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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歧視的存在及後果，遠非完全取決於對某一特定種族的偏見或偏見的程度。日裔遭遇到的歷史偏見的法律歧視，至少和波多黎各人所遭遇到的情況同樣嚴重，然而日裔的收入卻超過波多黎各人的兩倍，並且比盎格魯撒克遜人後裔的收入也要高出不少。那種將種族收入差距基本上看作是歧視的結果而不是由人文資本差別或年齡、地區分佈及其他因素差別所造成的流行觀點，不僅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現實經濟狀況。把主觀上的偏見轉化為公開的經濟歧視，對於追求利潤的競爭性公司來說，是不划算的。雖然對於政府機關、公用部門、受到調節的金融等行業或大學及醫院等非盈利組織來說，付出的代價要小一些。美國內戰之後，白人雇主的卡特爾組織儘管在經濟、法律、政治和社會等方面都佔有一切可能想像得到的優勢，但在企圖控制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工資這個問題上卻屢遭失敗，表明這樣做是多麼的不划算。例如在今天，把具有「同樣」教育的各種族人士作為全民成員而對其收入加以比較的統計數字，通常都忽視其教育內容和工作表現上的巨大品質差別。大凡這種品質差別哪怕稍為近乎精確地計算在內，族際可比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大大縮小，甚至完全消失。

個人可能會被歧視所毀壞，儘管歧視並不能解釋某整個種族的經濟狀況。W.E.B.杜波伊斯在本世紀初曾指出，「對個別黑人工人的評價，不是按照他自己一個人的工作效率，而是按照黑人工人隊伍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作效率，而整體的工作效率可能往往是偏低的。」膚色之所以被作為是否雇用的許多選擇條件之一，乃是因為要仔細瞭解每一個人得付出高昂的代價。一個種族被歧視的問題，是個涉及到該種族作為一個整體是否被誤斷或被付給低薪的問題，是個關於整體表現的平均水準問題，而與個人差異無關。有代表性的黑人，根據杜波伊斯的看法，「可能是勝任其所從事的工作的」，而假設白人的種族偏見一下子突然消失的話，作為一個整體，「黑人所佔據的地位將不會有多大的區別」，雖然「某些少數人會被提升，另外少數人會得到新的位置」，但「廣大的黑人大眾將一如既往」。杜波伊斯期待降低種族隔閡所能做到的，實為後代黑人提供改進自己的技能與發奮努力的一種刺|激。姑且不論杜波伊斯這種判斷的經驗價值究竟如何，他這段話有一點很重要，即他把對個人的歧視與對一個種族的歧視區分開來了。

許多論述各種族在收入和職業方面的差別的著作，隨意的使用歧視這樣一類的字眼，甚或使用更加充滿感情|色彩（然而很難驗證）的剝削二字。不錯，在歷史上的各個不同階段，有實例表明許多種族確曾遭到顯而易見的歧視，但是，要確定各種族在收入和職業或諸方面的差別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表明歧視的存在，卻是一個複雜而難以判斷的過程。歧視一詞本身的含義也很廣，從根據個人目前的實際能力只能付給底薪，到存在壓抑培養能力的歷史性障礙都可稱之為歧視。用雇主的歧視來揭示某一時的收入差別，通常意味著沒有按該種族當時的能力付足其所得。然而在這一點上，歷史的和當前的經驗證據遠不是結論性的，儘管有許多論點說得十分斬釘截鐵。

究竟在收入和社會接納等方面的種際差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種族自己的行為和態度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其他各界的行為和態度造成的，我們並不想在此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此外要說明的是，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句話就能籠統概括得了的。

有時候，族內的差異會體現在屬不同代的人的身上。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相當充分地融入美國文化，家境也闊綽起來，從而使第三代人有足夠的條件對正在消失的本族文化產生懷舊感之後，這第三代人當中的小青年會對他們不會講的母語，對他們從未遵循的祖輩習俗，以及對他們從未具有的母族「身份」，特別感到關切。這種情況在各個種族當中都發生過，如日裔、愛爾蘭裔、墨西哥裔、猶太裔、黑人，以及其他一些種族。他們會故意地或人為地想方設法去獲得自己在實際上從未繼承到的某種「遺產」。

不管是在勞動場所或者是在居住社區，人們之間的分離，是出於重要的實際考慮，這種考慮超出種族認同之外。老年人一般都不想住在孩童多的地方，而青年人的公寓地帶則時常有兒童不准入內的規定。這裏不是在爭辯多樣化的利弊，而是在表明美國歷史上多元化的普遍性，表明人在相互之間保持居住或社交距離，藉以處理多樣化造成的摩擦和麻煩的方式在過去的美國南方，整套的膚色意識和傳統曾使社交距離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居住距離的替代物，以致按膚色劃分的居下在南方城市還不如在北方城市來得明顯。在各種環境裏和黑人作近鄰或有接觸，一般來說對南方白人比對北方白人更能接受，出於同樣的道理，南方白人則堅持「白人至上」的觀念。

不管遺傳說本身在理論上有何道理或缺陷，對智力所包含的遺傳成分的爭論，確曾在歷史上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人生來是否就有智力上的差別，贊同者和反對者時常各執一端，好似在「能力」（不管如何對之加以界定）與結果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連，換句話說，似乎文化差別這個重大的干預因素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實則大謬不然。

