的榆林附近集結，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屬整編第一軍劉戡部奉命向北推進，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邊縣一帶。毛澤東就率領中央機關在八月一日作遠距離轉移，向西北野戰軍總部所在地靠近。經過近二十天的行軍；在八月十九日到達佳縣城西北的梁家岔。

在這些文件裡，最重要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公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目標。所有這些文件中規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是為著實現這個目標。在全面內戰開始了將近一年半後，提出這個目標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大約三個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所謂《戡平共匪總動員令》。三個月後，毛澤東正是選定十月十日這個被南京政府定為「國慶」的日子，由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鄭重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立刻在舉國上下以至國際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他要求各地準確地掌握劃分階級的標準，嚴格地把地主和富農、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惡霸地主與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業者的封建剝削收入和經營工商業收入、舊式富農和新式富農等嚴格區別開來，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他指出要把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消滅地主階級和消滅地主個人嚴格區別開來，前者是革命的對象，是要堅決消滅的，而作為地主個人，應該給予出路，做好對他們的教育改造工作，引導他們參加國民經濟生活行列，使之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最後，他又談了國際形勢中的若干問題。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澤東曾就這個問題起草過一份文件，當時只在中央很少人中傳閱。這次會上，把這個文件印發給與會人員。毛澤東還作了說明。他說：關於蘇聯和英美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提法。一種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https://www.hetubook.com.com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妥協也不是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妥協，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妥協會影響到一些國家的國內問題的處理。「各國人民的方針是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

擔任右翼鉗制國民黨胡宗南軍任務的彭習西北野戰軍，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集團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三十六師六千多人。這是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捩點。沙家店戰役進行時，毛澤東就在離戰場只有二十里的梁家岔。炮聲一打響，他就興奮地說：「好！我看這回胡宗南怎麼交代！」戰鬥一結束，他來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高興地說：「胡宗南是個沒有本事的人，陰險惡毒，志大才疏。他那麼多軍隊，打我們沒一點辦法！我們打了這麼多次，就沒有吃過敗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們想的行動。」「那有什麼辦法？我們哪樣想，他就那樣辦，當然要吃虧了。」他又說：「沙家店一戰，把敵人的囂張氣焰完全打掉了！形勢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要找機會再打幾個這樣漂亮的勝仗，到那時候，陝北的敵人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為什麼各地在規定和執行政策上往往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呢？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個電報中詳細地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四類原因：第一，「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沒有作系統的說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說明，而不作系統的說明，即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自我批評道：「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明確地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統的說明，不能專責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種責任。」第三，政策本身就錯了。「此點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第四，「領導方法上有錯誤，即是上下聯繫不夠，未能迅速了解運動的情況，迅速糾正下面的錯誤。」

第一，將陳謝集團的進軍方向從西進陝北改為渡河南下，挺進豫西：「為著協助陝甘寧擊破胡宗南系統，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決將陳謝縱隊使用方向改為渡河南進」，首先攻佔隴海路潼關、洛陽、鄭州段，爾後向豫西、陝南、鄂北進擊，創建鄂豫陝邊區根據地，作為奪取大西北之一翼。

毛澤東關於戰略進攻的一系列構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的十個月中全部變成了現實。一九四七年年底，毛澤東高興地宣佈：「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捩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

七個月內，毛澤東工作得最緊張的是十月上旬。那時他正住在神泉堡。在這短短的十天中，他修改並審定了《土地法大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公佈這個大綱的決議，明確提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他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政治綱領。他審定了準備以人民解放軍名義公佈的政治口號，並補寫了十四條，更加突出了「打倒蔣介石」和人人「有地種」、「有糧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工作」、「有書讀」等反映人民要求的內容。他還同時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要求全軍指揮員、戰鬥員對這六十七條口號「逐條講解牢記，認真實行」，並在所到之處「普遍地書寫、張貼、印發、宣講，務使他們完全了解，萬眾一心，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他還重新修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起草《訓令》，要求全軍「以此為准，深入教育，嚴格執行」。

