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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代表儒家思想的貴族勢力空前發展的時代，在儒家的思想已經滲透到這個社會的骨髓的時候，曹操卻掄起法家的「大棒」，橫掃八荒，反社會發展潮流而雄起，無異於逆天而行。

早期的曹操「任俠放蕩」，喜歡當一名「遊俠」，同時代的袁紹、張邈等許多人也如此。這個時期應該說法家思想對曹操影響並不深，因為韓非子對遊俠一類人是排斥的，包括在他「重本抑末」的思想裡。

袁渙初歸曹操，便對曹操說：「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提倡以道德仁義教化民眾，曹操深納其言。袁渙歸曹操是建安三年呂布覆滅之後的事，可見曹操最遲在這個時候就有實施以禮教民的想法，大概由於戰事頻繁所以沒有出台具體政令。

建安八年五月，曹操頒佈的《修學令》，表明了他要實施以禮教化民眾的決心，這與曹操的一位謀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位謀士，叫袁渙。

隨著他「舉孝廉為郎」，開始進入官場後，法家思想在他的行動中初見端倪，如棒殺蹇碩之叔，整治貪官污吏。後來有一段時間，曹操「托疾病，輒告歸鄉里」，其原因便是因為「權臣專朝，貴戚橫恣」，突然讓我想起孔子說的「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政府腐敗無能，就捲鋪蓋回家吧！

古代帝王把京都以外的地區劃分為九等徵收賦稅來區別遠近，制定三種輕重不同的刑法來平定治理社會混亂的局面，我的愚見認為這個郡應該遵從邊遠地區、hｔtｐs://wwｗ•hｅｔuｂooｋ.ｃｏm.ｃoｍ新封王國的法律，這裡的民間小事，派主管官員臨時根據情況靈活處理，對上不違背公正的法度，對下順應百姓的心願。等過了三年，老百姓安居樂業，然後用法令整治他們，那麼就沒有什麼地方行不通了。

這也難怪，曹操崇尚嚴刑峻法，因此，許多人認為曹操是法家，曹操的思想應該是以法家思想為主也不足為怪。但是，在逐漸深入瞭解到魏武帝曹操的具體事跡中的細節後，發現不少有趣的事情，值得今天的我們對曹操姓「儒」還是姓「法」進行一些新的探討。

由此比照，可見曹操思想中受儒家影響不小。

曹操的人生際遇讓我想起另一個鼎鼎大名的儒學宗師——荀子，作為儒家的標桿和旗幟，培養出來的學生卻一個一個都是最純粹的法家人士，如韓非、李斯等，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

但是，隨著自東漢以來世家大族經濟政治勢力的強勢崛起，儒家思想隨著士族政治時代的來臨，擺脫西漢時「王霸道雜之」的窘境，真正成為實質上的官方哲學，曹操的一些法家之舉自然成為這股歷史潮流的「眼中釘肉中刺」，以司馬家為首的大貴族利益集團群起而攻之，於是，最堅持法家思想的曹魏最先消亡了。

曹操的用人思想十分著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唯才是舉」。

王修治魏郡時，「明賞罰」；蘇則在金城設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等等。足以說明曹操崇尚的法治也在其治下各縣得到實施和圖書。

在實施以禮教民政策的同時，曹操同樣不忘推行他崇尚的嚴刑峻法。首先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制新科下州郡」，何夔上言曹操：自從喪亂以來，人民流離失所，現在雖然稍稍安定，但是歸服教化的時間很短。所下達的新法令，都是用嚴明的刑罰來整飭法令，統一國家的教化。我所管轄的六縣，轄界剛剛劃定，加上鬧饑荒，如果一律用法律禁令來整治，恐怕會有不服從教化的人。有不服從教化的人就不得不誅殺，那麼就不是觀察民情設立教化順應時勢的意圖了。

土地兼併一直是王朝興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先秦的儒學大家孔子說過：「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然而，孔子卻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主張。之後的孟子、荀子也沒有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主張。商鞅、韓非子等法家流傳於後世的相關著作，皆主張重農抑商，但對於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的敘述則很少。

教刑結合的思想來源於董仲舒「德主刑輔」的思想，只不過在社會動盪的背景下，曹操必須採取「德刑並重」方能更好地治理其轄下郡縣。

曹操的另一土地政策是抑制土地兼併，其中最有名的政令莫過於建安九年（公元二〇四年）頒佈的《抑兼併令》。

曹操聽從了何夔的建議，將新科推廣至治下各縣。不僅如此，曹操還將教刑結合，曹操曾對高柔下令說過：「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ｈｅtubｏok•com.ｃｏｍ撥亂之政，以刑為先。」表明了曹操實施教刑結合的思想。

