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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謀士的手上既然拿著「殺人的刀」，那他們就一定要獻出去，而且只會獻給君王。為甚麼呢？答案也很簡單：寶刀贈烈士，貨賣與識家。刀，如果不用，等於沒有。用，就得獻給有用的人，會用的人，能用的人。誰有用？誰會用？誰能用？君王。

這就發人深省。法家，為甚麼會最終成功呢？

眾所周知，儒、墨、道三家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比較濃的。他們雖然也想推行自己的主張（道家中至少老子是想的），但在提出、陳述和宣講這些主張的時候，卻是只管自己說，不管別人怎麼想。比如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對他說：老頭！大老遠地跑來，也能給寡人的國家一點甚麼好處吧（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馬上硬邦邦地頂回去：王！何必開口閉口就是好處呢？講講仁義就是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當然很爽，也值得敬佩。思想家就得這樣！一個思想家，如果見風使舵，首鼠兩端，看人下菜碟子，還有甚麼思想，又能是甚麼思想家？更何況，儒、墨、道三家是當醫生開藥方的。醫生看病，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開甚麼藥方，就開甚麼藥方，不能由著病人喜歡。你要實在不喜歡，硬不吃這藥，醫生也沒辦法。所以，站在三家的立場上，他們沒甚麼不對。

問題是凡事都有兩面性。你要堅持自己的思想，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那就必須付出代價，即「道之不行」，自己的學說不能得到應用。這可是法家受不了的。法家為甚麼就受不了呢？因為法家是謀士，法家的思想是「謀士的哲學」。謀士的特點是甚麼？就是必須見用。不能用，就一點價值都沒有。那麼，一種學說，一種主張，怎樣才能被採納應用呢？兩條。一是對口，二是管用。對口，就是要針對使用者，而且就針對使用者的需求。管用，則是要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一個針對，一個滿足，這就是現實的考慮。

這就很有些意思了。我們知道，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無論實行何種政策，總要有利於某些人。不利於官，則利於民。上策，是官民皆利。中策，是各有所利又各有所不利。但能將不利降到最低，就算不錯。如果只利於其中一方，已是下策，沒聽說過偏要各方皆不利的。然而法家的主張，卻既不利於官，又不利於民。那麼，它對誰有好處？

只對一種人，甚至只對一個人有好處。這個人，就是君王。

這就是不折不扣的「為君主謀」了，也就與儒、墨、道三家大相逕庭。總體上說，三家的主張，都是「為天下謀」的。這個特點，墨家最突出。在《墨子》一書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是墨子最值得我們肯定和崇敬的地方。沒錯，墨子並不反對君主制。其他諸家，也沒有一個反對的。然而墨子卻提出了一個許多人都不曾想過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為甚麼要有君主，要有政長？墨子的回答，是為了「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中》）。那麼hｔtｐs://ｍ.heｔｕbｏｏk•ｃｏｍ•coｍ，為甚麼要「一同天下之義」呢？墨子的回答，是只有這樣，才能擺脫「若禽獸然」的無政府混亂狀態，從而「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兼相愛」。也就是說，在墨子看來，人類之所以要有政府，政府之所以要有首長（君主），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天下人的幸福。這實在是相當深刻的思想，也是相當獨到的見解。難怪張蔭麟先生要說，墨子是在世界史上第一個「拿理智的明燈向人世作徹底的探照」（《中國史綱》）。因此，儘管墨子的方案並不可行，甚至與他的願望背道而馳，我們還是要表示崇高的敬意。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場為天下謀的。

先說理想與現實。

對於這一點，法家並不諱言。比如韓非，就明確宣佈自己的主張是「帝王之璞」。也幾乎通篇都是在為君王出謀劃策，告訴他們要注意甚麼，防備甚麼，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視聽不被蒙蔽，權力不被分享，威勢不被削弱，王位不被篡奪。在這些方面，韓非想得很多，很細，很周到，而且只為君王著想，不替他人考慮。韓非說，天底下最重要的，只有四樣東西，那就是君王的身體、地位、威望和權勢，叫做「身之至貴」、「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勢之隆」（《韓非子．愛臣》）。韓非的所有主張，都是為了保障它們不受損害不被覬覦。為此，韓非將儒生、俠士、食客、縱橫家和工商業者視為危害社會的五種人，稱之為「五蠹之民」，主張將其統統消滅，只留下農民和戰士（《韓非子．五蠹》）。為甚麼呢？因為前者對國家有害，後者對君王有用。韓非甚至還告誡君王，千萬不要親愛臣下、姬妾和兄弟，因為「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韓非子．愛臣》）。君王的臣下、姬妾和兄弟，同屬統治階級，韓非尚且認為愛他不得，又遑論被統治階級呢？顯然，在韓非的心目中，只有君王，沒有別人。他理想中的社會，也只容得下兩種人：高高在上的君王，以及供君王奴役驅使的農民和戰士。

