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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要說這兩個問題我們回答不了，就連前面這兩種解釋誰是誰非，也都無法判定。我們只能說，兩種解釋都有道理，都說得通，沒誰絕對正確。先秦諸子也如此。儒、墨、道、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都說自己講的是「公理」，別人說的是「婆理」。其實誰說的都不是「公理」（公認的真理），只能說都對，又都不是絕對的。

我想首先還是因為好看，好看得就像足球。其次，則是因為能幫我們想問題。我們很多人有個毛病，就是看問題認死理，想問題一根筋。聽了這個故事，至少可以轉變觀念，開闊思路。第三，順著他們辯論的思路，我們還可以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問題。比方說，我們不是世界，不是他人，還能不能認識世界，認識他人？如果能，怎樣才能？如果不能，又怎麼辦？這就叫「認識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是哲學的重大命題。所以，莊子和惠子的辯論，表面上看沒有用，實際上很有意義。

道家這個觀點有沒有道理？當然有。比方說，人為甚麼會生病？說到底，還是因為有身體。如果沒有身體，會生病嗎？不會。所以老子說：「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也就是說，如果我沒有身體，還會有甚麼憂患？同樣，如果原本就沒有秩序，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秩序，還會有秩序問題嗎？也不會。說實在的，這才真叫做「抓住了根本」。可惜這個根本，抓了等於沒抓。的確，沒有身體，就不會生病；毋須秩序，就不會有秩序問題。但是，人能夠不要身體嗎？不能。同樣，社會能夠不要秩序嗎？也不能。孔子說得對，「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人不能像動物一樣，渾渾噩噩地生活在自然界。只有組成社會，人類才能生存。要組成社會，就必須有社會秩序。這個社會既然是人類的，這個秩序也就只能是人為的。既然如此，道家的「無為」，豈不是說了等於沒說？

事實上，先秦諸子的學說，都不能簡單地說是「正確思想」或者「錯誤思想」，只能說是都有道理，也都有問題，還互相衝突。正所謂「有沒有用不一定，正不正確不好說」。那麼，這樣的思想，又怎麼會有魅力呢？

這個故事，是一樁有名的公案，講《莊子》的人一般都會講到。現在我們要問：莊子和惠子爭論的問題，有用嗎？沒用，至少對多數人沒用。魚快不快樂，莊子知道怎麼樣，不知道又怎麼樣？能知道怎麼樣，不能知道又怎麼樣？都不關我們的事。那麼，這問題有是非對錯嗎？難講。一般認。那麼，這樣的思為，這場辯論，莊子其實是輸了，因為他最後那句話玩了文字遊戲，是狡辯。怎樣玩文字遊戲？在「安」字上做文章。安，作為表示疑問的代詞，是「甚麼」、「何處」的意思；作為表示疑問的副詞，則是「豈能」、「怎麼」的意思。惠子問莊子「安知魚之樂」，很顯然是把「安」作副詞用，意思是「你怎麼可能知道魚的快樂和*圖*書」。莊子卻偷換概念，把「安」作代詞用，把惠子的意思篡改為「你在甚麼地方知道魚的快樂」。偷換概念是違反遊戲規則的。如果我是裁判，就要罰莊子下場。

那麼，是因為正確嗎？難講。比如莊子，似乎就不承認有甚麼絕對正確的思想。莊子有句話，叫「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莊子．秋水》）。夔，就是一足獸；蚿（音鹹），就是多腳蟲。這句話據唐代學者成玄英的疏，有兩種解釋，其中一種是把「憐」解釋為同情。也就是說，夔因為只用一隻腳就能走路，便覺得蚿要用那麼多腳，太麻煩了！蚿因為有腳可用，便覺得蛇只能用肚皮走路，太可憐了！蛇因為自己有身體，可以享受感官的快樂，便覺得風沒有身體，太遺憾了！風因為自由自在，想上哪就能上哪，便覺得眼睛只能呆在一個地方，太憋屈了！眼睛因為露在外面，甚麼都看得見，便覺得心臟藏在體內暗無天日，太窩囊了！請問，究竟誰可憐？

因此墨家主張「兼愛」，也就是用「無差別的愛」，來替代「有差別的愛」。最終的目的，則要用「平等的制度」，來替代「不平等的制度」。一旦普天之下都人人平等，全人類都無差別地相親相愛，還有誰會欺負別人，又有誰會被人欺負呢？顯然，這才真叫「治本」。請大家想想，站在墨家的立場上看，這是不是也有道理？當然也有道理，而且是「更有道理」。事實上，君主制建立以後，民主制建立以前，中國社會遇到的所有問題，根子就在不平等。墨家抓住了這個要害，豈非深刻得多？