同族內部在文化適應上的差異，通常會導致該種族內的一部分人與另一部分人相互保持距離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各個種族的身上。乍到美國的或對美國文化尚未怎麼認同的人，總是呆在剛來時的定居地，而同族中那些已經較為認同美國文化的家庭，則會和他們拉開距離，依此類推，認同美國文化愈深，家境愈富裕，搬得愈遠，一直擴散到本族街區的外圈，甚至跨入周圍的普通社區。此種典型的由一個種族各部分成員因文化認同程度有異而形成的同心圓居住模式，在某些城市出現過，但諸種障礙（例如當地住著其他不願搬遷的種族等等）也經常使得由文化認同程度有異的人們構成的各個新的種族社區，相互之間存在著某些距離。從曼哈頓東南端搬遷到布朗克斯區內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地段的那些發了財的猶太人家庭，就是許多種族居住地廣為散開的典型例子。有時特別是在最近時期某些文化認同程度較高且家庭闊綽的少數種族成員，會乾脆脫離本族，搬到普通的美國人居民區。有錢的華人也不住在唐人街或中產階級的種族集居區。

各種族在償還信貸方面也有差別，並且不總是完全出於收入上的原因。舉例說，甚至低收入的美籍義大利人仍被視為可靠的放貸對象。華人、日本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人為資助自辦企業而開設的那些輪流用款的信貸協會，其所以能奏效，端賴借貸者能及時地悉數償還用款。那些因缺乏此種可信度，因而不能在自己人當中使用這種辦法籌集資金的種族，通常也因同樣的理由無法向商業信貸機構籌集到資金。他們未能辦起企業實難武斷地歸咎於得不到銀行的支援，因為大多數小型企業（包括華人、日本人和西印度群島人開辦的企業）在開張時根本就不是靠銀行的貸款。

不管是在（美國的）多種族環境裏，或是在世界各個民族及國家之間，事情大多取決於由價值觀念、態度、技能及交往等因素所構成的一套整體系統，許多人將這套系統稱之為文化，經濟學家們則將其稱之為「人文資本」。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對於某些國家能如此迅速地在經濟方面從戰爭的廢墟上恢復起來感到驚詫不已。二戰後德國崛起的所謂奇蹟，不過是最近的一個例證，類似的情況從前也ｈｅｔｕｂｏｏｋ.ｃｏｍ.coｍ在其他某些國家裏發生過。戰爭所毀壞的只是一個國家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資本，如城市、工廠、農田、鐵路和公路等等。而人文資本卻是戰爭無法毀壞的，正是人文資本才使那些有形的東西得以建設起來，並能夠在其遭到毀壞之後加以重建。穆勒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一個先進國家經濟的有形成分過不了多少年就會磨損或耗盡，從而不得不加以更新。戰爭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加速這種進程罷了。然而，一個國家持續不斷的更新和進步，端賴其國民的知識和意向。

任何一個種族都在某個方面有其獨特之處，然而從歷史上看，一直存在著一種承繼模式，即在居住區、職業選擇、領導力量方面，或在學校或其他組織裏，往往出現一個種族取代另一個種族的現象。

就（美國各）種族的情況而言，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體現在許多方面。那些赤手空拳來到美國的種族，當其文化強調一個工商型經濟所需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時，很快就能由窮變富。即便在他們面臨著膚色和種族的偏見時例如華人和日本人不利的環境證明確實是一種阻力，但這種阻力終究不會使他們望而卻步。哪怕他們帶來的只是某些不足為奇的特定技能，諸如猶太人縫製成衣的手藝或德國人釀造啤酒的本領，也不妨礙他們迅速發跡。華人和日本人來美時，皆是無一技之長的毛頭小夥子，只好到農場去種莊稼，但他們比誰都肯幹和苦幹。後來，無處不在的華人手工洗衣店也並不需要當時愛爾蘭或黑人洗衣婦女尚未掌握的技術。但是愛爾蘭人或黑人卻從未像華裔或日本人那樣不斷開辦洗衣店或做其他什麼生意，儘管這兩個亞洲種族開初曾遇到缺乏資金和不懂英文這樣不利的條件，而且還缺乏技術本領。日裔園丁並不需要掌握比一架割草機更為複雜的技術設備。使得這些平凡的職業變成發家致富管道的，乃是肯幹、節儉以及令人取信的品質和眼光，正是這些東西將「卑微」的工作變成了生意，將汗水變成了資本。同樣的，許多使用手推車的猶太人貨郎最後也變成了店主，而且有的還成了整個聯銷店的大老闆。

家庭在各個種族中期到了相當不同的作用。在十九世紀，許多愛爾蘭人之所以妻離子散，皆被歸咎於貧窮，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義大利人也同樣貧窮，但他們的家庭並為分裂，那時的義大利人也不像處境相同的愛爾蘭人或其他種族那樣，經常去接受慈善施捨或者去申請救濟。現實狀況遠非是決定一切的。重要的不僅僅是家庭的穩定（即丟棄家庭或離婚的比率低），而且還要看家庭所體現的價值觀念。猶太人和義大利人皆有高度穩固的家庭，但猶太人的家庭觀念驅動其成員向上流，而義大利人的家庭觀念指導著過去而使其感到，脫離家庭的軌道而進入外部世界猶如背叛了家庭。

同一族的各個部分不僅不住在一起，而且還會因為文化適應程度的不同而相互責怪。某些猶太移民社區一方面嫌別的猶太社區太守舊，或太落後，或乾脆稱其為太「猶太」，而同時又嫌另外的猶太裔不像猶太人，是半猶太人，或直截了當地稱其為叛徒，好似只有他們才是正宗。同樣，今天的美籍墨西哥人對他們本種族當中的某些好似正在變成「英裔佬」的那些人也很反感，同時卻又鄙視那些剛從墨西哥來的同胞。一九三〇年代被遣返回國的那些美籍墨西哥人，在故鄉經受了痛苦的再調整過程，這更能說明文化適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也說明一個整體的種族和外界社會之間是有差別的。

