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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發展到極致，就成了「祖宗之法」，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為了使自己制定的制度能夠長久維持下去，不讓子孫後代胡搞，就定下了一個大原則，叫「祖宗之法不可改」，把話先說絕，認為這樣他所建立的帝國就能長治久安了。

同時，「道德」的力量是可以在行為形成前就積極預防，實施治理的時空環境寬裕，工作可以全面設計、系統實施，不像刑罰那樣只能在行為形成、產生之後才開始運行，管控方很難主動、全面、系統實施因而十分被動。

我國從原始氏族社會開始，就流行「祖先崇拜」，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這種思想留下了許多足跡：從春秋時期的孔子開始，他提出「克己復禮」，恢復的就是「周禮」，而孔子崇拜的，是著名的周公旦；到後來歷史上的不少變法，打的旗號就是「托古改制」，其實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種模式。

賈誼清楚地認識到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適應時勢的變遷。黃老之學鑄就了漢帝國「文景之治」的輝煌，卻也埋下了地方割據的禍根，賈誼認為，不應該抱著「黃老之學」不放，而應創造出適合時代需要的法律制度。

年輕的賈誼由他的老師河南郡守吳公推薦，二十餘歲被文帝召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為太中大夫。年輕的他一時成為政壇上最閃耀的明星，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得漢文帝的賞識。

這位反對「祖宗之法」的學者最後還是取得了勝利，打倒了盛行一時的「黃老之學」，為漢帝國迎來了新生。由此可見，權力的強制力並不能阻擋人對真理的追求，直到今天，歷史的車輪依然在滾滾向前。

即使有「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禁令，但也擋不住智者對於真理的追求。有一位年輕的學者，在兩千多年以前的漢朝初期，就提出了一種思想，堅持與時俱進，可謂是反對「祖宗之法」的第一人。

到了漢武帝劉徹的和圖書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許諸侯王將其封地分為若干塊，分給自己的子弟，從而實際上分散和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這更是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面實行了。

可見，賈誼很看重「法」的作用。賈誼的主張是，治國不是不要刑罰，但應約法省刑；刑法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以禮義為主，即把「禮義」作為治國安民的主要手段，「禮」制約不住時再制之以「法」。

並且德教化民是實施與行為發生之前，行為者個人、管控方、社會都不會受到這些不應當發生的行為的拖累、糾纏和耗費，比滯後實施的刑罰給個人、管控方、社會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賈誼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的分析的正確性；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之後，漢王朝就乘機削弱地方諸侯王的力量，使他們僅得租稅，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國的權力。

可是，「祖宗」已經作古，他制定的「成法」也經不住時間的打磨，世事變遷，滄海桑田，當初的「良法」過了幾十年說不定會變成「惡法」。但是，「祖宗們」不只說了這麼一句話，還制定了相應的法律，非議「祖宗之法」者，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麼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術勢」，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韓非的「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說得明白一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實事和*圖*書求是」和「與時俱進」。

賈誼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來自道德的力量，具體的形式，就是奉行儒家的學說。因此，他提出「禮」是治國之本，提倡德教化民，相比較起刑罰，用一種柔和的方式更容易讓民眾接受。

賈誼同時也說明了德教化民的缺陷，德治的作用不具體、不直接、不及時，因此，往往在個人、管控方、社會三個方面都不容易得到承認，更難以高度重視，因而會有操作不到位因而效果更差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德教化民的同時，也必須要堅持刑罰懲戒的功能，必須實現兩者有主有輔卻相輔相成。

賈誼，漢族，洛陽人，也就是今河南省洛陽市。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法學家。

這個人，我們在課本上曾學習過他的文章，文章名為《過秦論》，他就是賈誼。

看過有關宋朝、明朝或清朝政治題材的歷史劇，我們或多或少都聽過一句話，叫：「祖宗之法不可改！」這往往是守舊派為了反對改革者進行變法時，提出的最強論調，這與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有關。

雖然賈誼所處的時代，正是後來史家稱頌的「文景之治」的輝煌時代。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各種新的社會矛盾也正逐漸暴露出來並日益突出。

漢文帝時，諸侯王割據勢力同漢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劉邦在世時，封了九個同姓王，這九個王封地面積的總和，超過了漢中央政府直接統治的地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可惜的是，西漢當時一般的臣吏只是頌揚文帝的順治功德，忽視或有意忽略當時已出現的以上社會矛盾，最後賈誼只能抱著遺憾離開人世了。

雖然賈誼一直不認為自己是個法學家，但是我認為它卻貫徹了法家思想最精華的一部分。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hetubook.com.com「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後世帝王對其開國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態，也力圖總結並繼承他們的治道家法。在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下，家法族規作為「準法律規範」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形成家法補充國法、國法混同家法的獨有的歷史現象。

