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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此時還不能決定。

「沒有疑問，總統預見到籠罩著戰前世界的巨大危險。比起大西洋兩岸大多數消息靈通人士來，更具先見之明。他用全力促進美國和平時期輿論可以接受的預防性的軍事準備。

德國無線電中所說的話卻正相反，「羅斯福將在歷史中成為這樣一個人，就是由於他的煽動才使現在的戰爭蔓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是終於做到使他的最大的敵手、布爾什維克蘇聯得勢的這樣一個總統。」

二、這完全是好消息，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抱過大的希望，因為還要看莫洛托夫來了之後的態度如何。無論如何，能有機會竭力探討問題是令人興奮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

我在致羅斯福夫人的電報中說道：

他注意到總統身體的異常衰弱已經有一些時候了。他一直只能做極少的工作。

雖然羅斯福的死訊傳來，令人感到震動和突然，但我前面已經說過，自從雅爾塔會議後我在亞歷山大港和他分別的時候起，就一直感到他的體力是在衰弱下去。由於蘇聯採取對立的態度而在我們的公文來往中所引起的重大政策問題上的分歧，我曾在我的私人電報中力圖緩和這方面的緊張，但我沒有充分了解總統的健康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我知道他所發出的公事電報，沒有自行起草的習慣，所以看不出風格上有什麼改變。奧利弗．利特爾頓在三月二十九日看到他，三十日打電報來說：「他的形容使他大吃一驚。」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把你的關於米科萊契克的電報連同米科萊契克所說的原文交給總統。他要我向你致謝，並說他似乎覺得米科萊契克的評論「很有道理」。我知道國務院對於這種發展極為高興……

在前數章中已經指出，即將到來的勝利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在其錯綜複雜性上可與戰爭中種種最嚴重的危險相提並論。的確，羅斯福可以說是在戰爭的最高潮的時刻，而且正當最需要他的權威來指導美國政策的時候死去的。我於十三日，星期五清晨獲悉此噩耗時，感到身上彷彿受了一次打擊。

我已經收到你因羅斯福總統逝世拍來的電報。

安東尼和我今天早晨見到了哈里．霍普金斯。我們都覺得他看起來很虛弱而十分消瘦——他對於總統的死並不十分意外，並且表示幸而他不像威爾遜那樣害了中風，一蹶不振。

哈里認為，從整個來看，你決定現在不來倒是上策。讓杜魯門有幾星期的工夫來獨立行動，有很大的好處。同時你可以跟他進行私人通信，使他開始感覺到他對你有所了解。安東尼也認為那樣比較好些，特別是將來事勢的推移，有可能的話，或者如果杜魯門要來巡視美國軍隊，最好讓他在中途到倫敦停留一下。根據一般的理由，我們也歡迎他來，而且羅斯福也曾答應過要這樣做的。哈里贊成那個主意……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四日

從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身上，蘇聯人民看到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和一個促進三國密切合作的不屈不撓的戰士。

但是十分繁忙的公務壓在我的身上，使我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最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我只好順從了朋友的願望。

然後我又把話題轉到你跟總統會面的問題上去，總統或許會回憶到羅斯福總統曾打算早日訪問歐洲而以倫敦為第一個要訪問的地方。如果杜魯門總統覺得能夠執行這個計劃，我知道英皇陛下同你以及整個英國政府將大為高興。總統說，他會很高興能這樣做，但是我們應該了解，他此刻在這裡有若干緊急的任務要完成。他必須應付若干迫切的國內問題。他又須親自和-圖-書熟悉已故總統在許多問題上的政策。因此他現在不可能作肯定的答覆。無論如何，我得到一個印象，他是高興來的，雖然來的日期可能要比羅斯福總統原來打算的遲一些……

我給斯大林去信說：

在我們兩國人民大眾的友誼中，在兩國政府的互相理解中，和在兩國軍隊的互相尊重中，寄託著世界的未來的希望。

「像他那樣深受病魔折磨而殘廢的人，千萬人中找不到一個會試圖投入一種體力和腦力都很緊張，以及艱苦而永無休止的政治論爭的生活中去。千萬人中沒有一個敢於嘗試，一代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得到成功。他不僅進入這個領域，不僅在裡邊積極活動，而且成為那個場面裡不容置辯的主人翁。在這樣一種精神戰勝肉體、意志戰勝生理缺陷的非凡努力之中，他得到了那個高貴的婦女，就是他的忠誠的妻子的鼓舞和支持，她的崇高理想跟他的理想並駕齊驅，今天下議院充分傾瀉出對於她的深切而尊敬的同情。