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又著重談了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他充分肯定了「五四指示」的正確方面，但也指出了它的某些方面的不徹底性。毛澤東說：我們的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進一步，因為農民群眾要求更進一步。平分是原則，但按情況可以有某些伸縮，如對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但對共產黨員不應例外。中農土地應該不動；在群眾大潮流中，如果中農同意，富裕中農拿出少許土地是許可的，但不能正式寫在文件上。軍隊打出去時，在新區與其沒收土地，不如按階級路線攤派繳稅，暫時利用舊機構有時也是需要的，如果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勢必成為強迫群眾去做。

經過他自己的調查研究，回來後又聽了任弼時有關各區土改情況的彙報，他敏銳地發現在順利發展的形勢下，黨內的「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認為如果不堅決克服正在抬頭的這種「左」的傾向，共產黨就會在一部分群眾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來，也就不能順利地實現「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目標。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蘇區，「凡在土地鬥爭尚未深入的地方，發生右傾觀點，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鬥爭；凡在土地鬥爭已經深入的地方，則發生左傾觀點，給許多中農甚至貧農胡亂帶（戴）上地主富農等項帽子，損害群眾利益。以上兩類錯誤切須糾正，而這兩個文件則主要是為糾正左傾錯誤而發。目前當各解放區開展與深入土地鬥爭之時，土地會議之召集，土地法大綱之頒佈，給了右傾觀點以嚴重打擊，這是完全必要的。但隨著鬥爭之深入，左傾現象勢將發生。此項文件發至各地，決不應成為妨礙群眾鬥爭之藉口，而應在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徹底平分土地的堅決鬥爭中，適當地糾正業已發生與業已妨礙群眾利益的過左行動，以利團結雇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這是確定不移的政策），正確地執行土地法大綱，消滅封建半封建制度。」

毛澤東在政策確定後，總是密切注視著它的實施情況，以便隨時發現問題，及時加以解決。當他發現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後，立刻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糾正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寫道：「反對黨內『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土地改革在群眾尚未認真發動和尚未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反對右傾；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經過兩個多月的冷靜觀察和總結，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一起，動身離開他生活和戰鬥了十三年的陝北，踏上東移的旅途。

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澤東給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高崗的一份很長的指定「科長譯」、「閱後付火」的絕密電報。這份電報，對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藍圖作了更全面的描繪。

毛澤東在結論中著重地強調：「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篇文章（引者注：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可以估計為在打倒蔣介石時期起綱領性作用的。」

這樣，就初步形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獨力先出中原，華東野戰軍在完成內線作戰任務後再越隴海鐵路東段進入蘇皖邊區作戰，兩軍夾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戰，以及陳賡部西進陝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的部署。

十二月二十八日會議閉幕。毛澤東在會上作結論。他說：這次會議是很令人高興的一個會，是在時局開展中召開的。我們同蔣介石之間的力量對比問題在今年發「二一指示」時還沒有解決，到現在這個問題才解決，不但領導者，群眾也看出來了。反對美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打倒封建制度，這三個目標是立得正確的。團結中農，團結中、小資產階級以共同反對三個敵人，這個方針是正確的。反右的問題在土地會議等幾個會議上已經解決了，現在要解決新的問題，就是在對待中農、對待中小資產階級、對待黨外人士問題上出現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這hｅｔｕｂook.ｃｏm.coｍ河水十個浪頭八個都是好的，但在對待中農和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上發生了偏向，這兩個浪頭就不是好的。「在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要反對這個潮流。」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就要分別情況對待。毛澤東還說：我在日本投降以後長時期內沒有寫過文章，因為兢兢業業，對形勢只能作估計而不能作結論。現在國內國際的形勢都很明朗了，我們的戰爭勝利了，蔣介石孤立了，土改整黨都上了軌道。因此我們這次會比今年七月小河村開的會有很大不同。

冬天快要到了。考慮到陝北還沒有完全勝利，中共中央決定仍不過黃河，留在陝北。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戰線迅速向長江北岸推移，戰局發展很快。二、三月間，西北戰場的局面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西北野戰軍經過新式整軍後，遵照中央軍委關於轉入外線作戰的指示，以七萬人的兵力，採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區一舉殲滅胡宗南部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五個旅，共約三萬人。這是西北戰場上的空前大捷，陝北形勢已完全改觀。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個戰場的情況，便於指揮作戰，也為了書記處的幾位書記能更及時地共同研究和決定新時期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毛澤東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後決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