爭論是由儒家引起的，就先說儒家。儒家的主張，簡單地說就是四個字：仁義禮樂。為甚麼要主張「仁義禮樂」？因為在儒家看來，當時社會的問題，就是「禮壞樂崩」。禮壞樂崩的具體表現是甚麼？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為甚麼會這樣？因為君臣父子都不仁愛。臣不愛君，子不愛父，就犯上作亂，禮就壞了。君不愛臣，父不愛子，就以強凌弱，樂就崩了。因此救世的藥方，就是「仁愛」。臣愛君，子愛父，就守規矩，禮就保住了。君愛臣，父愛子，就講和諧，樂就保住了。所以，抓住了仁愛，就是抓住了根本，也就能標本兼治。儒家的這個主張，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看，是不是很有道理？當然有道理。對症下藥，甚麼地方出了問題，就在甚麼地方做補救嘛！

於是又有了第四家，法家。法家也贊成無為，但同時反對無序。他們的主張，是「有序而無為」。請問這又如何能夠做到呢？以法治國。這裏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法」，一個是「治」。治，就有序。法來治，人不治，就無為。但是，再好的法，也總要人來執行，因此又可以說是「有為」。這就統一了儒道兩家，而且更靠譜，更可行。就連墨家的難題，也解決了。墨家的難題，是沒有一個最高的仲裁者，社會就沒有秩序；讓天子或者上級來專和*圖*書制獨裁，人與人之間又不平等。但在法家這裏，事情卻很簡單。意見分歧，聽法律的唄！也就是說，不是由人，而是由法，來充當最高仲裁者。這確實高人一籌。韓非說得對，法律或法令這東西，是不認人的，也是最公平的，叫做「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韓非子．有度》）。可見有了法，墨家爭取的平等就可以實現了。法治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儒家追求的秩序也可以實現了。而且，維持秩序，體現公平，還不必刻意為之，只要依法辦事就行，這不就是道家主張的無為嗎？無為、有序、平等，儒、墨、道三家的主張，豈不是都實現了？看來，法家發展到韓非，不但離承了三家，也超越了三家。

然而惠子卻把「可能」說成了「肯定」：「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這個時候，其實是惠子犯錯誤了。為甚麼是錯誤呢？因為惠子已經承認自己不知道莊子。因此，莊子是否知道魚，他也是不知道的。這樣一來，惠子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莊子卻仍然有活路。為甚麼說還有活路？因為惠子的邏輯是：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魚，因此也不知道魚。也就是說，Ａ不是Ｂ，就一定不知道Ｂ。這就是惠子的邏輯前提，也是惠子的批判武器。可惜這個前提並不能成立。比方說，狼不是羊，有沒有可能知道羊？羊的快樂，狼可能不知道；羊的恐懼，狼是一定知道的。可見Ａ不是Ｂ，仍然有可能知道Ｂ，狼知道羊的恐懼就是證明。既然狼不是羊，也能知道羊的恐懼，那麼，莊子不是魚，怎麼就不能知道魚的快樂呢？再說了，如果只有羊才知道羊，只有魚才知道魚，我們又怎麼能認識世界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莊子的攻擊，也應該從這裏出手。可惜莊子這個哲學家，是「詩人哲學家」，不是邏輯學家。他並不想深入討論這樣嚴肅的問題，便虛晃一槍，作此了斷，讓人覺得是開了小差。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這就是莊子和惠子的一次辯論。對大多數人而言，這場辯論沒甚麼實際用處，是非對錯也很難講。但不管誰來講這個故事，聽的人也都有興趣。這又是為甚麼呢？

一看「球賽」，能活躍思維；二看「打鐵」，能錘鍊思想；三看「手指」，能啟迪智慧。手指頭這個比方，是受了鮑鵬山先生的啟發。鮑先生在他的《先秦諸子十二講》中，引用了彈宗的「指月之喻」。「指月之喻」是這樣的：你問月亮甚麼樣，我用手指指一下。如果你認為手指就是月亮，那就錯了。月亮甚麼樣，得你自己去看，我的手指不過幫幫忙。同樣，般若智慧也好，正等正覺也好，都得你自己去悟。佛經和師父的話，只是手指頭。為甚麼這樣說？因為智慧與知識不同。知識屬於社會，可以授受；智慧屬於個人，只能啟迪。因此，不但鮑先生和我的講座只是指月之手，就連諸子的思想和著作，也都是手指頭。真正的月亮，比如人生的智慧m.hetubook.com.com，人類的幸福，得靠每個人自己去探索，去領悟，去追求。

