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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西恩勳爵提出一個見解：「他們畢竟只是到他們的後花園去罷了。」這是一種可以代表英國人的見解。

他的傳記作者、能幹的基思．法伊林先生從他的日記中引述了一段話：「三月十二日，和弗朗丹談話，我們強調輿論不會支持我們進行任何性質的制裁。他認為如果我們保持堅強的陣線，德國就會不戰而屈服。我們認為對一個瘋狂的獨裁者作這種估計不一定可靠。」後來，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實行經濟抵制時，張伯倫的回答是提議在談判時成立一支國際軍隊，他同意訂立一個互助條約，而且宣稱，如果放棄一塊殖民地就可以獲致永久和平的話，他願意給予考慮。

對法國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不祥之兆的衝擊。薩羅和弗朗丹馬上想實行全國總動員。如果他們能做得到的話，他們就動員了，這樣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們走不可。這對法國是一個生死關頭，但他們似乎非有英國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動。這只是一種解釋，但不能使人原諒。這是有關法國生死存亡的問題，任何名符其實的法國政府應該早就下定決心信賴條約義務。在這些急劇變化的年頭，人選不斷變動的法國政府，它的各個部長不止一次借口英國搞和平主義來為他們自己也搞和平主義辯護。情形也許確是如此，英國從來沒有鼓勵他們去抵抗德國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說他們行動躊躇，他們的英國盟友卻毫不躊躇地對他們加以種種勸阻。在整個星期日中，倫敦和巴黎之間頻繁地通電話，對話時十分激動。英國政府勸告法國人暫時等待，以便兩國在充分考慮後才採取共同行動。好一個退卻的擋箭牌！

我自然知道這些事情正在進行。在三月九日的辯論中，我很注意不要絲毫減弱我對政府政策的嚴厲而善意的批評。大家認為我那一次演說很成功。我對新部門的成立及其權力並不滿意，但我將樂於接受這個職位，因為我相信這可以發揮我的知識和經驗。顯然（據法伊林說），三月七日德國人的進兵萊茵蘭，對我的任命發生決定性的不利影響。希特勒顯然不會喜歡我擔任這個職務。九日這天，鮑德溫先生選定了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擔任這個新職。他是一位能幹的律師，有利的條件是他不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軍事問題。首相的選擇使報紙和公眾大為驚訝。對我來說，這一次確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後地把我拒於門外，使我不能參與我們的防務工作，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也同法國的體系聯結起來。鑒於英國曾經提出過保障法國邊界和抵抗德國侵略的保證，而且曾對法國施加壓力，使法國提前撤出萊茵蘭，法國尤其有權要求英國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謂破壞條約這麼一回事，那麼，德國的行為就是破壞條約的行為，不僅破壞了凡爾賽條約，也破壞了洛迦諾公約，因而各締約國同樣有約束力的條約義務。

倫敦非官方的反應也很冷淡。勞合．喬治匆忙地說：「依我的判斷，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壞條約，因為事前有過刺|激的原因。」他接著說：「我希望我們保持冷靜的頭腦。」所謂刺|激的原因，顯然指協約國的裁軍還裁得不夠。斯諾登勳爵則把希望寄託於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條約上，他說希特勒過去的和平建議沒有被人理睬，但各國人民將不允許這次的和平建議再被忽視。這類言論，也許表現了當時英國輿論的錯誤傾向，但是講這種話的人也不見得光彩。英國內閣總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線，覺得最便當的出路莫過於敦促法國向國際聯盟再度提出呼籲。

我們聽說，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對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問題進行了慎重的估量。

我必須很小心，我必須在這種紛至沓來的重大討論和辯論中保持平心靜氣，在這些討論和辯論中，我經常是居顯著地位的。我必須控制我的感情，要顯出鎮靜、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態度。在這種自我克制的過程中，時時想到國家安全問題就是一個最好的簡單的原則。為了安定自己的情緒和貫注我的精神，我把從凡爾賽和約起直到我們目前為止其間所發生的全部歷史寫成一個大綱。我甚至已經寫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無須修改地移入本書。不過，後來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維持在恰特韋爾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寫作，使我的計劃進展不大。此外，在一九三六年底，我專心寫我那部《英語民族史》，這本書事實上在戰爭爆發以前寫完，將於日後出版。