毛澤東還要求全黨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發展生產，增強支援戰爭的力量，因此，在消滅封建土地制度的鬥爭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產資料，反對破壞，反對浪費；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區，要著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組織他們全力以赴地投入生產鬥爭，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接著，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他考慮了很久的問題。他說：對蔣介石的鬥爭，計畫用五年來解決，從過去這一年的作戰成績來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蔣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眾叛親離。我們說五年，用不著公開宣佈，還是要作長期準備，準備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報告把這些歸結起來，寫道：「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第三次修改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七、八月間。這時面對的情況是：一，晉冀魯豫野戰軍依照毛澤東「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的決心，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後於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轉戰一月，殲滅國民黨九個半旅，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國民黨軍正調集重兵準備在魯西南狹小區域內同晉冀魯豫野戰軍「決戰」。二，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在山東戰場上集結重兵、集團滾進的部署，同時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魯西南地區的作戰，華東野戰軍按照毛澤東的決定，以五個縱隊兵力分兩路出魯西、魯南，以四個縱隊留置魯中正面。但七月分攻滕縣、攻鄒縣、攻濟寧、攻汶上、攻南麻、攻臨朐，都打成消耗仗，沒有達成預期的殲敵目的，戰場形勢十分嚴峻。三，陝北地區的軍需尤其是糧秣供應十分困難。

在毛澤東的精心籌劃下，從一九四七年七月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

就在這裡，他們迎來了沙家店大捷。二十三日上午，西北野戰軍召開旅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從梁家岔趕到會場，表示祝賀。毛澤東在會上說：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來說，陝北戰爭已過坳了。他說：側水側敵，本來是兵家所忌，而我們彭老總卻敢於在黃河西側側敵而進，指揮西北野戰軍英勇奮戰，在短短的一天時間裡，就取得了空前的勝利。當天下午，毛澤東等又轉移到佳縣朱官寨宿營。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中旬，陳粟大軍（華野外線兵團）在魯西南殲滅國民黨軍一個整編師，接著在九月下旬分路越隴海鐵路南下，在豫皖蘇邊實施戰略展開，創建根據地。

這裡說的「獨特形勢」，是指：經過一年作戰，國共兩軍兵力對比的懸殊情況雖然有了很大改變，但強弱形勢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民黨軍雖然已在幾個戰場上轉入守勢，但在陝北和山東這兩個主要戰場上仍然保持著比較強勁的攻勢。在這種狀況下，捉住戰機，就果斷地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並取得巨大成功。這自然是獨特的。

此外，對工商業政策、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等問題，毛澤東也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確而具體地規定在這些工作中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不應該做的，哪些是從長遠看應該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適合在農村做但不適合在城市做的。這樣，使幹部和黨員不僅有明確的方向，並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實際工作中便於遵循，有利於防止各種偏向的發生。

第一次局部調整，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和五月四日。修正的原因是：在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華東野戰軍舉行的萊蕪戰役已勝利結束，一舉殲滅國民黨軍七個旅，主力正集結在膠濟鐵路一帶進行休整；同時，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脫離險境，安全渡過黃河，進入太嶽解放區，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改變了要華東野戰軍提早轉入外線援助李先念部的計畫，指示華野「大約本年內全部時間均可用於內線作戰」。但規定晉冀魯豫野戰軍五月挺進中原的任務仍沒有變化。一九四七年三、四兩月，南線的戰場形勢又發生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民黨軍隊把進攻重點改置於南線兩翼的陝北和山東。進攻陝北的胡宗南軍很快就陷入困境。二，處於南線中部的晉冀魯豫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分別轉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晉南收復了大部失地。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毛澤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對南線戰略進攻的部署作了進一步的調整：

這裡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內容，就是宣佈要沒收蔣、宋、孔、陳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這裡所說的壟斷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一直只提到現階段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而沒有提出沒收官僚資本的問題。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第一，這種壟斷資本是在近二十年時間內加速發展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個發展過程，而人們對它又有個認識過程。毛澤東在下一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過：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區別，當時還沒有在我們腦子裡明朗。這個問題到十二月會議時已經明朗了。第二，在抗日戰爭期間，國共兩黨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戰爭初期，儘管全面內戰已經爆發，但在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口號前，也不宜把沒收官僚資本列入革命綱領。到十二月會議時，解決這個問題的歷史條件成熟了。

