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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欣賞的人，還有他的學生南容，也就是南宮适（适音括，也寫作括）。南宮适是魯國人，生卒不詳。他的情況，是「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國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喪家狗》）。這樣的人，孔子也喜歡，還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兒嫁給了他。

其實孔子也是有怨氣的，而且還被別人看出。那是孔子在衛國時的事情。據《論語．憲問》，有一天孔子在室內擊磬，門外有個挑草筐的漢子聽見了。漢子說，擊磬的這個人有心事呀（有心哉，擊磬乎）！聽了一會又說，你這樣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氣了吧（鄙哉，硜硜乎）！你那點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瞭解你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著衣服過河；水淺，就撩起衣服過河嘛（深則厲，淺則揭）！這話甚麼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釋是：世事的深淺，你又不是不知道，幹嘛非得死乞白賴要別人理解你？孔子聽了，只好說，他說得如此果決，我就無話可說了。是啊，說甚麼呢？承認也不是，不承認也不是啊！

孔子這話，不少人聽了很受用，還不時拿來說事，甚至用來主張「吃大鍋飯」，平均分配。其實孔子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勻，而是均衡。所謂「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分、地位、級別、名分來分配，即康有為《論語注》所謂「各得其分」。具體地說，就是級別最高的分配最多，級別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層一點沒有。儒家是主張等級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於「大家一樣」的「平均主義」，對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張，不是儒家的。

看來，至少從子路開始，說直話的就不討人喜歡。於是六十四歲的先生，就開始教訓他五十五歲的學生。孔子告訴子路，正名是極其重要的。孔子說，名分不正，言語就不能順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語不順暢，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順，則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禮樂就不能復興（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復興，刑罰就不能得當（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會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難道是小事？

忠實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衛國（也可能在魯、衛兩國之間往返），而且在衛出公十三年（公元前四八〇年），體面地犧牲在衛國的動亂中。據《左傳．哀公十五年》，當時子路被人用戈擊斷了冠纓。冠纓斷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說，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雙手繫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據《禮記．檀弓上》，孔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廚房倒掉所有已經做好的肉醬。

孔子聽說後，就批評冉有了。孔子說：阿求，這難道不該歸罪於你嗎（無乃爾是過與）？hｔｔps://www•ｈeｔubooｋ•ｃｏｍ•ｃom顓臾，那是我們魯國存亡與共的藩屬呀，為甚麼要去攻打（何以伐為）？冉有說，這是老闆的意思（夫子欲之），我們兩個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聽，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譏說，老闆要犯大錯誤了，你們都不管，要你們這些助理幹甚麼？冉有只好又說：顓臾的勢力不小了，離老闆的封邑又近（固而近於費）。現在不拿下，只怕對子孫後代不利（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說，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裝腔作勢不說實話。明明是自己有想法，還要找託詞。你們說憂患，那我就告訴你們是甚麼憂患！依我看，你們老闆的憂患，恐怕「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就是宮內的小牆或者屏風。人臣見人君，看見它便肅然起敬，因此叫「蕭牆」（肅牆）。所以，孔子這話的意思就是：季孫氏真正害怕的，並不是顓臾，而是國君。「禍起蕭牆」這個成語，就從這裏來。

其實，孔子還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蘆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這可以用《論語．季氏》中的一個故事來證明。前面說過，孔子所在的魯國，政治狀態是不怎麼好的。國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挾持。魯國的大夫中，勢力最大的是季孫氏。陽貨，就是季孫氏的家臣。孔子，也做過季孫氏的家臣。季孫氏的當家人，先後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陽貨犯上作亂，就是在季桓子的時代。不過陽貨的圖謀，後來並沒有得逞。所以魯國的政權，還是落在季孫家族手裏。

孔子這話，擊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說明孔子很懂政治。實際上，季康子要攻打顓臾，就是害怕將來魯君收拾他們的時候，顓臾會幫忙，這才要先下手為強。那麼，季康子後來攻打顓臾了沒有呢？不清楚，因為史無記載。但孔子因此而發表的一些政見，卻流傳千古。孔子對冉有和子路講，我孔丘聽說，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為甚麼呢？因為「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果能夠做到這三條，則本國人安居樂業，外國人心悅誠服，就不會有憂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卻去琢磨發動內戰（謀動干戈於邦內），怕是不行吧！

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在這裏討論了。現在的問題是：孔子一門心思想做官要從政，而且有準備，有想法，有策略，還懂政治。那麼，他當上官了嗎？

大夫勢力太大，國君當然不願意。所以，季孫氏與國君的矛盾很大，雙方都想設法幹掉對方。於是，到了季康子執政的時候，他就想出了一個削弱國君的辦法——攻打顓臾。顓臾（音專魚），在今山東省平邑東，是一個風姓的古國，很小。按照當時的制度，方圓不到五十里的小國，不能直屬天子，只能依附於大國，叫「附庸」（請參看《孟子．萬章下》）。顓臾就是魯國的https://m.hetubook.com.com附庸。季康子為甚麼要打顓臾呢？待會我們就知道了。