一九三六年一月底我回到本國，那時我覺得英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氣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亞和他所採用的野蠻方法，霍爾－賴伐爾談判的衝擊，國際聯盟的失敗，「集體安全」的明顯崩潰，凡此種種，不但使工黨和自由黨改變了態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個月以前還參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萬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輿論也改變了態度。所有這些勢力，現在都準備好好地考慮進行反法西斯和納粹暴政的戰爭的問題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認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萬酷愛和平的人民群眾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義者自豪的許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漸被認為是一個決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據他們所信奉的原則，只能在國際聯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兩個反對黨雖然繼續反對重整軍備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開了取得一致意見的大門。如果英國政府能夠順應時勢，恐怕它已經能夠領導一和-圖-書個團結的民族，以共同赴難的精神，推進整個戰備工作了。

所有這些話對於這時同我和我的幾個保守黨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黨和工黨人士來說，頗為中聽。它使那些為國家安全擔憂的保守黨人能夠同工會主義者、自由黨人以及一年前參加和平投票的熱愛和平的男女聯合起來。假使英皇陛下政府能夠通過國際聯盟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則他們一定能夠領導一個統一的英國民族，勇往直前地為避免戰爭而作最後的探索。

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對外交部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也影響到我國的命運，我國終於陷入悲慘的境地。

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萊茵蘭之後，與他的將領會晤時，他已經能夠向他們證明他們的恐懼都是杞人憂天，並且證明他的判斷或「直覺」如何高出於普通軍人之上。將領們對他低頭了。他們都是善良的德國人，自然都喜歡看到自己的國家如此迅速地在歐洲贏得地位，看到他們從前的敵人這樣地分裂和馴服。這一幕戲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國最高權力階層中的聲望和權威，也鼓勵了他使他能夠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嘗試。他向全世界說：「德國的領土野心已完全滿足了。」

我的朋友受了這個打擊之後，似乎始終沒有恢復過來。他把這件事看得太重了。畢竟，一個人如果認定了他職責之所在，他總可以繼續奮鬥，冒著越來越大的危險，死而後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對他敏感的天性發生了過度的反應。

政府墨守他們的中庸政策，只是採取一些不徹底的措施，只求平安無事。他們還不去利用目前國內彼此日益協調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們本來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大大提高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擴充國家實力的權力。鮑德溫先生卻並無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選舉中獲得巨大的多數，保守黨又安靜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無憂了。

儘管如此，鑒於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態度，我覺得無論他後來的過失如何，我有責任在後來的幾年中，盡我所能來幫助他。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冬天，戴高樂政府在阿爾及爾把他逮捕時，我曾運用我的權力來保護他。關於這件事，我曾請求並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幫助。戰爭結束後，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審判。我的兒子倫道夫在非洲戰爭中與弗朗丹曾見面多次，因而被傳作證。我非常高興地知道，他的辯護以及我為弗朗丹所寫的替他辯護的一封信，對於後來法庭宣判弗朗丹無罪有一定的影響。軟弱雖然一樣可以造成災禍，但究竟不是叛國。不過，法國政府無論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責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讓鮑德溫先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了。

萊茵蘭的「非軍事地帶」，是根據凡爾賽和約的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各條成立的。這些條文，宣佈德國不得在萊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內的東岸設防。在這個地帶內，德國也不得有任何軍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時間進行軍事演習，或保持供軍事動員之用的任何設備。在這些條文之上的，則是曾由雙方自由談判訂立的洛迦諾公約。在這個條約中，締約國個別地和集體地保證德比和德法邊界的永久性。公約第二條，德國、法國和比利時保證不越過這些邊界進行侵犯或攻擊。如果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或四十三條被侵犯，則這種破壞條約的行為就構成了「無故的侵略行為」，被侵犯的締約國可以因為他國在非軍事地帶內集結軍隊而要求立即採取行動。這種破壞行為應該立即向國際聯盟提出，而國聯在確定破壞行為屬實之後，必須向締約國建議：它們必須對受侵國提供軍事援助。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亞獲勝，他公然對抗國際聯盟，尤其是對抗英國，結果獲得成功。他現在痛恨我們，和我們疏遠，而與希特勒攜手。柏林－羅馬軸心已經形成。現在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防止戰爭，或者用類似戰爭的實力試探來延緩戰爭，現在已經沒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對於英法兩國來說，現在除了等待挑戰到來之外，只有盡可能作好準備。

