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國家元首
捨倫貝格建議，讓挪威向瑞典投降並請求能把德國在挪威的佔領軍部隊扣留在瑞典。這樣就可以使德國的佔領軍不當英美的俘虜。從這裡可以看出，希姆萊早已派他的間諜頭子捨倫貝格去瑞典就這個問題進行過聯繫了。瑞典很可能已經秘密地同意了拘留德國軍隊的這個建議。
在接到弗里德堡五月四日的報告後，我們如釋重負。局部投降的第一步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們用不著把德國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國人手裡。
「領袖原則在全世界所有軍隊的軍事指揮中被證明是最適用的。據此經驗，我曾認為領袖原則在政治領導中也是正確的。特別是在一九三二年德國人民正處於絕望境地的時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個民族中出現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說明這個原則是正確的。
荷蘭、丹麥和挪威的情況則不同。這些國家的大權尚在我們手裡。但能否在這些國家順利地進行移交工作，這一點使我十分擔心。我和賽斯─英誇特約定，對荷蘭應該嘗試一下局部投降。決不允許再發生任何破壞和侵擾事件。但因為第二天荷蘭即納入了我們向英軍投降的範圍之內，因此荷蘭單獨的局部投降就成為多餘的了。
但現在我終於完全看清了民族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從而也使我改變了對它所創立的國體的看法。
中午時分，正當我準備啟程時，海戰指揮部司令邁澤爾海軍上將及大區指導部部長韋格納來到我處。他們對我說，如果我隻身到希姆萊那裡去，他們很為我個人的安全擔心。我安慰他們不用擔心。
投降之後不久我就得知，他否認他的行為實際上是騙了我。
我們這是初次相識，在此之前從未打過交道。當時我們就整個局勢交換了意見。他對形勢明智的分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關於德國屬於歐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觀點是與我不謀而合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呂德．諾伊拉特通知我，盟國監督委員會的首腦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約德爾在第二天早上到監督委員會的所在地「帕特里亞」號兵營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話：「準備行李！」我相信，通過逮捕來排擠我的時候到了。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準備，並到我這裡來一次。瓦格納海軍少將和金策爾將軍將陪同他前往。瓦格納自一九四三年以來與我共事，對今年尤其是對最近幾周作出的所有決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談判中他可以給弗里德堡提供寶貴的幫助。金策爾將軍則可以在有關陸軍的問題方面對弗里德堡提供幫助。
在萊茵斯貝格舉行的討論會很清楚地表明，德國的首腦已無法再在與外界隔絕的柏林地下室裡實施統一的領導。雖然那裡有電話與外界聯繫，而且我可以通過海軍通信分隊的無線電通信與那裡保持可靠的聯繫，該通信部隊配備了新型的不為外界所發現的絕密電碼。凡我用這種辦法得到的情報無論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對形勢作出任何一種判斷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希特勒下達了眾所周知的代號為「焦土」的破壞命令，當時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在我的權限之內採取一些能使海軍免遭這次災難的措施。我終於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內容是各海港的破壞需得到我的批准。這一點在國防軍統帥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頒布的實施細則中作了明確規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權各海軍指揮機關作為我的機構負責處理與此有關的全部問題。
其結果必然是大批人員亂作一團地向西方逃竄。
我對民族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我與希特勒的關係在前面幾章已經談到過。我說過，以純潔的民族和社會這個詞的含義為基礎的民族共同體思想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德國人民的內部團結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覺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種族聯合成了一個共同的帝國，從而實現了德意志自古以來的夢想。我國所以會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戰勝國在為結束三十年戰爭而締結的威斯特法倫和約中所作出的裁決。我們在歐洲的一些敵對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國家，他們希望我們衰弱，幾百年來一直在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的統一。只有民族社會主義才成功地克服了種種阻力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這就是它的歷史功績。
因此，漢堡在四月份單獨提前投降會鑄成大錯。如果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已經完成了接收和運輸難民的任務，那末漢堡則又是另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決不會考慮無用的防衛問題。但現在則需要守住通向西部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易北河戰線以對付英國人，以便該戰線後面的難民接收區不被佔領。尤其是通往漢堡的易北河橋樑不可落入英國人之手。防衛行動應盡可能向西南方向推進，因為這樣同時可使漢堡及其居民遠離防禦地帶。西北線軍事總司令佈施元帥負責下達這方面的命令。
希姆萊帶著他的總隊長、國外保安處長捨倫貝格也突然趕來與帝國特派員特博芬和伯梅將軍討論挪威問題。挪威的司令們報告，挪威的局勢穩定，由於德國佔領軍的結局很快就會如預料的那樣，挪威的老百姓不願意冒無謂的流血犧牲之風險而起來反抗。
從這次開始結束與西方對手的戰鬥行動這件事中我進一步得到了教訓。蒙哥馬利在投降談判中要求停止一切海上軍事行動，要求交出投降區內包括荷蘭、德國西北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丹麥海區的所有德國作戰艦艇。我在五月四日中午下令立即停止所有海域的潛艇戰，這是超出協議的要求的。在英國同意了我的投降提議後，我只想在所有地區盡快結束與西方的戰爭。
同時我還得讓希特勒委託我負責德國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這對於領導海上運輸工作來說也是需要的。我必須能保證運輸艦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鑒於上述種種原因，只要東線德軍離英美戰線尚遠，即使國家領導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我也會持否定態度的。
因此，對施威林．克羅西克的提議，我只是表示同意並讓捨倫貝格去瞭解一下，瑞典究竟是在英國默許還是在英國堅決贊同的情況下表示同意的。我是絕對不會授權捨倫貝格去簽訂任何協定的。
二、英國夏令時間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星期六上午八點，德國軍隊必須在上述地區停止海、陸、空一切軍事行動。
現在是決定東線德軍和正在湧向西方的難民的命運的關鍵時刻。南方集團軍群（倫杜利克大將）的大部分軍人因已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區分界線以內而獲救。但勒爾大將的東南方集團軍群的形勢卻糟糕得多。五月九日那天，東南方集團軍群的大部分人員距英美佔領區分界線尚有二至三天路程。勒爾想方設法通過他與南斯拉夫人的私下談判為他的士兵爭取到了最好的條件。但儘管這樣，他們中仍有萬把人死在南斯拉夫的俘虜營中。
施佩爾部長首先認為，我們應該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國人會繼續與他合作的。
領袖任命您，海軍元帥先生，為他的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書面的委任狀現在途中。您必須立即採取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博爾曼。
整個軍事形勢清楚地表明，戰爭在軍事上已告失敗。由於政治上已沒有可能改變德國的整個局勢，作為國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盡快結束戰爭的結論，以便減少繼續流血犧牲。
鑒於此事效果甚微，於是便產生了我是否應解散臨時內閣的問題。我的逐步實行投降的任務已經完成。即使我們住在尚未被盟國佔領的屬於我方領土的米爾維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敵人的控制之下。整個德國都被敵人佔領了。敵人統治著德國。對我來說要採取像實行投降時那樣的獨立行動已再無可能。
我推測，希特勒決定由我來擔任這個使命是因為他想通過一位軍人毫無約束地走結束戰爭之路。直到一九四五年冬，當我在紐倫堡得知希特勒的遺囑時，我才知道，我當時的估計錯了，希特勒在遺囑中曾要求繼續戰鬥。
在把德國北部的指揮權移交給我的這件事情上我並沒有插手。我覺得這個措施原則上是正確的。根據我當時在普倫進行的調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執行希特勒關於保衛德國北部的命令實際上已沒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這樣的境地，那就是只要來自德國東部大陸的難民隊伍繼續需要我指揮，我就需要和民事機關和國家機關協調一致地行動。任何混亂都會干擾和阻礙海上或陸上的運輸，而且必然會有人員傷亡。擅自行動或不相互配合都會對難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阻止和避免這種現象。為此，我在四月二十三日邀請梅克倫堡大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大區和漢堡大區的指導部部長到我所在的普倫來，以商談互相配合事宜。他們之中只來了兩位，漢堡大區指導部部長考夫曼沒有來。他不同意合作。不久我就明白了，原來他從四月中旬以來一直竭力想盡快實行漢堡的特別投降。但我在這種時候決不同意這種擅自把漢堡及其相應的戰區交給盟國的做法。因為要接收東、西普魯士和波莫瑞從陸上或海上來到西部的大量難民，就必須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地區。可以考慮用於此事的只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因為根據我們所瞭解的盟國的佔領圖，梅克倫堡屬俄國佔領區，因此不能指望它一直控制在我們手裡。此外，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有海軍港口基爾，該港是海軍在波羅的海整個運輸工作的基地和出發點，同時又是當地海軍部隊指揮機關的駐地。漢堡投降就會使英國人不費吹灰之力立即得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隨之而來的便是海軍港口及一些用於運回難民的尚未被佔領的通航港口的丟失。一些執行海運任務的海軍軍事機構將被英國的佔領軍撤消，軍人將被俘虜，於是難民的運輸也就只好終止，來自東部的難民從此將再也無法登陸。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被英國人佔領之後，是否還會為接收從陸上來的難民隊伍而繼續開放，就很難說了。總之這取決於英國人是否同意，但我們對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不瞭解。
