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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一種對於往昔——想當然地被認為過時了——蔑視的含糊情感如今已與對於位處海上歷史那些永久戰略訓義盲人般視而不見的自然惰性同流合污了。例如，有多少人不是僅僅把一八〇五年擊敗法國與西班牙聯合艦隊的特拉法加戰役——納爾遜光輝的頂峰，其天才的最高點——視為一個非同尋常般壯闊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問過自己這樣一個戰略問題：「這些戰艦是怎樣正好在那裡呢？」又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在一場持續一年多的偉大戰略戲劇中的最後一幕，其中有史以來兩位最偉大的領導人，拿破崙和納爾遜，究竟是怎樣相互勾心鬥角呢？在特拉法加，失敗的並不是維爾納夫，而是拿破崙被打倒了；也並不是納爾遜獲勝了，而是英格蘭被拯救了。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拿破崙的銜接未能奏效，而納爾遜的直覺與機敏始終能使英國艦隊對於敵人窮追不捨，關鍵時刻又能及時戛然而止。在特拉法加的戰術，儘管細節仍有待爭論，然而，就其主要特徵而言，仍然符合戰爭的基本法則。並且他們的冒進被事態的緊急性和最後結局都證明是值得的。但是，在戰況準備的時效性上，在執行活動與能量上，戰爭前幾個月，在這位英國領導人方面的思想與洞察力上的大教訓都是戰略性的，它們至今仍然還是名副其實地出色。

西班牙是漢尼拔之父和漢尼拔本人賴以發動他們計畫中的向義大利進攻的根據之地。在這場戰爭開始前，他們用了十八年時間佔領了這個國家，並以罕見的睿智，在政治和軍事上擴展並鞏固了他們的權力。他們招募並通過局部戰爭，訓練出了一支龐大而又經驗豐富的軍隊。就在其即將遠征之際，漢尼拔將政府委託給了其弟弟哈茲德魯拔（Hasdrubal）。其弟始終對他忠心耿耿，任勞任怨，而這一點又是他無法指望從派系林立、內訌不已的非洲本土所能獲得的。

最終導致梅陶羅河戰役和羅馬獲勝的軍事形勢可以總結如下：要推翻羅馬，就必須進攻其在義大利的權力中心，撕碎由其領導的緊密團結的聯盟，這是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迦太基人必須擁有堅固的戰爭基地和一條穩定的交通運輸線。前者由於巴卡（軍事統帥）大家族的天才而得以在西班牙建立，後者則從未有過。這裡有兩條可能的線路——一條直接通過海上，另一條則迂迴穿越高盧。第一條線路為羅馬的海上力量所封鎖，第二條一度岌岌可危，並最終由於羅馬軍團佔據西班牙北部而被截斷。只有控制了海上局勢，佔領才成為可能，而這一點正是迦太基人從來沒有對羅馬軍團構成其威脅的。所以，就漢尼拔和他的基地而言，羅馬佔據了兩個中心位置，即羅馬本身和西班牙北部。它們之間通過一條輕便的內部交通線加以連接，以及海洋；這就使得相互支援能夠得以持續不斷地進行。

一七八八年尼羅河之戰，不僅是英國對於法國艦隊的一場壓倒性勝利，而且也對摧毀拿破崙的法蘭西在埃及軍隊之間的交通線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就其戰鬥本身而言，英軍統帥納爾遜做出了偉大戰術思想的精采絕倫的示範。如果事實如此，正如所定義的那樣，那是「一種銜接好戰役之初與戰役發展過程的藝術」。那種特定的戰術銜接取決於今日已不復存在的一個條件，即一支拋錨停泊處於背風的艦隊無力前去救助被摧毀前的處於上風位置的戰艦。然而，做為銜接基礎的原則，卻沒有過時，即選擇敵軍佇列之中最不太容易獲得救助的部分，集中優勢力量進行攻擊。傑維斯海軍上將在聖．文森特角一役，就是遵循了同樣的原則。當時，他用十五艘戰艦取勝了對方二十七艘戰艦，儘管在這一事例中，敵軍並沒有拋錨停泊，而是處於行進間。然而，人類的心智是如此構成的，以致於他們對於條件的稍縱即逝更容易留下印象，而不是應付這些情況的永恆原則。在納爾遜大獲全勝對於戰爭進程的戰略影響方面，正好相反，其中的精神不僅易於把握，而且立即被視為在我們的今日仍有用武之地的原則。埃及企業生存的關鍵取決於與法國的聯繫能夠暢通無阻。尼羅河大捷摧毀了這樣一支海上力量，而這正是交通線得以保障的唯一指望，這樣，最終的失敗就在了定局。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僅發動這場打擊遵循了摧毀敵人交通線的法則，而且時至今日，同樣的原則依舊有效，在單層甲板船的時代與大帆船或蒸汽艦的歲月裡並無二致。

由於漢尼拔沒有留下回憶錄，確定促使他跨越高爾與阿爾卑斯山，邁出其危險而又幾乎毀滅性歷程的動機，也就沒有了下文。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其在西班牙沿岸的艦隊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與羅馬艦隊相抗衡的地步。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他就能夠沿著他實際正在走的路一直走下去；他有對其至關重要的理由；然而，如果他能從海路進發的話，他就不會讓最初隨他征戰的六萬名經驗豐富的士兵損失掉三萬三千名。