十大軍事原則的核心是打殲滅戰，「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十大軍事原則中的每一條，都貫穿著打殲滅戰的思想。十大軍事原則既是人民解放軍在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經驗中產生的，也是新的戰爭形勢下的產物。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面對著一系列新問題：如何將奪取城市與殲敵有生力量相結合，如何使運動戰、陣地戰相結合，如何使作戰和休整相結合，如何使後方補充和取之於敵、取之於當地相結合等。十大軍事原則依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後取得的新經驗，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作出明確而完整的論述。它使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指導思想更加系統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新時期的重大發展。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是在獨特的形勢中以獨特的方式展開的。

十二月會議後，戰爭形勢繼續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方向發展。全國各個戰場上，除中原戰場處於膠著狀態外，其他戰場的國民黨軍都已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從一九四七年冬季開始，人民解放軍又先後開展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這是解放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軍運動，對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素質和戰鬥力起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取得的這些重大勝利，都是毛澤東在轉戰陝北那種極端艱苦而險惡的環境中指揮的。那時，周恩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許多和_圖_書重大戰略決策由他們兩人商議後就付諸實施了。後來，周恩來曾說過：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毛澤東請任弼時從檔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澤東起草的兩個重要文件《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發給全黨，以指導土改運動向正確的軌道前進。任弼時為頒發這兩個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澤東審閱時加上一段重要的話：

毛澤東對事情總是想得很深很遠，在走這一步的時候，往往已經考慮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特別是石家莊這樣重要城市的解放，為了籌劃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他為中央起草給各地的指示，寫道：「多年以來我們佔領了很多城市，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沒有總結，讓這些經驗埋沒，讓各種錯誤的方針及方法反覆重犯，讓良好的經驗限於一地無法為全黨取法。這是經驗主義、地方主義還在我們黨內佔有重要地位並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結果。」他著重指出：「為了將黨的注意力不偏重於戰爭與農村工作而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為了使現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們手裡迅速做好，為了對今後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組織準備，中央責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於自己佔領的城市凡有人口五萬以上者逐一作出簡明扼要的工作總結，並限三至四個月內完成此項總結，電告我們。」

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毛澤東說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這裡說的「獨特方式」，是指：擔任戰略進攻任務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採取了不要後方，不是正面穩步推進，而是千里躍進的方式；外線作戰和內線作戰同時並存，密切配合，在戰略上雙方形成犬牙交錯的狀態。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也是獨特的。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文件，反覆思考，修改了好幾遍。「當把原稿交秘書抄寫時，還書面提出五條要求：不要寫錯字；不要寫草字；不要寫怪字；不要寫別字；不要寫簡字。」

他還說：處處從全面長期著想，這一句口號非常重要，要在全黨全軍去解釋。「敵人的把握放在我們不能長期堅持這一點上，我們的對策就是主力轉入外線，內部精簡節約。」

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他指出：殲滅戰已經經歷了事實的證明，過去幾個月已殲滅國民黨軍三十八個旅。蔣介石的攻勢是可以戰勝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他七八十個旅，就可以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再向長江以南。毛澤東的這個分析，不但提出了轉入戰略進攻的時機，而且提出了進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肅。

第四，西北野戰軍仍然獨立在陝北戰場堅持內線作戰，鉗制並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團，並為自己今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他先告訴大家，原來計畫把陳賡的第四縱隊調到陝北來，同西北部隊集中作戰。前天中央幾個同志同彭總、陳賡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慮到西北的糧食困難，又考慮到陳賡率部南進豫西、陝南更有利於從外線鉗制胡宗南軍和配合劉鄧軍出中原，因此，決定陳賡率部南渡黃河作戰。這樣一來，陝北戰場只能依靠彭總獨力作戰，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滅他的條件。邊區在軍事上和財政上主要都依靠晉綏，今後更加如此，因為戰爭使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和人口縮小了。現在決定晉綏、陝甘寧兩區合併，由賀龍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的資格統一指揮，解決統一後方、精簡節約、地方工作三個問題。

