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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有心推銷自己，大概就不會推辭掉那麼多人要求我演講、座談、上電視、訪問了。不過你說的不錯，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我認為「龍應台評小說」是本重要的好書，我就說它重要、說它好。並不因為它剛巧是我自己寫的就特意去謙虛掩飾。我覺得特意的謙遜，目的在迎合傳統、迎合大眾的期望；我對迎合沒有興趣。如果因為我不願意作假，而說我擅於「推銷」或「狂妄」，也悉聽尊便。

是不是做到了當然不見得。這也不是唯一的寫作方式。

我坐下來，陷入乾葉堆裏。滿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燒的色彩。唉！三十歲真好！可以對天對地對世界，不說一句話。我不想讚美也不想道歉，不覺得驕傲也不心虛；整個森林也無話可說……

很想念臺灣，但是不曉得是不是能應付那邊的人情世故？

你喜歡「胡美麗」這個名字嗎？

說我不認識人、不久居臺灣，所以能暢所欲言，這是對我個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來定居的，我一樣會寫批評。認識了馬森之後（而且很喜歡這個人），我評了他的「孤絕」，照樣「六親不認」。馬森這個作家也很有氣度；他剛巧也同意我對他作的批評，在新版的「孤絕」裡就作了一些更改。

我的人生裏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測別人對我的看法與評價；該做的事太多了。

也不見得能怎麼樣。不過，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討論事件本身的枝節，而著重在觀念的探討。譬如省農會對養豬戶片面解約的事，我所關注的不是農林廳應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老百姓對政府的觀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寫作的人也不問成果吧！？做了再說。

不過，男女問題好像是你胡美麗的領域——怎麼問我呢？我對女權不女權的沒有什麼興趣！臺灣的婦女好像蠻平等的嘛！我有個男同事就常說：你看，賈母不是掌大權的嗎？婆婆的地位不尊貴嗎？中國根本就是個母系社會。

至於寫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讀，可能與我「求真」的原則有關。

不管能不能應付，她回來了。回來一年之後，就開始興風作浪。寫文學批評，得罪不少作家還有作家的朋友；寫社會批評，得罪了大學校長與政府官員。可是得罪不得罪，龍應台的作品像一顆大石頭丟進水塘裏，激起相當的震盪。「龍應台評小說」出書一個月之後，就連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經常在中學、大學的布告欄中張貼。

一點也不！柏楊在好幾年前就寫過一篇文章呼籲書評的重要。他說了一個故事：幾隻小老鼠開會討論如何對付一隻兇貓；最好的方法是在貓脖子上掛個銅鈴，那麼貓一來銅鈴就叮噹作響，小鼠兒就可以躲起來。

沒關係！有起步就好。我一個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於大海，太渺小。可是這樣一本書傳遞了幾個重要的訊息：它告htｔps://ｍ.heｔｕbｏok•ｃom.coｍ訴出版商，只要寫得好，批評也是有市場的，那麼出版商就比較願意出批評的書。它告訴有能力寫評論的作者：批評是可以有讀者的，使作者願意寫大都認為吃力不討好的評論。它更告訴讀者：文學批評並不一定枯燥可厭。

也不見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愛看的。在內容上，許多人受「野火」吸引，因為覺得它「敢說話」。但是這個理由令我覺得悲哀。在一個真正基於民意的民主社會裏，「敢說話」應該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人人都有權利「敢說話」，人人都「敢說話」。我以「敢說話」而受到讚美，對這個社會其實是個諷刺。

譬如在夜裏聽雨，譬如和喜歡的人牽著手散步，譬如聽一支不俗氣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不是。譬如張系國的「遊子魂」系列處理的就是中國人特有的難題；劉大任的「杜鵑啼血」也是。我的意思是說，現代的中國作家與西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共通的「語言」，他們所認知的世界不再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世界。中國作家所用的寫作技巧——譬如象徵，譬如內心的獨白等等（想想王文興的「背海的人」）——也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關切的主題——海明威的個人尊嚴或卡夫卡的孤絕感等等——也為中國作家所感。

就我短程的目標來說，夠用。短程的目標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評風氣打出來，一部一部作品來琢磨針砭。希望更多的人來寫批評。但是就長程目標來說，當然不夠。臺灣必須樹立起獨具一格的批評理論，用來容納東西共同語言之外獨屬中國的情愫。也就是說，中國終究要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評體系來。這，恐怕要許多人十年不斷的共同的努力。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