通常賦予「戰略」一詞的定義將其限定於軍事組合之中，其包括一個或更多的行動領域，要麼完全地各具特色，要麼相互密不可分，但是都被視為實際的或迫在眉睫的戰爭場景。然而，這恐怕只是指在岸上，最近一位法國著作者十分正確地指出，這一定義對於海上戰略，過份狹隘。「海上戰略，」他說，「並不同於軍事戰略，因為它在和平時期正如同戰爭時期一樣是必不可缺的。確實，在和平時期，它能夠採取購買或條約的手段，通過佔領一方疆土，可能會取得最具決定性的勝利，其優越的態勢或許是通過戰爭都幾乎不能取得的。要學會通過在海岸的某些選定之地站穩腳跟的所有機遇來獲得好處，還要學會給最初只是僅作短暫用途之地予以確定性的佔據。」有這樣一代人，他們在十年時間內目睹了英國成功地佔領了塞浦路斯和埃及，表面上是以暫駐的條件，然而這卻無法促使他們放棄所佔領之地。這樣一代人可以欣然同意這一評論：這種暫駐確實可以從那種暗地裡鍥而不捨的精神中得到持續不斷的說明，正是憑藉這種精神，所有的海上強國取得了它們的人民和戰艦滲透進的不同海域一處又一處的要衝，儘管比起賽普勒斯和埃及來，它們不太那麼引人注目或不太那麼值得注目。「海上戰略確實因此得以奠定、支撐、提升一個國度的海上力量。戰爭時期如此，和平時期也如此」。所以，對它的研究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利害相關具有價值的，對於那些承擔有外交和軍事關係的國家而言，尤為如此。那些要麼對於一個瀕海國家至關重要，要麼能夠極大地塑造其偉大成就的一般條件，現在將要得到檢驗。在此之後，對在十七世紀中葉的各種歐洲領海國家的更為專門的考查——歷史總結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將會起到闡釋與驗證有關這一主題性結論的作用。

德國歷史學家毛姆森（Mommsen）和_圖_書說過，戰爭之初，羅馬即控制了海洋。無論可以歸結到某個或某組原因，在第一次羅馬與迦太基間的布匿戰役中，這個本質上非海洋性的國家相對於其以海為主的對手，確立起了海上優勢，並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在第二次布匿戰役中，並沒有出現重要的海上決戰——這樁事件本身，更不用說與其它證據確鑿的事實相聯繫，表明羅馬存在類似於其它歷史時期具有相同特徵的優勢地位。

第二年後，戰爭呈現出下列態勢：由北部進入義大利的漢尼拔，在經歷了一連串的勝利後，向南挺進至羅馬城附近，並由此在南部義大利難以自拔，不得不以戰養戰——這種局勢使得民怨載道，並且一旦與羅馬在那裡確立起的強有力的政治與軍事控制體系相互衝突，這就尤其危險。因此，從一開始，他特別需要在他自己與某一可靠的基地之間建立起補給與增援管道，用現代戰爭的術語來說就是「交通線」。有三個友善地區可以分別或全部成為此種基地——迦太基本土、馬其頓與西班牙。前二者只能通過海路建立起交通線。然而，在西班牙，他卻可以尋求到最堅定的支持，通過陸路與海路都可以與之取得溝通，除非敵軍阻斷了通道，而海路則更快捷和簡易。

所以，羅馬的海權完全使馬其頓置身於戰爭之外。它並未阻止住迦太基人在西西裡進行有用並最具騷擾性的佯攻，然而，它卻使得迦太基人應該向其遠在義大利作戰的官兵提供關鍵性支援的時刻，卻一兵未發。西班牙又如何呢？

即使不能說是全部至少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海權的歷史乃是關於國家之間的競爭、相互間的敵意以及那種頻繁地在戰爭過程中達到頂峰的暴力的一種敘述。海上商業對於國家的財富及其實力的深遠影響，早在這些千真萬確的原則昭然於天下之前，就已被洞察秋毫，而正是這些原則指導著其增長與繁榮。為了使本國民眾所獲取的好處超越尋常的份額，有必要竭盡全力排斥掉其他競爭者：要麼通過壟斷或強制性條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麼，在這些手段不能奏效時，訴諸直接的暴力方式。

另一方面，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這場戰爭的前十年，羅馬艦隊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間的海域展開持續性軍事行動的地步，而在所表明的界線以南海域也同樣無能為力。當漢尼拔開啟戰端之時，他傾其所有，將艦隊派去維護來往於西班牙與非洲之間的交通線，而在當時羅馬人也並沒試圖對此進行干擾。

在西西里，鬥爭集中在敘拉古。迦太基和羅馬的艦隊在那裡迎頭相撞，但後者卻明顯地佔有優勢；因為，儘管迦太基人時常成功地向城市輸入了補養，他們還是避免與羅馬艦隊交火。而後者有馬薩勒、巴勒莫和墨西拿在握，在該島的北部沿岸可謂根深蒂固。對迦太基人而言，南部通道暢通無阻，他們因此就可以支持反叛力量了。

因此，我們或許現在就能接受來自一名法國戰術家莫羅古斯（Morogues）的訓戒。他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寫道：「海軍的戰術是基於其主因，即武器裝備可能發生變化的條件之上的，而這相應地必將引起戰艦的建造、運用它們的方式以及最終控制與運用整個艦隊的變革。」他的進一步闡述引起了更大的爭論，即「它並非一門奠基於絕對不變原則基礎之上的科學。」更準確地說，即其法則的運用會隨著武器裝備的更替而變化。這些法則在戰略上的應用無疑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然而這種變化卻要少得多；因此認識到這些基本原則也就更加容易。這種陳述對於我們的國民從歷史事件中獲得某些悟性已是足夠重要的了。