在北線，從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東北民主聯軍連續發動了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殲滅國民黨軍隊二十多萬，收復縣以上城市三十三座，把國民黨軍隊壓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三個狹小地區內，為下一步全殲東北國民黨軍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形勢。同一期間，晉察冀野戰軍首先在平漢線發動攻勢，舉行了清風店、石家莊兩次戰役，攻克河北重鎮石家莊，完全控制了平漢鐵路保定以南段，使晉冀魯豫、晉察冀兩大解放區聯成一片。接著又轉移攻勢，出擊綏東、察南的國民黨軍隊，截斷了平綏鐵路；留置內線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分及廣大地方武裝，先後攻占運城、臨汾，使山西閻錫山部縮據在晉中、太原及其附近地區，完全處於守勢。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們遷到米脂縣的楊家溝。這裡的居住環境比以往轉戰陝北時有明顯的改善。在陝北，米脂縣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楊家溝是在縣城東四十里外的一個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戶人家中有七十二戶地主。這裡不通大道，偏僻安靜，容易保密，窯房又多，便於長時間居住和召開較大的會議。毛澤東住的是三間相通的窯洞，和周恩來在同一個院子裡。

三路大軍在廣闊的中原地區完成戰略展開後，一面大力掃蕩土雜武裝，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武裝，建立政權，一面適機集中兵力打中等規模之仗，歷經高山鋪戰役、大別山反「清剿」、隴海路平漢路破擊戰、洛陽戰役、宛西戰役等，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勝利地完成了創建、鞏固擁有三千萬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區的戰略任務。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起草的《評西北大捷兼評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對中原三軍的作戰作了高度的評價，指出：「我劉鄧、陳粟、陳謝三路野戰大軍，從去年夏秋起渡河南進，縱橫馳騁於江淮河漢之間，殲滅大量敵人，調動和吸引蔣軍南線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個旅中約九十個旅左右於自己的周圍，迫使蔣軍處於被動地位，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獲得全國人民的稱讚。」

接著，電報提出了全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戰應爭取殲敵一百個正規旅及大量雜部，使敵由數量上的優勢變為劣勢，我則變為優勢。」為此決定：「山東、太行兩區力求佔領長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佔領陝、甘、寧大部。北線我軍力求佔領中長、北寧、平承、平石、平綏、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佔領瀋陽則更好，其中極重要的是佔領平綏路，打通東北與華北聯繫。」

他把加強統一戰線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提出來。毛澤東認為，黨內有些同志存在著一種錯誤的看法，以為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不如抗日戰爭時期那樣廣泛了。針對這種錯誤看法，毛澤東說：日本投降後，我們同蔣介石進行了和平談判，這是必要的。雖然沒有達到政治解決問題的目的，但確實教育爭取了群眾，擴大了統一戰線。現在統一戰線的成分有了變化。減少了一部分，增加了一部分。減少的是解放區的地主，因為現在我們要進行土地改革。但是南方的地主卻因為徵兵征糧首先同蔣介石鬧翻，同我們還沒有決裂。增加的是中間派，這些人在抗戰時期更加相信蔣介石，現在和我們共同抵抗蔣介石，這是十年內戰時期所沒有的。堅持土地改革不至於嚇跑民族資本家；但如果不堅持土地改革，勢必喪失了農民，喪失了戰爭，最後也會喪失民族資本家。土地改革應採取平分的方針，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城市中，我們是打倒官僚資本而保護民族工商業。

毛澤東一直認為，華北、東北是一個整體，兩區軍隊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長春、北寧兩鐵路線和長春、瀋陽、北平、天津四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東北民主聯軍正在發動夏季攻勢之際，毛澤東指出：「奪取兩路四城必須準備的條件有三：你們已在北滿建立了強大根據地，解決了第一個條件；現在正向南滿作戰，估計不要很久即可解決第二個條件，建立強大的南滿根據地；第三步還要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構想，他要求華北部隊：在為配合東北夏季攻勢而發起的青（縣）滄（縣）戰役結束後，主力應出擊平津間和平保（定）間，「往來機動，尋殲敵之正規部隊」。在東北夏季攻勢勝利結束後，毛澤東又告訴東北部隊準備在八、九月間發動新攻勢，以四個月到六個月時間佔領中長、北寧兩路之大部，相機奪取長春、四平、遼陽、錦州等城，並準備在一九四八年春配合晉察冀、晉綏兩區進攻平綏路。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了解決北線之敵的任務，「應以東北我軍為主力，五台（引者注：即晉察冀）、晉綏為輔」去完成。