種族身份有時被認為是種族進步的一個潛在的有利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種族身份強烈表現在一邊倒的投票，在政治上偏袒本族候選人或優先雇用本族人的那些種族，一般來說並不見得比那些對此不太介意的種族生活得好一些。在偏袒同族人方面，誰也趕不上愛爾蘭人，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教會裏，他們都是如此，但是總的看來，愛爾蘭人卻並不比義大利人進步快，而義大利人在政治上或在其他方面都很少有這種偏袒同族的精神。某些種族（如猶太人和日本人）一直珍視並保持著自己的特殊文化，但卻從不就此公開做什麼文章（許多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士就愛這樣幹）。使文化區別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究竟對文化存留或種族進步是否有推動作用，這決不是很清楚的。十九世紀時，愛爾蘭人曾對蓋爾特語大加吹捧，而當時的猶太人對依地語就沒有怎麼張揚，但在實際上，猶太人當中講依地語的卻比愛爾蘭人當中講蓋爾特語的人要廣泛得多。

什麼時候組成家庭，也是與以各種阻力有關的重要因素。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是高度穩定的，但家庭在個人生命旅途中組成很早，半數以上的美籍墨西哥女子在二十歲之前就出嫁了，而如此早婚的美籍日裔女子只有十％。這一點顯然影響到墨、日兩個種族年輕女子獲取教育的能力。同樣，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也大不相同，換句話說，當許多美籍墨西哥男子很可能不得不擔當起做父親的責任時，美籍日裔男子卻正在大學裏讀書。這兩個種族的青年男女的職業前途必定會有差別。

用大熔爐一詞來表達美國種族同化的現象，一度頗為流行，但現在已是一種受人鄙視的觀念。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在大熔爐理論盛行的時代，異族通婚的現象相對很少，但在知識界拒絕使用這一概念的當今時代，異族通婚的現象卻相當盛行。在德裔、愛爾蘭裔、英裔和波蘭裔美國人當中，有半數的婚姻是夫妻不屬於同一種族，義大利裔和日裔美國人的情況也相差無幾。甚至與異族通婚比率較低的種族，如黑人、猶太人和墨西哥人，嫁娶異族配偶的現象也正日趨增多起來。

各種文化儘管只是獲取事物的方式，但文化也是忠誠和情感寄託的焦點。倘若出於實用主義的理由而試圖讓一個種族同化於另一種文化，那就會引起該種族的憤怒，認為這是對它的貶低（常被認為是為同化而同化罷了）。所以，如果想讓他們同化的是外族人，那就會被認其是壓迫，如果想讓他們同化的是本族成員，那就會被認為是背叛。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猶太人、墨西哥人、黑人、日本人和義大利人當中，都曾出現過這種態度，恐怕其他種族實際上也一無例外。然而，即便那些抗拒同化最有力的種族，或某些種族最反對同化的那部分人士，後來也都同化了，就是說，都美國化了，儘管同化的速率有別。

當貧困的新居民取代原來的老住戶時，房子本身就會被搞得面目皆非。窮人歷來就未曾住過專門為他們建造的新房子。他們從別人手裏接過來的那些舊房子，本來是為收入高的人家設計的，這種人家住得起十分寬敞的屋宇。所以，窮漢遷入後，現成的整套住房就被分割成較小的單元，以出租給收入低的房客。大套房子分割成小套公寓，現有的公寓則由幾人共租，或者是由大家分攤房租，或者是通過轉租的辦法來湊齊房租。實際上，每個種族曾普遍經歷過請進房客以湊足房租的階段。在一八八〇年，每個義大利移民的家裏，平均至少有一個房客。到一九〇五年，情況有所改變，降低到平均每兩戶義大利人家有一個房客，與此期猶太人住戶當中的情形相類似。住戶請進房客的這一比例，仍然高於一九二〇年代哈萊姆地區的黑人住戶，這時居民家庭請進房客已被認為是「聲名狼藉」的普遍做法。和其他許多方面的情況一樣，請進房客後來竟被視為駭人聽聞的怪事。造成這種誤解的唯一理由，就是早期歷史上存在過的模式被人們忽略或忘卻了。

即便一個種族當時的能力在市場上被httｐs://ｍ•ｈetｕbook.coｍ•cｏｍ準確地評估出來，該種族的個別人士仍然可能被全然埋沒。杜波伊斯本人或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舉出這樣的例子都不能提供證據，表明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種族加以歧視就足以解釋該種族為什麼會貧困。像杜波伊斯和保爾．羅伯遜這樣受過一流教育、才華出眾的個別人士，其辛酸的悲劇就在於掣肘他們的僅僅是種族偏見，並最終變成了滿腔惱怒的共產黨員。

各種族群體之間的差別，很少有人明確地加以否定。但出於政治上的原因，為了爭取全社會能夠（或應當）為各個種族做點什麼，這些差別被隱約地抹殺或忽視了。各種族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差別，是什麼特殊情況使他們產生這些差別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歷史為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提供了某些線索。從人種和遺傳的角度來解釋各個種族進步的差異，多年來也曾得到普通民眾和專家們不同程度的首肯。這方面的證據很多，從對國際上多民族國家進行比較到美國國內各個種族智商水準和模式的差別研究等，不一而足。