因此，我在五月一日與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取得了聯繫並告訴他，只要還需要內閣來處理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組閣的政府中擔任政治顧問和內閣首腦。我對他說，我很清楚，我們可能會一無所獲，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責任要求我們從德國人民的利益出發來接受這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他請求讓他考慮一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五月二日他來到我處對我說，他隨時聽候吩咐。
我曾在五月一日順從了反對捨爾納集團軍群立即撤退的意見。這是我的過錯。一開始我擔心在自願的迅速撤退過程中集團軍群可能會土崩瓦解，但這種現象看來在以後的撤退中照樣無法避免。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即使捨爾納集團軍群的士兵能早一些到達美軍戰線，究竟他們是會獲准通過，還是會同樣受到阻止，這個問題也還是沒有解決。
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負責全面指導臨時政府的工作，並任帝國外交部長和帝國財政部長，施圖克特博士擔任帝國內政部長和文化部長，施佩爾擔任帝國經濟部長和生產部長，巴克擔任帝國糧食與農林部長，澤爾特博士擔任帝國勞動部長和社會部長，多普米勒博士擔任帝國交通部長和郵政部長。
那還是在波茨坦會議之後，一位美國陸軍上校曾對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說，俄國人是否佔領整個德國，對他來說都是無所謂的。看來這一定也是美國公眾的態度。
一、最後幾個月由於不斷的空襲，一切軍工生產均下降到最低限度。彈藥、武器和燃料等儲備物資都消耗殆盡。交通運輸完全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要對各種原料、產品或糧食進行平衡或轉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對我來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這些涉及整個德國人民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套對所有四個地區都行之有效的處理辦法。出於這個原因，必須建立一個相應的統一的帝國政府機構。因此集中所有各個領域的專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們協助佔領國進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國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須盡我們所能，採取一切辦法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
現在我有了採取下一步行動的自由。當天夜裡凱特爾元帥和約德爾大將也接到到普倫來找我的命令。為了決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準備盡快親自瞭解一下軍事形勢。
從這封電報中我推斷，希特勒已經死了。實際上當第一封我的任命電報在四月三十日十八時十五分在柏林發出時，希特勒已經離開人世，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為什麼要對我隱瞞這一點，我也不知道。我認為現在很有必要把所發生的一切盡快告訴德國人民和德國國防軍，而不應該像博爾曼在第二封電報中所說明的「暫時不要急於公佈上述消息」那樣去做。我擔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一消息會通過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佈於眾。結果將會引起人民的混亂和軍隊的瓦解，特別是因為軍隊在國家元首逝世後會覺得不受誓言的約束了。在向德國人民和軍隊公佈這一消息的同時，我還要告訴他們我今後的打算。出於這些考慮，我便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通過北德意志廣播電台向德國人民公佈了上述消息。
午夜前不久，弗里德堡在同蒙哥馬利會談後返回。他立即向我匯報了這次會談中最關鍵的問題：蒙哥馬利沒有拒絕局部投降，也就是說，並沒有要求包括俄軍戰線在內的所有戰線實行全面投降。
如果我接受金策爾將軍在五月六日早晨通知我的艾森豪威爾提出的投降條件，我就得立即把東線的德國軍隊交給俄國人。我之所以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要求，是因為東線的部隊是不會按照這種要求去做的。
今天，當我回顧戰爭結束時我的活動時，我意識到我人道主義的行為還是很不夠的。有時最佳的意圖往往被證和圖書明是錯誤的，或者在貫徹過程中也證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敘述的當時我的一切考慮和行為以後會被認為是正確的。
十一、空軍兵力所剩無幾，由於缺少燃料，它們的作戰受到極大限制，作戰機會越來越少。
五、這些投降條件是相互獨立的，不附帶任何先決條件。這些投降條件在同盟國或受同盟國的委託提出了對整個德國和德軍都有效的總的投降條件之後，將自行無效。
直到今天我一直認為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
另一個複雜的，也使我極為不安的問題是涉及尚被我們佔領的一些地區的問題，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還有挪威、丹麥和荷蘭。我和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見是，堅決拒絕把佔領區作為「抵押品」用以換取敵人讓步的所有建議。面對我們這樣一個慘敗國，敵人要得到被我們佔領的其它國家的地區，完全不必要向我們回贈任何禮品作為代價。反正他們會很快得到這些地區。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設法制止在這些國家內由於人民的暴動和德國佔領部隊的反抗而引起的戰鬥和流血，力求找到一個能保證在投降時把它們平安無事地移交給對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捨爾納元帥外，我在五月一日還約請駐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國保護長官弗蘭克、駐荷蘭的帝國特派員賽斯─英誇特、駐丹麥的帝國全權代表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將及駐挪威的帝國特派員特博芬和炮兵上將伯梅等一併前來見我。
在我被任命為國家元首的前幾天，財政部長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曾到普倫我的住處拜訪了我。
二、只有敞開通往西部的大門，讓難民穿過在雅爾塔商定的佔領區的邊境線，逃亡才有可能實現。如果現在易北─特拉弗運河被英國人封鎖，我們就會把七百萬德國人的寶貴生命斷送在俄國人的暴政之下。
出於這個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則的話，我在德國今天面臨的分裂問題上，至少在形式上會給敵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辭職，也就是自動放棄得到盟國承認的我的職位，可能會鑄成我在投降之後的政治錯誤。
迫於一九四四年冬的情況，我們還得繼續戰爭，還得忍受各戰場和各大洋上我國軍人的大量犧牲和空襲給百姓造成的傷亡，這當然是十分痛苦的，但所有這些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因為這些損失畢竟要比過早地放棄東部戰場來得小。每個軍事領導人，在向他提出是否在這種時候投降痛苦會小一些這個問題時，他決不可以只從西部或東部的立場來判斷，而應從整個德國的命運來考慮。雖然他可以對德國西部居民要求結束戰爭的願望表示理解，因為對他們來說戰爭多繼續一天就多一天災難。但是他決不可以順從這種要求。因為這種要求是片面的，對東部的德國同胞來說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容忽視的是，在滿足這種要求時，來自西部的軍人甚至將成為犧牲品。軍事領導人也不可以受這個或那個大區指導部部長的錯誤影響，因為這些大區負責人往往不顧其它大區的百姓，而只想使他那個大區的人民在戰爭結束時能從預料之中的德國崩潰中擺脫出來。
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一日奉我之命來到我處的還有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元帥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大將。
「領袖昨日十五時三十分去世。四月二十九日的遺囑委任您為帝國總統，帝國部長戈培爾任帝國總理，帝國指導部部長博爾曼任黨務部長，帝國部長賽斯─英誇特任外交部長。按照領袖指示，為了公佈這份遺囑，特將遺囑從柏林取出交給您和捨爾納元帥。帝國指導部部長博爾曼爭取今天到達您處，向您講清當時情況。向部隊和人民公佈遺囑的形式和具體時間由您自定。
除上述指令外，我還給了約德爾一份書面的全權證書，給了他簽署所有戰線全面投降書的權利。但這種權利只有當第一個目標即局部投降未能實現時，才可以行使。而且他在實行全面投降之前，還必須事先把全面投降的內容告訴我，並在我發出電報明確表示同意後才可實施。談話結束後約德爾於五月六日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
三、凡同盟國今後對每件事下達的命令，德軍有關指揮機關必須立即執行，不得反對和評論。
「從午夜起所有戰線開始停火……奉海軍元帥之命國防軍停止了毫無希望的戰鬥行動。於是，幾乎長達六年的英勇搏鬥終告結束。這場搏鬥給我們帶來了巨大勝利，同時又帶來了慘重的失敗。最後德國國防軍被敵方強大的優勢兵力所戰勝。
「再作一次嘗試，講清我們希望向美軍局部投降的原因。如果您像弗里德堡一樣遭到艾森豪威爾的拒絕，那麼您就要求按以下過程實行全面投降：即投降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停止戰鬥行動，但德國軍隊還可以行動。到第二階段才取消這種行動權。您要設法盡量拖長這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無論如何要允許逃散的單個士兵進入美軍陣地。這樣才可以把更多的德國士兵和難民救到西方」。
五月三日，我接到凱塞林元帥從南部地區發出的電報，說他以自己的名義為西南方集團軍群（菲廷霍夫將軍）在五月二日宣佈的投降作擔保。他在無線電報中請求我同意他獨立地與西方敵人進行東南戰線的停戰談判。我立即表示同意，因為我們對美國人（而不是俄國人）進駐任何地區都會「感到高興的」。
在取得施威林．克羅西克、林德曼大將和貝斯特博士的一致同意之後，我下達指示，在丹麥即將投降之前，要避免與丹麥民眾發生任何衝突。
不從事實中吸取教訓是愚蠢的，也是軟弱的。在紐倫堡宣判前，在我的訴訟結束語中我得出了結論，並說：
四月底，在我擔任國家元首之前的幾天，馮．博克元帥和馮．曼施泰因元帥也來過我處。我們討論了軍事形勢。曼施泰因特別強調，必須逐漸撤回東線的集團軍，把它們派到英美戰線附近。這個想法完全與我的觀點一致。因此，我於五月一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電話。我準備請他取代凱特爾，從現在開始接受國防軍統帥部的指揮權，但可惜沒找到他。於是國防軍統帥部的大權仍在凱特爾和約德爾手裡。
