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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想把明治維新歷史背面藏著的幾件事實寫出來，從政治史背面的殘酷和非道的當中，探討日本現代治者階級的來路。

這些舉兵的，算他們是勇敢，算他們是潔白，卻總不能不說他們蠢，不能不說他們不識時務。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見國際政局的關係，一方面又不曉得有立憲政治民權運動這一條最適當的新路。不曉得把藩國的團結變成民眾的團結，去組織政黨，順應時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籐新平是曉得一點的，但是熱中政權之心太切，一點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氣鼓動著，被歷史的習慣支配著，一到失敗，便去舉兵。西鄉的舉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懷。（江籐舉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著干的。）然而大多數的武士們的觀念，總以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夠奪取政權，達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卻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眾的需要，在時代的要求。古人論「兵」，以「道」為先，道就是主義，主義就是支配民眾利害的理論。背道而馳，就是背時而行，結果沒有不失敗的。因而征韓辭職的參議，西鄉隆盛死在敗軍裡面，江籐新平又被捕梟首，一個氣蓋群雄的偉大英雄，一個高風亮節的廉潔學者，都落得如此悲慘的結果，寄與日本維新歷史上一大段的淚痕詩意，作後人追懷感詠之資。此外征韓論時代活動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後籐像二郎這三個名士到哪裡去了呢？想起這一件事來，我們就要研究日本政黨的發生史了。

那些武士靠廢藩時候分得一點最後俸祿的公債，哪裡能夠維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變做新時代的闊人去了。而大多數的武士們，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結著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夠的。有的打不來算盤，而又跑去做生意，於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這種人不用去說他了。那一些能幹有勢力得了地位的志士們，當中也有許多因為機會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夠，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派別不合，或是思想不同，雖掌了權而又掌不了全權，和佔了地位重新被人擠了下來的，又不曉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飛揚跋扈，出將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稜稜，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這兩件事不過是已發覺的最著名事件罷了，此外沒有發覺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籐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陞官發財主義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籐入骨髓，後來江籐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軍打敗，捉來梟首，傳示各縣，江籐的子孫，至今淪落，都是由這種私恨發生的結果www.hetubook.com.com。

五參議辭職之後，西鄉隆盛回鹿兒島辦學去了。到底西鄉的偉大，在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可惜後來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斷送了。五參議裡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時代之前，就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聯合了後籐、副島、江籐主張開設民選議院，發起愛國公黨，後來江籐遭了橫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說：「這樣沒有耐性的孺子，萬萬幹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約論，唱著「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號，回到土佐藩裡組織立志社，大倡民權自由主義。西鄉隆盛舉兵失敗之後，單想用武力改業的無效，已經是證明了。差不多的武士們，也不敢再舉兵了。迎著板垣的民約論，東也發起一個政社，西也發起一個政社。武士丟了刀，變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愛國社，成了政治運動的中心。一變為「國會期成同盟」，再變為自由黨。不附和五參議辭職的大隈重信，也組織了改進黨。這一個普遍而深切的民眾運動，在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民權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事業；一方面促進了一般青年智識，為後來科學發達的基礎，而現在的社會運動，也種因於此時。我們細細從種種方面考察起來，就曉得不止日本的立憲政治由此而生，連一切勞動運動、婦女運動、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運動，直接間接，都脫不了此時的關係。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與革命黨，軍閥與商人，保守與進步，每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換，必然是兩面分化著，適合於當時人們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斷地進步。讀歷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義者在建設上的功績，也就不懂得革命主義者在建設上的恩惠。

江籐新平舉兵，西鄉隆盛舉兵，這兩件是最大的事。「神風連」的舉兵，前原一誠、越智彥四郎等在福岡的舉兵，這幾件算是小事。在社會的全部關係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從直發的原因看來，得意的志士，與失意的武士衝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種種問題的因子。可是大勢所趨，社會的歷史的因果律支配著，得意的終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謳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罵，這些謳歌唾罵，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當中存在著，然而普通的原因，還是在同情於失敗者的社會心理。如果木戶大久保失敗，江籐西鄉這一般人戰勝，就大勢看，如前面所說的，日本的維新事業，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於在主義上說，依然是二五等於十，軍國主義、資https://m.hetubook.com.com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個必然運命所產生的結果，決計不會有兩樣的。

同是一樣的「武士」受了「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的洗禮以後，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間接做生意發財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連，有一天無聊的時候，同了幾個朋友，到一個日本酒館喝酒，遇著一個氣度很好而智識也很豐富的歌妓，舉止言談，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問起她的家世來，原來是一個士族，她的父親，乃是從前尊王倒幕時代的有名戰士，在十年之亂的時候，隨著西鄉戰死的。可見這「武士」階級的當中，也就命運太不齊了。

日本東北，有一個藩國，叫做南部。南部藩裡的豪商，尾去澤銅山礦權所有者，名村井茂兵衛。因為一樁借款的事，替藩主墊了二萬五千兩金款。他們藩裡的規矩，藩主借民間的錢，不寫借字，要貸款人寫一個憑據給藩主。字據寫法也很奇怪，是「奉內借」的字樣。直譯出來，就是「奉內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還是借給藩主的呢？照文字上，當然也可以說是借藩主的。廢藩置縣以後，各藩的債權債務，都由中央政府繼承。這時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輔，就指定說這筆款子是村井茂兵衛所負的債務，要他籌還。村井哀訴苦辯，官府哪裡肯聽。村井沒法子，只得承認分五年償還，政府仍舊還是不理。過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澤銅山標賣，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岡田平藏買了去。後來村井不服，起了訴訟，這件案子，也落在江籐新平手裡，一定要徹底根究，辦井上馨這般人的罪。三條木戶極力袒護著，辦不下去。江籐新平為此辭職，後來僅輕輕地罰了幾個屬員，就算完了。尾去澤銅山，依舊是井上的東西。由井上賣給了三菱公司，發一筆財。又和岡田平藏益田孝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來，造成功財閥元老的基礎。這銅山是日本有名的銅礦，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曉得它的價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說是一件大寶貝了。