此外，曹操甚至「議復肉刑」，並且得到陳群、鍾繇的贊同，但由於王朗等眾多參與議會者反對，加上軍事繁多，暫且罷議。

儒家思想主張「德主刑輔」，而法家思想則主張「刑主德輔」，曹操則取了平衡點。

直到西漢孝景帝時期，開始出現「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併兼」，土地兼併問題日益嚴重。武帝時期，董仲舒上言請求「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併之路」。儒家有比較明確的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主張，大約始於此。以此觀之，曹操抑制土地兼併的思想直接來源於董仲舒的思想，而董仲舒的儒學是包含了一些道家、法家思想在內的新儒學，畢竟要抑制土地兼併光靠德治是不行的，更需要有法治作後台，這也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也因此曹操抑制土地兼併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思想，行政手段則體現法家思想。

魏國建國初，曹操升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袁渙又上言曹操：「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曹操「善其言」。其治下，劉馥於揚州「聚諸生，立學校」；杜畿在河東「親自執經教授」；楊俊治南陽「宣德教，立學校」。因此可見，曹操並非在說空話，而是有實際行動的。

曹操和荀子，如果我們片面地ｗww.ｈetubooｋ•ｃoｍ.coｍ將其貼上標籤，覺得曹操姓「法」，荀子姓「儒」，這都是不妥當的，他們的思想融貫儒法，開創了一條新的思路，很難說有明晰的界限，他們的思想超脫儒法之爭，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就像現代基因學的研究成果：雜交品種更具優勢，曹操和荀子將儒法兩家雜交而用，成就了一番偉業。於是，曹操橫掃北方，統一天下的大部分地區，荀子的學生韓非、李斯助秦始皇一統天下，成就亙古未有之事業，令無數後人觀瞻和仰望。

以禮教民，以德化民是儒家一貫的主張。觀先秦幾位大儒，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有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荀子亦云「勸教化，趨孝弟」。至漢代董仲舒也認為「教，政之本也」，主張君主應該「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由此觀之，以禮教民的政策體現了曹操儒家思想的一面。

假如有人問：「曹操的思想屬於哪一家？」一般人大多會回答：法家。

這樣看來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思想似乎不是儒家思想，其實不然。曹操「唯才是舉」的用人觀的根本指導思想還是儒家的「任賢」的用人思想，只不過為適應當時社會，他必須做出調整，但這種調整並非放棄了對「德」的要求，因為觀曹操一生的用人事跡，他並非完全放棄對人才的「德」的要求。

縱觀曹操的一生，他堅持了一輩子的法家主張，被他的兒子曹丕一一m•ｈeｔｕbook•ｃoｍ•cｏm推翻，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變成了「九品官人法」，從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雅士」，世家大族壟斷國家人才錄用渠道長達幾百年，除此之外種種措施不勝枚舉。

曹操因《三國演義》飛入了千家萬戶，千秋事跡任人評說，隨著今天我們對史料的進一步解讀，又有許多不同的觀點浮現於當今的學術界，為我們的茶餘飯後增添了許多談資。

譬如郭嘉，郭嘉平時「不治行檢」，陳群非常看不慣郭嘉這種不注意品行的習慣，於是「數廷訴嘉」，而郭嘉依舊「走自己的路，讓陳群去說吧」，曹操也沒有因此責怪過他們中任何一人。

譬如魏種，他曾經背叛過曹操，曹操也發誓抓到嚴懲他，結果等到真正抓住他的時候，卻只是說了句「唯其才也」便饒恕了他，對他依舊給予重用。

儒家是非常重視道德的一個學派，所以當時有「才能」跟「性格」可不可以分開的爭論，儒家說不能分開，儒家賢能這個「賢」字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好人，另一方面是能幹的人。儒家認為，一個能幹的人沒品德的話，越能幹，越會做壞事，這不叫賢人，叫奸人。

曹操因「法」而興，最後曹魏卻因「法」而亡，就算穿了一件儒家思想的「馬甲」，也擋不住歷史潮流的動盪。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歷史總是這麼無常。

曹操用人政策，易中天教授較為完整地歸納出了五點，具體特點就是「德才皆重，以才為先」。即注重所用之人的才能，即便其品行稍差，也可以接受，最重要是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