單層甲板大帆船與蒸汽艦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在其它重要方面卻相去甚遠，這些特徵並非顯而易見，因此也就很少述及。至於大帆船，正好相反，其引人注目的特徵是其與更為現代的艦船之間的差異，其相似之處儘管存在且易於發現，卻並不明顯，因此也就很少被注意到。通過瞭解到大帆船與蒸汽船相比所存在的徹頭徹尾的弱點——由於它必須依賴於風——這種印象也就更加深刻了。忘掉這一點，就如前面與其旗鼓相當的對手搏殺一般，戰術上的教訓就能站得住腳了。單層甲板大帆船從來也沒有在靜風的條件下，被貶低到毫無戰鬥力的程度，而是在今天比大帆船受到了更多的重用。然而，這卻有點錯位。直到蒸汽機被開發出來利用時，大帆船仍然佔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即能夠從很大的距離上毀傷敵人，能夠進行無限時間的機動並且又沒有使得船員們精疲力竭，能夠把更大部分的船員用於進攻性武器而不是船槳等等。大帆船與蒸汽船所共同享有的這些能力，從戰術上考慮，至少與單層甲板大帆船那在靜風中或逆風時前進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如果地中海本是一處平蕩的荒漠之地，其中，羅馬人在科西嘉島和薩丁島堅守山脈，加強在泰拉弋那、馬薩勒與墨西拿、義大利沿海靠近熱那亞一帶的據點，以及在馬賽與其它地區同盟國的堡壘；如果他們也還擁有一支具備自由穿越沙漠的特徵的武裝力量——他們的敵人又十分低劣，並因此為集結部隊而被迫進行大的迂迴，那麼，軍事局勢本應被立即承認，無論如何表述那支特定部隊的價值與效果的言辭都不會過份。當然，也應意識到，具有同種力量的敵軍，無論實力上如何懸殊，都有可能對由此佔據的土地進行襲擊，有可能焚毀一座村莊，或使一些邊境地區成為荒蕪之地，有可能甚至於時常截擊護送隊伍。然而，從軍事意義上說，卻無損於交通運輸線。諸如此類的捕食性行動在所有時代都有海上較弱一方的交戰者大行其道，這卻絕對不能保證得出這一種推論——這與已知的事實並不相符合——即「羅馬或迦太基都不能說對於海洋擁有無可爭議的統治權」，因為「羅馬艦隊有時光顧非洲海岸，而迦太基艦隊也以同樣的方式招搖於義大利沿海」。在所設想的那種情況下，海軍扮演了對所假定荒漠起作用的角色；然而，當它作用於一種對於大多數作者而言是陌生的因素，當其成員從遠古時代起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種，並且沒有他們自己的先知，他們本人或他們的階層對此皆一竅不通，那麼，海上力量對於那個時代歷史巨大的確定性影響，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於整個世界歷史的影響，就被忽略掉了。如果前述的論證是站得住腳的，那麼，正如同隱晦地宣稱它具有唯一的排它性的影響一樣，最終將海上力量從主要因素的序列中排除掉，也是同樣錯誤的。

綜合這些事實，就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推論，即羅馬的海上霸權得以控制了從西班牙的泰拉弋那（Tarragona）到西西里島西端的馬薩勒，再從那裡到亞德里亞海的布林迪西一線以北的海域，這已為歷史的進程所證實。這種控制不受衝擊地和-圖-書持續於戰爭的全部過程。這並不排除或大或小的海上襲擊，正如前文已講到過的那些情形一樣。然而，它確實遏制住了持續而又安全的海上交通線，而那又是為漢尼拔所急需的。

在戰爭的最初歲月裡，羅馬憑藉其海上霸權，絕對控制了在義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間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與撒丁裡亞海。從埃布羅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區對它十分友善。繼坎尼戰役後，即戰爭的第四年，敘拉古拋棄了與羅馬的聯盟，反抗潮流席捲西西里，隨之而來的是馬其頓與漢尼拔也訂立了攻守同盟。這些巨變擴大了羅馬艦隊必要行動的空間，削弱了其力量。羅馬採取了何種應急措施，並由此又是如何影響這場戰爭的呢？

由於風的方向，兩條大帆船或多支艦隊的相對位置，包含有十分重要的戰術問題，這或許可說是那個時代水手們關心的主要問題。初看起來，由於這對於蒸汽船已成了一件無關痛癢的事物，在當今時代條件下，再也找不到與此相關的類比，在這一方面的歷史教訓因而也就一錢不值。但如果對背風與氣候狀況的明顯特徵進行一番仔細考慮，直接涉及他們的本質特徵並忽略次要的細節，就會表明這種認識是一個錯誤。在某一海況中相對位置的明顯特徵是其能夠賦予某方隨心所欲地發動或逃避戰鬥的力量，結果，在選擇進攻方式時，就具有了一種進攻型態勢所通常具有的優勢。這種優勢也有某些弊端伴隨其後，諸如引入行列之中的非規律性，暴露在縱向射擊的炮火之下，犧牲部分或全部可用於進攻的炮擊機會——所有這一切都會在接近敵人時發生。戰艦或整個艦隊，一旦處於背風位置，就不可能發起進攻；如果並不希望退卻，那麼其行動只可能局限於防禦地位，並且按照敵人的條件迎接挑戰。當然，通過保持戰鬥隊形不受衝擊的相對緩解，以及通過在敵人一度不能還擊時進行持續不斷的轟擊，這一劣勢是能夠得以補償的。在歷史上，在各個時期的進攻和防禦作戰行動中，這些有益和不利的特徵都有其對應事例和類比事件。進攻方為了接近並摧毀敵人，承擔了某種風險和劣勢；防禦方，只要其仍舊保持原狀，拒絕承受前進的風險，保持一個小心翼翼、組織良好的陣位元，就能使自己充分利用進攻者留給自己的可乘之機。穿透與之相伴隨的並不太多的細枝末節的烏雲，存在於氣候與背風相對位置間的根本差異也就昭示於天下了。前者通常為英國人津津樂道，因為他們的穩健政策就是要進攻並摧毀敵軍；而法國人則對於背風位置樂此不疲，因為通過此術，他們就能夠在敵人接近時使之癱瘓，由此避免決定性的遭遇戰，保存他們的戰艦。