一九四五年一月德意志帝國政府搞到了英國代號為「日食」的作戰命令。該命令的內容包括關於在德國無條件投降後「佔領德國的計劃和各項準備措施」。
他問我是否還有什麼話要反駁的。我反唇相譏地說：「每一句話都是多餘的。」
下面我想簡單地追述一下，我對那幾天的軍事形勢的看法以及後來在被監禁的頭幾周內我根據清醒的回憶向我的副官口授的當時的軍事情況：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認為，我對德國人民是盡了職的，我負責結束了戰爭並盡力避免了混亂。分階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謝命運，它使我在履行最後的使命中發揮了有益的作用。
對艾森豪威爾的這種態度我們感到很擔心。如前所述，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對德國人民的廣播講話中曾宣佈，只要西方阻止我對東方的戰鬥，我就要和西方繼續戰鬥。「在這種情況下，英美兩國的繼續作戰已不再是為了他們本國的人民，完全是為了在歐洲擴散佈爾什維主義了」。後來我從美國的電台廣播中得到了艾森豪威爾司令部對我上述聲明的回答，「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納粹在艾森豪威爾及其俄國同盟國之間進行挑撥離間的伎倆之一」。
因此，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的廣播講話中說：
要達到拯救德國東部居民這一軍事目的，首要條件是前線和國內的安定。任何混亂只會造成更多的流血犧牲。考慮到敵人的情況，當時要公開這個軍事目的當然是不可能的，但這個軍事目的正是我當時下達許多命令的原因。
後來我們知道，艾森豪威爾又一次一口拒絕了局部投降，而且對我們提出的全面投降在時間上分階段進行的要求也直截了當地加以拒絕。他曾對約德爾說，他會下令向任何一個德國軍人射擊的，即使對那些不帶武器到美國戰線來投降的人，他也會這樣做（日內瓦公約禁止採取這種行動）。後來似乎是由於他的參謀長比德爾．史密斯的建議，加上約德爾的解釋，說我們在通信設施損壞的情況下，要向部隊傳達投降命令至少也得兩天，他才同意了兩天的期限。但是同意這一點的前提是，德國必須立即簽署投降條約。因此我必須刻不容緩地對約德爾的電報作出決定。根據電文，從五月七日簽署全面投降條約到五月九日零時停止一切軍事活動，尚有四十八小時可用於部隊撤退。
因此，漢堡戰鬥指揮官沃爾茨少將盡量多派遣一些兵力守衛漢堡是十分重要的。在漢堡港有許多潛艇艇員，由於軍事局勢的變化，他們已無法再在潛艇上工作，於是便穿上了灰色的軍服成為沃爾茨少將的部下。沃爾茨少將讓他們編成一個反坦克營，由海軍少校克雷默、海軍上尉佩謝爾和台特爾指揮。雖然我對潛艇艇員的戰鬥精神是瞭解的，但我對他們能否勝任陌生的陸地戰爭仍充滿憂慮。沃爾茨少將把海軍反坦克營、警察及空軍分隊編在一起用以執行合適的突擊任務。它們突入已被英軍佔領的漢堡西南部地區，並在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這段時間內殲滅了英軍四十輛坦克和一些裝甲車輛。根據沃爾茨少將的戰鬥報告，所取得的這些成果中克雷默營所佔比例最大。英國人由於這些意想不到的損失，在該區暫時停止了進攻，向漢堡的推進也就推遲了。漢堡因此而倖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擊的災難，直至由於局勢的發展允許它投降為止。
漢堡戰鬥指揮官從國防軍統帥部那裡得到指示，於五月三日八時派一名停戰談判代表到英國人那裡去，負責同英方協商漢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說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團組成情況。
因為對西北方集團軍群來說隨時都有可能立即與蒙哥馬利元帥進行投降談判，因此我在四月三十日晚約請弗里德堡海軍上將於五月一日從基爾到普倫來，把我的意圖告訴他。我打算委派他為我方代表去與蒙哥馬利談判。
四、對上述戰鬥任務無保留地支持，您和漢堡市就能為決定我國人民命運的戰鬥立下不朽功勳。
我覺得這又是一件海軍中稱之為「違法事件」的事。對我來說，這時在我的主要任務中維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讓我飛快而果斷地對付尚掌握警察部隊和黨衛隊的帝國領導人，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可絲毫沒有掌握對付他的統治工具。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在親自聽取捨爾納或他的參謀長馮．納茨默爾中將的意見之前，違心地遷就了他們的意見，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後來，我約請他們兩位到普倫來見我。
在考慮通過局部投降來實現最有利的投降並為此採取相應措施的同時，我從五月一日開始考慮成立一個看守政府的問題。一開始事情就明擺著，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顧問。至於內政方面我覺得將來德國人民會處於最黑暗的時期。在失去東部地區以及德國其餘地區被戰勝國瓜分之後如何才能避免饑荒？能否成功地保證各個地區糧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運輸和經濟重新恢復正常？要消除住宅緊張局面需要從何處著手？我們的資金和貨幣會起何種變化？為了援助難民，在千頭萬緒之中應該先幹什麼？我們如何才能把另外幾百萬東部的難民安插到本來已很擁擠的德國西部並把他們劃入那裡的居民和經濟體系之中？
五月四日晚，我接到弗里德堡從蒙哥馬利司令部打來的電報，說他已簽署了局部投降書（參看駐荷蘭、德國西北部（包括全部島嶼）和丹麥的所有德軍部隊的投降書：
對這個任命我感到十分意外。從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來我僅在公眾場合與希特勒談過話。他從來沒有向我暗示過他考慮把我當作他的繼承人。我也從未從其它方面得到這方面的暗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一個首腦人物會猜到這一點。雖然我在四月底的幾天中已經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為希特勒的繼承人了。但很明顯，希姆萊在四出活動，企圖代替戈林的位置。我自己也從未想過，這種重任會落到我的頭上。經過一段單純的軍人生活後我完全不可能會有這種念頭。當我接到那份電報時我仍沒有搞清楚，這個任命是怎麼回事。後來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情況：帝國部長施佩爾在四月二十三日再次從德國北部飛往柏林的帝國總理府，他準備向希特勒告別；施佩爾後來在一九四五年冬告訴我，就在那天他訪問希特勒時，正好希特勒在考慮起草一份他的遺囑，於是施佩爾自己向他提議，任命我為希特勒的繼承人。希特勒顯然對此經過了一番慎重考慮，每次當他處理非常事件時總是這樣。經過施佩爾的這番解釋，我認為希特勒是根據施佩爾的提議才想到讓我擔任他的繼承人的。這是有可能的。
我已經在第十七章中說明了為什麼我不主張接受敵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而國家領導人並未向我這個海軍總司令提出過是否應該結束戰爭這個問題。
因此，我在這次五月四日早晨舉行的討論會上就對國防軍統帥部下達了禁止銷毀武器的命令。在我闡明原因的同時，海戰指揮部司令也接到命令，取消原定的代號為「彩虹」的擊沉己方艦船的行動。因此，除了停戰生效之前有一部分潛艇於五月四日夜被它們的艇長下令沉沒或炸毀外，再沒有發生過此類行動。海戰指揮部關於停止銷毀艦艇的命令到達之前，其他潛艇也已做好了銷毀的準備。艇長們認為銷毀潛艇也是按我的意圖進行的。他們深信，我下達這樣一個「移交命令」只是出於迫不得已。
我自己也很明白，交出這些作戰艦艇將違背我們及所有國家海軍的一貫傳統。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設法擊沉在斯卡帕灣的艦隊，以此來堅持各國所遵循的維護民族和軍人尊嚴的法則。但我對現在必須下令交出作戰艦艇這一點是毫不懷疑的。現在的情況不同於以前任何戰爭。這是關係到使大量的德國人，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停戰之和圖書前免遭死難的問題。如果我為了聲譽而拒絕交出艦船，那麼局部投降就不會實行。對德國北部的空襲又會重新開始，大量德國人又會遭到新的損失。這種現象決不允許再發生。於是我作出決定，同意移交作戰艦艇。有人曾向我提出，在投降生效之前我們尚有時間來毀滅武器和擊沉艦艇，我拒絕了這種方案，並答道，這種做法與我們投降的本意不相符合。蒙哥馬利在五月三日，得知我們準備交出丹麥和荷蘭的意圖，就立即停止了空襲，雖然那時投降尚未實行。
在執行希特勒上述規定的過程中，我在俄軍包圍柏林的前夕，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前往荷爾斯泰因地區的普倫。
東部地區士兵和難民的撤退完全依靠海軍從海上運輸。陸路已被俄國人封鎖。在一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這段時間內，通過海上運輸從庫爾蘭、東西普魯士，以及後來從波莫瑞灣及梅克倫堡地區，有二百二十萬四千四百七十七名人員被救到西部。在航行過程中，要不斷地對付英、美、俄的飛機及俄國的潛艇、快艇的襲擊，並且航行是在佈滿水雷的航線上進行的。在此期間，「威廉．古斯特洛夫」號（載有四千人）和「戈亞」號（載有七千人）運輸艦以及「施托伊本」號（載有三千人）衛生船的沉沒是駭人聽聞的。儘管這些船隻的傷亡人數令人痛心——但數量只佔全部裝船人數的一％，九十九％的幸運者仍安全抵達波羅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陸路上的難民隊伍蒙受損失的百分比卻高得多。
施威林．克羅西克、呂德．諾伊拉特和我繼續前往米爾維克。英美人的空襲又開始了。殲擊轟炸機用探照燈把公路照得通明，並不斷襲擊運輸車輛。我們只得再次中斷前進。夜晚二時左右我們總算到了米爾維克。稍睡片刻後，我開始對一些軍事司令提出的問題作出決定。這些軍事司令們處在介於和平與戰爭的中間狀態，弄不清楚他們該採取什麼態度，這是情有可原的。
ＦＲＲ鄧尼茨海軍元帥：
因此在重新改選和盟國採用武力來解除我的職務之前，我必須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竭力保住那時屬於我的這一職務。
駐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的帝國保護長官弗蘭克對我說，如果由俄國人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麼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肯定會對這個國家未來的內政感到擔憂。他提議，由這個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向美國提出投降，並要求美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這個建議會對盟國無疑早就確定的有關處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劃產生影響。但我還是同意他作相應的嘗試。弗蘭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無音訊。五月六日布拉格發生暴動。按照弗蘭克自己的看法，當時這個國家正處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顧個人的安危，仍願重返這個國家，以爭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這種精神使他獲得了好評。
五月九日零點，各戰線均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國防軍五月九日的最後一次報告說：