我這篇警告，一言一語，都已陸續地和迅速地得到證實。

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膽識的演說，獲得議院的熱烈喝采。奧斯汀．張伯倫勳爵和我都發表了長篇演說來支持他。可是內閣卻不甚熱心，因此甚至連艾登要求批准舉行參謀會談一事，也不容易辦到。通常這類會談是不起外交籌碼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舉行。現在經過了三個星期的談判和抗議，唯一的實際結果就是舉行參謀會談，而這就是協約國對希特勒破壞條約和確實佔領萊茵蘭的唯一答覆。

我當時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結果卻對我有利的事情，這並不是第一次——也許還不是最後一次哩。

我在演說中說：

在回顧我們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我們是不大愉快的。這五年肯定是多災多難的年分。我絕對不是要把這時期內世界發生的一切壞事的責任都推到我國政府身上，……不過我們確實看到人類的前途出現了最黯淡、最使人震驚的變化。在這麼短短的幾年內就出現這樣的變化，真是亙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覺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對和平滿懷希望，矚望將來有朝一日，和平與正義盛行於世，那時人類就可以享受科學為一切階層所能提供的寶貴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談到戰爭，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幾乎被看作是發瘋了……

當我聽到情況不妙的消息並和威格拉姆談了一次話以後，我勸弗朗丹先生在返國前要求同鮑德溫先生會晤。這次會晤在唐寧街舉行了。首相十分客氣和有禮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鮑德溫先生說，他雖然不大懂外國的事務，卻能很準確地估計英國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後來在書中說，他當時回答鮑德溫先生說，保障和平的唯一辦法，就是趁現在還有可能的時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國並不願意把英國拖入戰爭，它並不要求實質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執行這種可以說是純粹的警察行動，因為根據法國所得到的情報，在萊茵蘭的德國軍隊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當時強調說，法國向它的盟國所要求的，只是讓它能自由行動。這段話當然是假的，法國根據洛迦諾公約有權採取的合法行動，英國怎麼能夠加以限制呢？英國首相再三說，英國不能接受戰爭的風險。他又問法國政府打算怎麼辦。關於這一點，卻沒有明白的答覆。據弗朗丹說，這時鮑德溫先生就說道：「你的意見或許是對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動，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戰爭，我也沒有使英國參戰的權力。」停了一會兒，他又說：「英國並不處於參戰的狀態中。」這話現在沒有得到證實。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國時，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國表現出堅強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內部分裂的國家就很難團結一致；第二，英國絕對不會有所行動，連採取行動的強烈願望也不存在。這樣一來，他就錯誤地得到一個可悲的結論，認為法國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現得日益厲害的德國謀求妥協。和-圖-書

希特勒現在可以隨意出擊了。他所採用的一系列步驟，並未遇到歐洲兩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國方面，除了高瞻遠矚的總統以外，也只是逐漸引起人們注意罷了。在一九三五年，有獲勝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現在卻幾乎完全失敗了。

英法兩國對於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的屈服，使希特勒佔據了萊茵蘭，這對威格拉姆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他的夫人後來寫信給我說：「法國代表團走了以後，威格拉姆就回來了。他坐在房間裡他從來沒坐過的角落裡，他對我說：『戰爭現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戰爭。我想我是看不見的了，但是你一定會看見的。等著炸彈投到這座小房子上吧。』我聽了他的話十分害怕，他又繼續說：『這許多年來，我的工作都毫無用處，我是失敗了。我沒有法子使英國的人民認清楚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也許是我不夠堅強，我沒有辦法使他們了解。溫斯頓．邱吉爾總是向來理解的，他是一個堅強的人，他一定會繼續奮鬥到底的。』」