戰爭持續了十年，在沿途幾乎沒有遭受多少損失的情況下，哈茲德魯拔從北部開進了義大利。如果他們能夠平安地與當時所向無故的漢尼拔統帥的大軍匯合的話，那麼他所率部隊本來是可以決定性地扭轉戰局的，因為羅馬本身已接近於山窮水盡的地步，連接其殖民地與盟國的堅固紐帶已到最後關頭，有些甚至已經元氣耗盡。然而，這兩兄弟的軍事狀況也極其險惡，一個位於梅陶羅河（Metaurus）畔，另一個還在阿普利亞（Apulia），兩者相距仍有二百英里之遙，並分別被一個優勢敵國纏住不得脫身，而羅馬大軍卻處於他們被分而治之的對手之間。這一險惡戰局，除了哈茲德魯拔的姍姍來遲的因素之外，則是由於羅馬控制了海洋。這在整個戰爭期間鉗制住了兩位迦太基兄弟通過高盧地區取徑進行相互支援的可能。就在哈茲德魯拔通過陸路進行其漫長而又危險的兜圈迂迴之術時，西庇阿通過海路已從西班牙派遣出一萬一千名士兵增援堵截他的軍隊。結果，由於不得不|穿越大片敵佔區，從哈茲德魯拔派往漢尼拔處的信使們紛紛落入克勞迪阿斯．尼祿之手。正在統帥南部羅馬軍團的尼祿因此得知了哈茲德魯拔打算要行走的路線。尼祿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趁漢尼拔不備，派出其幾千精銳之師，十萬火急地與北部大軍會師。兩軍兵合一處，兩名執政官便以占壓倒性優勢的兵力對哈茲德魯拔發起了進攻，全殲了其軍隊。這位迦太基將領在戰鬥中命喪黃泉。當其兄弟的頭顱被拋進其大營時，漢尼拔才如夢方醒，情知大難臨頭。據傳，他當時驚呼羅馬已成了世界的主人。於是，梅陶羅河之役通常就被認為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角逐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了。

舉世聞名的軍事大家均認為，關於已逝時光的軍事歷史研究——正如這本著作所為——對糾正戰爭的指導思想，幫助建立靈巧的戰略戰術行動乃是至關重要的。拿破崙就在眾多的沙場決戰中點出了有必要為胸懷大志的軍人所研究的部分，如亞曆山大、漢尼拔及凱撒的戰役。當然，對於他們而言，火藥當時還不為所知。在眾多的職業研究人員中，如今存在有一種重大的共識，即：儘管許多戰爭的具體情況，隨著武器的進步因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然而，在歷史的教科書中卻有某些教義是永恆的，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它們完全可以被提升到一般原則的高度。同樣的原因，儘管過去半個世紀的科學進步對於海軍武器裝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以及蒸汽的引入成了海上動力源，但通過對海上決戰一般原則的闡釋，重溫昔日海上戰記的歷史研究仍將是具有指導與啟發意義的。

在漢尼拔點燃戰火之際，在西班牙的迦太基政權從南部港口加地斯到埃布羅河之間地區還是比較穩固的。在該河與比利牛斯山之間地區居住著對羅馬人十分親善的部落，在沒有羅馬人的支援時，他們卻也無法對漢尼拔進行成功的抵抗。漢尼拔鎮住了他們，並留下由漢諾（Hanno）統帥下的一萬一千名士兵對該國進行軍事占領，以免讓羅馬人在那裡站穩腳根，從而對其與基地之間的聯繫進行騷擾。

過了兩年，後來作為「阿非利加執政官」而一舉成名的年輕的西庇阿接過了在西班牙的統帥權，他通過陸軍和海軍的聯合進攻，佔領了喀它基那；隨後，他又邁出了最不同尋常的一步，即解散其艦隊，將水手們全部調拔進陸軍。西庇阿並不滿足於僅僅通過關閉比利牛斯山通道而扮演「遏制」哈茲德魯拔的角色，他還長驅直入挺進南部西班牙，在瓜達爾基維爾河進行了一場艱苦但卻不是決定意義的戰鬥。在這之後，哈茲德魯拔從他身邊悄悄地溜走了，火速北進，在其最西端，穿越了比利牛斯山，逼入義大利。在那裡，漢尼拔的境遇每況愈下，其大軍的自然減員絲毫無法補救。

