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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那張戴著大圓眼鏡的臉龐，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與學生情婦在一起是何等幸福。這一刻，柬埔寨之行對他來說似乎變得既無意義又可笑。他為什麼要來呢？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他終於一次亦即永遠地發現了，他真實的生活，唯一真實的生活，既不是遊行也不是薩賓娜，還是這位戴眼鏡的姑娘。他終於發現，現實要多於夢境，大大地多於夢境。

美國人對如此奇特的反對很覺驚奇，但仍然微笑，默認這個會議是該用兩種語言進行的。於是，在會議重新召開之前，得找一個合適的譯員。隨後，每個句子都用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重複，使討論花了兩倍的時間，甚至還不止兩倍，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懂一些英語，他們不時打斷譯員的話來給他糾錯，對每一個字都爭議不休。

我不是說過嗎？把極左派變為極左派的就是這場偉大進軍的媚俗。媚俗的本性不是來自政治策略，而是源於某種想像、比喻以及辭彙。因而，打破慣例，去參加反對共產黨利益的進軍也是可能的，換一種說法倒是不可能。用拳頭去威脅越南軍隊是可能的，而要人們大喊「打倒共產主義」卻不可能。「打倒共產主義」是偉大進軍的敵人的口號，而任何想保住面子的人，都必須忠誠於自己媚俗的純潔。

男人們為難地笑笑，讓了步，不想挫傷這位著名長跑運動員取勝的決心，但女人們發出叫喊：「回到隊伍裡去！這不是明星的隊伍！」

他感到自己對這些人有一種興高采烈的仇恨。他們還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純真麼！他站在那裡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飛快地前後掃視，對付著兩個還沒倒下的歹徒。突然，他感到自己的頭挨了重重的一擊，立刻栽倒下去。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個地方，隨後他就被拋入空中，感到自己在沉落。又是狠狠的一擊，他失去了知覺。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裡，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裡，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弗蘭茨如此陶醉於偉大的進軍，這種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種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儘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圖。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鬍鬚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儘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褻瀆神明。

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極權統治的這種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和懷疑無補於事，他們也需要確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體的眼淚。

死了的弗蘭茨終於屬於他妻子了。他屬於她就像以前從沒屬於過她一樣。瑪尼爾．克勞迪料理了一切：她負責葬禮，送發通知，買花圈，還做了身黑喪服——事實上是結婚禮服。是呵，丈夫的葬禮是妻子真正的婚禮！這是她一生的作品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報償！

對這些電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釋就是：電影表現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實當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和弗蘭茨一起進舞廳的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感到受了輕視和侮辱。向柬埔寨進軍是他們的主意，可是這裡的這些美國人，像平常一樣恬不知恥，不但接管了領導權，而且是用英語接管的，殊不知丹麥人和法國人聽不懂他們的話。丹麥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曾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國佬便是唯一能進行抗議的歐洲人了。他們的原則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絕用英語抗議，而用母語法文向台上的美國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國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報以友好和贊同的微笑。到最後，法國人別無它法，只得用英語講出他們的反對意見：「有法國人參加，這個會為什麼用英語？」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面孔上也要現出令人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共產主義，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裡，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痴式的同義反覆（「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共產黨政治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托馬斯的兒子也屬於這同一類型。讓我們稱他為西蒙吧（他將會很高興有一個聖經裡的名字，像他父親一樣）。他期望的是托馬斯的眼光。但捲入請願運動的結果，是被大學趕了出來。總是陪他出門的姑娘，是一位鄉村牧師的姪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體農莊的拖拉機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親。他知道托馬斯也住在農村時，激動不已：命運使他們的生活對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氣給托馬斯寫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對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遊行者們走近大牆，踮起腳張望。弗蘭茨從兩個沙包的夾縫中向外看，想看個究竟，但什麼也看不到。他被一個攝影記者推開了，那人覺得自己更有權利得到這個位置。

弗蘭茨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偉大進軍的光榮居然會與進軍者的喜劇性虛榮打等號。他不能承認歐洲歷史高貴的喧囂會消失在無際的沉寂裡，不承認歷史與沉寂之間不再有任何區別。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證明偉大的進軍比大糞要重一些。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權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薩賓娜不斷接到那位悲哀的鄉下通信者的來信，直到她生命的終結。很多信一直沒有讀過，她對故土的興趣已越來越少。