當我們走上「帕特里亞」號的舷梯時，那裡出現了一番不同前幾次我拜訪監督委員會時的情景：沒有一位英國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沒有向我致敬的崗哨。相反卻湧現了一大批新聞記者在搶著拍照。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我收到了從帝國總理府用海軍絕密電碼拍來的一份電報：「新的背叛活動正在進行。根據敵台廣播，帝國領導人（希姆萊）已通過瑞典向盟國提出投降。領袖指望您飛快而果斷地處理所有叛逆者。博爾曼。」
四、援救柏林沒有成功。布塞集團軍試圖突圍向西撤退。文克集團軍的進攻沒有奏效，它也正在西撤。
「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執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亂和滅亡。今天誰要是逃避責任而給德國婦女和兒童帶來死亡或奴役，誰就是懦夫和叛徒。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以前對於領袖的效忠誓言，從現在起就得統統用在我——領袖指定的繼承人——身上。」
馮．諾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他正在福拉爾貝格。我只得另選他人。
有一點我在一九四四年冬並不相信，那就是認為西方盟國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將會發生破裂，因而戰爭還得繼續進行下去。儘管我對英美人從自己利益出發、徹底消除大陸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為因此而產生的真空必然會被東方國家的勢力擴張所填補——但我卻不相信當時的西方盟國已看清了這一點，從他們的戰爭宣傳和反對民族社會主義德國的政治觀點來看，這顯然都是不可想像的。
四月二十八日我從普倫到萊茵斯貝格的國防軍統帥部去。我想親自瞭解一下東線的軍情。從普倫到萊茵斯貝格的路上擠滿了逃往西方的難民隊伍，有的坐著車，也有的不坐車。載有傷員、軍人和老百姓的軍用車輛與他們一起緩慢行進。英美的殲擊機朝擁擠不堪的街道掃射。只要飛機一來，在路旁耕地的農民就慌忙離開馬和犁，到附近去尋找可躲避的地方。由於敵機掃射，難民死的死，傷的傷。
事實證明，我除了這樣做以外，別無更好的選擇了。這位性格堅強、頭腦明智、對每個問題均深思熟慮的人所提的建議對我後來幾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結果表明，我們在所有原則問題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儘管他在職務上僅負責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後來我要求他也參加軍事討論會。事實也證明，他對軍事上一些問題的必要性的判斷也往往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
邁澤爾借此機會對我說，今後，我再也不能僅由我的一隻狼狗來保護。他請求我同意，讓他至少把克雷默海軍少校連同他的潛艇艇員派到普倫來保護我。我表示同意。
「艾森豪威爾將軍堅持要我們今天簽署條約。否則，同盟國將封鎖所有戰線，任何企圖單獨投降的人將不再准許進入，所有談判將予以中斷。我看除了混亂或者簽字，就別無出路。為此，請即電復，我是否有權在投降條約上簽字。簽字以後，投降即可生效。雙方將於五月九日德國夏令時間零時起停止敵對行動。約德爾。」
當我讀完這份電報後，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最近幾天我一直擔心，缺乏一個負責而集中的指揮機構將會引起混亂，這種混亂又會導致數十萬人無意義、無目的的毀滅。現在我相信，通過迅速地採取行動和下達一些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命令，這種混亂局面是可以控制的。
對形勢的這種看法是我採取下列各項措施的基礎。同盟國曾規定，德國要結束戰爭，就必須同意無條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著把東線的德軍交給俄國人當俘虜，因此我必須盡可能久地推遲這一步。
我們都很明白，臨時政府要主動地開展任何一項活動暫時肯定是不可能的。但臨時政府的每個成員都在各人的工作範圍內擬訂關於如何在集中領導之下控制困難局面的計劃和備忘錄。有一部分備忘錄和有關的口頭匯報使我感到意外，因為它們對短期內的情況作出了比較樂觀的預測。如多普米勒博士雖然年事已高，但他卻充滿活力地向我報告，說他願意承擔責任，在六個星期之內使德國的交通和運輸事業恢復正常。理所當然的條件是，應該在各個方面，尤其是人員方面給予他處理問題的自主權。
隨著德國領土完全被佔領，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五月六日我解除了希姆萊的一切職務。後來當我聽到集中營那些令人憎惡的暴行時，我很後悔讓他走了。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德國自己的事，我們必須對所發生的一切非人道行為作解釋並追究罪犯的責任。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在這個問題上與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給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據這道命令帝國法院有權調查和判決所有殘暴行為。我把這個命令及一份詳細的報告寄給艾森豪威爾並請求帝國法院對這項工作盡力而為。在一次與艾森豪威爾的政治顧問、美國大使墨菲談話時，我再次明確地提出這個請求並希望他能給予幫助。他也答應幫助我。但此後卻杳無音信。
在軍事方面，這次形勢討論會告訴我，「魏克塞爾集團軍」已經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國人的挺進。估計梅克倫堡不久也將失守，從這裡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繼續採取一切辦法，加速從海上或陸上運輸難民。
Ｂ．Ｌ．蒙哥馬利元帥，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十八時三十分。馮．弗里德堡，金策爾，G．瓦格納，波萊克，弗里德爾），並準備再飛到艾森豪威爾那裡去。投降書從五月五日八時起生效。
於是，多事的五月一日總算過去了，在那一天裡我作出了許多決定。與此同時，從海上向西部運送傷員、難民和部隊的工作正在進行，陸上的難民隊伍正在向他們的目的地前進，波莫瑞、勃蘭登堡和西里西亞地區的軍隊正朝英美佔領區分界線方向撤退。五月二日形勢發生了迅速的變化。
我與希姆萊不同的性格對他這次作出決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我接到這份任命電報時，當時也在場的施佩爾卻沒有給我透露他與希特勒的這次談話。
「但是，儘管德國人民極大多數富有理想，行為正直，而且具有獻身精神，但如果領袖原則最後只帶給德國人民災難和不幸的話，那末這樣的原則無疑是錯誤的。這個原則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人的本性顯然不可能只利用這個原則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於這種力量的誘惑。」
由於艙位太少，加上利保爾港碼頭設施不足，庫爾蘭集團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五月四日上午我授權弗里德堡接受蒙哥馬利的要求。他重新飛到英國司令部，並奉命在與蒙哥馬利達成局部投降的談判後繼續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將軍，以同樣的理由和同樣的方式向美國部隊實行局部投降。
ＦＲＲ海軍元帥鄧尼茨（密件）：
以上就是弗里德堡的報告。至於把投降擴大到荷蘭和丹麥一事，我和施威林．克羅西克對這種情況都很想得通。我們感到很高興，我們可以「擺脫」這兩個國家了，而且很快就可用這種辦法按照協議的規定把它們移交出去。
當時面對大量急需解決的任務，我並沒有把公佈希特勒逝世這一消息的形式當作什麼主要的事情來處理。這個公告涉及的是過去的事。而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將我未來的打算告訴德國人民。
約德爾坐在「帕特里亞」號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張桌子的一邊，另一邊是監督委員會的首腦們，中間是美國的魯克斯少將，兩旁是英國的福特將軍和俄國的特魯斯科夫將軍。在預感到我們的命運已經是大勢已去的時候，我的兩位同伴和我都鎮定自若。魯克斯將軍向我們公佈了一項宣告，並說他根據這項宣告和艾森豪威爾的指示必須逮捕我，德國政府和國防軍統帥部的成員。從現在開始我們就得把自己看作戰犯。
此後我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由於我在後來幾天所宣佈的投降，這種模稜兩可的交易也就結束了，這使我感到頗為滿意。
九、由於俄國軍隊日益迫近，幾百萬難民，尤其是德國北部的難民，像潮水般地湧向西部。
同時，我還在五月一日對德國國防軍發佈了以下命令：
五月三日清晨，我特別憂慮。弗里德堡在這空襲不斷的夜晚是否到達了漢堡和蒙哥馬利的司令部？蒙哥馬利對他的要求會作出何種反應？而他的要求與盟軍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四月二十三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職務的消息時，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八、荷蘭、丹麥和挪威與比斯開灣港口、海峽群島和敦刻爾克一樣仍為德國所佔領。目前這些地區還是寧靜的。
在五月三日上午，殲擊機和轟炸機最近幾天的連續襲擊停止了，我開始希望，但願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馬利那裡後所起的作用。後來我得知，當蒙哥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來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時，他立即命令已經準備起飛的飛機停止起飛。
一、在目前形勢下，軍事領導的主要職責是拯救德國和德意志民族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因此，作戰的重點顯然是在東部。只有在軍事上竭盡全力地阻止俄國人在梅克倫堡地區的挺進，或者至少盡可能長久地守住陣地，才能使德國人逃出來。
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建設海軍的那些年裡，我作為「埃姆登」號巡洋艦艦長不是駐在國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國潛艇部隊一起出海。戰爭一爆發，我就坐在我的軍事指揮所裡，開始在東佛里斯蘭的森瓦登，後來在法國巴黎和比斯開灣沿岸的洛里昂。這些指揮所都是軍事上的世外桃源。與德國居民很少接觸與往來，甚至根本就沒有接觸。我腦子裡整天考慮的是如何指揮潛艇戰和提高潛艇部隊的技術水平。對敵人的報導我也只聽與潛艇戰有關的方面。毋容置疑，敵台和我台的廣播一樣，都得受戰時宣傳部門的控制。因此雙方的電台廣播我都不聽。
我與弗里德堡五月二日的會面推遲了。荷爾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斷地處於英國殲擊機的射擊之下，道路無法通行。我得知英國人突破盧卑克後，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揮所從普倫遷到弗倫斯堡附近的米爾維克，我必須設法盡可能長久地保持我的行動自由。我若是在普倫的簡易營房裡，很快就會被英國部隊抓獲。在普倫的營房周圍敵機轟炸整天不斷，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襲減弱後才迫不及待地見到了弗里德堡，並把我的參謀部遷到了米爾維克。
五月一日，上午弗里德堡海軍上將來到我處。我告訴他，我準備讓他去與蒙哥馬利元帥舉行投降談判並向他交待了談判的方式。因為他隨時可能被派往蒙哥馬利那裡，因此我要求他在基爾時刻作好啟程準備。