當然鮑德溫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來用盡他的一切權力，以對付一個曾經不斷無情揭露他的錯誤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黨務領導人，念念不忘黨內的多數，著眼於使他能夠在兩屆選舉之間過安定的日子。他並不需要我這種攪擾得人人不安的幫助。他無疑地認為在政治上他已經給我一個致命的打擊，我也覺得他或許真的成功了。行動的後果，不論是聰明的或愚蠢的行動的後果，也不論是善良的或惡意的行動的後果，是多麼難以預料的啊！然而，假使沒有這種無法估計的和無窮無盡的變幻，人生的戲劇就會變得索然寡味了。鮑德溫先生和我一樣，當時也不知道他幫了我一個大忙。他使我沒有捲入其後三年內閣所有的妥協和不盡責之事中；假使我當了大臣，那麼，打起仗來，就得要對必定被證明是極不充分的國防工作負直接的責任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新任法國外長弗朗丹來到倫敦，參加喬治五世的葬禮。在他抵達的當晚，他在唐寧街與鮑德溫先生和艾登先生共進晚餐。他們談到如德國破壞洛迦諾條約英法兩國將採取的態度。這時法國政府正準備批准法蘇條約，所以希特勒很可能採取這個步驟。弗朗丹就徵詢法國內閣和參謀部的正式意見。據他的記載，他二月間在日內瓦通知艾登先生說，如德國破壞條約，法國的武裝部隊即將聽受國聯的指揮。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國將遵照洛迦諾公約的條款給予援助。

但關鍵在於完成接鄰法國邊境的防線，不然的話，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發生爭端，就會引起法國進攻德國。

法伊林先生寫道：「保守黨恐怕不願霍爾馬上復職。假使這個新的部門由邱吉爾擔任，那一定會使那些以邱吉爾不參加政府作為反軍國主義保證的自由黨人和中間派引起恐慌，並且這等於不聽從負責解釋黨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見；而且，一旦鮑德溫退隱，這豈不是又得引起一場由誰繼任的爭執嗎？」

現在我才知道在這個緊張時期中，那些高級人士已經討論我的個人命運了。首相不斷受到壓力，最後決定成立一個新部——不是國防部而是國防協調部。內維爾．張伯倫的傳記作者對此事作過一些記述。對政府有極大影響力的奧斯汀．張伯倫曾經這樣想，而且說過，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極大的錯誤」。霍爾爵士這時已病癒回來。鑒於他在霍爾－賴伐爾協定的危機中接受免職的恭順態度，讓他復職的呼聲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和-圖-書內維爾．張伯倫擔任這個新職，而使他的哥哥奧斯汀．張伯倫回來擔任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看準他不久就要繼鮑德溫就任首相，他拒絕了這個建議。

我們現在知道，德國外交部長紐賴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曾經非常坦白地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說，德國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萊茵蘭消化了以後，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積極的活動。他解釋說：在德國把接著法國和比利時邊界的國防線建設好以前，德國政府不但不會鼓勵，而且會阻止奧地利境內納粹黨人的暴動。他們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將採取平靜無事的方針。他說：「一旦我國的防禦工事建成，中歐各國就會認識到法國已不能進入德國領土。這時所有這些國家就會對他們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個新的集團就會興起。」紐賴特又對布利特先生說，奧地利的青年已逐漸轉向納粹，納粹黨統治奧地利已不可避免，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

如果德國對後一節表示拒絕，英國和意大利兩國政府將根據他們在洛迦諾公約中所承擔的義務而採取必要的步驟。但是意大利的諾言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因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觸。而德國也已經覺得足夠強大，盡可以拒絕會限制它在萊茵蘭的兵力的任何條件。所以，艾登先生堅決主張英國、法國和比利時三國舉行參謀會談，以便對將來必要時根據洛迦諾公約採取的聯合行動事先加以研究和準備。

法國國內也有重大的分歧。總的來說，政治家希望軍隊動員，向希特勒提出最後通牒，而將軍們正如他們德國方面的對手一樣，則要求鎮靜、忍耐與延緩。我們現在才知道這時希特勒與德國最高軍事當局之間所發生的意見衝突。如果法國政府真的動員了近一百個師的法國陸軍（當時，大家還錯誤地以為這是歐洲最強的陸軍），德國參謀部就肯定會迫使希特勒撤退進駐的軍隊。這對他的妄求會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許會給他的統治以致命打擊。在這裡必須記住，這時候，即使單以法國一國之力，沒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國人逐出萊茵蘭，而只要法國開始行動，並援引洛迦諾公約，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國的援助。但事實上，法國遲遲不見行動，癱瘓無力，因而永遠失去了本來不必經過大戰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後機會。與此相反，法國政府經英國的慫恿，把擔子推到國際聯盟的肩上，而國聯由於前一年制裁的失敗和英德海軍協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銳氣了。