她抗議，但他們不能理解她。

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年，是最可怕的史達林恐怖時期。當時特麗莎的父親由於鬼混而被捕，十歲的特麗莎被逐出家門。這也是二十歲的薩賓娜在美術學院上學的時候。在那裡，她的馬列教授向www.hetubook.com.com她解釋社會主義藝術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飛躍進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與壞的矛盾，而是好與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糞（那是無論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那一邊（比如說，在美國）」，像一些異己的東西（比如說特務），只有從那裡，從外部，才能打入這個「好與更好」的世界。

剛掛上電話，他馬上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後悔。真是，他關照了現實中的情婦，卻忽略了精神上的愛情。柬埔寨不是與薩賓娜的國家一樣嗎？一個被鄰國軍隊占領了的國家，一個已感受到俄國巨掌重壓的國家！剎那間，他覺得那位幾乎忘記了的朋友，是在根據薩賓娜的秘密吩咐與他聯絡的。

弗蘭茨，可親可愛的弗蘭茨，中年危機對他來說太受不了啦。是那個可悲的小丫頭把他拉入了情網。是呀，她甚至不怎麼好看（你們看見沒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鏡後面！），但是，一旦他們生米煮個半熟（我們說不准！），他們就會一片鮮肉也換靈魂的。只是當他妻子的，才知道他被這事坑苦了！純粹是道德折磨！他情緒很低沉，他是好心正派的人嘛。不然你能解釋他那癲勁？不要命地跑到亞洲的什麼地方去？他到那裡去是找死哩。是的，克勞迪知道這一點是絕對事實，弗蘭茨是有意識去尋死的。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他要死了，沒有必要說謊。她是他所唯一需要的人。他不能說話，但他是怎樣用眼睛表達對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請求她原諒。而她原諒了他。

直到一九八〇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史達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史達林的兒子把廁所弄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儘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乾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史達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柬埔寨近來一直遍佈美國炸彈，一場內戰，使這個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後，它被相鄰的越南所占領。而越南純粹是蘇聯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飢荒的折磨，缺醫少藥的人們正在死去。一個國際醫療機構再三要求允許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門外。現在的辦法是，讓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識分子開到柬埔寨邊境，用這種世界人民眾目睽睽之下的壯觀表演，迫使占領軍允許醫生入境。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第一類人期望著無數隱名的眼光，換句話說，是期待著公眾的目光。德國歌手、美國女演員，甚至那位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輯，就是這種類型。他習慣了他的讀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報紙，沒有什麼能取代那些隱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氣頓時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將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識到有人不斷跟蹤他，竊聽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給他拍照，於是，隱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開始對著牆裡的麥克風作戲劇性的演說，在警察那裡找到了失卻多時的公眾。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與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兒子一塊兒過。那麼，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麼地方繼續。一曲關於兩個閃光窗口及其窗後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但是，人們在這裡證明不出任何東西。天平的一個盤子裡放著大糞，另一個盤子裡是史達林之子投入的整個身軀，天平還是一動不動。

此刻，戴眼鏡的姑娘從他腦海中消逝了。薩賓娜盯著他，那個肩負偉大命運的非現實的薩賓娜，那個使弗蘭茨感到如此渺小的薩賓娜。她氣憤而不滿，震怒的目光射進了他的身體：他曾經看過這種目光嗎？其他人曾經辱罵過他這種愚蠢的好心腸嗎？

史達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史達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突然，那人旁邊又出現了兩位，其中一個用英語向他要錢。

由於意見不一，也有各種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

一句獻辭：漫漫迷途終有回歸。

如此等等。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美國女演員從未聽說過他，但她剛經過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過去。歌唱家換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她被這首歌打動，但並不對這種感情過於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裡！），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像薩賓娜生活中那關於兩個閃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黨的票？恐怕他什麼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裡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種夢。