這就不能不讓法家嗤之以鼻，甚至冷嘲熱諷，視為「守株待兔」。韓非說，宋國有個農民，在田裏種地。一隻兔子稀裏糊塗跑過來，一頭撞到了田裏的樹樁上。從此，這個農民就不種地了，天天守在那樹樁眼前等兔子。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全宋國的人都笑話他。韓非說，現在那些主張「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與宋國那個農民沒甚麼兩樣，「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為甚麼呢？因為時代是發展的，情況是變化的。過去發生的，現在不一定發生。過去管用的，現在不一定管用。你要認為守住「先王之道」這個樹樁就能等到兔子，那你就等吧！只怕等到天荒地老，也等不來！

韓非的書中故事很多，但沒有獻刀，倒有獻玉。

那麼，法家何以如此？

因此，法家https://m.hetubook.com.com主張與時俱進，順應潮流。商鞅說：「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君書．開塞》）也就是說，社會出了問題，工作重點就要變；情況發生變化，思想方法就要改。沒甚麼是永恆不變的，也沒甚麼是永遠管用的。英明的領導人一定要根據當前當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相應的具體措施，這就叫「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韓非還說，當今之世，最牛的學說，就是儒學和墨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家的老大是孔丘（儒之所至，孔丘也），墨家的老大是墨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是，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墨子死後，墨離為三。這些派別，各不相同，互相攻擊，又都說自己是孔子、墨子的嫡系真傳。然而孔子和墨子不能復活，我們哪裏知道他們誰說得對？同樣，儒家和墨家都說自己是先王聖人的嫡系真傳，而先王聖人也不能復活，我們又怎麼知道他們誰說得對？由此可見，復古守舊，根本就行不通。

當然是更悲慘。不過這樣一來，就有了一連串的問題。我們要問：法家主張的「法術」，為甚麼這樣難以推行呢？因為它不討人喜歡。不討誰喜歡？人民群眾和朝廷大臣。朝廷大臣為甚麼不喜歡？因為君王一旦實行法術（主用術），那些大臣就不能擅權（大臣不得擅斷），那些近臣就不能專政（近習不敢賣重），他們當然不樂意。人民群眾為甚麼不喜歡？因為政府一旦實行法術（官行法），那些遊民就得去種地（浮萌趨於耕農），那些遊俠就得去打仗（游士危於戰陣），他們當然也不樂意。最後的結果是甚麼呢？是「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都把法家及其法術看作自己的頭號敵人（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

對於這些，法家想得很明白，也很透澈。他們非常清楚當時的現實問題是甚麼，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服務對象是誰。當時的問題是甚麼呢？是社會需要拯救，國家需要治理。誰來拯救？誰來治理？在當時，只能是統治者。人民群眾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能力。所以，除非你不考慮現實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或者雖然考慮卻並不打算實行；否則，你就只能把統治者當作服務和游說的對象。你的話，也只能對他們講。這一點，孔子、墨子、孟子等人倒也懂。他們不懂（或者懂了也不願意做）的是：你的話要讓他聽得進去，你就得站在他的立場，替他著想，而且知道他想要甚麼。不想清楚這些，人家就不理你。

道家的情況要特別一點，因為道家主張「無為」。無為，則「不謀」。說道家「為天下謀」，會有人來鑽牛角尖。不過在我看來，道家的主張，亦無妨說是「不謀之謀」。他們的主張「無為」，終歸還是為天下人好。無論是老子的「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老子．第五十章》），莊子的「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天地》），還是楊朱的「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https://www.hetubook.com.com矣」（《列子．楊朱》），說到底，還是為了讓天下人活得幸福。只不過，在莊子和楊朱看來，所謂「天下人的幸福」，必須落實到每個人自己的身上。只有每個人都幸福，天下人也才幸福。無妨說，他們是站在個人的立場為天下謀。