人們有時相信，出身書香門第並得益於父母課餘輔導的孩子，才能在學校裏出人頭地，就像猶太人家庭所樹立的那種風範一樣。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裏卻是拔尖的。二十世紀政治和法律的重大革新運動之一，就是爭取不同膚色兒童混合一校。這種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單一種族兒童集中讀書的學校和多種族兒童混合讀書的學校，二者之間的差別是如此懸殊，以致教育過程本身就令兒童感到低人一等。然而歷史證明，對教育抱有不同態度的各個種族，在同一學校裏讀書所出現的差別與隔離學校裏讀書所出現的差別，程度是一樣的。日裔兒童和美籍墨西哥兒童在同一所學校裏就讀時所表現出來的差別，與南方黑人兒童和白人兒童在分離的學校裏就讀時所表現出的差別，是一樣的巨大。幾十年來，猶太兒童與波多黎各兒童在同一學校裏表現出的差別，甚至更大不同的文化在價值觀和信仰方面的重大差別，和在社交上傳遞同一種感情或態度時所使用的方式上的差別，都足以造成族際衝突。眼神、手勢、語調或某種並無惡意的俗話，在另一種文化氛圍裏會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從而不斷地引起無謂的誤會和不安，甚至會導致侮辱和敵意。進一步說，族際之間的個人衝突很容易把雙方當事人鄰近地區的其他本族成員都捲進來，使事態擴大。文化多樣性在教育和其他社會活動方面的優勢，因合作是否出於自願還是出於被迫而各有千秋。例如，在出於各方自願基礎上的種族混校進行的早期調查表明，這種混校增進了種族之間的親善，教學效果也很好，但那些根據法庭的命令而強制實行的混校，卻產生了與此相反的後果。這是令人深思的。因政府住房計劃而相互為鄰的各種族家庭本意是尋求低價房租而不是種族多樣化時常是沒有交往而自行隔離，儘管在統計數字上是「整合了」。

隨著住房逐步轉向社會低層，住房的維修政策也不同了。十九世紀在移民集居的貧民窟裏，房東普遍不願修繕樓房而「寧願讓其破敗下去」，直到陳舊不堪而倒塌。換句話說，房主是故意讓樓房年年失修的，理由是反正現在住的是不知愛惜房子的房客，修房子等於白費錢財。對移民房客的這種評價，倒也不完全屬於帶有敵意的偏見。對他們持同情態度的一位改革派人士也曾說過，「移民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變成貧民窟」。二十世紀的各個種族大體上也是如此。在某些貧民窟，房租經常比原先住著「體面人家」時還要高。然而，貧民窟房地產的盈利額，並不像社會改革家們斷言的那樣，「高得不得了」。原因之一是貧民窟房地產的折舊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房租高並不等於盈利，房租拿到手才能盈利。在十九世紀的貧民窟，因付不出房租而被下逐客令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貧民窟的房客付不出房租的現象，就是在二十世紀也不罕見，儘管地方法規的變化近來已使房東難以向房客下逐客令了。在貧民窟，「漫天要價」的房租並不真正意味著貧民窟的房地產具有比其他方面更高的盈利率。

國際比較的研究所提供的證據，既有利於也不利於對種族差別的遺傳解釋。現代歐洲國家在技術、收入和其他普遍接受的進步指標方面，一般都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但若干世紀之前，中國人和埃及人確曾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歐洲人當時卻遠遠落在後面。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排隊次序發生過大起太落的變化，這證明遺傳說是站不住腳的。美國各種族在五十年時間之內的智商次序的起伏，也表明遺傳基因決定人智的理論是大可懷疑的，尚且不談測試方法本身存在的問題。白人家庭撫養大的黑人孤兒，其智商與全國平均數持平或略高，這個事實更是否定遺傳說的有力證據。

今天，人們常用「白人大出逃」這樣的誇張說法來渲染街區居民成分的變化。豈不知，早在街區的黑白居民變化成為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很久，此種模式就已存在了。十九世紀愛爾蘭人湧入紐約和波士頓這兩個城市時，當地美國居民就曾逃離過。當時某個街區一旦出現一家愛爾蘭人，「非愛爾蘭裔居民就開始大搬遷」。在這種情況下，據當時一位人士的記述，房地產價值就會因「畏懼心理的擴散」而「顫慄」，驚慌失措的遷逃現象就接踵而至。在十九世紀中葉，當移民日趨增多時，由於「老住戶遷逃至市郊」，紐約城區就以每十年約一英里的速度向北擴展。在一八四〇年，紐約市北郊的建築物直到今天的第十四街為止，一八五〇年就延伸到第三十四街，一八六〇年進一步延伸到第四十二街。「白人大出逃」是一種混淆視聽的說法，這不僅因為它的歷史眼光短淺，而且還因為黑人在發現處境不利時也曾遷逃過。在十九世紀的紐約，黑人曾因義大利移民步步「跟進」而通通逐街向後撤退。在十九世紀的底特律，黑人則因波蘭移民的遷入而退出了原來的居住區。首批來到哈萊姆地區的黑人，就是為了逃避曼哈頓中區那些強悍的愛爾蘭人，而且因害怕碰上更多的愛爾蘭人，所以直到第一百四十五街，再向北就駐足不前了。

種族承繼關係並不僅僅表現在居住區方面。早期的愛爾蘭移民就曾被廠方用來充當破壞罷工的工賊，他們因此而遭到工人的憎恨，結果就被排斥在工會的大門之外。後來，愛爾蘭人自己建立了工會，充當工賊的就輪到義大利人、黑人和其他種族，他們同樣也落得遭人忌恨和被拒絕參加工會的下場。再後來，愛爾蘭人當上了工會的頭目，猶太人和義大利人成了他們的部下。而今天，有的工會是由猶太人領導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成了他們的部下。同樣，在學校裏擔任十九世紀愛爾蘭移民子女的老師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半個世紀之後，在學校裏教育猶太人子女的，多為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裔教員，而非猶太裔教員。再過三十年，在哈萊姆地區教育黑人子女的，多為猶太裔教員，而不是黑人教員。處在發家過程中的種族的子女，難得有本族充當其「角色典範」。某些最成功的種族尤其是華人和日本人幾乎從未有本族的「角色典範」。

各種族的社會一經濟地位由於時代的前進而發生了變化，逃離街區時種族成分也發生了變化。在十九世紀，因愛爾蘭人的遷入而使盎格魯撒克遜人逃離；後來則是因義大利人的遷入而使中產階級的愛爾蘭人逃離。