弗蘭茨看著他那位從巴黎大學來的朋友舉起了拳頭，威脅著對岸的靜寂。

突然，一位法國語言學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極難聽的英語）說：「這是一隻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驚險表演！」

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講了這麼多，我想只有一種說法可以解釋這位法國醫生與那位美國女演員之間的誤解：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女演員想像中，對方不是妒嫉便是得了厭女症。事實上，那個法國醫生只不過表現了一種訓練有素的美學敏感：那些詞彙，像「卡特總統和*圖*書」、「我們的傳統價值」以及「共產黨的殘暴」等等，都是美國的媚俗產物，與這場偉大進軍的媚俗毫無關係。

女演員的手被語言學教授的手緊緊鎖住，無法掙脫。「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她（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遊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裡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職責！」

美國女演員聽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大無畏的女演員仍然一往無前，五名攝影記者和兩名攝影師尾隨其後。

「Merde!」語言學教授（用地道的法語）說。

上天之靈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如果他參加這次進軍，薩賓娜會從上面驚喜地看著他，會明白他還保持了對她的忠誠。

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麼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裡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她是在紐約遇見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愛畫，身邊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伴，住在一棟鄉間房舍裡。正對著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間舊馬廄。他為薩賓娜把馬廄改建成畫室，而且每天都目隨薩賓娜的畫筆運行，直到黃昏。

他的話裡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裡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譯員用擴音器進行第三次喊話。

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面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那老頭死了，薩賓娜遷往西方更遠的地方，遷往加利弗尼亞，更遠離了自己出生的故國。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像他。

歌手和演員都嚇壞了，動也不敢動，舉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濺滿的鮮血使他們每一個驚恐萬分。他們又提心吊膽地向上看了幾眼，才開始隱隱地微笑。他們心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自豪，一種他們從未領略過的自豪：已經有人為他們的旗子奉獻了鮮血。他們再一次加入了進軍的行列。

貝多芬留下了什麼？

一位長著小紅鬍子的法國年輕醫生，跳出來吼道：「我們到這兒來是救死扶傷，不是來向卡特總統致敬！別把這兒變成美國宣傳的馬戲場啦！我們不是來反共！我們是來這兒救命！」

弗蘭茨是對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為赦免政治犯組織請願的布拉格編輯來。他完全知道他的請願對那些囚犯毫無幫助，他真正的目標不是解放囚犯，而是為了表現那些無所畏懼者的存在。那樣做，也是演戲。但是他沒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戲與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是在演戲與完全無行動之間進行選擇。在有些情勢之中，人們給判決了只能演戲。他們與啞默力量的鬥爭（河那邊的啞默力量，牆裡化為啞默竊聽器的警察），是一個劇團對軍隊的進攻。

他們立即被新的攝影記者和攝影師所包圍。一位著名的美國攝影記者為了把他們的臉和旗子一起塞進鏡頭，頗費了些周折。旗杆太長，他往身後的稻田移了幾步，竟踏響了一個地雷。轟然一聲爆炸，他的身體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飛舞，一片血雨浴洗著歐洲的知識分子們。

那以後，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後，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離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語言學教授終於放開了美國女演員的手腕。那位有黑鬍子和白旗子的德國流行歌手，叫了聲女演員的名字。

最後是第四類，這一類人最少。他們是夢想家，生活在想像中某一雙遠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說弗蘭茨吧，他去柬埔寨邊境只是為了薩賓娜，當汽車沿著泰國公路顛簸行進時，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著自己。

托馬斯留下了什麼？

早上，他們又爬回汽車。在離邊境約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車輛都禁止行駛，過邊境只能通過一條重兵把守的狹窄要道。車停了，法國小分隊從車上湧下來，再一次發現美國人又占了他們的上風，組成了遊行的先頭部隊。關鍵時刻到了。譯員又給叫了來，接著是長久的爭吵。最後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遊行隊伍由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譯員領先，接下來是醫生，再後面是餘下來的人群。那位美國女演員壓陣。

