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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作者:邱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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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

卷一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問題

一九三九年,空軍部用比較長的長波無線電(十米)建成了所謂海岸雷達網,使我們能夠發現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臨近的飛機。在戰鬥機司令部道丁空軍中將的指揮下,建立了複雜而精密的電話網,把所有這些雷達站聯結起來,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設立中央指揮站,在那裡,可以把觀察到的飛機的行動,在大地圖上一一標明,由此可以指揮我們自己飛機的戰鬥行動。還設計了所謂「敵我識別器」(I.F.F.),這使我們的海岸雷達網,可以把裝有這種儀器的英國飛機同敵機區別開來。後來又發現這些長波無線電站不能偵察在海面低飛而來的飛機,為了對付這種危險,又建造了一組補充站,稱為「低空偵察連鎖站」,使用短得多的電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較短的距離。
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怎樣也不會接受十四吋的計劃。
我們在失去了空中均勢之後,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訛詐了。
我以極其謙恭的態度提出這份備忘錄,因為開會在即,倉促寫成,但仍希望它對我們的共同思想能夠有所貢獻。
然而往往有這種不幸的可能性,德國當局也許會認為,用大規模的猛烈空襲也許可以在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之內使一個國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戰術思想,對德國人的思想有極大的吸引力。至於他們的想法是對還是錯,那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德國政府認為,在盟國軍隊實行動員和發動進攻之前,它可以採用空軍摧毀大城市和屠殺平民的辦法來迫使一個國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戰爭開始時單用空軍來發動攻擊。幾乎不用說,如果能夠把英國同法國分隔開來,則英國就會成為這種攻擊的最合適的犧牲品。因為英國進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襲報復之外,無非是海軍封鎖,但封鎖是要在相當時期之後才能見效的。
當然,你可以像空氣一樣自由(在這種情況下的正確表述),可以隨時對政策、計劃和一切有關空軍的一般性問題提出辯論。
第二天,發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內閣變動,鮑德溫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後不久成為斯溫登勳爵)繼倫敦德里勳爵任空軍大臣。一個月以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煙室時,鮑德溫先生走進來。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對我說:「我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參加新成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防空研究會,我也希望你能參加。」我說,我是批評我們的空軍戰備的人,我還得要保持我的行動自由。他說:「這是不用說的。除了你從委員會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當然有絕對的自由。」
我給查特菲爾德的信中寫道:
我提出了一些觀點。不要忘記,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到正式使用雷達偵察飛機的方法,還有四年多的時間。
一九三五年二月,在政府擔任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術小組說明,用射電回波來偵察飛機是可行的,並建議進行試驗。該小組對此十分重視。當時人們認為,要研究出偵察五十哩內的飛機的技術,也得要五年的時間才能成功。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防空研究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會議,蒂澤德提出了關於無線電定位的報告。我們做了初步試驗,證明有採取進一步實行措施的必要。軍事各部門奉命制定計劃。於是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並在多佛-奧爾福德納斯地區設立一系列的試驗站。對於雷達偵察船隻位置的可能性,也進行探索。
不過,這些都只是預言而已!對於所有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過多次,否則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陳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議和查特菲爾德談談。
這些重要的無線電測向站,有立即加以掩護的必要。我們起先認為,可以用較少的費用來建立兩倍至三倍的偽裝站;後來我考慮一下,覺得似乎可以使用煙幕……