第二，謀士既然專門為君主或雇主出謀劃策，而且是誰雇傭或聘用他們，他們就為誰出謀劃策，則所謂「謀士」，就可以看作「職業策劃人」。職業策劃人有甚麼職業要求呢？很簡單，就是要懂行。比如你是策劃電視節目的，那你就得懂電視；你是策劃圖書出版的，那你就得懂出版。戰國時代的謀士，既然是幫助君主策劃如何對付政敵的，那他們就必須懂權謀，而且也只會講權謀。也就是說，他們只有「殺人的刀」，沒有「治病的藥」。

行不通又怎麼辦？只有與時俱進。事實上，法家也正是這樣做的。所以，也只有法家逮住了兔子。想想看，孔子周遊列國，墨子奔走呼號，孟子游說諸侯，結果怎麼樣呢？誰都不聽他們的。老子和莊子原本自說自話，當然更沒有人聽。唯獨法家，不但其說被採納，其人也被重用。比如申不害，曾任韓相十五年。商鞅，相秦十年，封為商君。李斯，則是大秦帝國的開國元勳和當朝宰相，秦始皇的左膀右臂。而且，正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秦國在眾多邦國中脫穎而出，迅速崛起，終於兼併天下，成為新制度（帝國制度）和新時代（帝國時代）的開創者。這樣的成功，在諸子百家中可是獨一無二。

現在我們明白了。為甚麼法家明知「獻刀」有極大的風險，還是執著地要獻，而且必須獻給君王？就因為法家的思想是「謀士的哲學」。現在的問題，則是法家如何實現自己的主張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法家又表現出與諸家的不同之處，那就是三家忠於理想，法家面對現實；三家復古守舊，法家與時俱進。

這也是有教訓的。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入秦後，靠著秦孝公寵臣景監的推薦見到了孝公。他先是向孝公說帝道（堯舜禹那一套），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夏商周那一套），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齊桓公、晉文公那一套），孝公聽得忘乎所以，不知不覺就移席湊前，一連幾天都毫無倦意。顯然，商鞅去見孝公，是準備了三套方案的，哪套管用就用哪套。這倒未必是投機取巧，很可能是投石問路，或者討價還價。事後，推薦人景監曾經問商鞅：先生究竟說了甚麼，我們國君那麼欣賞那麼高興？商鞅說，我本來也是主張「大同之世」（帝道）或者「小康社會」（王道）的，君上卻說：那個理想太久遠，寡人等不得（久遠，吾不能待）。寡人怎麼能等他數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之道」？鄙人就只好給他說「霸道」。看來，高鞅也有理想，可惜孝公聽不進去，只好打折扣。所以他也批評自己，說雖然能夠幫助秦國強大，卻也無法「比德於殷商」。這正是一種現實的態度。

實際上，正是這樣一種現實的態度，使法家和_圖_書對儒、墨、道三家的復古守舊不以為然。前面說過，三家都是對現實不滿，也都是主張回到過去的。孔子比較實際，主張回到西周。實在不行，打個折扣，東周也對付。墨子又往後退，主張回到大禹之世。因為大禹比文王、周公古老。孟子為了壓倒墨子，言必稱堯舜。這又比夏禹古老。道家再退一步，連堯舜禹也否定，最好是太古。這就簡直是一場「復古大獎賽」，一個比一個退得遠。不過，退到伏羲和神農，差不多也就到頭了。再退，就只能退到盤古，或者山頂洞人。

這個故事，估計大家都聽說過。這裏要說的，是韓非為甚麼要講它。為甚麼要講呢？原來，他是要說明推行法家主張之難。韓非說，寶玉，是君王們迫切想得到的；法術，則是君王並不那麼迫切想得到的。那「人主之所急也」的寶玉，尚且「兩足斬而寶乃論」；這「未必和璧之急也」的法術要想得到推行，恐怕就得獻法的人先掉腦袋了。想當年，吳起在楚國推行法術，結果被大卸八塊（支解）；商鞅在秦國推行法術，結果被五馬分屍（車裂）。我們法家的遭遇與和氏相比，豈不是還要悲慘？

也有多種原因。簡單地說，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面對現實，與時俱進，橫行霸道，兩面三刀。面對現實，與時俱進，這是思想方法的原因，前面已經說過。橫行霸道，兩面三刀，這是學說本身的原因，後面還要展開。當然，這兩個詞，都要打引號，其實另有涵義。下面，我們就先說「橫行霸道」，再說「兩面三刀」。