她一生都宣稱媚俗是死敵，但實際上她難道就不曾有過媚俗嗎？她的媚俗是關於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麼安寧，那麼靜謐，那麼和諧，由一位可愛的母親和一位聰慧的父親掌管。這種幻覺是雙親死後她腦子裡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夢，她就越是對這夢境的魔力表現出敏感。當她看到傷感影片中忘恩負義的女兒終於擁抱無人關心的蒼蒼老父，每當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濛暮色投照出光輝，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淚水。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萬民留下了什麼？

特麗莎的夢揭示了媚俗的真實作用：媚俗是一道為掩蓋死亡而關起來的屏幕。

「該回家了。」他終於看了看錶。

第二天早晨，他們乘公共汽車橫越泰國去柬埔寨邊境，晚上在一個小村子裡歇息，租了幾間吊腳樓的房子。週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們住在樓上，把他們的豬關在樓下。弗蘭茨和另外四個教授住一間房子，遠遠傳來豬的呼嚕，近處卻有著名數學家的鼾聲。

他在日內瓦的醫院裡醒過來，瑪尼爾．克勞迪靠在他的床頭。他想告訴她，她沒有權利來這裡。他要他們把那戴眼鏡的姑娘送來，他腦子裡只想著她。他想大聲喊出，除她之外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呆在他身邊。但他可怕地發現自己已不能說話。他帶著無限的仇恨仰望著克勞迪，想避開她轉過身去。但他無法移動身子。頭呢？也許行？不，他連頭也動彈不得。他閤上雙眼不看她。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麼？上帝？人類？鬥爭？愛情？男人？女人？

事實上，在那最嚴酷的時代，蘇聯電影在所有「好與更好」的國家泛濫。電影中充滿了不可信的純潔和高雅。兩個蘇聯人之間可以出現的最大衝突，無非是情人的誤會：他以為她不再愛他：她以為他不再愛她。但在最後一幕，兩人都投入對方的懷抱，幸福的熱淚在臉上流淌。

落在最後的美國女演員，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黯然失色的壓陣者地位，決定發起進攻。她全速向隊伍前面跑去，就像一位參加五千米長跑比賽的運動員，開始為了節省體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後面，現在突然奮力向前，開始把對手一個接一個地甩下。

一天，有些朋友從巴黎給他打電話，他們計劃向柬埔寨進軍，邀請他參加。

弗蘭茨看看m.hetubook.com.com後面，七位攝影師棲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頂架上，眼盯著對岸，像一群巨形的烏鴉。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裡，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裡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他走到街上時，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著薩賓娜，感到她在看著自己。每當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視，便開始懷疑自己：他從來就不知道薩賓娜想些什麼。現在，這種懷疑也使他不舒服。她會嘲弄他嗎？她把他對她的崇拜視為愚蠢嗎？她是想告訴他，現在他該長大了，該把全部身心交給薩賓娜賜給他的情婦嗎？

現在，他對自己很滿意。薩賓娜的眼睛仍然看著他，她再也不會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卻了！弗蘭茨已經拋棄了柔弱和傷感！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裡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面，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里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願意，就可以像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里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

於是，有一天她寫了一份遺囑，請求把她的屍體火化，骨灰撒入空中。特麗莎與托馬斯的死顯示著重，她想用自己的死來表明輕，她將比大氣還輕。正如巴門尼德曾經指出的，消極會變成積極。

德國一個政治組織曾為薩賓娜舉辦過一次畫展。她打開目錄，第一張圖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畫了一些鐵絲網。她在照片旁邊，還發現了一份讀上去像某位聖女或某位烈士的小傳：她遭受過極大的痛苦，為反對不義而鬥爭，被迫放棄了正在流血的家園，卻繼續在鬥爭著。「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鬥爭」，文章以這句話而告結束。

這時，走在隊伍前面的譯員把一個大擴音器舉到了嘴邊，用高棉語向對岸喊起話來：這些人都是醫生，他們要求獲得允許進入柬埔寨國境，提供醫務援助：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純粹是出於對人類生命的關心。

來自對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絕對的沉寂使每個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機在繼續咔咔響，聽起來像一隻異國的蟲子在唱歌。