防空研究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舉行。那時,在樸次茅斯到斯卡帕灣之間,就有二十個雷達站,能夠偵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範圍內飛行在一萬呎上空的飛機。一種很滿意的反干擾器和一種簡便的敵我識別器已投產製造。我們還製造出裝在飛機上的用信號引導飛機追蹤敵機的試驗裝置,並進行了試飛。至於從空中偵察船隻位置的試驗裝置,後來發現過於笨重,不適宜在飛機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給海軍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夠放在船上使用。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戰爭假說: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結成聯盟,並受到德國的進攻。
蒙你對我的意見給予重視,至感榮幸。乍看起來,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覆關於延擱如此之久的問題的爭論。這一次又是只有我國受條約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們可以建造一艘三萬五千噸的軍艦,裝三座十六吋口徑炮的三聯裝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徑炮的辦法來,火力一定要強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較好的軍艦,而且肯定被列為較好的軍艦。每一個人,包括在艦上服役的人在內,都會認為它是海軍力量更加強大的標誌。不要忘記,德國人在他們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徑中都取得了比我們好得多的實效。他們發射的炮彈比我們的重,打得更遠、更準確,結果有巨大的打擊力,不僅是舷炮齊射後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徑炮彈的爆炸力當然比十四吋口徑炮彈大得多。如果能穿過裝甲,則在炮彈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和*圖*書
辨別敵我的方法,對海軍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應該用它來完全取代有危險的識別信號的方法。我想海軍部對此是知道的。
在這裡需要講一講那些對我們未來安全有著極其重要後果的技術方面的決定。為便於敘述,這一章包括從現在起到戰爭爆發前四年的全部過程。
當政府終於決定又開始建造戰列艦時,我對戰列艦的設計非常關心。直到這時為止,皇家海軍所有的主力艦,實際上都是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我主持海軍部的期間內建造或設計的。只有「納爾遜」號和「羅德尼」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機》一書中詳述我第一次任海軍大臣時重建海軍的全部過程,以及「伊麗莎白女王」號級快速戰列艦的設計經過。那時我能充分發揮費希爾勳爵的才能和妙想。對於軍艦的建造,我常常能運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這些思想又是從許多海軍專家那裡得來的,至今我仍持有堅定的見解。
這個巧妙的新裝置的一個弱點,當然就是敵機在越過海岸之後就脫離無線電測向站所及的領域,那時我們只好靠觀測兵了。這好像是從二十世紀中葉退回到早期石器時代似的。
無線電測向器的進步,尤其是在測距方面的應用,肯定對海軍有很大的用處。這將使海軍不論能見度如何,也能和敵人交戰。在一九一四年,當德國的戰列巡洋艦轟擊斯卡巴勒和哈特爾普爾時,如果我們的視力能夠穿過大霧,那麼,他們的命運就完全兩樣了。我不明白為什麼海軍部對這項試驗還不熱心。蒂澤德也指出,不分晝夜,不管能見度如何,都可以準確發射魚雷,這對驅逐艦和潛水艇都有極大的價值。我原先還以為這是久已進行的一件大事,因為這對我們是極其有利的。
於是,我寫信給霍爾爵士:
根據這種回聲來測定潛水艇的方位,可以相當準確。我們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這種新事物剛剛開始。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預料到,即使在海、陸、空三軍的聯合戰爭中,德國還會企圖炸毀倫敦或其他容易襲擊的城市,以考驗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驗中的抵抗意志。其次,倫敦港以及我們艦隊生命攸關的造船廠,也是最為重要的軍事目標。
二月間,麥克唐納先生親自接見我們,我們便把這件事向他當面提出。在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分歧。當我指出這個問題對和平的意義時,首相深表同意。我說,再沒有比排除對平民進行突然空襲的想法更能減輕籠罩著全世界的恐懼和焦慮的了。當時,麥克唐納先生的視力看來已經很壞了,他茫然凝視著窗外的皇宮廣場,對我們保證說,他正打算硬起心腸來克服來自空軍部的阻難。空軍部又極不願意部外的或上級的部門來干預他們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時間,什麼事也沒有做出來。
當這樣一種戰爭爆發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將是大陸盟國軍隊的動員。這至少需要兩個星期,因為這會因機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入侵而受到牽制和阻礙。法國和德國的參謀部將集中考慮軍隊的集結和部署問題。在第一次的主要戰鬥中,任何一方都不願意有顯著的落後。我們可以希望,德國在兩三年之內還沒有做好準備來發動這種陸、海軍都起重大作用的戰爭,目前德國的海軍還是微不足道的;它還沒有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而且它的重炮似乎還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軍,製造重炮和訓練人員,就得花幾年的時間,而不是幾個月就能做到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齊射後座力確有其優越性。