今晨我抵達此間之後，大使和我跟斯退丁紐斯作了一次談話。斯退丁紐斯說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於總統逝世，都深感悲痛。斯大林曾問哈里曼，在這樣一個時刻，他是否能在幫助促進偉大盟國之間的團結上作出什麼貢獻。斯退丁紐斯說，幸而哈里曼沒有立刻回答「波蘭」，但是曾建議說，如果莫洛托夫能到舊金山來開會，將是一件好事。斯退丁紐斯抓住了這個機會，去電催促說，莫洛托夫不僅應該到舊金山，而且應該先到華盛頓來會談。一小時前斯退丁紐斯打電話給我，說俄國人已答應這樣辦，而且莫洛托夫正坐著派去接他的美國飛機，就要來了。所以我預料他將於星期二到達這裡。屆時，我打算我們應該著手談波蘭問題。

我是這樣寫的

經過了這件悲痛的事情，使我格外覺得寶貴的是，由於許多愉快的禮節往來和回憶而把你我兩人連結在一起，即使在我們已克服了的一切危險和困難之中，也是如此。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想出了一種援助的非常措施，叫作租借法。這種辦法是有史以來任何國家中最無私和最慷慨的財政法案。它的效果是大大地增強了英國的戰鬥力，並且為所有的戰爭努力服務，使我們好像變得人數多了，力量大了。那年秋天，我在戰爭期間第一次跟總統會見於紐芬蘭的阿根夏，我們共同起草了後來稱為大西洋憲章的宣言。我相信它將長久成為我們兩國人民和世界上其他各地人民的指南。

「在和平的日子裡，他曾經擴大和穩定了美國的生活和團結的基礎。在戰爭中，他把偉大的共和國的實力、威力和榮譽提高到歷史上任何國家所從未達到的高度。美國用左手來領導得勝的盟軍進入德國的心臟，又用右手在地球的另一邊，勢如破竹地粉碎了日本的力量，而且在這整個期間，一直把船隻、軍火、補給品和各種食品大規模地援助它的大小盟國……

「羅斯福總統的病痛沉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這許多年的動亂和風暴之中，竟能克服肉體上的病痛，這真是一個奇蹟。

正全神貫注地將他們的一切未來希望，

我跟這位卓越人物的關係，在我們共同工作的漫長而充滿驚濤駭浪的歲月中，曾經起過極其巨大的作用。現在這些關係已經告終，一種深沉而無可挽回的損失之感把我壓倒了。我到下議院去，原定十一點鐘開會。我只用短短幾句話建議：為了悼念我們卓越的朋友，我們應該立即休會。這種因一個外國元首逝世而採取的空前的做法，是符合全體議員一致的願望的，他們僅開了八分鐘的會，便緩緩地魚貫走出會議室。

對我個人來說，我失去了在戰爭烈火中錘煉出來的一種親愛而寶貴的友誼。我相信你會從他的偉大功績和光榮聲望中得到安慰。

杜魯門先生向我保證他將盡力促進羅斯福總統為之獻身的事業，並維護和增進他同我所締造的兩國之間的親密牢固的關係。他希望能和我見面，同時答應拍給我一份電報，內容是有關斯大林對波蘭問題給他的電報。https://m.hetubook.com.com

我們最傑出的朋友的逝世，使你和美國人民遭到損失，請接受我個人的慰問。我希望我會有權利和你一起重溫我們大家共同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中結成的親密的戰友之誼，這種戰友之誼是在可怕的歲月裡我同總統所享有的。當你在聯合國勝利的行列中出而擔任最艱鉅的重任之際，我謹向你表示尊敬的良好祝願。

三、今天下午斯退丁紐斯又跟我談到這個星期下議院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並且說他希望你能指出，由於三國外長的會議，事情已有新的轉機。我表示同意，但是我告訴他，據我看來，讓俄國人知道我們對於莫斯科委員會到目前為止還不能根據雅爾塔決議取得進展深表關切，並無害處。我強烈地感到，我們必須對俄國人繼續施加堅定的壓力。現在還沒有樂觀的理由，而這裡任何會談的最大的成功的希望，是讓俄國人充分了解，如果談判失敗，對我們大家都有嚴重的後果。