在北部，美國的加文將軍率領的空降師在五月二日向盧卑克推進的同時又佔領了梅克倫堡地區，在作戰上他隸屬於英國集團軍群。他允許「魏克塞爾集團軍」的剩餘部隊撤到英美戰線以內。但儘管這樣仍無法阻止大量晚到的難民隊伍在分界線附近落到隨後趕來的俄國人手中。
後來發現，對戈林可能發生政變的估計是錯和-圖-書誤的。但是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政治氣氛的緊張，也反映了置身於與外界隔絕的地下室裡的希特勒多麼容易作出錯誤的決定。
五月六日深夜一時左右，我收到約德爾從蘭斯發來的電報：
當時被定為國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國南部。
另一件事對我來說也是非常緊迫的，為了應付即將面臨的外交任務，我需要有一位與最近幾年德國外交政策無關的頗有經驗的人在我身邊。我希望前外長馮．諾伊拉特又譯牛賴特男爵能在我組成的臨時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和首席部長的職務，我是一九一五年認識他的。我的副官呂德─諾伊拉特奉命尋找他的下落。他打了個電話給普倫附近的馮．里賓特洛甫先生詢問此事。結果里賓特洛甫來到我處，並表示他自己是一個合法而適當的外交部長；英國人肯定很樂意與他打交道。我拒絕了他的要求。
因為英國人十分可能會照顧他們的盟友俄國人的利益，因此同樣難以預料，他們會不會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逮捕與難民一起從奧得河左岸向西撤退的德國魏克塞爾集團軍的成員。據我們後來所知，美國前線部隊拒絕接收難民，甚至對個別手無寸鐵的捨爾納集團軍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還用武力阻止他們西逃，把他們驅趕到一起交給俄國人。
當我到達萊茵斯貝格的國防軍統帥部時，我看到希姆萊也在那兒。在形勢討論會結束後，他把話題轉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問題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難的話。他問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託他而行使國家職能的話，我是否願意為他效勞。我說，當務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犧牲的各種混亂，因此我願為任何一個合法的政府效勞。
那天我方控制區的民事領導人和軍事司令陸續到達我處。中央集團軍群來的不是捨爾納，而是馮．納茨默爾將軍。他向我轉告了捨爾納的意見，如果他的集團軍群放棄了修築得很好的蘇台德陣地，就會陷入崩潰的境地。因此他的觀點和國防軍統帥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訴他，為什麼我認為盡快向美軍戰線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團軍群的一切準備工作必須立即進行。
正是這種趨勢使我準備採用有利於希特勒的措詞來公佈這個消息。反正總有一天歷史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當時我對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慘無人道的行為瞭解甚少。直到戰爭結束我才震驚地獲悉了這一切。當時出於禮貌我認為自己應該如實地公佈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還是處於當時的那種地位，對當時的制度還是很少瞭解，那末，我還是不會採取其它做法的。
四月二十三日我搞清楚了德國北部的指揮問題。希特勒決定留在柏林。國防軍統帥部從柏林遷到萊茵斯貝格。這樣，按照四月初下達的命令，德國北部的作戰指揮權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凱特爾元帥和約德爾將軍控制的國防軍統帥部手裡。我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波羅的海的海上運輸和為難民隊伍的陸上運輸創造方便條件。
五月一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國總理府在七時四十分發來的第二封電報。電文如下：
於是，我用幾句簡短的話向四月三十日晚二十一點左右來探訪我的戈特海軍上將概括了我的這一決定，他馬上把我的話記錄下來：「結束吧，這場英雄之戰已經打夠了，保護人民的財產，停止無謂的流血犧牲。為了拯救軍人和百姓免遭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尤其是考慮到在梅克倫堡的難民、在勃蘭登堡的文克集團軍和在帝國保護區指捷克斯洛伐克。的捨爾納集團軍級集群，就還必須繼續對東方之敵作戰；為了敞開盧卑克和勞恩堡之間的大門，就必須在勞恩堡附近的易北河畔繼續作戰。」
從五月中旬開始，我停止了與監督委員會代表的會談。敵方新聞界尤其是蘇聯廣播電台開始談論起「鄧尼茨政府」。俄國人拚命攻擊我。很明顯，俄國人不希望有一個主管所有地區事務的德國聯合政府。臨時政府和英美駐米爾維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領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充當國家元首和國防軍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國國防軍各軍種的最高指揮權，決心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繼續下去，直至英勇奮戰的部隊及德國東部地區的數十萬家庭擺脫奴役或毀滅。只要英美人阻止我進行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我就要把戰鬥一直進行下去。」
與此同時我還在四月三十日晚為按照我的意圖實施集中領導下的投降而採取了第一步措施。為了盡可能多地把我東線戰場的軍人和後面的難民救到德國西部的英美佔領區去，我還得繼續進行東線的戰爭。因此，對我來說，同盟國從一九四三年二月以來就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只在西部盡快向英美集團軍群實施局部投降。首先可考慮讓德國的「西北方」集團軍群向其當面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投降，但其前提條件是，我們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能在易北河畔繼續作戰，以便敞開盧卑克和勞恩堡之間的大門，讓難民和軍人從梅克倫堡地區進入屬於英占區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
為協助我完成陸上各項任務，不來梅大區指導部部長韋格納作為帝國特派員被派來負責處理民事問題，金策爾將軍被派來負責指揮陸上的軍事行動。
在明白了這一切後他便在深夜一點鐘向我告別。我鬆了口氣。雖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萊在以後的日子裡是否還會策劃反對我的各項措施，然而我所擔心的一場武裝衝突及其會引起的一切不利於內部安定和拯救德國人民的後果總算避免了。
四月二十三日我從柏林的帝國總理府那裡得到消息，說戈林準備發動一次政變，希特勒決定解除他的一切職務。里特爾．馮．格賴姆大將可能成為空軍總司令。
國防軍軍人都受效忠於德意志帝國領袖和德國國防軍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約束。由於希特勒的逝世，這個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但這並不能意味著，從現在開始每個軍人可以不受其義務的約束而回家去。國防軍必須繼續完成它們的任務。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混亂和更多的犧牲。面對這幾天德國絕望的軍事形勢和土崩瓦解的陸軍戰線，要想使武裝部隊作出效忠於我的宣誓，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軍人履行服從我的義務是有必要的，確切地說這不僅有利於執行其它由我決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軍隊的命令，而且對於我即將代表德國國防軍簽訂停戰協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為這個協定國防軍必須執行。局勢緊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願和個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礎的情況下來解決誓言問題。因此，我在五月一日的命令中對德國軍人們說：
從第二封電報「遺囑已經生效」這句話中我只能推斷，希特勒已離開人間。關於他自殺的情況我卻絲毫不知。根據我對他性格的瞭解，我認為他是不可能這樣做的，我估計他是在柏林的戰鬥中遇難身亡的。因此我認為應該採用一種充滿敬意的措詞來公開他逝世的消息。他剛一逝世就立即貶低他，我認為這是無聊的，我隱約感到周圍似乎就要發生這種現象。
大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艾森豪威爾考慮到與俄國的友誼，提出了應該把我排擠掉的要求。
「領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我接受了這一領導德國人民的重任，我意識到我責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務是拯救德國人民，使其免遭挺進中的布爾什維克敵人的殲滅。僅僅為了這個目的，戰鬥還要繼續進行。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阻止我們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也將繼續對他們進行抵抗並同他們繼續作戰。英美人繼續作戰已不再是為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在歐洲擴散布爾什維主義。」
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爾和博爾曼真的來到普倫的話，那就立即逮捕他們，在我們當時所面臨的困難局勢下，我絕對不能容忍糾纏和干擾。
十、由於敵對各港口的轟炸以及連續不斷地為挪威以及東部地區執行運輸任務，德國海軍的水面艦艇（魚雷艇、探雷艇，快艇和護航艦艇）受損嚴重。大型艦隻中只有「歐根親王」號和「紐倫堡」號尚完好無損。潛艇部隊正面臨重新實施潛艇戰時期，因為從五月份開始大批新型潛艇就要開赴前線與敵作戰。
我曾經關照過，任何部隊都不得阻撓或破壞、干涉留在我們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務活動。為了使商船和作戰艦艇隨時作好起航準備，各船廠必須高度緊張地工作。這些船隻在港口和海上隨時處於敵機的空襲之下，經常被俄國潛艇的魚雷和水雷擊傷，加之主機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經常檢修。為了完成運輸任務，這一切都得盡快進行。
由此看來這份電報的內容是以希特勒的遺囑為基礎的。但是遺囑中有關人事安排的命令與我為結束戰爭而挑選的顧問和政府成員完全不一樣，而且與我已經採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從形式上看，這份電報與第一份授權於我「立即採取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的電報也是不盡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願意按照這份新電報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須走我自己的路。於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這份文件，防止任何內容被洩露。只有這樣，我才能避免內部的騷動和混亂，否則大家一旦瞭解了這份電報的內容，騷亂現象必然會發生。在當前的局勢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但只不過看起來是這樣而已。五月中旬交通部長多普米勒博士和糧食部長巴克接到盟國下達的飛往美國司令部的命令。因為他們就其職權範圍內的問題與米爾維克的盟軍管制當局往來一直特別頻繁，因此他們認為，這次蘭斯之行對他們今後在工作範圍內的有效協作定會有所裨益。但是他們去後便杳無音信。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沒有去與盟國協作，而是飛到了監獄裡。