這個問題有一定的範圍,按其性質來說,它基本上是科學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是如何發明、採用或發現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使地面防空部隊控制天空,從地面來實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飛機——我從經驗中感到,在這些問題上,只要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領導人充分說明這種需要,則科學總是能夠提供一些東西。以前人們說,搜捕潛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潛艇窒息於水面之下的方法卻終於發明出來了。這個問題不一定比擊落入侵飛機更為困難。許多以前認為在技術上不可能的東西,在上次大戰中已被採用了。耐心、堅持不懈,尤其是在戰爭情況下的迫切需要,使人們的頭腦更為靈活,而科學也就能適應人們的需要……
我和海軍部討論戰列艦的設計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已經進行設計,並做出了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即總共十二門炮的圖樣。如果那時我知道這一點,我就得重新考慮我的意見了。所謂「多管炮塔」的用語,使我發生誤會。三座四聯裝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設有四座炮塔的軍艦上所看到的許多缺點。十二門十四吋口徑炮的威力,雖不能同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相等,但在金屬的重量方面卻有相當大的改進。
有關技術問題的插曲——德國的訛詐力量——會見鮑德溫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鮑德溫先生的邀請——防空研究委員會——一些普遍原則——我們工作的進展——雷達的發展——沃森.瓦特教授和無線電回波——蒂澤德的報告——海岸雷達網——空軍元帥道丁的電話通訊網——一九三九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臨我國東岸——敵我www.hetubook.com.com識別器——一九三九年到馬特累斯漢視察——我和海軍部的接觸——海軍航空兵部隊——建造新戰列艦的問題——大炮的口徑——舷炮齊射的後座力——炮塔的數量——我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給霍爾爵士的信——海軍部的主張——四聯裝炮塔——一個不幸的結果——訪問波特蘭港:「潛艇探測器」。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海務大臣領我到波特蘭,讓我參觀「潛艇探測器」。這是偵察在水下的潛水艇的儀器,其方法是發射聲波進入水中,當聲波遇到鋼鐵結構時,便反射回聲。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炮塔的數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擊力,那麼,裝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噸)是多麼大的浪費!如果用三座炮塔,則可以使裝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魚雷,艦面甲板上也可以騰出較多的地方來安裝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軍艦的圖解說明,我深信他們會給你說明十六吋炮艦一定比十四吋炮艦有更好的佈局。當然,關於射擊控制、炮彈播散等問題,還會有所爭論,我在這些問題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發和五發輪番齊射,也許能收到較好的射擊效果。
裝有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後座力——九點五五噸。
委員會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關係,一直沒有公佈。我對政府的其他部門,仍然不斷進行更為猛烈的批評和攻擊。在英國,有經驗的政治家對這一類事情並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見上的嚴重分歧,有時並不妨礙個人間的友誼一樣,但科學家之間的嫉忌心要強得多。一九三七年,技術小組的科學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間,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滿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觸,也不滿意我把他的見解向委員會提出。他們認為,只有蒂澤德爵士(帝國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才能向委員會說明他們的集體意見。林德曼因此被請求退職。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實供討論用,這是完全正確的;其實,這是我們兩人共同參加這項工作的基本條件。他雖已離開,我為了公眾的利益,並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繼續當委員;到一九三八年,我又使他復職,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這時,偵察已經飛入內地上空的敵機的試驗,也在進行。到年底,我們可以跟蹤在三十五哩範圍以內一萬英尺高空的敵機。對船隻的偵察也有進展。業已證明,從空中確定九哩以內船隻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艦隊中有兩艘已裝備了偵察飛機的儀器,而飛機測距、高射炮射擊指揮和探照燈定向等試驗,也分別進行。工作有所進展。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計劃中的二十個新站,已有十四個裝上了臨時的設備。從空中已能夠測定三十哩以內的艦艇方位。