侵犯萊茵蘭一事之所以具有嚴重性，是因為荷蘭、比利時和法國都因此受到威脅。國務大臣提到德國甚至拒絕在談判進行中停止建築防禦工事，我聽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他們一定會在那裡築成一道防線，而有了這道有防禦工事的防線以後，對歐洲的局勢就會產生很大影響。這道防線形成一道橫過德國大門口的障壁，同時又使它可以從另外的門口任意地向東面和南面衝出去。

我仍舊希望，法國向國聯的申訴能夠結成一種對德國的國際壓力，實施國聯的決議。

所以每一個國家，無論大國與小國，都應該依照國際聯盟盟約來發揮自己的作用。

關於德國重占萊茵蘭的辯論，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才開始舉行。中間的時間，一部分被國際聯盟行政院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佔去了。會議結果是請德國把希特勒所指責的法蘇協定一案提到海牙國際法庭，但在談判進行中，不得在萊茵蘭增兵。

也許還有時間來建立一種「集體安全」，這種集體安全的基礎應該是有關各國準備使用武力來執行國際聯盟決議的明顯決心。各民主國家及其附屬國，無論就其目前的實力或潛力而論，都比獨裁國家強得多，但是它們的地位和它們的敵人相比，已比十二個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縛的善良動機，無論如何敵不過武裝的和堅決的邪惡。對和平的真誠熱愛，絕不能為糊里糊塗使千百萬平民捲入全面戰爭進行辯解。在善意但軟弱的大會中的歡呼，不久就寂然無聲，他們的票數不久也要作廢。大難日益逼臨。

英國的新氣氛——希特勒可以隨意動手了——法蘇協定的批准——萊茵蘭與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三月七日希特勒重占萊茵蘭——法國的猶豫——弗朗丹訪問倫敦——英國的和平主義——弗朗丹與鮑德溫——威格拉姆的憂慮——希特勒得到證實和勝利——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選擇——焉知非福——我對國聯的希望——艾登主張與法國舉行兩國參謀會談——德國在萊茵蘭設防——我在議會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戰後的揭露——七月十一日希特勒對奧地利的保證。

三月九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勳爵和拉爾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計劃是準備在巴黎舉行國際聯盟的會議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請弗朗丹到倫敦來，把國聯的會議改在英國舉行，這樣法國就會獲得英國更有力的支持。對這位忠實的官員來說，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使命。三月十一日他回到倫敦後便立刻來看我，並把全部情形告訴了我。弗朗丹本人於深夜抵達倫敦，在星期四早晨約八點半鐘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廈我住的地方來看我。他告訴我說，他要求英國政府同意兩國同時動員陸、海、空三軍，又說他已經獲得「小協約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持。他給我念一張長長的單子，上面開列他收到的各國的答覆。毫無問題，上次大戰中的協約國，仍然ｈetubｏok•com.ｃｏｍ擁有強大的實力，他們只要行動起來，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我們當時雖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將領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強大的實力顯然仍在我們的一邊。我當時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實在無能為力，但我仍祝願我的貴賓在使事情發展到攤牌上完全成功，我還答應在我力量所及的範圍內給予幫忙。那天晚上，我邀請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飯，來聽聽弗朗丹的建議。

但是，這是冒險啊！誰都不應加以忽視。怎樣能使危險減少呢？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組成一個道義上及實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勢力來支持國際法律。如果兩方面的實力都差不多的話，戰爭就可能在幾星期內爆發，而且沒人能估計到戰爭會怎樣打下去，誰會捲進漩渦去，或者怎樣收場。但是，假使國際聯盟所能支配的實力，比侵略者現有勢力大四五倍，那麼，和平友好方式的解決就有了極好的機會。