他們兩位在五月一日抵達，從那時開始每天向我匯報整個軍事情況。
七、不管對投降條件的解釋或說明有何疑問和不同意見，均以同盟國的決定為最後有效的決定。
七、在德國西北部，東弗里斯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還沒有被敵人佔領。但這些地區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抵抗敵人即將發起的進攻了。因此只得把陸軍部隊從東弗里斯蘭和易北河以西運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地區，這樣也許可以守住這個地區。但五月二日的事件表明，即使這樣，兵力仍然不夠，那天，敵人從勞恩堡穿過易北河發起進攻，迅速推進到了波羅的海沿岸，向盧卑克和什未林挺進。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東的戰線及居民撤到西部，我們還需要八至十天的時間。因此我必須設法把我們向蘇聯的投降也延遲同樣多的天數。
在與盟國代表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方面在上述幾次談話中態度都很冷淡，然而又無可指責。我們互相致國際上流行的軍禮。我帝國政府的成員及我本人為不失我們的尊嚴也採取了同樣冷淡的態度。這是理所當然的。
於是我準備在西部簽訂投降協定，在此我得提一下執行這些協定的德國國防軍是如何效忠於我的事。
ＦＲＲ海軍元帥鄧尼茨（密件），只傳達到軍官。
除了政治上的這些顧慮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困難。
捨爾納集團軍群士兵的遭遇比第九、第十二集團軍更為糟糕。他們大部分人都已到達了美軍戰線，但大多數人卻未獲准通過。相反他們還被美國人用武力驅趕到一起，交給了隨後趕來的俄國人。他們在戰爭中勇敢地盡了自己的職責，在戰爭結束後卻仍被關在俄國的監獄中多年，有的餓死，有的凍死。
所以我想把我們的東方戰線向後移到我們所熟悉的英美佔領區的邊境線上，並把盡可能多的難民帶到西部地區去。為了這一目的，海上運輸必須加快進行並動用現有各種型號的大小艦船。在撤回東線德軍部隊方面，我最擔心的是捨爾納元帥率領下的中央集團軍群。因為要把庫爾蘭集團軍和在東西普魯士的部隊從海上運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爾集團軍」和第九、第十二集團軍離英美佔領區的邊界線比較近，因此也可獲救。只有中央集團軍群還守在捷克斯洛伐克東部邊境的陣地上，它與美軍戰線之間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縱深國土所隔開。我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打算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還是把它分給俄國。因此，我在五月一日的形勢討論會上認為，立即把捨爾納集團軍群從它們尚堅守的蘇台德陣地向美國佔領區分界線方向撤退，這種做法應該是正確的。依我所見，它們應該盡快向西南地區靠攏，以便在即將到來的投降時能盡量靠近美國戰線，這樣士兵就能被美國人接收。但是國防軍統帥部的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卻勸我不要立即下達撤退命令。他們認為，中央集團軍群放棄它們的陣地時很可能會土崩瓦解而被俄國人一舉殲滅。
我擔心這點時間對於拯救全體軍人和難民是不夠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約德爾到底還是爭取到了一段時間。利用這段時間把大批德國人救到西方還是有希望的。
看來丘吉爾一開始好像是反對把我排擠掉的。他想把我當作「有用的工具」使用，並通過我向德國人民轉達各種命令，這樣英國人就用不著親自「把手伸進騷動的蟻穴中」去了。丘吉爾還認為，如果我對英國人有用的話，他們可以對我擔任潛艇部隊司令以來所犯下的罪行一筆勾銷（見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書，第六卷，第六百四十六頁，丘吉爾首相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給英國外交部的信）。丘吉爾的這種態度果然不出我所料，從當時英國的對外政策中我已估計到這一點。在他們達到目的之前，他們會一直需要我。
在我於一九四三年擔任海軍總司令後，有極長一段時間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貝爾瑙和埃伯斯瓦爾德之間偏僻的代號為「珊瑚」的指揮所裡。我到領袖大本營去也是為參加軍事討論會，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問問有關海軍方面的事情。戰爭期間這些問題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m.hetubook.com.com精力。要我再關心除此之外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實際上已無此可能。
二、在義大利的那個集團軍群已經投降。凱塞林元帥指揮下的西線陸軍部隊正在瓦解。
一、德國國防軍統帥部聲明，同意把德國駐荷蘭、德國西北部地區包括佛里斯蘭群島和黑爾戈蘭島及所有其它島嶼、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在丹麥的所有軍隊交給第二十一集團軍群總司令。上述地區的所有艦船也包括在內。這些武裝力量必須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忠於誓言的德國軍人竭盡全力為德國人民作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後方人員自始至終全力支援前方，為他們作出了重大犧牲。前線與後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貢獻將在日後公正的歷史評價中得到最後的承認，德國陸、海、空三軍所作出的偉大貢獻和犧牲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表示欽佩。因此每個軍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國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滿懷勇氣和信心地為我們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五月七日弗里德堡和約德爾從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爾維克。弗里德堡帶來了一份供美國士兵看的「星條旗」報。報上登載了幾幅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照片。這些圖片慘不忍睹。我們覺得，即使在戰爭最後幾個星期中由於運輸和補給情況的混亂可能會加劇集中營裡健康狀況的惡化，但圖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狀況毫無疑問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無法為之辯護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驚。我們過去總認為這種情況決不可能！但是，這種可憎惡的事實（不只是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才有），直到這幾天當一艘載有集中營囚犯的商船駛入弗倫斯堡時，我們才親眼所見。他們的身心確實受到了令人吃驚的損害。弗倫斯堡的埃爾特斯特海軍基地立即採取一切措施盡量為這些不幸者提供補給和醫療條件。我們不能不責問自己，對發生在德國中部的這種事情我們怎麼會毫無察覺？
在北海和挪威海區除維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餘的海軍兵力都被我抽調到波羅的海，去執行掩護運送東線難民的海上運輸船和商船的任務。對波羅的海的運輸來說，德國商船的噸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帝國海運特派員、漢堡大區指導部部長考夫曼負責商船運輸工作。作為帝國海運特派員，他在執行這一任務時直接歸希特勒領導。但鑒於當時德國東部的整個形勢和東線的情況，有必要集中使用那裡的全部力量。因此，現有的商船便歸我管轄，以便在海軍的統一指揮下盡可能高效率地將它們用於波羅的海的運輸工作。我把最高指揮權委託給恩格爾哈特海軍少將。他在海軍任職多年，在商船運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的主要功勞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內，使海軍除了為東線運送補給品外，還成功地通過水路從東、西普魯士和波莫瑞越過波羅的海把二百多萬人運到西方。
鑒於上述這些情況，主動地解散這個徒有虛名的內閣，結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睜睜地等待著戰勝國採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難道這樣做不值得嗎？不言而喻，實行投降後，我坐在那裡碌碌無為，這種味道是很難受的。
我把當晚收到的我的任命電報遞紿他。「請看！」我注視著他的臉部表情。他讀電報時驚奇不已，甚至露出驚慌的神色。看來他的希望已破滅了。他臉色煞白，然後起身鞠了個躬，並對我說：「請讓我在您的國家裡當第二號人物吧！」我告訴他，這是辦不到的。我用不著他。
艾森豪威爾最近採取的一些行動方案也表明，他對現在已發生的世界政治局勢的轉變並沒有加以考慮。自從美軍在雷馬根附近越過萊茵河後，對美國來說，戰勝德國的這個戰略目標就已經達到了。現在應該以政治目的來代替軍事目的，就是說在俄國人突入德國之前應為英美西方國家佔領盡可能多的德國領土。對美國軍隊來說，盡快向東推進，搶在俄國人之前奪取柏林，這在政治上應該是正確的。但艾森豪威爾沒有這樣做。他仍一味地協同紅軍力求達到消滅並戰勝德國這樣的政治目標，他在易北河畔停了下來，任憑俄國人佔領了柏林和盡可能多的德國東部地區。他盡力按照華盛頓那裡給他規定的政治框框行事。看來他對當時世界局勢的迅速變化似乎毫不瞭解。對美國在戰爭結束時的這種態度我當時就覺得是錯誤的，而且現在仍然這樣認為。
中央戰線的第十二集團軍在四月的最後幾天受命向東部進攻以解柏林之圍。該集團軍在其久經考驗的總司令（當過兵團指揮官和總參勤務軍官）文克將軍的率領下成功地到達了波茨坦地區，從而為保衛波茨坦和第九集團軍（布塞將軍）向西部的撤退打開了通路。大批難民隊伍隨著他們一起行進。但在第九集團軍、第十二集團軍及波茨坦防禦部隊的士兵被准許越過易北河畔的美軍戰線時，美國人卻不許老百姓中的難民通過易北河。文克集團軍想方設法不被美國人發現讓盡可能多的難民混在越界的士兵中逃到了西部地區。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不幸者由於這個非人道的禁令，最終還是落到了俄國人手中。可憐這些不幸者為了逃避俄國人，已連續幾周在途中疲於奔命。
為了執行運輸任務，海軍的全部艦船都出海了，海軍還派了海軍陸戰師和海軍陸戰營支援陸軍作戰。沒有派一個人到我這裡來保護我或我在普倫的參謀部。因此我完全無法用武力來對付希姆萊。我也不願意採用暴力，因為其後果必然是混亂。因此我的決定是簡單的，也是迅速的。我請求與希姆萊碰一次頭。我想知道，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約定在盧卑克的一個警察營房裡會面。