有時候，種族內部早期的差異會被雇主察覺，特別是在那些需要工人長時期生活在一起的勞動場所。本世紀初雇用義大利集體勞工m.ｈｅｔuboｏｋ.ｃom.cｏm的美國老闆就發現，讓來自義大利不同地區的工人在一起幹活，等於自找麻煩，這些工人非打起來不可。而在十九世紀，當新教和天主教兩派愛爾蘭勞工在開鑿運河時，雙方的械鬥更能說明這一點。在今天的美國那些在農場打零工的黑人，如果分開住在不同的營地，那肯定是從西印度群島來的，而不是美國土生土長的。

在各個種族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差異，也許就是他們對待求知和自我提高的態度。猶太人抓住美國的學校、圖書館和公益機構不放，其毅力和決心是其他任何種族都不能與之相比擬的。他們不僅拼命擠進公立學校，而且（在勞累一整天之後）連成人夜校也不放過。他們還不惜以微薄的收入買票去聽講座，並紛紛向公立圖書館借閱主題嚴肅的書籍，以豐富自己的學識。即便如此，《猶太日遞》報還責怪他們做得不夠。當時和猶太人處在類似生活和工作狀況下的義大利移民則恰恰相反。在所有的美國人當中，對公立學校最為反感，對公立圖書館最沒有興趣，對公益機構最存疑心的，就是義大利移民。這兩個種族在美國的任何遭遇，都無法解釋他們這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然而，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在歐洲的不同歷史卻能解釋這一點，對於義大利南部的農民和勞工來說，鄉村生活幾乎引不起求職的欲望，正規教育派不上用場，如果不是有害的話。義大利人和猶太人在美國的學校裏學習成績相差很大，這並不一定就意味著誰受到了歧視，或兩個種族在能力上有什麼差別。

消費歧視的武斷說法（聲言「窮人買東西價錢高」）同樣也把矛頭對準時常被忽視的種族差別。舉例來說，犯罪率的差別就會在許多方面影響經營一家商店的開銷，導致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種族街區以不同的價格出售。一個誠實的消費者不得不為自己街區的慣偷、無賴和犯罪分子給商店造成的損失付出他的代價，但這和那種認為他的街區作為一個整體被開設在當地的商店或其他種族「剝削」的說法，不是一回事。許多商店不斷從犯罪率高的街區撤走，表明那裏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利潤可賺。

特殊技能在許多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歷史證明，新技術在幾年之內就能很順利地學到手，而相比之下，態度卻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改變。那些至今不能解決曠工和遲到的老毛病，並在工廠或學校裏需要經常有人監督的種族，通常來說，其祖輩們在一百多年前就有這種不良習慣了。人的文化遺傳可以比其生理遺傳更加重要，儘管勝利遺傳的重要性會引起更多的爭議。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因與外界隔絕而養成了必要的觀念和紀律，例如在若干小股的黑人中就曾出現過此種狀況，那麼對他們來說，掌握技術就不會困難，經濟也能搞上去。在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證，就是聖父教派的那些收入最低（通常也是最沒受過教育）的追隨者在大蕭條的年代裏曾建立起幾百個小型企業。這些在當年那種最暗淡的前景下所創建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恰與一九六〇年代及一九七〇年代由政府出資支援的那些企業大批倒閉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儘管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這批有政府撐腰的企業，具有更多的財政支援，並且（或者）還有「行家」的指導，但是聖父教派的崇拜者們卻在個人紀律和集體合作方面形成了更多的人文資本。黑人穆斯林分子接納黑人當中收入最低且受教育最差的階層，但其所辦的企業也獲得了成功。人文資本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教育領域。從學生考試成績和校友職業成就來看，辦得最好的黑人學校也就是在同一城市裏曠課和遲到比率都低於白人學校的那些黑人學校。這並非是說，此種曠課和遲到是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說，促使學生堅持坐在課堂上並及時到校的，是對待學校的一整套態度。

從國際上來對比各種族的進步，更加證明了人文資本的重要性。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以色列，都出現了這樣一種突出的模式，即移民抵達時是白手起家，在經濟水平上低於在該國早就定居下來的本族同胞，但最終不但趕上而且會超過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具有古巴、日本、墨西哥、黑人或菲律賓血統的美國人，都被後來遷居美國的本族同胞移民拋在後面。古巴移民在收入上在十八年之後就趕上了在美國出生的美籍古巴人，其後就走到前邊去了。墨西哥移民花了十五年就超過了美國出生的美籍墨西哥人。日本移民花了十八年，菲律賓移民花了十三年，西印度群島黑人移民超過在美國本土黑人花了一年。