弗蘭茨環顧四周，河對岸的沉默像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臉上，連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國女演員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憑借突然的敏悟，弗蘭茨看到了他們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離開他們，也沒有嘲諷的興致，內心中升起一種感情，像我們對被判罪者的無限憐愛。是的，偉大的進軍即將完結，可弗蘭茨能因此而背叛它嗎？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盡頭嗎？在這些陪伴著勇敢的醫生走向邊境的一群人當中，他要嘲笑誰的表現癖呢？他們這些人除了表演還能做什麼呢？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一道緊鎖的眉頭，一頭未必真實的長髮，一個陰鬱的聲音在吟咏「非如此不可！」

參議員怎麼知道孩子就意味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並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麼？

她賣畫沒有什麼難處。她愛美國，但只從表面上愛，表層下面的一切對她都是異己的。腳下的泥土裡沒有爺爺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關進墳墓，沉入美國的土地。

那麼，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Kitsch（媚俗作態）」。

弗蘭茨有種突如其來的感覺：偉大的進軍就要完了。歐洲被寂靜的邊界包圍著，發生偉大進軍的空間，現在不過是這顆星球中部的一個小小舞台。曾經急切擠向這個舞台的觀眾早就離去了，偉大的進軍在孤寂中進行，沒有了觀眾。是的，弗蘭茨自言自語，儘管世界是冷漠的，但偉大的進軍還在繼續，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轟轟烈烈：昨天反對美國占領越南，今天反對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擁護以色列，今天擁護巴勒斯坦；昨天擁護古巴，明天反對古巴——而且總是反對美國；時而反對大屠殺，時而又支持另一場大屠殺；歐洲在前進，且趕上了眾多的熱鬧，一個也沒拉下。它的步子越來越快，到最後，偉大的進軍成了催促人們迅跑的疾駛飛奔，舞台正在越來越縮小，某一天終將變成一個沒有空間向度的圓點。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蘭茨的沮喪突然變成了憤怒。他就在這裡，站在泰柬邊境界橋僅僅幾步遠的地方：心中騰起一種要衝上橋去的不可阻擋的慾念。他想仰天痛罵，然後在震天動地的機槍掃射聲中死去。

薩賓娜對共產主義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麼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面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再就是第三類人，他們需要經常面對他們所愛的人的眼睛。他們和第一類人同樣都置身於危險處境，某一天，他們愛著的人兒閉上雙眼，他們的空間將進入黑暗。特麗莎和托馬斯就屬於第三類。

他馬上得到另外幾個法國人的響應。譯員害怕了，不敢把他們的話翻譯出來。於是樂台上的二十個美國人滿臉笑容，好意地看著他們，一再點頭表示贊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頭舉向空中，他知道歐洲人在眾人同樂時，是喜歡揮舉拳頭的。

當那個被稱為蘇聯的國家的罪惡已達到登峰造極之時，每個極左派面臨兩種選擇：要不就唾棄自己原來的選擇而不再前進，要不（多少有點忸怩不安地）就重新把蘇聯認定為偉大進軍中的一個障礙，而一往無前。

現在他們三人一起吃晚飯。老太太把薩賓娜喚作「我的女兒」，但一切跡象都會使人導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薩賓娜倒是母親，而她的這兩個孩子喜歡她，崇拜她，願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一位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站起來發言，使會議達到了高潮。就因為她，更多的攝影記者和攝影師湧進了大廳，用照相機的咔嚓聲伴隨她發出的每一個音節。女演員談到了受難的兒童，共產黨專政的殘暴，人權的保障，當前對文明社會價值的威脅，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還談到卡特總統，說他對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她結束發言時，已是熱淚盈眶。

一條碑文：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和*圖*書，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裡，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凡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現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

史達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史達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史達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

無論什麼時候，西蒙回想起他與父親見面的那一天，就為自己當時的怯場而羞愧。父親不可能喜歡他，在他這一方面，他喜歡父親。他記得他們的每一句話，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看出這些話是何等正確。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句是：「懲罰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麼的人是殘暴的。」當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聖經交到他手，耶穌的一句話特別震動了他：「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他知道父親是無宗教信仰者，但從這兩段相似的話中，他看到了一種暗示：父親同意他選定的道路。