一旦讓希特勒的德國重整軍備，又沒有受協約國和其他有關國家的積極干涉，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幾乎是肯定要發生的了。實力決鬥的日期越拖延，則我們在第一階段要不經艱苦的戰爭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階段，經過可怕的考驗來取得勝利的可能性，都將越來越少。一九三五年夏季，德國破壞和約恢復徵兵。英國對此已表示默許，而且還根據另外一個協定，准許德國重建海軍，如果高興的話，它還可以按英國的規模來建造潛水艇。納粹德國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軍，到一九三五年春季，還公開宣佈其空中實力與英國相等。它在長期暗中準備之後，就積極製造軍械，到現在已是第二個年頭了。英國和整個歐洲，以及當時覺得遙遠的美國，已面對著歐洲最有效率的七千萬人口的民族這種有組織的武力和戰鬥意志；這個民族正盼望著重新恢復他們的民族光榮，當他們稍有躊躇時，一個軍事的、社會的和政黨的殘暴政權就驅趕他們向前進。

法國現在陷於矛盾的狀態之中，害怕戰爭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戰爭而鬆一口氣之感，都非常濃厚。思想簡單的英國報紙以下面的話來安慰思想簡單的英國人：「說到底，這不過是德國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罷了。譬如說，如果約克郡脫離我國版圖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們的感覺又怎樣呢？」沒有人多想一下，今後德國的軍隊如果進犯法國，他們的下車地點已經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沒有人擔憂這件事等於向歐洲各國的「小協約國」證明，法國是不願打仗的，即使願打，英國也會把它拉住。這一幕戲加強了希特勒統治德國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將領們的愛國心受到很不光彩的傷害，而使他們顯得愚蠢可笑。

希特勒已撕毀各種條約，在萊茵蘭駐了兵。現在他有軍隊在那邊，而且準備永久駐下去。所有這些事實表明，在德國國內和所有鄰近的國家，納粹政權獲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實還不止於此，德國現時正在或者即將在萊茵地區設防。設防當然需要若干時日的。首先，我們聽說，德國最初築的不過是普通野戰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國可以把野戰工事逐步加強，使之十分完備，直至築成為像興登堡防線那樣完美，包括有許多鋼筋水泥堡壘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線。知道這種情況的人就會知道野戰工事同永久性防禦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別而已，從挖掉第一塊草皮起可以一直幹下去，直到最後築成極其完備的防線。

德國在佔領萊茵蘭和建立對法的防禦工事以後，第二步顯然是把奧地利並入德帝國了。以一九三四年七月暗殺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為開端的這一段事情，即將在下面的一章裡寫到。

我完全相信，德國與法國接壤的全部邊境，都將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築成盡可能堅固的防線。經過三個月、四個月或六個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強固的壁壘。這在外交上和戰略上會發生些什麼後果呢？……面對法國邊境有一條堡壘防線出現，這就可以使德國在這條戰線上節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轉而突破比利時和荷蘭……現在我們來看看東線，萊茵蘭設防的後果，在東線可能來得更為直接。它對於我們固然不是一個直接的危險，但卻是一個更迫在眉睫的危險。一旦這些防禦工事完成，隨著工程日趨完備，中歐的整個形勢也就跟著發生變化。波羅的海各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還必須．加上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奧地利和其他一些國家，在這個巨大的軍事建築工程完工的時候，一定會受到決定性的影響。

法蘇條約是在五月簽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條約的批准，就成為德國的主要目標。賴伐爾從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說如果法國批准條約，以後就不必希望法德作進一步的接近。後來賴伐爾表示不願堅持批准條約已很明顯，但這對事實並無影響。

寫一本內容充實的大書，好像有一個朋友和伴侶在身邊，可以時常從他那裡得到安慰和歡樂。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現一個新奇廣大的興趣領域，因而也更覺得引人入勝。

張伯倫先生這時當財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員。

德國曾在一九三五年拒絕和破壞西方國家商討東歐洛迦諾公約的努力。現在新德國說它自己是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堡壘；他們說，他們絕不可能同蘇聯合作。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在柏林對波蘭大使說：「他堅決反對西方與ｈｅｔｕｂoｏk•cｏｍ•ｃoｍ俄國合作。」在這種情緒下，他力圖阻礙和破壞法國與莫斯科達成直接協議的努力。

法國（我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寫道）已向國際法庭提出控訴，請求法庭主持正義。如果國際法庭認為法國勝訴，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滿意的措施的話，那就證明國聯盟約是騙人的，集體安全是假的。如果對於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糾正辦法，那麼，未來的希望所繫的國際法和國際合作的整個理論，就要很丟臉地歸於無效。它立刻就會被一種各國結盟和國家集團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麼保證，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國際聯盟能夠對這個現在已成為侵略國的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話，那麼，國聯的威信就會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後，它將成為人們公認的最高權力機構，可以決定和約束各民族的爭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趁此機會一下子實現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了。