奇怪的是，在社會和經濟狀況最為相似的種族之間，族際敵視程度通常最大，而較和睦的關係又更為普遍地存在於那些相互差別十分大的種族之間。內戰之前，美國最反對奴隸制的種族，是由技術工人和獨立農場主組成的德國人和蘇格蘭一愛爾蘭人，也包括某些相當富有的人士，特別是在德裔人當中。在二十世紀，支持黑人民權運動最力的是猶太人，猶太人的整個文化史與黑人文化史有天壤之別。而黑人的進步反倒在歷史的各個階段都遭到過愛爾蘭人的激烈反對，愛爾蘭人在收入和職業方面長期與黑人處在相似地位，愛爾蘭人的歷史和文化與黑人的歷史和文化在許多方面也有共同之處：都注重語言的生動和簡練，都主宰著特定的運動項目（棒球和拳擊），都在某些領域（體育界、娛樂圈、宗教、寫作及政治）裏得以大顯身手，都迴避某些領域（科學和數學），都在某些行業（人壽保險、金融、出版）裏獲得成功，又都在另外一些行業（製造和經銷）裏難得打開局面，而且都具有共同的社會病態（酗酒、暴力、家庭破裂）。《太陽底下的葡萄乾》是一部描繪當代都市黑人生活的經典劇作，但卻包含愛爾蘭劇作的經典的成分，即堅強的女性、窩囊的男子、宗教虔誠，以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衝突。最為流行的描寫一九六〇年代好鬥黑人的電影之一，就是根據一部關於愛爾蘭革命者的電影改拍的。然而，儘管有這些共性或許正因為有這些共性黑人和愛爾蘭人之間向來就存在著美國歷史上的任何兩個種族相互從未發生過的最嚴重的敵視態度、暴力行為和流血事件。而像華人和義大利人這樣兩個鮮有共同之處的種族，卻能在紐約東南端世世代代相互為鄰，和睦相處。隨著更多的黑人上升到和猶太人差不多的中產階級地位，這兩個種族之間的合作減少了，衝突的事例增多了，這恐怕也能說明同樣的問題。在許多種族當中存在的那種高度地區化的移民模式，突出地表明和同種同文的人住在一起是重要的。例如在一九四八年，日本日高地區來的移民有七十％居在加拿大，而且其中來自日高一個村莊的移民有九十％都定居在加拿大的特定一隅。從沖繩來美的移民當中，九十％上的人定居在夏威夷。就美籍義大利人而言，此種地區化模式發展到來自義大利特定村莊的人們在美國同居一條街的程度。

同樣在房產市場上，從十九世紀紐約東南端的移民隔離區到現在，貧民窟住房的高額租金，多少年來一直受到指責。但是，儘管對貧民窟房東的尖銳責罵聲不絕於耳，真實的記錄卻表明，貧民窟房產的收益總的來說並不偏高。不錯，一定面積房產的租金要價很高，但收益卻只能看房客實際上付了多少租金而紐約東南端每年都有千百起驅逐房客的事件表明，要價和付租不僅在概念上，而且在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老實交清房租的人，和上文提到的誠實消費者一樣，只得代人受過，而且房東的平均盈利率表明，紐約東南端的房客作為一個整體也並未受到「剝削」。

在一九二〇年代，美籍波蘭人的平均智商得分和*圖*書為八十五（全國正常得分為一百），但到一九七〇年代，他們的智商水準就提高到一百零九分。智商提高了二十四個百分點，不僅本身是可觀的，而且比現在白人和黑人智商的差別（十五個百分點）還要大。美籍義大利人同樣也在智商得分方面趕了上來，從當初的八十～八十五分提高到現在與全國平均分數線不相上下的水準。智商水準提高最明顯的可能要數猶太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猶太裔士兵在智力測試中的平均得分，比起各個被測試的種族中的任何人都要低。但在其後十年之內，經濟地位蒸蒸日上而且在文化上迅速融化於美國社會的猶太種族，智商的平均水準就超出一般的美國人。

對於貧窮而無權的人們來說，許多問題從來都是一樣的，不管是哪個種族，在一段特定時期內淪落到如此地步，都免不了要碰上這些問題。《猶太日遞》報在一九〇七年評論道：「紐約猶太人地段的員警，在全美稱得上是最野蠻的。」在二十世紀初，一位義大利移民作家曾抱怨政府官員對他表現出的「粗暴」和「輕率」，他為此而感到「噁心」。而以前人們對貧苦種族的許多抱怨，也和今天的說法一脈相承，譬如責怪猶太人和義大利人「毫無節制地亂生孩子」，說他們當中發生的謀殺都是「野性的一時發作」，認為要把移民提高到體面而自愛的水準，其難度簡直不可思議，甚至「比登天還難」，等等。

且不管這些辯解之詞在純道義的框架內有何種道理，但從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這些辯解之詞卻整個地模糊了真正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歷史地看，這些辯解之詞阻礙我們認識或理解進步曾經是或現在是怎樣獲得的，因為種族內部問題的存在本身就已被忽視或否認了。一個種族，倘若聽到任何人說它曾經骯髒就不高興，認為這只是那些偏執分子無中生有的捏造，那它永遠也不會乾淨起來。如果他們認為問題僅僅在於種族主義的教員和有偏見的測驗，那麼他們的子女在學校裏就不可能克服學習上的缺陷。任何種族都無法克服其內部的其他問題從酗酒到暴力如果它認為這些事情都是歪曲的宣傳，或者是「社會」弊病的必然結果。根據這種觀點，某些為自我提高而長期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鬥也就被否定了這就等於說，歷史本身也被否定了。

在經濟方面趕上在美國出生的同族人或同種人的水準，花費如此長的一段時間，表明需要付出相當數量的人文資本。這不僅僅是指技術能力（獲得這種技術能力通常無需這麼長的時間），而且還指經驗、社交、信心、沉著、個人精明及組織有方等一系列人的因素。但是新移民不但趕上而且最終超過土生土長的同胞，這個事實也表明，他們身上具有人文資本方面的某種優勢，表明遷居美國是一個帶有選擇性的過程，前來的是祖國人口中那些有雄心或有本事的分子。一旦他們獲得其所需的其他種類的人文資本，這種優勢就顯露其價值了。這還向人們表明，在選擇性的移民和非選擇性的整批逃亡難民之間，確實存在著差別。一八四〇年代大饑荒時期的愛爾蘭移民更像是難民，他們來美是要逃離一場全民族的滅頂之災，當時愛爾蘭人確實有餓斃在馬路上的。他們來美後，適應環境之所以緩慢而艱辛，可能就部分地反映出這種背景。明治時代來美的日本移民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技術可言，可是這批人在人品經過精心挑選的，而且在日本時已部分地認同了美國的規範和目標。