我們在旗艦上過夜,同海軍總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長談。次日整個上午,我們都在反潛艇學校度過,他們給我講了差不多四個小時,我得到極其詳盡的報告。於是我們乘驅逐艦出海,當天下午和晚上,他們為我舉行了一次極有趣味的演習。幾艘潛艇分佈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這艘裝有「潛艇探測器」的驅逐艦的艦橋上,另一艘驅逐艦約在半哩外,二者始終保持聯絡,我看到並聽到了全部過程。這是海軍部的神聖的寶貝,是他們專心致志、埋頭搞了一代的時間所獲得的成績。以前我曾常常批評他們的政策。但在這次,我無疑地同他們一樣,對他們的成就作了過高的評價,我一時忘了海洋是多麼地遼闊廣大。雖然如此,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沒有花大量資金,僱用和訓練數以千計的技術熟練的官兵來進行研究,並且拿不出什麼東西來——雖然是微不足道——那麼,我們在對付德國潛艇的問題上(後來事實證明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也許除了吃敗仗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在這種戰爭中,英法兩國的空軍的首要任務,似乎是炸毀敵方的交通,如鐵路、公路、萊茵河的橋樑和公路鐵路的橋樑,並最大限度地破壞他們的集結地帶和軍火庫。其次是摧毀其最易於暴露的各種軍工廠。幾乎可以斷定,從預定軍事行動的時刻開始,如果我們集中攻擊這些重要目標,那麼我們就應迫使敵人也採取同樣的策略。要不然法國就可以毫無阻礙地進行動員,並在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中取得主動權。這樣,德國準備用來對英法兩國平民進行恐怖空襲的飛機,就會顯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海軍大臣對我的意見絕無反感,我們之間此後時有函件往返,我並且同他和第一海務大臣有過幾次談話。霍爾爵士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底離開海軍部前,他交給我兩份海軍參謀部所擬的備忘錄:一份是關於戰列艦問題;另一份是關於巡洋艦問題。海軍部對戰列艦設計的理由是:自從華盛頓條約以來,英國為了經濟的原因仍然主張減低排水量和縮小炮的口徑,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當政府終於批准建造新戰列艦時,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徑炮或三萬五千噸排水量的條約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皇喬治五世」號級戰列艦的設計,在確知其他國家在最近的將來是否繼續接受條約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開始進行。事實上,「英皇喬治五世」號級軍艦的炮塔,直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才開始定造。如果海軍部把www.hetubook.com.com設計的決定推遲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以後進行的話,則到一九四一年,可用的軍艦就只有兩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國到時超過華盛頓條約的限制,那時,一九三八年計劃開始建造而將於一九四二年完成的軍艦的設計,就可以採用較大的噸位和口徑。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這次計劃的變更又使「英皇喬治五世」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的完工延遲了至少一年之久。還有,我們的新艦現在已減為十門炮,於是,我以前認為它的舷炮齊射時後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徑炮好的那種看法,又更站得住腳了。在這個時候,美國人解決了把三座有三聯裝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裝置在三萬五千噸的船身上的問題。法國人和德國人採用了十五吋口徑炮,法國人在兩座四聯裝炮塔上裝八門炮,德國人在四座雙聯裝炮塔上裝炮八門。德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無意接受條約的限制,「俾斯麥」號的排水量便超過了四萬五千噸,因而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只有我們,在這許多年之後才決定建造五艘與我們海軍生命和保持我們制海權息息相關的戰列艦,但結果還是從十六吋口徑回到十四吋口徑,而別的國家則加大了口徑。因此,我們建造的幾艘軍艦,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更大的火力。
然而,海軍部的這種方針卻產生了不幸的後果。設計這種全新的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拖延了很多時間。工作開始不久,海軍部就決定將重疊於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為雙聯裝炮塔。於是,二三千件複雜的機械配件都得重新設計。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德國的大部分軍火生產都集中在魯爾,而該地又很容易受到對方的轟炸。它一定認識到: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要軍用物資的供應(銅、鎢、鈷、釩、汽油、橡膠、羊毛等)將會斷絕。並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那麼,甚至連鐵的供應也將大大減少,因而它目前還沒有達到能夠發動長期戰爭的能力。當然,它正在大力克服這些困難,例如將一些工廠從邊境遷到德國中部,進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膠的生產,並大量囤積儲存物資。看來在一九三七或一九三八年以前,德國不大可能發動一次有取勝希望的海、陸、空三軍同時進行的戰爭,這種戰爭可能要打好幾年,在戰爭中它又幾乎不會有什麼盟國。