我覺得施威林．克羅西克的觀點是正確的。一開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為：只要結束戰爭，我的使命也就結束了。但現在不管今後可能發生什麼情況，我也決不可以自動地解散帝國臨時政府。否則的話戰勝國就有理由聲稱：因為主管德國各個地區事務的政府已經溜走，我們除了在各佔領區設立特殊的德國政府機構，由自己的軍政府掌握各地區的主權外，就別無它法了。
在我敘述如何向當面地段的英軍部隊實施局部投降之前，我還想提一下發生在五月一日的另一件事。十五時十八分我在普倫接到帝國總理府十四時四十六分發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後一份電報：
遺囑已經生效。我將盡快到您那裡來。在我到來之前建議您不要公佈這一消息。博爾曼。
這些苛刻的條件使德國在政治上對通過無條件投降來迅速結束戰爭這事產生了很大的顧慮。
鑒於上述這些情況，我覺得拯救德國東部的居民也是德國軍人首要的責任。如果我們因遭受苦難而無力為德國東部的百姓保住他們的家園的話，也決不可以置他們的生命於不顧。僅僅為了這一點，軍人就應該在德國東線堅持戰鬥。
五、在東線北段的集團軍群正在向梅克倫堡地區潰散。
我認為在背後進行這種非官方談判，其動機和效果都是值得懷疑的。且不論它的動機，僅這種做法本身也是錯誤的：我們怎麼可以在我們一敗塗地的時候還對盟國「耍花招」，不讓挪威向它們投降，而向一個中立國家投降呢！同時我認為把德國部隊拘留在瑞典的好處也是極不可靠的。誰能保證，將來有一天瑞典在俄國的壓力之下不會把德國部隊交給俄國人呢！後來在馬爾默登陸的德國人被移交給了俄國。
在該命令的一張附圖上，標有蘇聯、美國和大不列顛等國瓜分德國的情況。除法國的佔領區外，瓜分情況基本上與後來實際的區域劃分情況相符，法國的佔領區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才得到盟國的承認。
從這時開始，在所有規定的地區範圍內都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
我已經提到過，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曾與希姆萊發生過爭執，那時要徹底和他決裂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他手中握有警察這個統治工具，而我卻一無所有。
金策爾匯報之後，我即約請約德爾大將來我處。他應該協助弗里德堡帶著我的新指令飛往蘭斯去見艾森豪威爾。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和我一致同意給約德爾下達以下指令：
這兩天時間對於要從東部地區逃到西部地區的難民來說實際上是不夠用的。如果我以此為理由而拒絕了艾森豪威爾的要求，那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其結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混亂、毀滅和生存危機。因此，我在當夜一點鐘打電報給約德爾，告訴他有權在上述基礎上宣佈全面投降。於是約德爾即在五月七日深夜二時四十一分於蘭斯簽署了全面投降條約。
在這段時間裡，里特爾．馮．格賴姆元帥及其妻子漢納．賴奇來到我處。格賴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飛機送到普倫來特意向我告別的。他的一隻腳綁著繃帶，只能用枴杖走路。在最後一次飛向柏林時他受了傷。
希姆萊在當天夜晚十二點鐘左右在六名武裝黨衛隊軍官的陪同下來到我處。我的副官呂德─諾伊拉特接待了這批隨從。我在我的工作室裡遞給希姆萊一把椅子，我自己則在寫字檯後坐了下來，我已事先在這張寫字檯上的紙下面藏了一把打開保險的手槍，準備隨時射擊。在我的一生中我還沒幹過這種事。但這次會見將引起的後果對我來說卻是凶吉未卜。
因此，潛艇戰已不再是海軍的主要任務。我把大部分潛艇用來支援東線和拯救德國人民。我把準備分配給建造之中的潛艇或戰艦的海軍人員或並不急需的其他人員都給了陸軍，或者把他們編成海軍陸戰分隊和海軍陸戰師加入陸上的對俄作戰。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中，以這種方式在德國東部陸上作戰的海軍人員約有五萬名。第二海軍陸戰師師長朔伊爾倫海軍中將不幸在這場戰爭中以身殉職。
瓜分德國的企圖和在摩根索計劃中規定的準備處理德國的辦法，使我們為整個民族的末日而憂心忡仲。
「收件證人：戈培爾，博爾曼。」
雖然我在五月一日的廣播講話中已經闡明了我的總意圖，只要我在東線的目的尚未達到，我就不得不將繼續在西線的戰鬥，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結束這場與英美的戰爭。但在「全面投降」的口號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並無把握。但至少我得嘗試一下，而且要絕對不露聲色，否則這種嘗試肯定會因俄國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撓。
我對國防軍統帥部的看法是，由於它長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圍，現在要作出最合理的決斷，恐怕還缺乏對戰場情況的足夠瞭解。但是我對約德爾大將客觀而敏捷的思維方式和正直的軍人氣質還是頗為賞識的。
這種想法並不排除我過去和現在一直認為德國人民的意志可以決定由誰佔據國家最高職務的這個觀點。
從一九四四年夏開始，隨著芬蘭的背信棄義、東線逐漸向德國邊境靠近以及東普魯士面臨的威脅，德國海軍通過波羅的海向東線運輸人員、武器、彈藥和物資，再把傷員、難民和士兵運回西部的這一主要任務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當俄國人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突入德國後，東波羅的海沿岸的陸地、船廠和訓練基地就受到威脅或被佔領；這時很清楚，潛艇部隊再也不可能大規模使用它們多次戰勝過敵反潛兵力的新型潛艇了。
但是還需要補充的第二點是，按照同盟國的意願，德國除了無條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途徑來結束戰爭。對於德國軍隊來說，這意味著，隨著投降書的簽署他們應停止任何活動。他們必須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當俘虜。如果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冬季的幾個月內投降，那末距離英美戰場尚遠的東線將有三百五十萬德國軍人成為俄國的俘虜，對俄國人來說，即便能發善心，但要有組織地接收、供給及安置他們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他們只能在嚴寒的天氣裡露宿野外，死亡人數無疑是很大的。甚至當西線德軍在季節上比較有利的五月份投降時，也發生了英美人無法滿足德國戰俘給養、以致造成大批戰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這說明要一下子安置和供給大批戰俘是多麼困難。
五月六日早晨，金策爾將軍到米爾維克來見我。他是弗里德堡代表團的成員。他奉弗里德堡之命，從蘭斯趕來見我，向我報告與艾森豪威爾進行的投降談判的情況。金策爾向我報告說，艾森豪威爾的態度與蒙哥馬利相反，他一口拒絕了我們的要求。艾森豪威爾決不同意局部投降。我們必須立即宣佈包括俄國戰線在內的全線無條件投降。德國軍隊必須就地原封不動地放下武器，就地束手就擒當俘虜。德國國防軍統帥部的責任就是使這種無條件的投降行動（包括海軍作戰艦艇和商船的移交工作）順利進行。
出於這兩個原因，我不能滿足艾森豪威爾的要求，我只得再作一次嘗試，使他相信我不會讓德國士兵和東部的居民落到俄國人手裡。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請求局部投降的。
三、因此，堅韌不拔地保衛易北河陣地以對付西方的進攻是絕對必要的。在執行這項戰鬥任務過程中，物質上遭受的損失將通過拯救德國東部人民的生命得到千倍的補償。但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去破壞港口或工業設施了，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阻止這種破壞。
由此看來，漢堡單獨提前投降只會給難民和來自東部地區的德國士兵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四月三十日我收到考夫曼發來的一份電報，我明白了他的意圖。於是我便在當天下午，也就是在我被任命為政府首腦的前一天給他作了以下答覆：
從那時開始，我就不再相信還有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我決心只要有一絲可能，就要在最後時刻使用海軍去執行拯救來自東部的人民這一政治意義重大的軍事任務。一旦形勢的發展不允許我們再這樣繼續下去，也就是說我們海軍的努力也無濟於事的時候，我準備和海軍一起投降。
當俄軍向奧得河中游的庫斯特林和法蘭克福地區實施突擊、美軍向德國中部推進、德意志帝國面臨分裂成南北兩部分的威脅時，希特勒為防萬一在四月十日下令，準備將德國北部地區的指揮權移交給我。不過卻又說明，https://www.hetubook.com.com如果此令生效的話，我僅有權對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決定，只有當希特勒和國防軍統帥部撤離北部地區，轉到南部地區之後，軍事行動的指揮權才移交給我。
我的政府綱領是很簡單的。它的要點是盡可能多地拯救德國人民。這個目標與德國在戰爭最後幾個月中的目標是一致的。採取的所有措施必須從這個觀念出發。如果我反對這一點，那末在執行這項任務中就形不成統一的領導。許多地方就會出現單獨投降或者聲明堅守到底的現象，甚或在同一地方同時出現這兩種現象，其結果顯然是軍紀鬆散，部隊各奔東西，內戰不斷，一片混亂。在這樣一種混亂和各行其是的局面中敵人也將乘機繼續戰鬥，橫衝直撞，德國的所有城市必然會繼續遭受轟炸，因為任何有約束力的，能使敵方有義務停止戰鬥行動的投降條約都還沒有簽訂。在德國所產生的混亂也會對我們還佔領的地區產生反作用，首先是荷蘭、丹麥和挪威。這些國家的居民對德軍的反抗及德軍對這種反抗的制止也會引起鬥爭和流血，而且還會使我們同這些國家人民的關係更加緊張。因此，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首先我得搞清楚希姆萊的事。在我的任命電報到達的那天下午，他的態度給我的印象是，他認為他將成為國家元首。這對我來說是個危險。他到處都掌握著他的統治工具。而我卻沒有。對現在這個新情況他會甘心情願嗎？現在，在我負責人事安排的時候要和他合作，對我來說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計劃不允許我受任何政治壓力。儘管當時我對希姆萊所犯的過錯瞭解不多，但我已經明白，他是不會容忍我的。因此，我在四月三十日晚上接到這份電報後立即委託我的副官請希姆萊（他和我剛在呂貝克分手）馬上到我所在的普倫來。他在電話裡拒絕了我副官的邀請。於是我就親自打電話給他並對他說，他很有必要來一次，他終於答應了。
我很清楚，我現在正面臨一個軍人生涯中最黑暗的時刻，即軍事上無條件投降的時刻。我也知道，我的名字將永遠和它連在一起，人們會恨我，會不顧事實真相地攻擊我的聲譽。但我的責任要求我面對所有這一切而毫不在乎。
當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來到我處時，成立臨時帝國政府的考慮更加成熟和具體化了。他除了擔任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外，還負責內閣的全面領導和組織臨時政府。儘管臨時政府的成員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國北部的人，但一個有工作能力的內閣總算成功地組成了。它的組成情況如下：
這些計劃和備忘錄關係到能否對人民生活極為重要的各個方面實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領導。因此我們把它們送交在米爾維克的西方盟國和蘇聯政府的代表。在一些專門場合我們還口頭闡明過我們的提議。一開始好像我們的合作願望已被接受。