可惜一個人做不做官，並由不得自己。孔子對於陽貨，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據《論語．陽貨》，陽貨執政時（估計就是魯定公五年，即公元前五〇五年），很想要孔子出來做官，也很想讓孔子來拜訪自己。孔子不去，陽貨就送給孔子一隻乳豬（應該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當時的禮節，孔子應該上門道謝。這下孔子難辦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時，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說，故意挑了個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沒想到在路上撞個正著（遇諸塗），被陽貨數落了一通。陽貨說：你過來，聽我跟你說（來！予與爾言）！國家混亂不堪，卻揣著明白裝糊塗，能夠算作「仁」嗎（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孔子不吭氣。陽貨便自己說：不能！又問：明明喜歡做官，卻一再錯過機會，能夠算作「智」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孔子又不吭氣。陽貨又自己說：不能！然後陽貨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年齡不饒人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意思是你看著辦吧！孔子沒辦法，只好假裝答應出來做官（諾，吾將仕矣）。當然，孔子並沒有當真去做，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陽貨離開魯國之後。

子路發脾氣，孔子怎麼說？孔子說，君子當然也會有走投無路的時候（君子固窮），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這種情況，就歇斯底里，胡作非為（小人窮斯濫矣）。很顯然，孔子這話是批評子路，也是給自己和學生們打氣。是啊，君子任重道遠，豈能指望一帆風順？因此「君子固窮」。問題是不管遇到甚麼困境，也不能自甘墮落，不能沒了君子風度。這叫甚麼？這叫倒驢不倒架。

孔子有怨氣，也發過牢騷。據《論語．公冶長》，有一天孔子忽然大發感慨：我的主張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隻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於海）。跟著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聽說，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師的得意門生。老師漂洋過海，不帶別人，就帶我。沒想到孔子接著又潑了一瓢冷水，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這句話也有多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子路這人也太勇敢了，這就不可取（楊伯峻的解釋）。另一種解釋是：子路倒是比我還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釋）。我比較傾向於李說。前面說過，子路和孔子的關係，有點像李逵和宋江。他口無遮攔，常常挨罵，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於盲從，也像李逵。老師說到哪裏去，他連想都不會想，就會跟著走。孔子說「從我者，其由與」，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於海」，只不過說說而已。子路當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說穿，就只好打圓場，說是「無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其實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種一根筋和*圖*書的書呆子。他不但善於為人處世，應付權貴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歲住在魯國的時候，魯國的政治狀態是不怎麼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後來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陽貨（也叫陽虎）把持。甚麼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務，是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齊家）。大夫的任務，則是幫助國君治理國家（治國）。國，是國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國君的助理。現在，國政居然被家臣把持，這就是禮壞樂崩，君臣錯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順，雙重的胡作非為了。孔子當然不願意合作。

衛國的另外兩位大夫，史魚（史鰌，字子魚）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賞。史魚是「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蘧伯玉則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也就是說，無論政治狀態如何，史魚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樣直（如矢）。蘧伯玉呢？則是在清明的時候出來做官，黑暗的時候把本事藏起來（卷而懷之）。這兩種態度，孔子也都贊成。為甚麼贊成史魚呢？因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為甚麼贊成蘧伯玉呢？因為孔子的主張，是「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論語．憲問》）。國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來，人家逼你出來做官，可怎麼辦？

正名為甚麼重要？因為這是孔子的施政綱領，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甚麼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來做人做事。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應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都守規矩，不胡來，社會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對子路說，規定了一種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說出來；說出了這個道理，也就一定能夠做到。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論語．子路》）。

海外，其實是去不得的；海內，則徒然讓人傷心。這就是孔子的狀況。

這段話很有名，問題也不少。許多學者都認為，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應該是「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和寡，錯位了。這個說法有道理。甚麼是「貧」？就是貧困。甚麼是「寡」，就是稀少。貧困是經濟問題，稀少是人口問題。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這話的意思就是：執政者應該憂患的，不是經濟貧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甚麼用？分配不均，錢再多，又有甚麼用？還是要鬧事，恐怕鬧得還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經濟貧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權危險。這就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季康子打算攻打顓臾，這是大事。於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兩個學生，就去報告孔子。這兩個學生，一個是子路，還有一個是冉ｍ•heｔｕｂoｏk.ｃom.com有。冉有長於政治，善於理財，當時的職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裏做事。不過，冉有和子路雖然是季氏家臣，有事還是要向孔子彙報。於是，冉有牽頭，子路跟著，去見孔子。