因此我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在下院提出這個問題;我說:
在這幾年裡,我和海軍部的接觸,是經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一九三六年夏,霍爾爵士出任海軍大臣,他准許他的官員可以同我自由討論海軍部的事務;我既然對海軍極感興趣,自然就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了。我從一九一四年在貝蒂時就認識現任第一海務大臣的查特菲爾德海軍上將,我和他在海軍問題上的書信往來,則始於一九三六年。我同第三海務大臣兼海軍軍需署署長亨德森海軍上將亦有多年的交誼,他專管軍艦的建造和設計。他在一九一二年時是我們海軍中最好的火炮專家,當時我是海軍大臣,常常去看戰列艦在從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試炮,我對他的工作有極高的評價。這兩位官員在他們身居高位的時候,對我都極其信任,雖然我同他們有意見分歧,並曾多次嚴厲批評過他們已做的或沒有做的工作,但從來沒有因工作上的不滿或指責而有礙於我們的交往。
如果我們終於不得不建造前後對稱的十六吋口徑炮艦,而同時又不犧牲「英皇喬治五世」號級在結構上的堅固性和其他特性,則其排水量就得大為增加。結果造成的軍艦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除了增加每一艘軍艦的造價外,我們還得擴充我們的船塢。海軍部同意我的主張,即認為設三座炮塔共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優於四座炮塔共十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他們後來設計的戰列艦,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軍艦。
海軍航空兵究竟應屬海軍部還是應屬空軍部的問題,在這兩個部和兩個軍種之間發生劇烈的爭論。我贊成海軍的意見,我曾把我的主張在議會上提出來,使我收到第一海務大臣寫給我的一封懇切的感謝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軍政策的全部問題。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韋爾看我時,問我對這個似乎雙方都有道理的問題有什麼看法。我為他擬出了一個備忘錄,這個備忘錄後來幾乎逐字逐句都為英皇陛下政府所採納。
一九三四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寫信給《泰晤士報》,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獲致決定性的科學成果。是年八月,我們不僅促使已在進行研究的空軍部官員還促使政府主要官員注意這個問題。九月間,我們從夏納到埃克斯累班,同鮑德溫先生有過一次愉快的談話,看來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們要求由高級負責機構進行調查研究。當我們回到倫敦時,因空軍部發生財政困難,這件事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在一九三五年初,空軍部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奉命研究未來的發展。我們記得,鮑德溫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曾根據空軍部的意見,發表了一篇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說。他聲稱空中是無法防禦的。「轟炸機總是可以穿過防線的。」既然這樣,我們對空軍部所屬的委員會,就都失去信心,而認和-圖-書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由空軍部轉到帝國國防委員會處理;在這個委員會中,政府各位首長,即國內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將能監督和指導其活動,而必需的經費也有了保證,不致沒有著落。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仍不時在這個問題上對大臣們進言。
十六吋口徑炮的數字,並不是根據「納爾遜」號現有的十六吋口徑炮,而是根據美國人預備裝在他們的新主力艦上的一種假設的十六吋口徑炮算出來的。

使我驚奇的是,「潛艇探測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像中,原以為它的指示是隱約的、模糊不清的。我絕沒有想到我竟會聽到潛水艇那種東西會自投羅網。這是一種驚人的方法和成就。
「英國的海軍,在海上總是第一流的。」