在這兩個案例中，事件都被原本道出。要引用的第三個案例，卻沒有如此確定的底線，有關原本應該做些什麼的看法還有待爭議。在美國革命戰爭中，法國與西班牙在一七七九年成了抗擊英國的盟友。聯合艦隊曾三次耀武揚武地在英吉利海峽招搖過市，www.hetubook.com.com一次居然一字排開了六十六艘戰艦，把英國艦隊驅趕到港口中躲藏了起來，因為英國艦隊在數量上遠處於劣勢。當時，西班牙的宏偉目標就是要奪回直布羅陀和牙買加。為了達到前一目標，盟軍無論在陸地上還是在海上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攻打那座幾乎是堅不可摧的堡壘。然而，他們一無所獲。

舉世聞名的軍事大家均認為，關於已逝時光的軍事歷史研究——正如這本著作所為——對糾正戰爭的指導思想，幫助建立靈巧的戰略戰術行動乃是至關重要的。

法國人幾乎沒有多少例外，基本上都將海上戰事服務於其他軍事考慮，對於海軍軍費縮手縮腳，因此，他們通過採取防禦性態勢，並將其努力局限於打退進攻的方式，尋求對其艦隊進行精打細算。由於這一原因，只要敵人「雷聲大，雨點小」，背風相對位置就能得以巧妙地利用。然而，當羅德尼表現出要充分利用風向的優勢的意圖，不僅僅是用以進攻，也要集中起絕對優勢對付敵軍的一部分戰線時，其有點坐立不安的對手德吉尚（De Guichen），改變了戰術。在他們相互交鋒的頭一回合，這位法國人利用了背風位置；但是，在意識到了羅德尼的意圖後，他採取了靈活機動的戰術，以獲取風向的優勢，這並不是用於進攻，相反而是高掛免戰牌，除非是以自己的條件行動。採取進攻或避而不戰的力量，不再取決於風勢，而是取決於具有更大速度的一方；對於一支艦隊，不僅取決於單艘艦隻的速度，也取決於它們行動的戰術整體性。因此，具有最高速度的艦船將擁有氣候便利。

上面所引述的諸如此類的事例，完全來源於彼此間隔十分巨大的時間區域，要麼在本書所專論的時期之前，要麼在此之後，從而起到了闡釋主題的內在利害關係以及歷史所給予的警策性之作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這些因素更多地處於戰略運籌而非戰術考慮之中，它們與其說是作用於戰鬥行為，還不如說是影響著戰役部署，並且因此而具有更為持久的價值。在這一方面，可以完全引述一位了不起的權威人士的箴言。傑米尼說：「一八五一年底，我碰巧正在巴黎，一位聲名顯赫的人士不恥下問地詢及近來在武器裝備上的進展是否將會對從事戰爭的方式帶來任何大的變化。我回答說，它們或許會對戰術的細節帶來衝擊，然而，在驚心動魄的大戰略行動中，以及一連串空前的戰鬥組合裡，現在正如同過去那樣，勝利將來自促成在所有時代裡的偉大軍事統帥獲勝的那些原則的運用——無論是亞歷山大還是凱撒，弗雷德里克還是拿破崙。」對於海軍而言，這一研究現在已比過去變得更加重要，正是因為當代蒸汽艦隊所具有的巨大而又穩定的運作能量，精心策劃，巧妙構思的作戰計畫也有可能。而在單層甲板船與大帆船的時代裡它則可能僅僅因為老天的作弄而化為泡影，現在，這一困難已幾乎不見蹤跡。指導大型海上軍事行動的規則能夠在所有時代裡放之四海而皆準，並且它們就都是從歷史中演變而出——然而，運作它們的力量與天氣幾乎沒有多少瓜葛和新近的發展。

利益的衝突，以及由相互對立的試圖瓜分更大商業好處——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與遠方歸屬待定之商業地區的舉措所產生的憤怒情緒，必將導致一場血戰。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而起的紛飛戰火，在其方式和本質上，已經根據是否控制海洋而得到了脫胎換骨式的改變。因此，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在其廣闊的畫卷中蘊涵著使得一個瀕臨於海洋或借助於海洋的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據。正是這點構成了我們本書將主要討論——儘管並非唯一討論——的內容。

因此，這並不如同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在大帆船和單層甲板船的歷史中尋找有益的經驗教訓，只是一個蒼白無力的空想。它們兩者都有近似於現代艦船之點；當然兩者也都有重大差異之處，這就使得引用它們的經驗或行動模式作足以為訓的戰術先例成為不可能。然而，先例不同於且不如一項原則更有價值，前者或許最初就是錯誤的，或由於星轉物移，條件變化而失去效用；後者則立足於事物的本質之中，並且隨著條件的變化，無論其應用如何千姿百態，依然成其為實施行動以獲取勝利必須加以遵循的標準。戰爭有著諸如此類的原則，它們的存在通過對於歷史的研究就能加以揭示，而歷史能夠顯現它們的成功與失敗，或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它們依舊如故。具體情況與武器裝備可以變化，但是為了應付這一類或成功地運用其它類，就必須對在戰場戰術或由在戰略名義下構成的更為廣泛的戰爭行動的持續性歷史教義，予以充分的重視。

就在漢尼拔進行其危險大行軍之時，羅馬人在其兩名元老的率領下，開赴西班牙。他們的部分戰艦還搭載著一支執政官的大軍。這就使得他們的航程並沒有帶來嚴重損失，羅馬陸軍隨後在漢尼拔交通線上的埃布羅河（Ebro）以北地區，成功地站穩了腳根。同時，另一支分艦隊與由另一名執政官統帥的大軍被派往了西西里。這兩支羅馬大軍兵合一處總計到二百二十艘戰艦。所到之處，它們分別遭遇並擊潰了一支迦太基艦隊，其輕易程度可以從敘述戰事的輕描淡寫之中推導而出，顯示了羅馬艦隊實際具有的優勢。