這故事說，有一天，莊子和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省鳳陽附近。梁，就是橋。游於濠梁之上，就是在濠水的橋上休閒。那時還沒有工業污染，河水想必很清澈。莊子和惠子站在橋上，可以清楚地看見魚在水裏游。於是莊子便愉快地說，你看那條白魚，從從容容地游來游去，這就是魚的快樂啊（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卻說，你又不是魚，你哪裏知道魚的快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說，你又不是我，你哪裏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說，這就對了！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魚，也當然不知道魚。這就都講通了嘛（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說，不對！你知道我知道魚的快樂，不信我們從頭來（請循其本）。想想看，你一開始就說甚麼？你問我哪裏知道魚的快樂（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這就說明你是知道我知道魚快樂的。既然已經知道我知道，還要來問我（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那就是問我「從哪裏知道」了。現在我就告訴你吧！魚的快樂，我是從濠水之上知道的（我知之濠上也）！

由此可見，墨家的思想更深刻，問題也更大。他們追求民權和平等，最後卻走向專制與獨裁。儒墨兩家，可以說都不能盡如人意。這就勢必會有第三家出來說話，這就是道家。在道家看來，儒家和墨家都是隔靴搔癢。他們只看到社會出了問題，卻不知道問題的根本在哪裏。根本在哪裏呢？就在總想人為地建立某種秩序。而且，先前的周公也好，後來的墨翟也好，在建立或提出這些秩序時，表現出的正是人類的無知與狂妄。他們以為自己聰明絕頂，先知先覺，可以替天行道，代天立法，卻哪裏知道天是不立法的。天道自然，大道不言。任何人為的秩序，無論怎樣精心設計，都是自作聰明，徒勞無益，最終也都會出問題。只有順其自然，才能天下太平。顯然，此時此刻，也包括將來，唯一正確的選擇，不是做甚麼，而是不做甚麼。一句話：無為。

那就來看看他們怎麼都有理。

前面提出的問題不好回答。先秦諸子的思想為甚麼會有生命力和魅力，而且還是長久旺盛和永恆的？是因為有用嗎？未必。比如墨家思想，就沒怎麼用過，至少沒在主流社會和上層社會用。用得多的，據說是儒家思想，「半部《論語》治天下」嘛！其實這是忽悠。歷代王朝的統治能夠維持，真正起作用的還是法家那一套：仗勢欺人（勢）、陰謀詭計（術）、嚴刑峻法（法）。儒家的說教，則主要是用來糊弄人的。先糊弄讀書人，再糊弄老百姓，或者利用讀書人去糊弄老百姓。因此，說「半部《論語》哄天下」，還差不多。當然，糊弄成功，也算起作用，只不過沒後世儒家吹噓的那麼大。孔子的理想，也和-圖-書從來就不曾真正實現過。但這絕不等於儒家的思想就沒有魅力和生命力。何況孔子他們怎麼講，與統治階級怎麼用，也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可見魅力問題，與有用沒用無關。

也許，這就是先秦諸子的魅力所在。首先，他們爭論的問題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比如如何認識世界，比如如何治國，如何做人。其次，他們的爭論十分精采，既好看，又能活躍思維，啟迪智慧，錘鍊思想。因此，對先秦諸子，對百家爭鳴，我有三個比方：足球場，鐵匠舖，手指頭。為甚麼是「足球場」？因為能活躍思維。為甚麼是「鐵匠舖」？因為能錘鍊思想。我們知道，鐵，千錘百鍊才能成鋼。人的思想也一樣。先秦諸子，就是能夠錘鍊我們思想的思想；百家爭鳴，則是錘鍊我們民族智慧和靈魂的過程。這個過程既然就像打鐵，那就不能只打一次，也不能只打一面，必須打了又燒，燒了又打，打完這邊打那邊。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簡單地認為某一方對，另一方不對。正如你不能說打鐵的人，打這邊是對的，打那邊是錯的。看待鐵匠的錘擊，只能問「是不是火候」和「在不在點上」。看待思想家的交鋒，也只能問「有沒有道理」和「是不是地方」。有道理，就是符合邏輯；是地方，就是擊中要害。如果還做到「不重複」，也就是能「超越前人」，那就非常有思想價值了。因為每接觸一種這樣的思想，我們的頭腦就會被錘鍊一次，我們自己也就會跟著前進、跟著成長。這便正是我們要回顧先秦諸子、講述百家爭鳴的原因。