十二月會議的正式會議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舉行的，會期四天。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兩次講話。

為什麼毛澤東在這時要集中精力來研究政策問題？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終勝利的重要關鍵，也因為在革命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不少工作中出現「左」的錯誤傾向，和*圖*書使他更感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完成這些文件的起草審定後，毛澤東稍稍輕鬆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主要委託給周恩來，又要任弼時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區執行《土地法大綱》的情況和土地改革中的具體政策問題，他自己從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兩周內，先後對佳縣城、譚家坪、南河塘村、白雲山等地進行調查研究。

臨行的前一天，毛澤東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長電，向黨內通報了戰爭形勢、全黨執行政策的情況和糾偏的情況，並且告訴他們：年內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將晉察冀區、晉冀魯豫區和山東的渤海區統一在一個黨委（華北局）、一個政府、一個軍事機構的指揮下工作。中央也準備移至華北，同中央工作委員會合併。

他接見了出席佳縣縣委召開的區委書記、區長聯席會議的人員，並同縣委負責人深入進行交談，了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況。他參觀了峪口紙廠，調查了這個廠的生產情況和工人生活情況。重陽這一天，他還到白雲山看了廟會，向寺院人員了解生活情況，勉勵他們好好保護歷史文物和古跡，還高興地看了群眾劇團演出的山西梆子戲《反徐州》。

毛澤東明確地告訴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他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講得更透徹：這次戰爭，勝利把握很大。但是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確實孤立，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士紳、知識份子，對俘虜處理不對，對地主、富農處置不對等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越發展越多會變成越發展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

十二月會議在二十五日開幕。毛澤東在第一天上午講話。他先從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對當前形勢的特點作出明確的判斷。他說：「政治方面，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孤立起來，群眾站在我們方面。」他分析道：這個問題在長時期內沒有解決，內戰時期我們比較孤立，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軍事方面，蔣介石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他說：過去我們把它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講進攻。「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經很嚴重。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根本上是我們有土地改革，蔣介石沒有，而且我們主力又打出去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也已走上軌道。他歸結起來說：戰爭期間，高潮主要表現在為戰爭的勝利。革命已經進到了高潮，將來還會更高，但戰爭仍是長期的。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陳謝大軍（四縱、九縱及三十八軍）從晉南南渡黃河，切斷隴海鐵路，進軍陝南、豫西，實施戰略展開，創建豫陝鄂邊根據地。

沒收官僚資本，是一項牽動全域、影響深遠的大政策。這個官僚資本已集中價值達一百億至二百億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把它收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便使國家經濟在新中國經濟構成中成為領導的成分，能夠有力地推動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方向發展。

「我們的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為了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更好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黨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業、統一戰線、整黨、新區工作等方面。他向縣區鄉村幹部及農民進行調查研究，仔細審閱下面送來的報告。他經常同周恩來、任弼時及其他領導人一起就政策問題交換意見，並提出若干問題和意見請中央工委的劉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意見，還十分注意閱讀新華社彙集的國內外新聞報導、評論以及《晉綏日報》登載的消息文章。在此基礎上，他為中共中央起草有關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為新華社撰寫評論和文章，在許多場合作講演，還組織其他人撰寫文章、社論、報導，經他審改後發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這半年時間內，這種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講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十五篇。

對保護民族工商業，毛澤東在這個報告裡也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寫道：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現在可以確定下列諸點：（一）劉鄧、陳粟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顧祝同系統。（二）晉南（陳謝）、陝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三）劉鄧軍十萬立即開始休整，巳東（六月一日）以前完畢。巳東後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以豫皖蘇邊區及冀魯豫邊區為根據地，以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潼關、南陽之線以東，津浦路以西為機動地區，或打鄭漢，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別山，均可因時制宜，往來機動，並與陳粟密切配合行動；凡有共同作戰之處陳粟軍受劉鄧指揮。（四）陳謝主力（四個旅）在現地待命，隨時準備從下流或從上流渡河，受彭習指揮，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部，收復延安，保衛陝甘寧，奪取大西北。」