純粹屬於種族內部的收入差距，對於考察某個種族在整體上與全體社會的差距，是有啟發的。就某些種族而言，一個社會階層（如來自香港的華人）的收入所得低於全國平均水準，而另外一個階層（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的收入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在十九世紀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生活貧困，而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則生活富裕。今天，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第二代移民在收入方面超出全國平均水準，而土生土長的黑人所掙的錢卻要少得多。當一個種族某些社會階層的全體人員（而非若干幸運的個別人士）在收入所得方面都超過全國平均水準時，那就難以將該種族在整體上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收入歸咎於雇主的歧視，如果雇主並不在該種族內部進行區分的話。

在上述背景下，種族在工作場所或街區居住模式方面的分離，應當被視為某種更加普遍現象中的一個特殊情況。這種特殊情況不管是從文化意義上還是從生物學意義上來看，在本質上都不取決於把種族分為「優越」或「低下」的某種意識形態。此類種族主義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一直是和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交織在一起的，特別是南方，但卻不能普遍地引伸到凡是各種族於工作地點和居家所在非屬隨機分佈的一切場合。即使歷史發展到今天，要使美國各城市具有東歐和南歐血統的居民達到隨機分佈的格局，那麼就必須把他們當中半數人的住地重新安置。長期享有自由選擇住房權利的種族，也仍未達到隨機分佈的局面，這部分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偏愛。明顯以種族區分的居住、工作和就學模式，誰都能看得到，但這種現象在其他方面決不是獨一無二的。這甚至也不是某一種族被認為表現「好」、能幹或生來就「優越」的問題。兩個種族合在一起的時候比分開的時候，各自的表現會不同，或幹得不一樣，例如義大利裔的築路勞工隊伍或愛爾蘭裔的開鑿運河的勞動集體當初就是如此。這當中所具有的內涵也超出種族認同的範圍。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時候和分開來的時候，表現也不盡相同，這種差別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構成建立特定組織的理由。這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牽涉到優越、低下或平等的問題。

例如，雇主的歧視就不能揭示某一給定種族內部各種人之間存在的巨大差別，如果雇主們一般並不意識到這些內部區別的話。來自香港的華人普遍都很貧困，而土生土長的美籍華人普遍都很富足，此種狀況用雇主的種族主義世界是不通的，因為在各雇主的眼裏，華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第一代和第三代美籍墨西哥人之間在收入上的頗大差距，也無法用雇主的態度來加以解釋。因為在藍領職業裏，雇主不太可能去瞭解求職者屬於哪一代，而大多數美籍墨西哥人又都在從事藍領職業。雇主更不太會查家譜，以便能把自由黑人的後代與其他黑人區分開來，而大多數老闆究竟能否把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和其他黑人分辨開來，是大為可疑的，甚至老闆是否有興趣要知道得這麼多，都很難說。

就許多美國少數種族而言，日積月累的變化已經使他們在二十世紀面目一新，與其十九世紀的祖輩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些深刻的變化現在很少有人提及，因為要照顧種族體面和敏感心理。十九世紀同時代人自述和流行病的醫學記錄，都可驗證下述歷史事實：當時愛爾蘭移民的生活狀況很髒，家中如此，個人也如此。但現在討論種族問題的論著，通常都對某個種族是否清潔隻字不提，除非在為了證明某人有偏見或仇恨心理，需要引用此人談到或抱怨某個種族不愛清潔的原文時，才會涉及到這個問題。由骯髒所引發的流行病至今仍然在某些少數種族居住區傳播，但是各種族估計壽命的差距，卻被簡單地歸罪於社會上的種族主義。甚至在某一種族的年輕人當中，本來是由於逞能以顯示其男子漢氣概而造成的極高車禍死亡率，也被想當然地歸罪於該種族的貧窮，並且硬說是由於他們駕駛的車太舊才造成這種後果的。

在其他種族之中，最惱怒、最好鬥或最極端的分子，同樣也恰恰是某些熟諳美國文化，最有才華的成員。他們及其他一些www.hetubook.com.com人引伸出一種看法，認為整個種族的文化適應及技能或奮鬥精神不管有多大長進，也未必能比該種族個別成員的發展來得更為成功。某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關押的日本人就曾經做出這種悲觀的結論。但是，不管他們的憤怒和悲觀是怎樣地可以理解，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這種引伸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歷史上也是錯誤的。在被關押後的一代人時間之內，美籍日本人就站到了美國最富裕、最為社會所接納並普遍最受人尊敬的種族之列。從日本人開始移民算起，這個過程大約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他們在前進道路上遭遇到的那些最兇殘的種族主義分子，不可能會由於日本人有任何不同表現而改變自己的觀點。但是，人生有命，世間滄桑，日本人默默地以其堅韌不拔的毅力終於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條戰線上取得了非同凡響的成就。

凡涉及任何個人無法駕馭的歷史力量，責備個人是毫無道理的。責備從墨西哥來的移民沒有隨身帶來德國移民所帶來的那種技能和氣質，豈不荒唐！責備雇主沒有在恰恰需要具備這種技能和氣質的工作崗位上雇用同等比例的墨西哥裔工人和德裔工人，豈不同樣荒唐！

文化適應時常被描繪為一種單向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並皈依盎格魯撒克遜習俗。但在實際上，美國文化是建立在許多種族群體的飲食、語言、態度和技能的基礎之上的。老式盎格魯撒克遜人排斥社會消遣的清教徒作風，早就被德意志人樂於從事文體活動以助身心健康的消閒氣度所壓倒，而這種健康的消遣活動現在已被認為是普通美國人的一大特徵。美國流行音樂亦置根於創造出爵士音樂和感傷樂曲的黑人音樂傳統。美國的政黨體制主要脫穎於愛爾蘭人的黨派作風。沒有什麼東西比漢堡包或牛肉香腸更能稱得上是地道的美國貨了，但這兩個詞都是德國城市的名稱。義大利餡餅和墨西哥餡餅也算得上是純正的美國食品。這些東西作為美國文化的特徵，並非源出於當年的英國拓荒者。他們是全美共同的遺產，儘管今天仍存在著種族多樣化。哈萊姆區得居民也飲用巴德威澤牌啤酒，猶太人品嘗義大利餡餅，光顧華人餐館的顯然不都是中國人。