傍晚時分，殲擊機的轟炸逐漸停止。我約請弗里德堡經基爾附近的威廉皇帝運河在二十一點到萊文紹高橋來。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和我順利地到達了那裡。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馬利說明德國北部地區實行純軍事的局部投降的意願。要他特別強調在英占區東部邊界上的難民的撤退問題。尤其是他應設法使陸上和海上的部隊運輸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響。天黑時他帶著我們的願望離開了我們，我們祝願他馬到成功。
全面投降以後在米爾維克出現了一個盟國監督委員會，由美國魯克斯少將和英國福特准將領導，不久又有俄國代表加入該組織。我曾與監督委員會的這兩位英美首腦商談德國內部的形勢達一小時之久。我對他們說了我認為必需採取的那些措施。我也準備採取同一辦法與英方發言人沃德先生交換意見。我想通過這些談話來支持帝國臨時政府遞交的備忘錄。為了幫助德國人民，我很重視利用可能產生作用的每一個機會。我的告誡和提議也是為了達到同一個目的，它們關係到今後東歐外交政策的進一步發展。但它們很少被人理解。
四月三十日十八點左右我重新回到普倫，在那裡我遇上了波羅的海海軍總司令庫梅茨海軍大將，他準備向我報告波羅的海的局勢及海上運輸情況。此外，軍備部長施佩爾也在場，他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呆在德國北部。我的副官呂德─諾伊拉特海軍少校當著這兩位先生的面把一份從柏林的領袖地下室用海軍絕密電碼拍給我的電報拿給我看。電報內容如下：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俄國人開始向我東線發起進攻。他們突入西里西亞地區後，進而到達奧得河中游的庫斯特林和法蘭克福。我東部邊境的德軍部隊無力完成他們保護德國東部居民及其家鄉的這一理所當然的軍事任務。因此東部居民紛紛湧向西部，以便逃離俄國的佔領區。他們驚恐萬狀，他們懂得俄國的軍隊將給他們帶來什麼。
帝國全權代表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將從丹麥趕到我處。林德曼向我保證，說他在丹麥的部隊戰鬥力不會減弱，而貝斯特博士卻勸告我，在丹麥地區繼續戰爭要十分慎重。但是，我和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及我的副官都回想不起來，貝斯特博士當時是否曾對我說過，如果德國在本土各戰線崩潰以後想在丹麥地區繼續戰鬥，那末瑞典就會進行干預。在保存至今的我的副官所寫的日記中也沒有這方面的內容。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當新聞界公佈了瑞典的白皮書時，我才知道當時由瑞典方面告訴貝斯特的這個意圖。因此，說瑞典的這種「威脅」對我在四月三十日就已經作出的「避免把任何戰爭擴大到佔領區」的決定產生了影響，這純屬無稽之談。
六、在東、西普魯士的德軍部隊已經被俄國優勢兵力所擊敗。庫爾蘭戰線仍在堅守。但是由於補給物資奇缺，再也無法給該戰線提供任何彈藥和燃料。因此，這個戰線的部隊遲早也會和捨爾納和倫杜利克的集團軍群一樣被打敗，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德國海軍打算把庫爾蘭和東、西普魯士的部隊從海上盡可能多地援救出來。
在西波羅的海組織前線運輸工作的指揮官是駐基爾的東線海軍總司令庫梅茨海軍大將，在東波羅的海主管東、西普魯士運輸工作的是布爾夏迪海軍上將。這兩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設立了相應的特別參謀部。但順利完成這些運輸任務，主要還應歸功於在前線不停地來回奔波的作戰艦艇和商船的乘員們，他們都是這方面的行家。
「人們經常談論被告中有人曾經參與了陰謀活動。我認為這些說法是出自一種政治信念。對這類事情人們是無法證實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國人民永遠也不會相信：他們的災難竟是由這樣的一種陰謀集團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學家可以對此提出訴訟，但是，他們只會使德國人民更加難於從這次審訊中吸取這樣一個教訓：將領袖原則視為政治原則是錯誤的。這個教訓對於德國人民正確地認識過去，對於德國人民將來的發展，都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天與蒙哥馬利舉行了投降談判，丹麥的移交問題也明確了。
我滿懷同情地與這位傑出的軍人交談起來。他辛酸地說，軍人們滿以為，忘我的獻身精神有助於達到一個純潔的目的，但現在在這場災難中一切都完了。他準備了卻此生。我們激動地相互告別。
「此時此刻國防軍十分懷念那些已陣亡的戰友。面對著滿佈創傷、血流遍地的祖國，死者在表現無條件的忠誠、服從命令和遵守紀律方面盡到了他們的職責。」
五月四日早上弗里德堡當著施威林．克羅西克、凱特爾和約德爾的面向我作了詳細的匯報。蒙哥馬利接受我們在德國北部地區的局部投降。但他還要求把丹麥和荷蘭劃入投降範圍之內。弗里德堡當時曾對他說，對於這個擴大投降區的問題他無權決定。但他可以肯定，這樣作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此外，蒙哥馬利還要求交出所有投降區內的作戰艦艇和商船。這個問題關係到對我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難民運輸問題。因此弗里德堡向他說明了我們擔心這樣一來是否還能把盡可能多的人從東部救到西部。蒙哥馬利答道，對於單個士兵的轉移他並不阻攔，但決不容許整個部隊轉移。關於老百姓中的難民問題他拒絕作出任何保證，因為當時的投降指的是單純的軍事投降，這裡面並不包括老百姓的問題。但他又補充說，他「並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蒙哥馬利的另一個要求是，不許破壞、也不許銷毀或者擊沉投降區內的作戰艦艇。弗里德堡請求能向我作匯報，因為對這些要求作出答覆是超越他的權力範圍的。
四、凡不服從命令或者執行命令不得力者，均被視為違反這些投降條件；同盟國將按照公認的法律和軍事上的慣例予以處理。
隨後到來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國國防軍各首腦人物都無條件地服從我的命令。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英國人自四月二十六日起在易北河東岸的勞恩堡築起了一個橋頭堡，五月二日從那裡發起進攻，一舉攻破了德國不堪一擊的防線，接著英國部隊和坦克便迅速向盧卑克推進。與此同時，美國人在南翼也越過易北河，不費吹灰之力便到達了維斯馬。於是，從那時開始，從波羅的海到易北河一帶到處都有英美人員，在梅克倫堡至荷爾斯泰因的公路上則擠滿了難民隊伍和撤退的「魏克塞爾集團軍」部隊。通向西方的大門不再開放，那末能否把軍人和難民在俄國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英占區去，這要看英國人是否同意。我們所以還在易北河畔繼續與西方作戰僅僅是為了給逃往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大批難民保持一條通暢的道路，而現在，在英國人控制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之後，我們的抵抗也就失去意義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預定計劃立即進行投降談判。為了表示德國西北地區軍隊的投降意願，弗里德堡應先到蒙哥馬利那裡去一次，一旦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爾那裡去，向他說明交出整個德國西部的問題。
也許是應俄國人的要求，五月八日又在蘇軍司令朱可夫元帥的司令部，柏林的卡爾斯霍爾斯特重演了這場全面投降的簽署活動。凱特爾元帥、施通普夫大將和弗里德堡海軍大將分別代表德國三個軍種在投降書上簽名。在他們簽名之前，西方盟國和蘇聯都堅決要求他們出示由我以國防軍最高司令名義簽署的全權證書，以證明他們有權作為德國國防軍合法的代表，並經過檢查認為符合規定後才同意他們簽字。
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結束在德國北部與蒙哥馬利元帥指揮的英軍的戰爭。我與國防軍統帥部一起確定了公佈我方談判代表的方法。
三、在東線，東南方集團軍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厄斯特馬克地區的倫杜利克集團軍群還堅守著他們的陣地。捨爾納集團軍群正在前線同俄軍作戰，尚無多大損失。但是這兩個集團軍群都只剩下能供短時間使用的彈藥和燃料。
從一九四五年五月中旬起，敵對國家似乎也面臨著對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決定的問題。
盧卑克的警察營房裡幾乎集中了黨衛隊的所有高級司令，希姆萊讓我等一下。他似乎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國家元首。我問他是否聽到了這種傳說，即他準備通過伯納多特伯爵與盟國建立聯繫。他說，這種說法純屬捏造。他同樣認為，現在，在面臨戰爭結束的時候，決不可以由於內部意見分歧再引起混亂。我們友好地分了手。
當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那幾天得知集中營的這些狀況時，我捫心自問，我能為這件事做些什麼呢。
六、本投降書的條文均用德文和英文訂立，以英文版為準。
要交出艦船的這個要求使我感到坐立不安，這意味著向西部運送難民和部隊工作的結束。但根據弗里德堡對蒙哥馬利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的匯報，我得出的印象是，至少有可能讓一些正在海上的艦船繼續向西航行。但這些船上的傷員、部隊和難民只得在丹麥港口上陸。三十萬德國人一下子抵達丹麥，這不僅會給它帶來政治負擔，而且更主要的會給這個運輸工具不多的國家造成很大的組織上的負擔。要保證這麼多外國人，而且又是敵國人的安置、給養及醫療肯定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對這些不利條件，也只好暫且忍耐一下。弗里德堡在匯報英國人不許我們破壞、也不許擊沉作戰艦艇的這一要求時，出現了對立的意見。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和我都認為應該接受這些條件。如果拒絕接受這些條件，那就有損於我們作為講信用的締約一方的聲譽，而且對我們為了拯救人民而實行局部投降的基本意圖也是不利的。相反，國防軍統帥部卻認為，交出武器，尤其是把他們最明顯的運載工具作戰艦艇也交出去，顯然是違反軍人尊嚴的。
事實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國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在一九四四年冬結束戰爭，那末這就意味著在東線有幾百萬老百姓和軍人死亡。當時國防軍中沒有一個要人同意採取這一步驟，沒有一個來自東部的可憐的逃亡者甘願被移交到俄國人那裡，沒有一個德國軍人願意被俄國人俘虜。軍人一定不會服從「放下武器，束手就擒」這樣的命令。他們也會像老百姓一樣到西部來逃生。因此每一個領導人都會懂得這樣做他將失去人們的信任，懂得這樣做將會使東部大量德國人的命運聽憑敵人擺佈和宰割，因此沒有一個領導人會在這種時候簽訂投降協定，對這樣一種決定是無人敢於承擔責任的。
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後的那幾個月和在一九四六年我所獲悉的民族社會主義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為，使我大為震驚。
相反，施威林．克羅西克伯爵卻認為，我們必須留下來，儘管敵人可能會故意公開嘲笑我們。帝國總統及其臨時政府顯示了帝國的統一。在無條件投降中只有國防軍已明確地投降。但德意志國家仍然存在。儘管我在實際行使政府職能的過程中受到阻礙，但我是德意志帝國的國家元首這一點卻沒有改變。在五月八日簽訂投降書時，敵方國家要求德國國防軍三個軍種首腦出示我的委託書一事也說明，敵人也承認這一點。因此我只有在考慮好一位繼承人以後才能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