然而，西庇阿（Scipio）親率二萬名士兵於同年由海路及時趕來，擊敗了漢諾，佔據了埃布羅河沿岸和內陸以北地區。羅馬人就此安營紮寨，完全封鎖了漢尼拔與哈茲德魯拔增援力量之間的通道，並從那裡對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勢力大舉進攻，而他們自己通過水路與義大利相連的交通補給線卻由於所擁有的海上優勢而平安無事。他們在泰拉弋那（Tarragona）設立了一處海軍基地，與哈茲德魯拔在西班牙東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分庭抗禮，並隨後大舉攻入這塊迦太基人的領地。西班牙之戰由年少的西庇阿指揮，看起來真像是一個細枝末節的問題，七年多來風雲變幻，難解難分；最後，哈茲德魯拔給予了他們毀滅性打擊。迦太基人幾乎成功地將增援漢尼拔的預備力量突進到比利牛斯山脈。然而，這一意圖暫時受挫；就在迦太基人準備捲土重來前夕，卡普阿（Captla）的失陷使得羅馬人得以騰出一萬二千名久經沙場的將士，在克勞迪阿斯．尼祿（Nero）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地開赴西班牙。尼祿才華橫溢，能力非凡，在第二次羅馬與迦太基間的布匿戰爭中，後來正是由於他，最具決定性的軍事行動才得以進行。這是任何羅馬將軍都無可比擬的。這支通過海路及時送來的增援大軍，再次鞏固了對於哈茲德魯拔出征道路本來業已搖搖欲墜的控制——這種方式最為快捷與簡便，並使得羅馬海軍逼近了迦太基人。

因此，很有和_圖_書必要批判地研讀大帆船戰艦時代海上戰爭的歷史與經驗，因為，儘管目前不難找到可資應用的教訓和價值，但蒸汽時代的海軍還沒有在其教義上書寫可以被概括為決定性意義的歷史。在一方面，我們擁有大量的實驗性知識，另一方面，實踐經驗卻一無所有。因此，有關未來海上戰爭的理論幾乎完全屬於主觀臆斷；儘管通過殫精竭慮地思考蒸汽艦隊和通過劃漿驅動的單層甲板大帆艦隊——已有了漫長而又悠久的歷史——之間的大同小異，各種試圖使這些理論具有更堅實基礎的努力業已付出，但在直到被完全證實之前，僅以這種類比還是不能完全使人們滿足的。的確，兩種艦隊的相似性遠非表面上的，蒸汽艦和單層甲板大帆船共有的特徵是其均具備能夠不依賴於風向而自由馳騁於大海的能力。這種力量使得這些級別的船隻與普通大帆船之間存在有顯著差異——後者在海風吹起之時，只能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風停息，它們肯定是一動不動的。儘管注意觀察看來相似的事物是一種明智之舉，尋找事物的不同其實也不失為智慧。當人們的想像力被最初覺察到的相似之點迷惑住時——這是精神追求裡最具興奮力的一點——十分容易對在其新近發現的類比中存在的差異失去耐性，因此而可能忽視或拒絕承認它們。所以，儘管發展不盡平衡，單層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艦同樣具有上面提到的重要特徵，但是至少有兩點它們不盡相同。在重溫單層甲板大帆船的歷史以尋求可供蒸汽戰鬥艦借鑒的教訓過程中，差異性與相似性一樣必須牢牢地銘刻在心，否則就會做出錯誤的推斷。在使用過程中，單層甲板大帆船的驅動力必然會迅速地減弱，因為單憑人力不可能長久地維持如此精疲力竭的舉動，結果，戰術機動只可能持續一段有限的時間；此外，在單層甲板大帆船時代，進攻性武器不僅射程短，而且幾乎完全局限在短兵相接的拼鬥之中。這兩種條件幾乎必然導致相互碰撞，然而，這裡並非沒有一些靈巧的舉措，如迂迴包抄敵人，緊隨其後才是短兵相接的廝殺格鬥。在這樣一種沖擊和混戰中，一種現今影響廣泛、甚至十分顯赫的海軍方面的意見，是認識到了現代海上武器裝備的必然結果——一種類似於唐尼布魯克博覽會似的局面，在其中正如海上格鬥史所顯示的，很難分辨清楚敵人與朋友。我們認為，無論用什麼東西來證明這種意見至高無上的價值，僅根據單層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艦能夠從任意方向沖向敵人，並且能在它們的船頭裝上一個尖鑽物而無論單層甲板大帆船和蒸汽艦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的事實，是不能宣佈其能成為一種歷史性依據的。迄今，這種意見還僅僅只是一種假設，直到由實戰的經驗作出進一步的闡釋之前，基於此基礎上的最終判斷或許還會大相徑庭。直到那時，才會出現容納相對立觀點的空間，即，在數量相等的兩支艦隊之間的格鬥，其中戰術技巧的重要性已被減少到最小程度；在使用精巧、威力強大的當代武器的條件下，並非最佳選擇。海軍指揮部越是自信，它的艦隊戰術技巧訓練越純熟，它的艦長們越稱職，它就必然越不願意與數量相等的對手展開一場白刃戰。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優勢都將蕩然無存，而偶然的僥倖成為決勝之本。在同等條件下，它的艦隊將與一隊以前從未協同作戰過的戰船同流合污。歷史按順序已留有何時能進行混戰，何時則不能如此的警訓。