第二，劉鄧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略事休整後，下決心不要後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漢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佔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

在南線，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華東人民解放軍舉行的魯南戰役即將勝利結束而由中原突圍進到陝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告訴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要他們在三、四兩個月內，在隴海路南北廣大地區靈活作戰，將這個地區「創造為機動戰場，以便吸引邱軍及其他薛、顧主力來此而殲滅之，大約在五月間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動」，以支援李先念部。他還告訴華東的陳毅、陳士矩、粟裕、譚震林，要他們在魯南戰役結束後準備在隴海、台棗兩線「打幾個大殲滅戰，開闢向南進攻的道路」。一月二十四日他又致電華東領導人並告劉鄧：「我wwｗ•hｅtubｏoｋ.cｏｍ.ｃoｍ們已令劉鄧縮短內線作戰時間至四月底為止，準備五月開始（包括休息時間在內）向中原出動，轉變為外線作戰。華東方向，亦請按此計畫辦理，努力爭取於五一以前在內線解決蔣軍主力，並完成外線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彈藥、新兵、幹部、經費等）。」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具體規定南線的兩大主力——華東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外線出擊的時間和方向。

一個有遠見卓識的強有力的領導人，最可貴的就是能在關鍵性的時刻，及時抓住並解決關鍵性的問題，指明繼續前進的方向。毛澤東就是這樣的領導人。當歷史悄悄地發展到一個轉折關頭時，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覺，往往仍局限於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難立刻敏銳地察覺這個轉折時刻已經來臨，更難立刻認識到伴隨這種新局面而來的一系列新的情況和問題；而毛澤東卻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這一切，並且在深思熟慮後立刻提綱挈領地提出在這種新局面下應該採取的方針和政策。經過他對情況的周密分析和明確論斷，使人頓時有豁然開朗之感。這確是他的過人之處。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參加會議的人比較多，除周恩來、任弼時外，還有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張宗遜、習仲勳、馬明方、葉劍英、張德生、甘泗淇、王維舟、李井泉、王明、謝覺哉、李維漢、趙林、李濤等。這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期間舉行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是在十二月召開的，人們習慣地把它稱為「十二月會議」。

隨後五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又電告陳粟譚等：山東方面，應「集中全部主力於濟南、臨沂、海州之線以北地區，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五月起）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殲滅該線之敵。該線擊破之日，即是全域大勝之時」。

鑒於正確地規定和執行政策的極端重要性，鑒於以往有些地方擅自決定政策和上下連繫不夠的教訓，十二月會議結束後第十天，毛澤東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指示中強調：「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良習慣。」「當此革命已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加強此種聯繫，極為必要。」三月間，他接到鄧小平關於大別山地區幾個月工作所受的「左傾冒險的、急性病的害處」的報告後，認為這個報告是「非常好的」，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人轉發了這個報告，並告訴他們：「最可怕的是領導同志的自滿、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不細看這些指示，不研究這些指示，忙於不應當忙的事務工作而忽視了策略指導與政策指導這種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要求各地在每兩個月向中央所作的綜合報告中，不但要報告各地規定的策略與政策，而且要說明這些「策略與政策在實行後的結果及根據這種結果而作出的你們的自我檢討」。

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執行黨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確與否及正確之程度，均待經驗去考證；但任何經驗（實踐）、均是從實行某種政策的過程中得來的。錯誤的經驗是實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正確的經驗是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

在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的七個月，由於陝北和全國的戰局都已大為好轉，毛澤東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考慮在局勢發生根本轉折後面對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作出重大的決策。

第三次：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剛兩個月，許多人對整個局勢的發展還沒有看得那麼清楚。毛澤東向各區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全面地闡述了解放軍實施戰略進攻的構思，指出：「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我軍第二年作戰的部分任務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毛澤東特別強調「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