所以，孔子很欣賞衛國的大夫甯武子。孔子說，甯武子這人不簡單呀！他是「邦有道，則知（智）；邦無道，則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國家政治清明，甯武子就聰明；國家政治黑暗，甯武子就糊塗。他的聰明，我們或許比得上。他的糊塗，我們就比不上了。一個聰明人，怎麼說糊塗就糊塗了呢？很簡單，裝糊塗唄！事實上，「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裏來的，只不過意思變了。

現在看來，孔子大約也是會做官的。對於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準備，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們讀《論語》，會發現多次有人問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論語．顏淵》，就有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問政，季康子問政；《論語．子路》，則有子路問政，仲弓問政，子夏問政，葉公問政。問政的人，有執政者，也有學生，孔子都對答如流，留下了許多治國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比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說，孔子為他的從政做了充分的準備，而且是「時刻準備著」。

孔子對於做官或者從政，有準備，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觀點，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則要堅持，身體不能吃虧。怎麼做呢？孔子的辦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第一段話當中的「危」，當然是危險的意思。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就是危險的國家不去，動亂的國家不呆。第二段話當中的「危」，有多種解釋，楊伯峻、李澤厚等先生都譯為「正直」，我同意。孫，讀如遜，意思也是遜。所以，這話的意思就是：國家政治清明，就說話正直，行為也正直（危言危行）。國家政治黑暗，行為還是要正直，說話就得謙虛謹慎（危行言孫）。行為為甚麼要正直呢？因為行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說話為甚麼要謹慎呢？因為說話不謹慎，惹毛了那些不講道理的執政者，他們就把你「喀嚓」了。違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話不能講，這就是孔子的原則。這讓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張：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但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兩位聖哲之言，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那麼，他該怎麼辦？

孔子也有想法。為了這些想法，子路還頂撞過孔子。這事可能發生在衛出公五年（公元前四八八年），即孔子六十四歲、子路五十五歲那年。這年，衛國的國君衛出公準備聘用孔子。據《論語．子路》，子路聽說後，就去問他老師：衛君正等著先生去實現政www.hetubook.com.com治主張（衛君待子而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準備幹甚麼（子將奚先）？孔子說：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馬上就表示不以為然。子路說：先生真有這想法嗎（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子之迂也）！幹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聽，勃然大怒說：仲由！你也太野蠻、太粗魯、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個君子，對自己不懂的事情，是應該保持沉默的（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你怎麼信口開河！

陽貨為甚麼一定要孔子出來做官呢？不清楚，大約是要搞「名人效應」。這也是歷代統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權臣」的慣用手段。比如後來的曹操，就網羅了諸如孔融之類的名流，來給自己撐台子、撐門面。陽貨要孔子做官，或許有這意思。

可以說當上了，也可以說沒當上。孔子做過官的國家，一共三個：魯、衛、陳。魯國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長）的身分攝行相事，但時間很短。從做中都宰算起，前後只有四年。在衛國做官時間最長，先後兩次，加起來七年（衛靈公三年，衛出公四年）。在陳國就只有三年。做甚麼官，也不清楚。這樣算下來，孔子做官的時間，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後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過的國家，除了魯、衛、陳，還有周、齊、宋、曹、鄭、蔡、楚。他做過官的國家，約占他所到國家的三分之一。看來，他是做官的時間少，碰釘子的時候多。更何況，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個目的（實施政治藍圖，實踐學術主張，實現人生價值），也一個都沒達到。更多的時候，是失望地離開。在魯國，在他國，都如此。

那麼，孔子在衛國正名了嗎？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嗎？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孔子在衛國只待了四年，衛出公九年（公元前四八四年）時就離開了。據《左傳．哀公十一年》，當時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車子就走（退，命駕而行）。走的時候還說：鳥是可以選擇樹的，樹還能選擇鳥嗎（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看來他是碰了釘子。

這樣一路釘子碰下來，結果是子路發脾氣，孔子發牢騷。孔子六十一歲那年（公元前四九一年）曾經到陳國做官，六十三歲那年（公元前四八九年）離開陳國去蔡國，半路上被人圍困，斷了糧，一行數人都餓得爬不起來，當時子路就發脾氣了。據《論語．衛靈公》，子路「慍見」，對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這裏要說明一下。窮，是沒路走，不是沒錢用。在古代，沒錢用叫「貧」，有錢用叫「富」；沒地位叫「賤」，有地位叫「貴」；沒出路叫「窮」，有出路叫「達」。達，就是通暢；窮，就是困窘。窮與達相對應，貧與富相對應，賤與貴相對應。貴賤、貧富、窮達，是三組概念。慍見，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見」解釋為見面的見，則「慍見」就是氣沖沖地去見孔子。一種是把「見」解釋為表現的現，則「慍見」就是憤怒之情溢於言表。總之，子路怨恨地對孔子說：君子也會走投無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