同時，英國大部分的報紙，以《泰晤士報》和《每日先驅報》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誠意。奧斯汀．張伯倫在劍橋大學發表的演說中，卻提出了相反見解。威格拉姆認為他的職責是讓英國的財政界、新聞界、政府人員以及洛西恩勳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觸。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裡，不論遇到什麼人，都提出下面的話：「今日整個世界，尤其是小國的目光都看著英國。如果英國現在願意行動，它可以領導歐洲。你們應該有一個政策，這樣世界都將追隨你們，因而你們就可以防止戰爭。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如果你們現在不阻止德國，一切就完了。法國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為這在地理上成為不可能了。如果你們不維護洛迦諾公約，那麼你們就只好眼看著德國重整軍備，而法國對這一件事是無能為力的。如果你們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國，即使你們和德國建立了暫時的友好關係，戰爭還是不可避免的。至於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間可能有什麼友誼；兩國關係永遠處在緊張狀態之中。不過，如果你們放棄洛迦諾公約，我就將改變我的政策，因為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這些是勇敢的話；如果付之以行動，一定會表現得更為響亮。

在這個緊要關頭，國際聯盟所能依賴的是什麼力量呢？它有執法官或警官來執行它的判決嗎？還是孤立無能，成為那些毫無決心、或好冷嘲熱諷的信徒們在唱高調時的一個沒有內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運而論，說來奇怪，國際聯盟從不曾有過能運用這種足以壓制一切的力量的時候。現在，世界警察即在手邊。在日內瓦集會的各個大國都在武裝待命。這些國家的利益和責任，都使它們非但要出來維護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時還要加以貫徹執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們是進入新的時代呢，還是回到舊時代呢？何去何從，現在應該當機立斷了。

這不僅是破壞了在戰爭中用武力給德國規定的條約義務，並違反了在和平時期雙方完全自願簽訂的洛迦諾公約，而且還利用了協約國友好地在規定日期之前提早幾年撤出萊茵蘭的行動。消息傳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由薩羅任總理、弗朗丹任外長的法國政府，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加以譴責，並向它所有的盟國和國際聯盟提出呼籲。這時候，法國博得「小協約國」，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效忠。

二月二十八日，法國國會批准《法蘇條約》，次日，法國駐柏林大使奉命拜會德國政府，詢問在什麼基礎之上可以舉行法德諒解的一般談判。希特勒答稱要有幾天的考慮。三月七日上午十點，德國外交部長紐賴特先生邀請英、法、比、意各國大使到威廉街，向他們宣佈德國的建議：訂立二十五年公約，萊茵河邊界兩邊設非軍事地帶，訂立限制空軍的條約，以及同東西方鄰國為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談判。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希特勒在德國國會演說中宣稱：「德國並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奧地利內政，或吞併奧地利，或造成一個德奧合併的局面。」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他和奧地利政府簽訂了一個條約，同意不採用任何方法來影響奧地利內政，特別是對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給予任何積極支持。這個諾言發表後不到五天，德國就有秘密訓令傳達到奧地利境內的國社黨，叫他們擴大並加強他們的活動。同時，德國的參謀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擬了佔領奧地利的軍事計劃，準備時機一到就立刻動手。

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約後兩小時，他在國會宣佈他準備重行佔領萊茵蘭，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德國軍隊連續越過邊界，進入該區所有的德國重要城鎮。他們到處受到歡迎，但他們也深恐協約國有所行動。與此同時，為了迷惑英美輿論，希特勒宣佈這次佔領純屬象徵性質。在倫敦的德國大使遞交艾登先生一項建議，其內容與紐賴特當天早上在柏林交給洛迦諾各締約國大使的建議相同。這個建議使大西洋兩岸所有願意上當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對德國大使給予一個嚴肅的答覆。自然，現在我們知道，希特勒當時這種和解性的提議，不過是他陰謀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違約行為罷了。這種違約行為的成功，對於他的威望從而對他計劃的第二步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英美兩國對德國在萊茵蘭設防的嚴重後果，並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的。四月六日，當政府要求對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時，我就再次提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