那就再講一個《莊子．秋水》中的故事。

然而法家也有問題。甚麼問題？有「治術」無「治道」。道是甚麼？是根本。秩序問題的根本是甚麼？是為甚麼要有秩序。這個問題，墨家回答得最好。墨家的說法，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幸福，這就是墨子反覆強調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法家卻相反。他們建立法治，維持秩序，不是為了天下人，只是為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君王。為了這一個人的利益，不但人民群眾的權益可以不顧，就連其后妃、子女、臣僚都要讓步，都可以犧牲。這就不折不扣地是「悉天下奉一身」（《列子．楊朱》），比被罵作「極端自私」的楊朱還要自私。在楊朱那裏，至少人與人是平等的。君王和民眾，都有權利「一毛不拔」，可以平等地「自私」。法家卻不給君王以外的人任何權利。這樣的思想，能叫「正確思想」嗎？

其實莊子原本是贏家，也用不著偷換概念。一開始，惠子問：你又不是魚，怎麼可能知道魚的快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答，你又不是我，怎麼可能知道我就不知道魚的快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是正面回答，使用的概念也都一致，即都把「安」理解為「怎麼可能」。這就對了，因為兩個人討論的都是「可能性」。可能性是一種假設，它有兩個結論，一是可能，二是不可能。按照這個邏輯，莊子可以繼續推和*圖*書理：你能肯定Ａ不是Ｂ，就一定不可能知道Ｂ嗎？如果能肯定，那麼，你不是我，你就不可能知道我是否知道魚。如果不能肯定，那麼，我就有可能知道魚。當然，也只是有可能而已。顯然，順著這個思路往下講，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雙方打個平手。我莊周，或許並不可能知道魚；你惠施，不也不可能知道我嗎？既然你是不知道我的，又怎麼就敢肯定我不知道魚呢？結論只能是：我莊周知不知道魚，不能肯定。

何況莊子這話還有另一種解釋，就是把「憐」理解為羨慕。按照這種理解，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出它們之間的對話：夔對蚿說，我只有一隻腳，你卻有那麼多，太讓人羨慕了！蚿說，這有甚麼好羨慕的！蛇沒有腳也能走路，才讓人羨慕呢！蛇說，這算甚麼！風連身體都沒有，更加無拘無束，那才叫大自由！風說，我倒是自由，可也甚麼都看不見了，哪裏比得上眼睛，甚麼都能看見！眼睛說，我露在外面，老被人盯著，像個被狗仔隊跟蹤的明星，一點隱私都沒有。心臟多好呀！甚麼都不用看，又甚麼都知道。夔「以少企多」，蚿「以有羨無」，蛇「以小企大」，風「以暗慕明」，目「以外慕內」，請問究竟誰值得羨慕？

然而在墨家看來，儒家的這一套絕非治病救人，反倒是殺人放火，至少也是用火救火。為甚麼這樣講？原來墨家的立場不同，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也不同。墨家認為，天下大亂的具體表現，不是犯上作亂，而是以強凌弱。強大的欺負弱小的，人多的欺負人少的，富有的欺負貧窮的，高貴的欺負卑賤的，聰明的欺負弱智的。之所以這樣，就因為以前實行的是禮樂制度，而禮樂制度在本質上是等級制度。等級變成了天經地義，人分三六九，國分大中小，可不就「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在這種情況下，儒家還堅持「尊卑貴賤」，主張「愛有差等」，豈非火上澆油，讓那社會越病越重？

這便正是下一章要討論的。

可惜墨家有道理，也有問題。甚麼問題？就是平等以後怎麼辦。眾所周知，平等，是人們都希望的；無序，則是大家都不希望的。理想的狀態，是「平等而有序」。但這很難，而且難就難在平等。為甚麼？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到頭來，正如墨子所言，勢必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主張，十個人有十個人的主張，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人的主張。這個時候，又該怎麼辦？聽某一個人的？不行。普天之下人人平等，憑甚麼聽他的？所有人的主張都聽？也不行。人人自行其是，豈不天下大亂？於是墨子便提出了一個辦法，就是一旦意見分歧，大家都聽上級的。具體地說，就是村民聽村長的，村長聽鄉長的，鄉長聽大夫的，大夫聽國君的，國君聽天子的。這就叫「尚同」。尚同的結果是甚麼呢？是普天之下所有人，不但都要唯上級之命是從，而且最終都要聽天子一個人的。天子，擁有最高的審判權和裁決權。請大家想想，這究竟是平等呢，還是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