以屠殺婦孺、恐嚇手無寸鐵的平民,從而迫使敵國投降這種可惡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受到人們的接受和鼓勵。這不是哪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一旦發明了某種在地面的裝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彈的飛機,那麼每一個國家都會感到較為安全,也可以使各國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戰爭災難的這種令人寢食不安的恐懼和疑慮——我們不但怕我們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襲擊,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比世界別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損害;我們還怕我們的造船廠和其他設備受到襲擊,因為這將使我們防務的主要力量,我們的艦隊,陷於癱瘓甚至被毀滅。所以,這不但是為了在整個世界上消滅疑慮和戰爭的最壞原因,同時也是為了在英國恢復我們這個島國的舊有的安全感。所以,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應該對這個問題再三加以認真的思索和考慮,並且應該以英國科學所能運用和我國財力所能擔負的一切資源來推進這項工作。
在三十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國,有許多人想到利用從飛機和其他金屬目標反射回來的電波的可能性。我們把它稱為無線電測向器(R.D.F.),後來稱為雷達。它的用處,就是靠反射回來的射電波,而不是靠人們的感官,眼睛或耳朵來偵察敵機的臨近。在大約離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層反射電波的天幕(電離層),由於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無線電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並因此而使遠距離無線電通訊成為可能。把短促的脈衝波發射到空中,然後接收它的回波,這是幾年來我國科學家,尤其是阿普爾頓教授一直在積極進行研究的技術問題。
我將在下卷說明如何憑借當時只有極少人知道的一些設施,挫敗了一九四〇年秋冬兩季德國對大不列顛的攻擊。毫無疑問,在斯溫登勳爵及其繼任人的領導下,空軍部和防空研究委員會在使我們的作戰飛機獲得這種極其可貴的加強措施方面,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在一九四〇年,當主要的責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國的生存又有賴於空軍的勝利時,由於我曾根據最詳盡的官方的和技術的資料,進行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這就有利於我作為一個非軍人也能透徹了解空戰的各項問題。雖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弄通技術上的問題,但這門學問對我極有幫助。我認識在棋盤上的每一顆棋子,知道它們是怎麼走的,別人和我談起這一套時,我也能夠完全了解。
我的邀請,並不是想叫你以後不能暢所欲言,而是對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潛艇探測器」本身沒有征服潛水艇,但是,如果沒有它,則潛水艇就征服不了。
到一九三六年三月,沿南海岸一帶的各個站都已開始建造和裝備,可望在秋季進行試驗。在夏季,建築上有所耽擱,並且出現了敵方電波干擾的問題。一九三七年七月,空軍部提出計劃,經防空研究委員會的同意,準備以一百萬鎊以上的費用,在一九三九年底以前在懷特島到提茲河之間設立一連二十個站。
在把這份篇幅很長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後,我認識到我們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戰列艦中安置較大口徑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決定已不能更改。但我還是提出,作為準備措施,應早日把較大口徑的炮和炮塔設計好,現在還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設備,以便炮廠能夠改制較大口徑的炮,即便要花相當的費用也在所不惜。
邱吉爾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澤德的帶領下,到馬特累斯漢和波德塞視察了一次,這次視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來,也許會有所幫助。
我還要提到一件事。一九三九年六月,蒂澤德爵士遵照空軍大臣的願望,邀我乘坐一架相當簡陋的飛機,視察在東海岸建成的各種設施。我們整整飛了一天。我將我的視察印象送給空軍大臣,現在印在下面,因為從這裡面可以看到我們開始進行的雷達工程的一般情況。
你見過漢基,我很高興。我認為你的信是表示你願意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雖然我聽說觀測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們必須認為,應用無線電測向器來跟蹤已侵入內陸的敵機,是迫切需要的。要使無線電測向站能轉過身來偵察內陸上空,還得有一段時間,並且也僅在空中戰場擁擠而混亂時才有可能……
我一聽到內閣已同意一個建造戰列艦的規劃方案時,我就立即斷定,我們的新艦應繼續裝備十六吋口徑炮,而且用三座裝有三門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這樣是可以達到在排水量三萬五千噸的限度之內的,這個條約上的限制,只有我們才嚴格遵守。我和霍爾爵士有過幾次商談和通https://www.hetubook.com.com訊。我聽到一些議論,不能使我信服,我開始在下院提出把裝十四吋口徑炮和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時的後座力相比較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下列數字,供我個人參考:
最後,我為業已取得的進展向你道賀。使我們這個島國獲得無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經走了,可惜我們所需要的還不僅僅是這一步,而時間是短促的。
我提出一個條件:林德曼教授必須至少成為技術小組的成員,因為我需要他的幫助。幾天以後,首相來函說:
於是,在此後的四年中,我參加了那些會議,因此對我們這個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較詳細。幾年以來,我經常同林德曼進行密切的討論,使我對這個問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為委員會擬出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所包括的,不屬於官方資料,而是從我和林德曼的交談、研究以及我自己的軍事概念所得出來的想法和知識。這個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於它對一九三五年七月的情況所提出的看法。那時,沒有人想到可以利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導航。訓練大量的飛行員顯然是有困難的。當時一般人認為,大批的飛機在夜間飛行,必由幾架轟炸機長機率領。在國家生命陷於危險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進步;同時,由於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機指示轟炸目標,在戰術上引起了極其重大的變化。自此以後,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所寫到的東西,已被更好的辦法代替了,但有許多試驗還是在我當權時進行的——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試驗都獲得成功。
德國人也忙得可以,在一九三九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船飛臨英國東岸上空。德國空軍通訊兵司令馬蒂尼將軍預先在飛船上裝有特殊的收聽設備,以偵探英國是否有雷達偵察設備。這個企圖失敗了,但如果它的收聽設備效率很高,「齊柏林」號一定能夠把我們有雷達這一情報帶返德國,因為我們的雷達站在那時不但在工作,而且偵察出它的活動,推測到它的意圖。德國人如果收聽到我們的雷達脈衝波,也不會感到驚奇,因為他們已造出了一種技術上效能很高的雷達系統,在某些方面還比我們的先進。但可以使他們驚異的,就是我們實際運用新發明上所達到的規模,而且把這一切聯合起來,構成總的防空體制。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世界上是領先的,英國的成就並不在於設備的新奇,而在於實際運用的功效。
如果我們能夠限制式阻止空襲城市的話,那麼,以「恐怖」來摧毀我們士氣的可能性(這恐怕只是一種虛構),就不復存在了,而戰爭的勝敗終歸還是要由陸軍和海軍來決定。我們對防空越重視,就越能遏制純粹空戰的發生。
一般的戰術概念和技術上可行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須讓科學家知道空軍需要什麼樣的設備。飛機的設計必須符合一定的作戰計劃的要求,並能保證這一計劃的實施。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裝有九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後座力——六點三八噸。
我很高興,我相信你在這項極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會有真正的幫助。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如果海軍部決定建造兩艘十四吋炮的軍艦,而幾個月後日本和美國卻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軍艦,那麼,我們的海軍部就顯得夠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後些日子,還可以省去六個月的建造時間。以每艘七百萬鎊的代價來特意建造並非世界上最強的戰列艦,那是不堪設想的!老費希爾常說:
爵士:
敵機一旦進入內地,我們就只好依靠皇家觀測兵來偵察了。觀測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電話交換機連接起來,確實也極為有效,後來在不列顛空戰的早期,它是我們的主要基礎。但光是偵察由海上來的敵機,還是不夠的,雖然這可以使我們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鐘之前發出警報。我們還得設法為我們的飛機導航以追蹤來犯的敵機,並在我國領土上空加以截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揮截擊站」(G.C.I.)。但所有這些,在戰爭爆發時,都只是略具雛型而已。
我常常回想起你讓我參觀的那些情況,我深信國家要感謝海軍部和掌管海軍部的人,我深信,他們多年以來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們能夠避免最大的危險之一。
如果我們曾及時採取步驟,建立一支比德國在破壞條約時所能建立的再強一半或一倍的空軍,我們就有可能保有對未來的控制權。哪怕只是空軍力量和德國相等(沒有人會說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們在這些危急的歲月裡,對我們的防務充滿信心,並給我們提供一個寬廣的基礎,以便進行外交活動和進一步擴充我們的空軍,但現在我們已失去空中均勢了。我們為了恢復空中均勢所作出的努力,都歸於失敗。在上一次大戰中,飛機曾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裡,它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種有魔力的武器,同時又是一種主要的軍事力量。大臣們必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同德國獨裁者發生衝突,倫敦的毀滅和屠殺的情景將是多麼的可怕。雖然並非只有英國才有這些考慮,但這些考慮確實對我們的政策,其結果也對整個世界發生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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