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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一生中最見不得的就是貪官污吏恃強凌弱，見這書吏賣弄權勢，便要打擊這個小吏的囂張氣焰。於是將那小吏當堂責罰一通，而反過來將那個犯人的脊杖改成臀杖，從輕發落了。

包拯問：「你來告狀，別人知道嗎？」那人回答：「不知道。」

但是歷史上真正的包拯並不像小說戲劇描寫的那麼神，他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在判案的過程中也有判斷失誤、上當受騙的時候。

這案件看上去是狡猾的書吏猜透了包拯的心思讓包拯上當受騙，但是包拯為了有意打擊小吏的囂張氣焰，主觀武斷，輕易改變刑罰，雖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矯枉過正，不知道自己被小吏給賣了。

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時，有個人犯了罪，被官府緝拿歸案，按刑律，將受杖打懲罰。

那個小吏見犯人如此「上道」，於是就支了一招，與犯人約定：「等府尹（包拯）審案時，肯定要我來記錄你的罪狀，到時你大聲呼冤自辯，我自有辦法為你減輕刑罰。」

包拯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有一顆嫉惡如仇的心，這顆心不因外物所動，即使是皇帝的m.hetubook.com.com親戚，他照樣秉公處理。

號稱嚴明的包拯被如油猾吏蒙住了眼睛，堂堂的朝廷命官卻在一個小吏面前栽了大跟頭，稱得上包公一輩子數得著的糗事了。

在我們譴責那個狡猾的小吏的同時，有沒有想過，讓這件案子變成鬧劇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疾惡如仇，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所應有的道德品質。懲惡揚善，社會才會穩定、發展，法律正具有這樣的社會功能。司法官面對人世間的種種惡行，如果無動於衷，放縱犯罪，無疑將為道德所不齒、法律所不容。

古時候的杖刑是五大刑罰之一，可不是老師體罰學生的教鞭，每一杖都是實打實的，幾杖下去皮開肉綻那是常有的事。那人被判杖刑，頓時就慌了，就托關係找到包拯手下的一個小吏，「意思」了「意思」，希望能夠免傷筋動骨的刑罰。

我們敬包公，敬的不只是他為了公道而嫉惡如仇的高尚品德，更多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心，而非為了「嫉惡如仇」而有失公正。法官依據的是法律事實，而非道德評價，因為道德評判與法律評判的事實基礎不一樣：道德評判不需要對事實進行充分、嚴和_圖_書謹的核實，而法律評判卻要建立在被證據證明的事實基礎之上。

於是，他叫人當場打了小吏一頓，轉而對囚犯寬大處理。不知道這正中了小吏的計謀。小吏利用包拯嫉恨官吏苛刻的心理，達到索賄營私的目的，實在是狡猾透頂。

包拯年輕時，曾當過天長縣（今屬安徽）縣令。一日，有個農民到縣衙告狀，說他的耕牛的舌頭被人割掉了。（宋代為保護農業，曾頒佈法令，嚴禁屠宰耕牛。）但是由於兇手是趁著夜間休息的時候作案的，而且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因此判斷起來非常困難。

結果朱熹很生氣，跑到臺州來找碴，認為唐與政這樣的風流官員肯定和官妓嚴蕊有通姦這一道德問題，於是藉此彈劾唐與政。為了取得證據，對嚴蕊嚴刑拷打，逼取口供，造成了冤案。具有強烈道德情感的朱熹，因為道德價值上的評判遮住了眼睛，導致了法律評判上的錯誤。

這就是我要說的，法官不能依道德的善惡標準來評判案件，而要依法律的規定來判決案件，儘管有時你在道德情感上有所傾向，但你在辦案時絕不能因為疾惡如仇而失去公正性。

朱熹任浙東提學時，浙江臺州太守唐m.hetubook.com.com與政因為官妓嚴蕊有詩詞上的才華，兩人時相往來，但並沒有什麼不軌的行為。唐與政自恃才華，批評朱熹「字也不識」。

但這並不是說，包公疾惡如仇錯了。問題的根源在於，包拯過多地將個人的道德情感帶進審判，不利於公正審理案件，罰不當罪。

那人萬萬沒有想到包拯會查出自己，頓時呆若木雞，只得供認出割牛舌的經過。

最後，整個案件的結果就是：包公伸張了「正義」，罪犯成功減刑，小吏有了筆「外快」，「皆大歡喜」。

此案的順利告破，使包拯贏得了斷案如神的美名。

因此，在對一件事的道德評判與法律評判在許多時候有不一致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就成為一些人牟利的「溫床」。比如案中的小吏，就是一個很鮮活的例子，而提供這個「溫床」的，卻是我們偉大的包公。

包拯心裡一下有了計策，對告狀的農民說：「聽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殺了，把肉賣出去。但切記一定不要聲張。我會有辦法找到那個割牛舌的人。」農民雖然心裡有些疑慮，但仍然按包拯的囑咐去做。隔了沒幾天，有個人跑到縣衙告那個農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這個人就是割牛舌的和*圖*書兇手，看到他自投羅網，心裡很高興。他聽完訴狀，大喝道：「大膽刁民，你為什麼要割掉耕牛的舌頭？」

包公的一頓數落，卻正中小吏的下懷，包拯為弱者伸張「正義」的時候，卻不知道那小吏正低著頭偷笑呢。

可是，包公這顆「嫉惡如仇」的心，卻為小人所利用，這小吏可是個「人精兒」，他對包拯的脾性可是摸得「門清」。包拯平時最看不慣官吏仗勢欺負囚犯，懷疑小吏打算敲詐囚犯，說不準他還認為書吏不替犯人求情，反而對犯人態度生硬，大約是沒有受到什麼好處，因而基於對書吏職業道德的評判，一時衝動，代替了法律的評判，作出了違背事實和法律的判決。

然而，法官審案不能以道德的評判來代替法律的評判，不需要疾惡如仇之情，疾惡如仇也需依法進行，要準確地舉起手中的法律之劍，使正義得以弘揚，邪惡得以懲處，這才是法官應有的品質。

包拯在民間文化中一直佔據著一個獨特的地位，從熱播的《少年包青天》等影視劇中可以看出其人氣之高。近千年來，包拯在歷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剛正不阿、為民請命的包青天。他斷案如神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流傳下來的許多大案奇hｔｔｐs://wｗw.ｈeｔubook•com.ｃｏｍ案中顯示出過人的聰慧與膽識。

將公正放在第一位，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才能避免先入為主，理性地公正司法。道理雖然簡單，可是縱觀古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呢？如包公這樣的人物，因一時失察，也鬧出這樣的糗事，直到今天，為諸君笑耳。

「耕牛被割去舌頭，鄰居知道嗎？」「我沒有跟別人說過，別人也應該不會知道。」

犯人心領神會，等到包拯一上堂，犯人便照小吏的吩咐，拚命為自己分辯。這時，小吏擺出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大聲呵斥：「別再多說了，快快受了杖責，滾回牢房去吧。」

原來，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頭。他以為牛沒了舌頭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將牛殺死，這樣就要觸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藉此陷害牛主人。聰明過人的包拯，將計就計，找到了割牛舌的人，並依法治了他的罪。

歷史上犯同樣錯誤的法官，並不只有包公，有的甚至意氣用事，喪失理性，辦了冤假錯案。比如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也曾有這樣的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