我盡量不用辭句美麗而意義空洞的語言，譬如什麼「人生燦爛的花朵」或什麼「青春的滋味」之類。我也不用成語；熟爛的成語在讀者腦中會自然滑過，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話表達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訓練出來的作品風格上差異很大；也不盡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識字也比我多！

至於說我有博士學位可恃——對呀！作文學批評，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後十年的學術訓練，不恃這個，我就只有膚淺的直覺與不負責任的感覺可言，怎麼能寫批評呢？博士學位沒什麼可恥。

我迫切的，迫切的希望多一點人來加入我的工作：寫嚴格精確的小說批評、詩評、戲劇評，甚至於樂評、畫評。中國人的客氣與虛假不能帶到藝術創作裏來。

可是現代作品就不同了。當代的中國作家——看看白先勇、張系國或馬森，甚至於所謂「鄉土」的王禎和、黃春明或陳映真；哪一個沒聽過什麼敘事觀點或意識流，誰不熟悉所謂「存在的意義和-圖-書」或「現代人的孤絕感」？

龍應台的回答：

不難過嗎？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開。

開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份子都不應該對現有尺度覺得「滿意」，除非他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誠實的勇氣。

「你有這麼壞嗎？」

我認為，用西方的某些理論來詮釋中國古典文學，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徵來讀李商隱的詩，確實可以偶而另闢蹊徑，但總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來「評價」古典作品，那就毫無意義，因為文學批評的標準離不開文化傳統的架構。東西文化差異太大，以西方理論來判定中國古典作品的優劣就好像用金髮碧眼三圍的標準來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樣不合理。

你為什麼聽交響樂？那是「外國」音樂。

我不喜歡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說最抽象的觀念時，也希望用最具體的生活經驗與語言來表達。

我想我比她聰明。

主意是好極了。卻行不通——誰去往貓脖子上掛銅鈴？！

把我當作男性，固然是因為「龍應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卻因為我的文章是屬於理性、知性的。我們的社會把男女定型，認為男的剛，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寫風花雪月、眼淚愛情不可。就讓我的文章風格作為一種反證吧！你說它是對這種男女定型傳統觀念的挑戰也未嘗不可。要講「軟」的作品，無名氏的愛情小說不「軟」嗎？怎麼不稱他為「女」作家呢？

一方面，責任感的督促使我覺得必須一篇一篇寫下去。另一方面，我覺得很疲倦。一篇書評要消耗我很多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實在辛苦極了。有一次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要多寫一點，因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沒時間寫書評！」我啞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寫作只是我的副業，我的正業是教書、帶學生、作學術研究……

對，稿費低不說。臺灣有各形各色的小說獎、戲劇獎、詩獎，甚至於文藝理論獎，就是沒有批評獎！我現在寫批評除了一點責任感的驅使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推力要我繼續。我很希望有兩件事發生：第一是有人設置一個批評獎，用很重的獎金來鼓勵批評的興起。第二是有人給我一筆學術經費（ｇｒａｎｔ），與我定個契約，專門讓我寫書評。我可以用這個錢來買書，找資料，用www.hetubook.com.com助手等等。

至於我是不是以西方觀點來評論中國文學，或者更精確的說，以西方理論模式「套」在中國作品上究竟有沒有意義——這個問題不那麼簡單。

或許。隨你怎麼說。

當我開始重複自己的時候，讀者當然會厭倦，那就表示我應該停筆。說些不痛不癢的話，不如不寫。

「美國人心胸的開闊令我驚訝，」她來信說，「他們並不考慮我是一個講中文的外國人，卻讓我在大學裏教他們的子弟『國文』，認為我有這個能力。你想臺灣會讓一個外國人教大一國文而不覺得彆扭嗎？」

總而言之，用各種情況來解釋「為什麼別人能寫批評而我不能」，我覺得，是一個軟弱的藉口。支持一個藝術家的，往往就是一個獨立不移的個性，對人情世故過分屈服，就不會有真正的藝術。

第一點不能成立。我寫了頗長一段時間，大家都以為我是男的；沒有什麼「寬容」可言。

龍應台與我從小一起長大。她逃學的時候，我也揹著書包一塊兒離家出走。街上逛著無聊，就去偷看電影。兩個女生揹著書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裝是別人的小孩攜帶入場，只好去爬戲院的後牆。裙子都扯破了，土頭土臉的翻身落地，卻讓守候著的售票員一手拎一個人，扔出門外：兩個十歲大的女孩。

我寫書評其實抱著一個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動臺灣的批評風氣，開始一個鋒利而不失公平、嚴肅卻不失活潑的書評，而且希望突破文壇的小圈圈，把書評打入社會大眾的觀念裏去。「龍應台評小說」有人買，使我發覺或許這個野心並不那麼「狂妄」，或許臺灣確實有足夠的知性讀者，了解書評的重要。