請接受我對於你的悲痛的損失的最深切的同情。這也是英國和全世界各地自由事業的損失。我對你們全家深切同情。

新總統對我第一次正式的弔唁和致敬的電報，發來了一個極為友好的覆電。

第二天又來電：

憂患中的人類，

四月十七日，星期二，當議會開會的時候，我提議向英皇陛下奏明議會深切的哀悼和他們對於羅斯福夫人及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深厚同情。照常例應當由各黨領袖發言來支持這樣一個提議，但是當時有一種自發的感覺，認為應該由我單獨代表下議院發言。我今天找不到比我當時在那個悲痛事件的情感中所說的更為恰當的話。

愛德華和我今晨初次謁見總統。他給我們一個良好的印象。我告訴他，你接到他拍給你的第一個電報，非常感動而愉快。我一再表示，你因為在已故總統舉行喪禮的時候不能親到華盛頓來而感到遺憾，但是，我說你希望能夠早日同他見面。總統說，他對這些情意極為感激。我們應當理解到，他繼承了繁重的責任。他必須熟悉範圍很廣泛的各種問題。然而他的意圖是要一模一樣地繼續執行已故總統的外交政策的路線……

我謁見總統後所得到的印象是新總統是誠實而友好的。

我答覆如下：

「但是，如果他不是把一生這麼許多的精力用於人類自由和社會正義的事業，使之增添上一層光彩——從而將永久為世人所認識的話，那麼，這一切充其量也不過是世俗的權勢和威嚴罷了。他身後留下了一批堅決和能幹的人，來處理龐大的美國戰爭機器中無數互相關連的各個部門。他留下一個繼承者，這個人以堅定的步伐和充分的信心出來擔當任務，以斯達到預定的目的。我們惟有這樣說，在佛蘭克林．羅斯福身上我們失去了歷來所未有的最偉大的美國朋友，也是把援助和安慰從新世界帶到舊世界來的最偉大的自由戰士。」

至於杜魯門本人，他已要求哈里給他有關外交和國際政策的情況摘要，哈里正在進行這一工作，但是他一定不能繼續擔任現在的職務。杜魯門也許不要地，而哈里無論如何，不會再幹這個工作了。杜魯門的方法將和羅斯福的方法不大相同：他喜歡自己來處理他的事務。因此哈里的專長將沒有用武之地。昨天他們有過一次談話，曾經提到過將來，但是只不過說等哈里身體好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定再談——

首相致斯大林元帥

我開頭時情和_圖_書不自禁地想飛去參加葬禮，而且我已經關照準備好一架飛機。哈利法克斯伯爵來電報說，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紐斯對於我可能要去的想法，大為感動，並對我認為去了將大有好處的看法，都熱烈贊成。後來杜魯門又請他轉告，他個人將如何重視盡可能早日和我見面的機會，他認為如果我有意要去的話，弔喪期間進行訪問將是一個自然而方便的機會。杜魯門先生的意思是在葬禮完畢以後，我可以跟他作兩三天的會談。

邦國之舟，揚帆前進吧！

我對羅斯福總統的逝世，感到極大的痛苦，我和他在最近的五年半里，建立了十分親密的私人友誼。

我發了下面的電報給總統：

首相致艾登先生（華盛頓）：

我相信我們將在他身上得到一個忠誠的合作者。這初次談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哈里．霍布金斯曾經在許多場合中是我的寶貴的聯繫人，我去電如下：

杜魯門的嗜好是研究戰略史，據說這方面的書，他看得很多，這也許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個晚上，他在這裡無疑地表現出他對於漢尼拔戰役的驚人的知識。他很器重馬歇爾。

當不和睦的現象開始出現的時候，他的同情寄託在哪一邊是絲毫不用懷疑的。對於法國的陷落和本島以外大多數人認為大不列顛行將覆滅一事，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雖然他對我們從來沒有失去信心。這些事情之所以使他感到痛苦，不僅因為歐洲之故，而且也因為一旦我們被擊潰或者在德國奴役下苟延殘喘，那時美國本身也將暴露在嚴重的危險之下。當我們處於孤獨的緊急時期，英國所忍受的痛苦使他和他的無數同胞對我國人民充滿著最熱烈的情感。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那個嚴峻的冬季中，希特勒下定決心要用猛烈的空軍閃電戰把我們的城市「夷為平地」，他和他的同胞們正和我們中任何人一樣，感同身受，或許還要更強烈些，因為想像中的痛苦時常要比實際的更為厲害。毫無疑問，英國人，尤其是倫敦人，所忍受的痛苦，在美國人的心中所燃起的怒火，比我們所遭受的大火災更難熄滅。還有，那時，雖然有韋維爾將軍的勝仗（確實是由於我國給他派遣援兵之故），但在美國卻廣泛地存在著一種擔憂，認為德國在一九四一年春季經過充分準備之後，一定會向我們侵犯。在一月裡總統派了現已去世的溫德爾．威爾基先生到英國來，他雖然是總統的政敵和反對黨的候選人，但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跟他有同樣的見解。威爾基先生帶來了羅斯福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信中有朗費羅的幾行著名的詩句：