獻玉的故事在《韓非子》中是單獨的一篇，叫《和氏》。這故事說，楚國有個人叫「和氏」（應該是以「和」為氏的人，也有書說他叫「卞和」），在山中得到了一塊「璞」。璞，就是尚未雕鑿的玉，或者蘊藏有玉的石頭。和氏發現了這璞，知道是寶貝，便拿去獻給楚厲王。厲王讓玉匠鑑定，玉匠說是石頭。厲王認為和氏在欺騙自己，就砍了他的左腳。後來厲王去世，武王即位，和氏又去獻玉。武王又讓玉匠鑑定，玉匠又說是石頭。武王也認為和氏在欺騙自己，又砍了他的右腳。等到武王去世，文王即位，和氏便抱著這塊璞在山下痛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淚流乾了，哭出來的都是血。文王聽說，就派人去問他：天下被砍了腳的人多得很，你為甚麼哭得這樣傷心？和氏說，我不是哭腳，而是哭玉。明明是美玉，卻被說成是石頭；明明是忠臣，卻被說成是騙子。這才讓我悲痛欲絕啊！於是文王讓人打開那璞，果然得到了玉，便命名為「和氏之璧」。

這就要弄清楚法家是甚麼人的代表。前面說過，先秦諸子無論何家，都代表著士的不同派別和階層。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隱士。所以，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學」；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學」；道家思想，是「隱士的哲學」。那麼，法家呢？法家代表甚麼人？謀士。謀士是幹甚麼的？出謀劃策的。替誰出謀劃策？替雇傭或聘用他們的人。誰雇傭和聘用他們？君主。君主雇傭、聘用他們幹甚和-圖-書麼？保衛自己，鞏固政權。為甚麼要保衛自己，鞏固政權？因為當時天下大亂，群雄並起，鬥爭相當激烈。各國的君主，內有權臣覬覦，外有強敵威脅，很不安全。至於那些強勢的君主，則又想兼併他人，稱霸天下。總之，無論是強勢的君主，還是弱勢的君主，是想苟且偷安，還是想發展進取，都需要謀士的幫助。謀士既然是給這些雇主幫忙的，是受雇或受聘於某一君主的，那他就不能再為別的君主或雇主謀劃。這就好比一個律師，不能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他也只能為當事人著想，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所以，法家只為君主謀，不為天下謀，也是有原因、有道理，甚至有道德的。甚麼道德？職業道德。這是第一點。

如果說墨家的著眼點是「天下人」，道家的著眼點是「每個人」，那麼，儒家的著眼點就是「掌權人」。前面說過，孔子的立場是貴族的，甚至是統治階級的。孔子更關心的，是君主有沒有飯吃，而不是人民有沒有飯吃。在這一點上，孔孟之間甚至都有區別，即孔子尊君，孟子貴民。但孔子尊君不唯君。他只是「先關心君主有沒有飯吃」，而非「不關心人民有沒有飯吃」。因為如果普天之下的人民都沒有飯吃，君主大約也不會有。這個道理，孔子不會不懂。據《論語．顏淵》，魯哀公曾經向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如果遇到災年怎麼辦。有若的回答是少抽點稅。哀公說，多抽我都不夠用，少抽怎麼行？有若的回答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話我認為能代表孔子。其實孔子也是為天下謀，只不過是站在君主的立場為天下謀。因為天下既然是君主的，要為天下謀，就只能先為君主謀，或者通過「為君主謀」來實現「為天下謀」。從根本上說，他更關心的，還是天下是否「有道」。這就與墨家不乏相通之處了。實際上，作為孔子的繼承者，孟子和荀子都已經在調整和轉變立場，並且形成了一個「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傳統。比如孟子的觀點，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荀子的觀點，也是「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因此封土建國也好，列官定爵也好，都不是為了諸侯、大夫，而是為了人民（《荀子．大略》）。這就相當接近墨子的立場，而且比墨子說得還要明確，還要斬釘截鐵。

墨子站在天下的立場為天下謀，楊朱站在個人的立場為天下謀，孔子站在君主的立場為天下謀。立場雖不同，所謀則一致，均為天下。法家則不同。他們是站在君主的立場為君主謀。其中格調高一點的，兼謀天下；格調低一點的，專為君主。但即便「兼謀天下」，也多半是「為君主謀天下」，而非「為天下謀君主」。事實上，法家是「君權至上，君主唯一」的。他們的學說，也只對君主有利，只為君主服務。這便正是法家與儒家、墨家、道家的又一區別：三家都是「心繫天下」，只有法家是「心繫君主」。或者說，三家為天下謀，法家為君主謀，儘管君主們未必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