既然有了政黨，有了議院，和議院站在相對地位的政府，當然要想操縱議會，操縱政黨。操縱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壓迫，一個是收買。再從經營工商業的人一方面看，沒有政黨，沒有議院，一切運動，只要對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議院和政黨，他們拿著立法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非聯絡議員，買通政黨不可。從政黨本身看，政黨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權，不能夠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權。要掌握政權、接近和_圖_書政權，先要擴充黨勢。金錢這樣東西，當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黨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黨的必要，政黨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時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潔白的領袖和黨員，用不來卑劣手段、受不慣勢力壓迫，當然幹不了這樣勾當，自由黨之所以解體，原因完全在此。其後進步黨的基礎，也隨著自由黨的解體而動搖。最初成立兩大政黨的後身，都投降在官僚、軍閥的旗下。在「政治」這樣茫茫大海裡游來游去，打翻身，玩花頭的政客們，一定不是走官僚軍閥的路子，便是靠資本家的豢養，朝秦暮楚，總是為的「政權」「財權」。而且還得不著政權財權，只不過依靠政權財權，討得多少殘羹剩粥。強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這雖不是日本一國獨有的弊病，卻是在民權的基礎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尚未具備，僅靠著依附弄權過日子的日本政黨，這樣毛病，更是多極了。所以我說，政黨的生命，必須要維持一種堅實的獨立性。要具備革命性，才能夠維持真正的獨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卻，獨立性也就不能具備。什麼是革命性，什麼是獨立性呢？當然不外乎「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這三樣東西，更靠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幹部而存在。且看離開了板垣之後的自由黨，一變再變成了什麼樣子？政黨變成了股票交易所；政黨的幹部，變成了「掮客」的公會，而軍閥、官僚和商人，卻成了有財有勢的顧主。明治維新的末運，便由此現出來了。

有一個長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維新討幕的時候，和山縣有朋一樣都是做騎兵隊隊長。野村看見時代的趨向，漸漸從「刀」的勢力，變成「金錢」的勢力，於是棄官不做，想在商業上佔勢力。當時山縣有朋做陸軍大輔，因為同鄉同僚的關係，把國庫裡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萬元給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國人貿易。後來折了本，不得了，山縣沒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給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說：「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國去，實在調查，直接和消費市場發|生|關|系不可。」親自帶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後，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優迷住了，於是忘乎其形地大闊大用起來，弄成了新聞紙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電報回日本來，請政府調查和助的來歷。這個當口，剛巧做司法大輔的，是一個著名硬骨頭江籐新平。陸軍省裡，也有許多很恨長洲人的薩派軍官。種種方面的力量湊起來，挪用公款的事就發覺了。還算這個時候，西鄉隆盛出來調解，僅僅把一個管會計名叫船越衛的革職，完了這段公案。後來ｍ•heｔｕｂoｏｋ.ｃｏｍ•ｃom山縣知恩報恩，把船越提拔起來做樞密顧問官，又把他的女兒，嫁給船越的兒子。

大正三年的海軍受賄案，受有罪宣告的人，豈不是海軍部內的重要當局，和三井株式會社的重要當局嗎？為這一件事，三井費了許多錢，費了許多力量，運動減輕被告的罪名。海軍的財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執行猶豫。這一件案子正是證明「武士出身的墮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狽為奸的好資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和陸海軍當局的結托，沒有一個不和元老有密切關係。陸海軍機關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沒有不聯絡商家的。固然這種官商的結納，絕不盡都營私舞弊的，他的正面歷史，就是國力充實和文化的進步，不過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件事，也一樣是互相關聯，互相維持，沒有資本主義不維持軍國主義的，也沒有軍國主義能永遠避免官僚主義之發生的。就前面所舉這幾個重要案件看來，我們就可以曉得，當日本初發起維新運動的時代，那時腰插雙刀的武士裡面，確是迎著蓬蓬勃勃的民氣，出了不少的英傑。而一到了統一完成，國力鞏固的時代，從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開新路，投入民權運動，握權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國力依舊蒸蒸日上的緣故，全在歷史所造成之社會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過因為這一種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種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結納，就前面所說的事情，已經可以明白了。由民權運動而起之議會政治下面的政黨，他的前因後果如何呢？這個問題，也是研究日本問題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我們且把自由黨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始祖，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為民眾的幸福著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眾，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的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https://m.hetubook.com.com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著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裡有這樣的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沒有休止的。他晚年雖然絕對拋棄了政治活動，在很窮的境遇中，過他很嚴謹而虔誠的敬神生活，然而對於為民眾謀自由的努力，仍舊繼續著。看見日本政府對台灣那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認為這是人道所不許的，於是發起台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治台灣的法律，給台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他以八十幾歲的衰老身體，親自冒著大熱炎天，到台灣去宣傳。後來他一離台灣之後，日本的台灣總督，便把他發起的會所封了，辦事人拿了。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裡去一回，傷感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陞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我覺得日本這些慣講「食祿報恩主義」的人們，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從前名震一時的大井憲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華，更不用說是當然的了。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落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政治的毛病，同時也現出了。在這時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著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願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種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已隨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民眾的領袖，必須要時時刻刻，能夠順應著時代的要求，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奮鬥。失卻「天行健」的精神，萬不能希望事業成功，而拋棄了戰鬥的生活，只是作消極的隱遁，消極的勸告，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