四月十二日，星期四，羅斯福總統突然在佐治亞溫泉逝世，享年六十三歲。那天下午，正當人家給他畫像的時候，他突然病倒，從此不省人事，隔了幾個鐘頭就逝世了。

我知道你的悲痛心情一定是多麼的痛切。我和你都感覺到，我們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朋友，一位為我們的共同事業而奮鬥的最英勇的戰士。我除了感到把我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公事關係受到損失之外，還感到一種極其沉痛的個人損失。我對佛蘭克林懷有一種真摯的感情。

「但是在雅爾塔我注意到總統有病痛。他的動人的微笑，他的愉快而瀟灑的風度，並沒有消失，可是他的面色異常蒼白，形容消瘦，眼神往往有惘然若失之感。我在亞歷山大港向他告別的時候，我必須承認，我已經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憂慮之感，覺得他的健康和體力正在衰落下去。但是任何事情也不能改變他那不屈不撓的責任感。直到臨終，他面對著他的無數任務毫不畏縮——當死亡突然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經做了他一生應做的那一份工作。就像有句諺語說的，他以身殉職，而且我們可以更恰切地說他就像那些跟我們的戰士一起在世界各地並肩戰鬥、把任務執ｍ•hｅtｕbｏｏｋ.ｃｏm•ｃom行到底的他的士兵、水手和航空人員殉身戰場一樣。他的死真是值得欽佩的！他已經把他的國家從最大的危險和最沉重的苦難中挽救過來。勝利的確定而可靠的光芒已經投射在他的身上。

雖然我很願意親自見到總統，但在今後的六十天內我不願到美國去。很可能在那個時期以前，選舉就要開始。這個，我們不能說定，要等我們對當前的軍事結局能夠看得更清楚些才行。我相信英皇和英國政府將把最誠懇的請柬送給總統。

「在這整個時間裡，日本人埋藏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極端秘密之中，準備著他們的背信棄義和貪婪的勾當。當我們下一次在華盛頓會見的時候，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已經對美國宣戰，而我們兩國已經在並肩作戰了。從那時起，我們雖然經歷了千辛萬苦與挫折失望，但總是不斷擴大戰果，在陸上和海上前進。這裡我無須多談在西半球發生的一系列大戰，更不必說世界另一邊正在進行的另一場大戰了。我也無須談到我們跟我們的偉大盟邦俄國在德黑蘭所制定的計劃，因為這些計劃現在已經完全付諸實施了。

他意識到他的新的責任的艱鉅，但是並沒有被嚇倒。他談到你的時候真是再熱情不過了。

斯大林元帥致首相：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寄託在你的命運之上。

我認為從現在算起的九十天以後的日子，應該不會有什麼不方便的，因為那時大選或者已經舉行過或者要推遲到十月分。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

幾天以後，我收到我們大使的一份頗有助益的電報。

「當我擔任了首相，而戰爭在極度可怖的激烈狀態中爆發的時候，當我們自己的生死存亡還在懸而未決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在最親密和最愉快的交誼之中跟總統互通電報。這一情況在全世界鬥爭的整個升沉起伏之間，始終繼續保持下來，直到上星期四我接到他最後的電報為止。這些電報表明，他在處理疑難複雜的問題上所一貫具有的明確的見解和活力，並沒有衰退。我可以指出，這樣的通信（在美國參戰以後當然大為激增），包括我們之間來往的電報，計達一千七百件以上。其中有許多長篇的電報，大多數是處理那些在其他階段上得不到正式解決、必須由政府首腦一級來討論的比較困難的問題。除了這些通信以外，還得加上我們的九個會議——一次在阿根夏，三次在華盛頓，一次在卡薩布蘭卡，一次在德黑蘭，二次在魁北克和最後一次在雅爾塔。大約共有一百二十天親密的個人接觸，其中有一大部分時間我和他住在白宮裡，或在海德公園他的家中，或在他稱為香格里拉的藍山城中他的別墅山莊裡。