儘管各種族的經歷向來就沒有驚人的相似性，但種族史並非單純的模式重複，在各個種族普遍都有進步之後，情況仍然千差萬別。確實存在明顯的模式：不同的種族在極為相似的處境中的表現會截然不同，而外部社會對各種族的態度也有重大差別。

在早期的移民時代（或對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來說的早期都市流動時代，此種居住地的分離模式可能主要是文化認同差異的反映，而不是單由經濟差異造成的。有些種族當年在歐洲時就有地區差異，譬如義大利裔就來自義大利不同的省份，猶太人則來自不同的國家。這種背景上的差別，也可從他們在美國的集居地段上體現出來。

可惜，日本人（以及華人和猶太人）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卻時常被認為是不屑一顧的幼稚行為，主張應考慮以更加有力的對抗性的手段來爭取進步。然而十九世紀的美籍愛爾蘭人在各個領域使用對抗性手段曾屢遭失敗，從公立學校的爭議到內戰時的抗拒徵兵，從試圖以恐怖活動來贏得經濟進步。到組織遠征軍去加拿大以獲取愛爾蘭的獨立，無一是成功的。在二十世紀的黑人當中，非暴力民權運動的初步成功，曾因更加好鬥的直接行動策略的興起而明顯地放慢了前進速度，因為這種策略反倒使社會各界對黑人的抵制態度強硬起來，並引起廣泛的後衝力，從單純的不滿情緒到諸如三K黨（甚至在北方各地）及納粹週邊之類的組織再度復活。

文化本無優劣。文化只在適應某一特定環境的時候才顯出其好或壞。在美國各種族中，最成功的是猶太人，然而猶太人搞農業卻總是一敗塗地。他們的祖輩在歐洲時，長期在都市社會中生活慣了，這既是他們在鄉村務農的一大障礙，又是他們在城市經商的一大優勢。

美國種族史說到底，也就是美國人民史，是一部由複雜種族和個人所組成的複雜集合體的歷史。這部歷史不是一出簡單的道德戲劇。它是一個由許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區別所構成的故事，是一個由痛苦、自豪和成就所構成的故事。在一種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關於許多極不相同的傳統的故事，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它又是一個以其許多面目出現的人類精神的故事。

如果僅在道義的範圍內兜圈子，進步（及貧困）只能被說成是「社會」的產物，而這個「社會」到現在才勉強地賦予新的「權利」和不完整的「接納」。如果愛爾蘭人是十九世紀的賤民，而在二十世紀卻被完全接納，道義論者就會說：瞧，這樣做就對了，不過太遲了，早該這樣做的。但他們卻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即被社會接受的愛爾蘭人與十九世紀剛從愛爾蘭來的移民具有天壤之別，而當初那些愛爾蘭移民的個人行為在今天是別人包括今天的美籍愛爾蘭人所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那些具有專門技能和創業本領的種族，因為可以獨立開業或在族內相互雇用，所以用不著學會英文也能發家致富。十九世紀的德裔農場主和猶太裔服裝業工作，儘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也沒有真正融入美國文化，但照樣在經濟上步步高升。而那些缺乏這種專門技能和創業本領的種族，才不得不依賴其他種族為其提供就業，不得不學會別人的語言並充分理解別人的文化，以便在勞動的場所能生活下去。

各個種族在居住區、學校、職業等方面不斷出現一個接替另一個的現象，而美國作為一個整體也在發生變化。在十九世紀末期，地下污水管道和室內管道都已安裝起來，這意味著城市裏的任何種族都不必再去忍受十九世紀中期愛爾蘭人所經歷過的原始而危險的生活條件了。地鐵、有軌電車及後來的公共汽車線路的開通，使得勞動人民得以散居開來，上班也花不了多少時間。現代的貧民窟再也不會像十九世紀紐約東南部那樣不可想像的擁擠了。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今天的居住條件仍然不夠寬敞，但這是相對於同時代人而言的，比起十九世紀的猶太人、義大利人或愛爾蘭人居住條件來，那就好得沒話說了。今天教學用房「擁擠」的學校，每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可能只相當於十九世紀紐約東南部學校班級人數的一半。今天的問題確實存在，有時也真的很嚴重，但這些問題決非是史無前例的。

種族身份的重要性，在各個種族內部是有巨大差異的。對某些人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足以在世人面前加以炫耀的自豪標誌。對別的一些人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值得個人珍惜的生活方式，雖然無需公開張揚。另外還有一些人，對他們來說，種族身份是一種偶然性的東西，或者說是一種令人好奇的東西或是一種儘量應予忘卻、迴避或逃脫的污點。諸如此類的五花八門的個人態度，歷來就存在於各個種族之中。簡言之，種族身份一直是個複雜而難以捉摸的現象。其特定內容歷來差異很大，即便在一個種族之內也是如此。例如在十九世紀，猶太移民的種族身份就集中體現在他們的宗教禮儀和猶太人的民族文化傳統上，包括依地語。在他們的心目中，如果一個猶太人很少注重或根本不注重猶太教禮儀、生活方式和衣著，並在非猶太人當中講起話來像個非猶太人（正如二十世紀的許多美籍猶太人那樣），那麼，要把他當作猶太人實在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誰也不會認為，經過二戰時遭到的大屠殺及現代以色列國建立之後，猶太人就失去了他們的種族身份。僅僅是他們的投票記錄就足以使他們與處在同樣經濟水準的別的美國人涇渭分明。他們並不生活在過去之中，但是過去一直存在於他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