由此所想到的問題——這是一個純粹的海軍戰略問題——是：通過控制英吉利海峽，甚至在其港口進攻英國艦隊，以摧毀其商業和入侵其本土來威脅英國，難道不比付出大得多的努力去進攻一個遙遠而又異常堅固的帝國前哨站；更有把握收復直布羅陀嗎？英國民眾長期以來一直免遭外敵入侵，對於被進攻的恐懼尤為敏感，如果他們對其艦隊的堅定信心受到強烈震憾，那就將使他們異乎尋常地喪失鬥志。無論如何決策，作為一項戰略要點，提出這個問題是公正的。在這一時期的一名法國軍官就曾以另一種形式提議過，他就贊成把巨大的努力引向一座西印度島嶼，用以取代對於直布羅陀的進攻。然而，英國並不太可能以其它外部任何一處地產去換取其放棄這塊地中海的咽喉要道，雖然它應棄堡而去以保護其家園和首都。拿破崙一度揚言，他將在波蘭境內的維斯特拉河（Vistule）岸邊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他能控制英吉利海峽，正如盟國艦隊一度在一七七九年所做到的那樣，他勢將攻佔直布羅陀或英國沿海地區，這幾乎毋庸置疑。

歷史既提醒進行戰略研究，又通過其傳遞的事實闡述戰爭法則。這是一條真理，為了使其給人們留下更為強烈的印象，還要另舉兩個例子，它們在時間上都比本書專門考慮的時期還要遙遠。在兩場處於東方與地中海的西方強國的大角逐中，一個已知世界的帝國在其中一場角鬥裡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相互對立的艦隊集結在彼此鄰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與巴爾幹半島西南的勒頒多（Lepanto）。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難道是一個純粹的巧合，或者是由於某種固有的條件使之再度復發。如果是後面這種情況，倒是值得花時間去找出原因。因為，如果再度倔起一個如同安東尼或土耳其那樣的東方海洋強國，戰略問題還將相同。確實，目前而言，海洋強權的中心壓倒性地位於西方，主要是英國和法國。然而，如果出現了控制黑海盆地——目前為俄國所有，佔有出入地中海通道的機會，影響海洋霸權的現在戰略條件就將全被改變。現在，西方如果聯合起來反對東方，英國與法國將立即不受阻擋地開往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沿岸地區，正如他們在一八五四年並如英國獨自在一八七八年所做的那樣。一旦出現所提示的變化，東方將一如既往，在半途勢必與西方迎頭相撞。

然而，所謂的更為廣闊的戰爭行動，包含著整個戰爭舞臺，在海上角逐中，或許還涵蓋了全球的相當部分。正是在這種行動中，歷史的教義才有更加明顯和永恆的價值，因為基本的條件永遠不變。戰爭舞臺或大或小，其困難或者明顯或者不明顯，廝殺的隊伍或者龐大或者不龐大，必要的行動或者容易或者不容易，這些都僅僅只是範圍、程度上的差別，而不是種類上的區分。隨著野蠻讓位於文明、交通與通訊手段迅速改善，道路被開通，河流上架起了橋樑，食物來源得以增長，戰爭行動變得越來越容易、迅速與廣泛；然而他們所必然遵循的原則卻絲毫未變。當徒步行軍為馬車運兵所取代，當後者又相應地讓位於鐵路，行動距離的尺度提高了，或者說，如果你願意，時間刻度變小了；然而，決定軍隊應該集結於何處、應該朝向哪一方面、應該進攻敵軍陣地的哪一部分以及保護交通線的原則卻沒有改變。因此，在茫茫大洋之上，從單層和圖書甲板船小心翼翼地由一個港口向另一個港口蠕動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遠征於世界各地，再從後者演進到我們當今時代的蒸汽艦船，這一系列演進擴展了海軍行動的廣度與速度，卻並不一定要改變對它們加以指導的原則。兩千三百多年前，敘拉古人赫摩克拉底的講演在其不及引述之時，包含有一套正確的戰略計畫，在其原則之中，它的可用性在現在依然猶如在過去一般。在與敵軍或敵艦隊遭遇（這是一個或許比其他單詞能更好地表明戰術與戰略分界線的詞語了）之前，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決定，其涉及面涵蓋整個戰場的全部作戰計畫。除其它問題外，這其中有海軍在戰爭中的恰當作用；其真實目標；其應該結集之點；煤炭和供養倉庫的建立；對於倉庫和本土基地之間交通線的維持；作為戰爭之中決定性或次要行動的破壞商業的軍事價值；是借助零散遊弋的巡洋艦，還是通過強制性地攻佔為商業航運所必需穿越的某些生死攸關的中心堡壘，破壞商業所能最為有效地加以影響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是戰略性課題，並且歷史也對此論述頗豐。在有關英國海軍與法國交戰的舉措方面，直至最近，在英國海軍只是出現了一場對兩名英國海軍巨頭——豪勳爵與聖．文森特勳爵的政策比較其長處的頗有價值的爭論。問題純粹是戰略性的，並不僅僅只是具有歷史價值；對於目前而言，這又是至關重要的，作為決策之基礎的各種原則古今一貫。聖．文森特的政策使英格蘭免遭入侵，而納爾遜和他的親密將帥，則使英國長驅直抵特拉法加。