毛澤東等在朱官寨住了將近一個月。這是他們轉戰陝北過程中糧食最困難的一段時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也和當地農民一起，只是吃米糠、秕穀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幾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錢錢飯」。九月二十一日，移駐佳縣神泉堡。十一月十三日，又由神泉堡轉移到米脂縣的楊家溝，在這裡住了三個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離開陝北。

小河會議上，由毛澤東第一個講話。

針對形勢的上述變化，毛澤東及時組織南線主力轉入進攻的決心並沒有改變，但在具體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調整。

小河村座落在靖邊縣城東南約三十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綠樹掩映，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小山村。但它的周圍卻是動盪不定的戰爭環境。只是在一個多月前，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後，幾經輾轉，曾在六月九日從王家灣冒著大雨遷移到這個村子。兩天後，國民黨軍隊又從王家灣向這個村子撲來，離村只有十來裡，毛澤東不得不率中央機關離開小河村向西北方向的小山村天賜灣轉移。這次轉移十分艱險。部隊還沒有出村，一陣霹靂電閃，大雨又下起來。小河水暴漲，把原有的小橋也沖走了，只能臨時趕搭浮橋。這時天已完全黑下來，敵人就在鄰近，隊伍不能有一點亮光和聲音，只能在大雨中摸黑從羊腸小徑爬上山頂。第二天清晨到達在山梁上的天賜灣。這是一個只有二十幾戶人家的小村，毛澤東、周恩來等擠在一間小窯洞裡住，很多隨從人員只能在外露宿。一星期之後，六月十七日，他們在形勢稍見緩和後又回到小河村。這以後沒有幾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開始進入第二個年頭。全國性的戰略大進攻就要開始了。小河會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在南線，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劉鄧大軍十二萬人出敵意外地南渡黃河，轉戰魯西南，殲敵九個半旅。緊接著，突然在八月中旬向南越過隴海鐵路，穿過遍地泥淖的黃泛區，在國民黨重兵堵截追擊下，搶渡沙河、汝河、淮河，在八月下旬進入長江北邊的大別山區，實施戰略展開，創建鄂豫皖邊根據地。

電報首先分析了過去一年作戰的主要結果及當前國共雙方的兵力對比狀況，指出：第一年我共殲敵正規軍九十七個半旅七十八萬人，殲偽軍、保安部隊等雜部二十四萬人，共殲敵一百一十二萬人。目前，敵軍主力仍在南線，連被殲重建者在內，共一百五十四個旅；其中，山東八十八個旅，晉冀魯豫二十六個旅，西北四十個旅。北線敵力較弱，包括殲滅重建者在內，共六十個旅；其中東北二十四個旅，晉察冀、晉綏四十個旅。後方守備兵力三十個旅。全國敵正規軍二百四十八個旅，現有兵員一百五十萬人。此外尚有數量巨大的特種部隊、偽軍、保安部隊以及後方機關人員。一年作戰，敵軍士氣已衰，厭戰情緒高漲，民心尤為厭戰，蔣政權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東有二十七個頭等旅；晉冀魯豫（不包括陳賡部）有十三個頭等旅，十四個二等旅；西北有陝北六個旅（其中四個旅是晉綏西調的），陳賡四個旅，晉綏三個旅；晉察冀有九個頭等旅，四個二等旅；東北（包括察北、冀東）有頭等、二等旅三十二個。我全軍共計一百一十二個旅，九十萬人。此外，地方部隊六十萬人，軍事機關四十萬人。

擔任左翼鉗制山東國民黨軍的許譚軍（華東野戰軍內線兵團）歷經膠東保衛戰、膠濟路西中段戰役，不但完成了鉗制范漢傑兵團的任務，而且在戰略反攻和進攻中攻佔周村、濰縣，迫使在山東的國民黨軍隊縮據在濟南、兗州、青島、臨沂等幾個孤立據點之內。

這次會議，除了決定成立中共西北野戰軍前敵委員會等問題外，主要是就急需解決的一些重要政策問題交換意見。會議開得很活潑，雖然沒有作正式決議，但為以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作了重要準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它是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已達到一個轉捩點的歷史時刻，是在中國共產黨已經響亮地宣佈「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莊嚴目標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它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怎樣打倒蔣介石，怎樣建立一個新中國。

根據這個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重新厘定一些具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