收到的來信的確很多。從「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來，我幾乎還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樣子。來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卻採取一種自衛的態度，把我對臺灣的批評看作攻擊。我說臺灣髒亂，他就說：怎麼樣？外國月亮圓是不是？！我說我們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說：怎麼，外國就沒有問題是不是？！

我很快樂，知道自己在為臺灣文學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雖然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起步。

廿三歲，她一去美國就開始教書——在大學裏教正規的美國大學生如何以英文寫作，如何作縝密的思考。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是莫大的挑戰。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學位而斷定我的批評模式必然是西方的，這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任何對我作品的論斷必須以我寫的白紙黑字為憑，不能以我外在的頭銜或背景下理所當然的結論。

到學校很近，但是要躍過一條小溪，穿過一片樹林。所以我經常是一條牛仔褲、一雙髒球鞋的模樣在教課。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滿是斑斑點點的楓葉。昨夜大概下了一點雨，水稍漲一點，就把我平常踏腳的石頭淹住了。折了一束柳枝當橋過。森林裏的落葉踩起來嘩啦嘩啦的一路跟著我響，橫倒在草堆裏潮濕的腐木都蓋上了黃色的楓葉。

聽說許許多多的女性雜誌及電視臺都找過你，想作訪問，你都堅持不肯「曝光」，為什麼？

一九七〇年，我們又一起進了成功大學外文系。脫離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環境，龍應台似乎漸漸受了胡美麗的影響：她也開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來就少，龍應台長相並不嚇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又是一副有點「深度」的樣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舊迷信「男朋友就是將來要結婚的人」這回事。她當然沒有跟當年的男朋友結婚；到現在，她還會問：是誰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女孩子交往要「單一」？差點害死我！

三十歲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學位，同時在紐約教書；教美國小說、現代戲劇。她的來信仍舊很殷勤，帶點日記的味道：

別激動呀！

讀台南女中的時候，她就是個思想型的人。學校的功課不怎麼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卻很用心的看羅素、尼采的哲學書；半懂不懂的看。放學之後，我把頭髮捲起來，換上花俏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約會，她卻只用她純淨的眼睛望著我問：「你跟那些男生談些什麼呢？」我認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歡我。

我只是個自告奮勇去掛鈴和-圖-書的老鼠——這有什麼了不起？更何況，我不是井底之蛙，以為天只有這麼大。嚴格的文學批評在歐美根本是理所當然的稀鬆常事。我做的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自負的理由。

不知道。

聽說你也常收讀者來信？

我計厭這種自|慰心理。當然有些國家比臺灣好，有許多比臺灣差；但是為什麼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國的月亮圓。別人確實比我們乾淨，別人確實尊重古蹟，別人確實珍惜自然生態——我就不能不說，因為我們要警惕、要學習。至於因為說了別人好，而被指為「不愛國」或「崇洋」等等，那也無所謂。

我並不完全喜歡你。你有女人的虛榮心：喜歡美麗的衣裙，喜歡男人，喜歡男人的愛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而且語言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我寫文章的時候，並不自覺是「女性」，而是一個沒有性別、只有頭腦的純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這一類人非常感情用事，沒有自剖自省的勇氣與理性，常使我覺得沮喪。所幸這是少數。我們的年輕人卻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很有希望。

要有這種實際的力量來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獻身批評的人），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來。靠一點個人的「責任感」，太不可靠了。

會因為我的專業批評而恨我的人，我不會作為朋友；胸襟開闊的人可以作為朋友，也就不會被我得罪。道理很單純。

「野火集」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緒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我們一般人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跟老師也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似的，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也不瞧他。後來基隆有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一個老師；女中這位地理老師私下問龍應台：

完全不同意。

所以我只批評中國現代小說。在這種多面的、開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環境中，我認為我所作的不應該稱作以「西方」理論來評定「中國」作品；應該是，以「現代」理論來審視臺灣「現代」作品。重點不在東西之異，而在現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為東西之間缺乏「共識」；後者可行，因為東西之間有一個共通的語言，那就是屬於現代的寫作技巧與主題。

「軟」作品並不等於「壞」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別來區分；我們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堅強理智的女人，都沒什麼不對。至於認為只有男人寫得出思考縝密、筆鋒銳利的文章來，那是愚蠢無知的偏見。

胡博士，結了婚的女人還談對男人的興趣嗎？你是不是缺乏一點道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