在尋找相似性時，存在有一種不僅忽略差異之處而且誇大相似之處的趨勢——這顯得有些可笑。或許能夠基於下列考慮指出，由於大帆船裝備有遠端大炮，具有相對強大的穿透力；裝備有大口徑短炮，射程短但卻具有強大的轟擊力；所以，現代蒸汽艦裝備有遠端大炮群和魚雷組，後者只在有限距離內有效，然後，通過撞擊毀傷對手，而大炮，正如同其前輩，目的就在於穿透對方。然而，這裡有著顯而易見的戰術考慮，必然影響著海軍司令官和艦長們的戰鬥部署；這種類比是現實的，而不是憑空捏造而成的。因此，大帆船和蒸汽艦用於直接與一艘敵艦交火時——前者通過強行靠近而拖拽其行，後者則通過撞擊而使其葬身魚腹。然而，對於兩者而言，這都是它們各自最為困難的任務，為了使其行之有效，敵艦必須被帶至攻擊行動區域的某個單點，只有在那裡，拋射性武器才能從一個廣闊區域內的許多點上找到用武之地。

在世界歷史上的一個十分引人注目和重大的時期，海上霸權所具有的影響和重要性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現在也沒有為詳盡的追述其對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影響所必需的資料，然而，僅存的跡象仍足以證實那是一個確定因素的推測。如果僅僅通過把握已廣為流傳的特定角逐一類的事實，那麼，基於這種觀點是不可能得出精確判斷的，因為，正如同通常那樣，海上事件處理過程都已被可恥地忽略掉了。這也有必要熟知一般海軍史的細節，以便從可憐的蛛絲馬跡中，基於其歷史為人們所通曉之時期可能發生何事的知識基礎上，得出正確的推論。對於海洋的控制，無論如何有效，都不意味著敵軍戰艦不可能單槍匹馬或成群成隊地偷偷溜出港口，不可能穿越多少顯得繁忙的海上通道，對漫長的海岸線上不受保護之地區進行騷擾性攻擊，或闖入戒備森嚴的港灣。與之相反，歷史已經顯示，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弱小的一方，諸如此類的擦邊戰術永遠都是可能的，而不論相互間海上實力的差異有多大。因此，在戰爭的第四個年頭，當奇蹟般地攻陷坎尼，迦太基海軍統帥包米卡爾在南部義大利登陸上岸了四千士兵和一隊大象；在第七年，飛身脫離了敘拉古附近的羅馬艦隊後，他再度出現在了塔蘭托——隨後落入漢尼拔之手。漢尼拔派出特遣艦隊前往迦太基，甚至於最終隨同其殘部，安全撤回非洲。所有這一切倒不是不與由羅馬艦隊一般性控制海洋或成為控制海洋力量的決定性角色相協調一致。這些事件中無一能夠證明，如果它願意的話，迦太基政府本可以給予漢尼拔以持續支援的，然而，事實上，他卻一無所獲。可是，他們又確實打算造成一種順其自然的印象，即這類幫助本是可以給予的。所以，羅馬在海上所佔據的優勢對戰爭進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一斷言，需要通過反省確鑿的事實並進行提煉與完善，使其影響的種類和程度得到恰如其份的估價。

有跡象表明，羅馬並沒有放棄對於第勒尼海的控制，因為其分艦隊要不經襲擾地從義大利駛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沿岸，它也完全掌握著主動權，直到一名年輕一點的執政官認為已是適於保存艦隊的時候了。在亞德里亞海，一支分艦隊與一處海軍基地設立在義大利的布林迪西，以遏制馬其頓。它們的任務完成得如此之好，以致於沒有一名希臘方陣士兵踏上義大利本土。「作戰艦隊的缺乏，」毛姆森說，「使得菲力浦舉步維艱」。在這裡，海權發揮著巨大的影響甚至不是推論的結果。

正是在海上戰略領域，歷史教義所具有的價值絲毫未曾貶低。由於情勢的相對持續性，在那裡，它們不僅用於闡述原則，而且也能作為先例之用。當對立的艦隊在基於戰略考慮之點相互衝突時，關於戰術問題，這倒不是那麼明顯的正確。人類不懈的進步引起了武器裝備的持續革新；也正因如此，也必然迎來一場戰爭方式的持續變革——在處理與掌握戰場上的部隊與戰艦方面。由此使得許多的與海上事物相關聯的人物傾向於認為，從先前的經驗體會之中再也無利可圖，在上面花時間純屬浪費。這種觀點不僅置引導國家遊弋戰艦於大洋，指揮劃定行動之區域，從而改變且繼續改變世界歷史這寬闊的戰略考慮於不顧，也是一種有關戰術的單方面的和狹隘的看法。昔日鏖戰成敗，取決於它們對於戰爭法則的遵循與否。仔細研讀成功或失敗原委的海軍將領將不僅能夠發現並逐漸消化這些法則，而且也將從把這一切付諸自己時代的戰艦與武器裝備的戰術操作中獲益非淺。他們還將注意到戰術的變化不僅發生於武器裝備更新之後——事實肯定如此——而且這類變革之間的間隔已是過份的漫長。這一切無疑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武器的改進大多由於一、兩個人的功勞，而戰術的更新卻必須克服整整一個保守階層的惰性。然而，這又是一個偉大的罪惡。只有通過仔細地研究新型戰艦或武器裝備的力量與局限，通過隨之而來的採取物盡其用的方式——這將構成其戰術規範，真心實意地認識到每每出現的變化，這種罪惡才能得以根治。歷史表明，指望軍人們一般地不辭辛苦地進行這種工作，完全是徒勞的；然而，那個辛勤耕耘者投入戰鬥時卻具有了極大的優勢——一則教訓就其本身而言就已價值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