揚帆前進，強大的聯邦！

他認為總統逝世已經產生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只好一切從頭做起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後的政策將在更大的程度上出於參議院的一致行動。至於這件事情怎樣進行，還不能預言。這多半要看他個人對於他所要周旋的那些人有什麼樣的判斷。

一切國家採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悼念羅斯福。一面面鑲著黑邊的旗幟掛在莫斯科。當最高蘇維埃開會的時候，他們起立默哀。日本首相向失去自己領袖的美國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他把「美國人今天的有利地位」歸功於這位領袖。

我感到十分遺憾，我現在不可能改變今晨經英皇和內閣批准的我的計劃，根據這些計劃，已經作好了一切安排，準備下星期在議會裡進行辯論，包括星期二我向已故總統致悼辭，以及陪同英皇在聖保羅大教堂開追悼會等事宜。我竭誠盼望早日跟你會見。同時外交大臣知道我們共同事業的全部情況。

「我欽佩他是一個政治家、實幹家和軍事領導人。我極其信賴他的正直、感人的品格和見識，我對他和_圖_書還有一種今天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個人的尊重——我應該稱它為情誼。他愛他的祖國，尊重它的憲法，和他判斷變化不定的輿論傾向的能力，這些始終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此外還得加上他那顆跳動不已的寬宏大量的心，這顆心經常因見到強國對弱國的侵略和壓迫的種種現象而激起憤怒，採取行動。如今這顆心永遠停止跳動了，這的確是一個損失，人類一個痛苦的損失。

外交大臣（華盛頓）致首相：

這樣，在大家都深感遭逢共同損失的情況之下，我們重又開始踏上艱苦的征途了。

羅斯福總統在戰爭最高潮的時刻逝世——全世界哀悼——我在議會中致悼辭——我不克參加葬禮——在聖保羅教堂中開追悼會——跟杜魯門總統的初次書信聯繫——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頗有助益的來電——四月十四日我給斯大林的電報——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艾登由華盛頓來電。

我已經收到你四月七日的來電。謝謝你在電報中重申保證的語調，我相信「縱橫字謎」的誤會現在已經可以認為結束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

我的妻子在訪問莫斯科期間受到你們的慇勤招待，她在俄國旅行的途程中得到的一切照顧，我要借此機會向你和莫洛托夫致謝。因為她做了減輕英勇的紅軍傷兵的巨大痛苦的工作而得到了勞動紅旗勳章，我們認為是極大的光榮。她所募集的錢也許為數不大，但是這一種愛的捐獻，不僅出於富人，而主要是窮人的小錢，他們以每週付出小額捐款而自豪。

後來我回顧此事時，惋惜當初不曾採納新總統的建議。我過去沒有見過他，我覺得有許多事情要是能跟他面談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尤其是，如果能分成幾天談，不匆忙，也不拘束。我覺得奇怪的是，特別是在最後的幾個月內羅斯福不曾使他的副總統和可能的繼承人充分熟悉事情的全過程，也沒有叫他參預正在執行的決議。這顯得對於我們的事業有著極大的不利。親歷其境、躬預其事，同事過境遷之後靠閱讀卷宗文件去了解情況，兩者之間是無法相比的。例如艾登先生是我的同僚，他知道每一件事情，因此任何時刻都能夠把我的全部領導工作接過去，儘管目下我的健康很好，精力也極充沛。但是美國的副總統是從原來知道得很少和權力較小的地位，一躍而掌握最高的權力。杜魯門先生在這個戰爭的高潮時刻怎樣能夠了解和估量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呢？從後來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每一件事情，都說明他是一個剛毅而無所畏懼的人，能夠採取最大的決策。但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他的地位是極端困難的，這使他不能充分發揮他的卓越的才能。

我說：「我和這位偉人的友誼是在這個戰爭中開始和成熟起來的。我們今天向他的功績和名望表示敬意。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後，我曾經見過他，但只有幾分鐘。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一進海軍部，他就給我發來電報請我就有關海軍或其它問題跟他直接通信，只要我覺得有需要，不論何時都行。我得到了首相的許可後，就這樣做了。我知道羅斯福總統對海戰有濃厚的興趣，就提供他一連串關於我們海軍事務和各種作戰行動的消息，尤其是包括普拉特河口的戰鬥，這次行動照亮了戰爭中第一個黯淡的冬天。

羅斯福總統對於蘇聯的友好態度將永遠受到蘇聯人民最高的評價和懷念。就我個人來說，我格外深刻地感覺到喪失這個偉大人物的沉重心情，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

外交大臣（華盛頓）致首相：

艾登這時在華盛頓，他拍來了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