長沙國地處南方，離京師長安有數千里之遙。當時交通不發達，長途跋涉，歷盡千辛萬苦，自不必說。更使賈誼難受的，是心中的悲憤。他有滿肚子的學問，心中有遠大的抱負，本想輔佐文帝幹一番大事業。如今受讒被貶，受到這樣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獨和失望。

賈誼關於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錢的主張，漢武帝時也實行了。漢武帝還進行了對匈奴的戰爭，拋棄了賈誼引為恥辱的和親政策，受到打擊的匈奴從此一蹶不振。賈誼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如此傑出的貢獻，使漢武帝十分感念，為了紀念他，就提拔了他的兩個孫子為郡守。

漢朝的情況同樣也是如此，長期自由放鬆的經濟政策的背後，是地方軍閥的崛起，時局的發展印證了賈誼的預言，後來漢武帝的諸多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或多或少地運用了賈誼的思想，賈誼雖然活著沒有見到自己的思想成為治國方略，但我相信他九泉之下也是可以瞑目的。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它依法治國的思想依然深深鐫刻在這片曾經統治的土地中。但是，法律畢竟是種剛性的統治秩序，許多領域法律無法涉足，比如道德，等等。只靠法律來治理國家，會產生很多問題。

賈誼認為，奪天下是攻，需要暴力；治天下是守，需要非暴力。君主奪取天下以後，「進取之時去矣，併兼之勢過矣」，但秦王朝仍襲舊制，守著「祖宗之法」，沒有與時俱進，也就是說，秦王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它用打天下的方法來治天下。因此，秦不可能和圖書不走向傾覆。

為了論證他的思想，他提出了「變法因時」的思想。在總結秦王朝二世滅亡教訓的基礎上，得出了關於秦亡的重要結論：「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面對當時貌似「和諧」的政治形勢，進行強烈的抨擊。首先就是反對由漢朝建國以來確立的「祖宗之法」——黃老之學。

公元前一六八年，賈誼在憂鬱中死去，當時他才三十三歲。

賈誼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指出漢中央和諸侯王的關係，就像一個人得了手足腫脹病一樣，小腿腫得像腰粗，手指腫得像大腿，平坐著不能伸屈，一二個指頭抽搐，全身則跟著疼痛，若不抓緊解決，必為難治之症。

但是，這些改革措施觸動了大批老臣們的利益，同時年輕就得居高位更是招致許多人的嫉妒，尤其是得罪了漢文帝的寵臣鄧通。於是，外有大臣攻擊，內有鄧通進讒，內外夾攻，使賈誼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負，連在西漢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沒有了。其結果是，賈誼被貶出京師，到長沙國去當長沙王的太傅。

除了行之以禮之外，賈誼也注重法，他認為禮與法各有不同的作用，「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意即「禮」的作用是在行為發生之前，把罪惡消滅在萌芽狀態，也就是阻止人們犯罪，「法」是在行為發生後給予懲罰，從而使人們畏法而不敢再犯。

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法制權勢比禮義更為重要，「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而澤之，故德佈而天下有慕志。」只有掌握了「權勢法制」，才能談行仁義的問題。這就是說，權力是實行政策的前提，沒有權勢，仁義只能流於空談。

他認為正是黃老之學長期過於放鬆的治國理念，導致地方權力做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漢初統治者所採取的黃老「無為而治m•ｈｅｔｕbｏｏk•ｃoｍ•cｏm」思想進行的統治，此時已不能適應這種緊迫形勢。

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說的：「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和鞏固國家政權的建國初期，仍然堅持採用一些弱民、防民的嚴刑峻法措施也是必須的，但是畢竟「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天下」？而此時秦始皇仍然奉行嚴酷殘暴的統治，還死抱著自以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離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變得頑固守舊了。

賈誼在當時總結秦亡的教訓，其目的在於為西漢的統治者提供施政借鑑，不要再犯秦王朝曾犯過的悲劇性錯誤。

《五蠹》還有一句話：「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無論是上古施行仁義，還是中古追逐謀略，或是當今注重強力，這都是不錯的，因為這些措施都是適應了各自時代特點，都是符合當時時代的要求的。

賈誼的這些思想主張將「禮」與「法」相結合，禮法並用，可謂傳承了荀子「隆禮重法」的思想。後來，漢武帝正是遵循了他的思想，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依然沒有放棄法家的主張，實行一種「儒皮法骨」的治國方略，到東漢形成了「霸道」與「王道」雜之的統治思想。

這些諸侯王都有徵集軍隊、徵收賦稅、鑄造錢幣、任免官吏的特權。他們是地方軍閥勢力在漢初政權中的代表，他們大都和高層貴族相勾結。他們利用封國的「合法」身份，招降納叛，培植黨羽，網羅孔孟之徒，無視中央權威，妄圖篡位奪權，嚴重地威脅著漢初的中央集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