媚俗引起兩種前後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長長的遊行隊伍此起彼伏，攝影記者和攝影師搶拍鏡頭，嘩嘩地擺弄著他們的設備，飛快地衝到隊伍前面，停一停，又緩緩向後退著，不時單腿跪下，然後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遠的地方。他們不時喚著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覺地轉向他們的方向，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按下快門。

他與那位大下巴編輯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編輯的命運使他想起了父親。那編輯從未聽說過托馬斯，關於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給忘了。是西蒙向他談到這篇文章，求他去勸說托馬斯在請願書上簽名。編輯同意了，因為他希望為這個他喜歡的孩子做點好事。

薩賓娜總是反感這些解釋。只要一想到蘇式媚俗的世界行將成為現實，就感到背上一陣發麻。她毫不猶豫地願意選擇真正的共產黨專制下那種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現實生活，這種現實生活還是能過下去的。如果在那種理想式的現實世界裡，那些白痴們咧嘴傻笑的世界裡，她將無話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會被嚇死。

汽車在曼谷旅館前停下來。人們再也不想主持會議了。他們成群結伙任意去觀光，有些出發去寺廟，另一些去妓院。弗蘭茨在巴黎大學的朋友建議他們一起消磨夜晚，但他更願意一人獨處。

他一接到集體農莊主席打來的電報，就跨上摩托車，及時趕到那裡安排了葬禮。他選定了一句獻辭，將要刻到墓碑上的父親名字之下：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他在母親身邊一直住到十八歲，完成了中專學業，隨後去布拉格讀大學。那時的托馬斯是個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幾個小時，想撞見托馬斯，但托馬斯從未停下步來跟他說說話。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她站在畫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後椅子上的老人，仔細觀察著她的每一筆觸。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一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什麼聲音傳來了。人們放慢步子朝後看。

弗蘭茨前面約十五英呎處，是一位著名的德國詩人兼流行歌手，已為和平寫了九百三十首反戰歌曲。他帶來一根長杆子，挑一面白旗，襯托出自己全黑的鬍子，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客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你是說共產主義不迫害現代藝術嗎？

國界線就是一條小河。沿河有長長一道約六英呎高的牆，擋住了河。牆邊堆滿了保護泰國狙擊手的沙包。牆垣只有一個缺口，一座橋從那裡橫跨小河。越南軍隊就駐守在橋的那一邊，但他們的位置也完全偽裝起來了，也看不見。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這座橋，看不見的越南人就會開火。

參議員只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牴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裡，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道路狹窄，而且沿途有佈雷區，加上有路障——環繞著鐵絲網的兩個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單行穿過。

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被認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據各自聲稱的理論原則給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義都完全不可能。這不足為奇：政治運動並不怎麼依賴於理想性態度，倒更依賴於思想、印象、言詞以及模式，依賴於它們綜合而成的這種或那種政治媚俗。

在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裡，所有答案那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因此，媚俗極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舞台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後面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薩賓娜向特麗莎解釋自己畫作的準確意義：表面上是明白無誤的謊言，底下卻透出神秘莫測的真理。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骯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麼？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麼？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麼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向度，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史達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向度的世界裡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像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十年後（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後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m•hetｕbooｋ•cｏm.com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裡，「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埃里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的神學辯解要害。只要人獲准留在天堂，他或者（像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面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意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突然，一個身影從昏昏夜色中閃出來，用他聽不懂的語言講了些什麼。他朝攔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驚卻充滿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語氣咕咕噥噥。他想要說什麼？他像是邀請弗蘭茨去一個什麼地方，拉著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蘭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幫助，也許在他這次來的整個旅途中，他就有某種意識，難道他不是被叫來幫助什麼人的嗎？

她這個也即將進入老年的人，像一個小女孩那樣找回了曾被奪走的父母嗎？她終於找回了她自己從未有過的孩子嗎？

戴眼鏡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攙扶，站在後面的一個地方。由於吞服了大量的藥片，加上強忍哭泣，使她在葬禮結束之前就痙攣起來。她按住腹部，搖搖晃晃向前傾倒，朋友只好扶著她離開了墓地。

弗蘭茨與西蒙是這部小說的夢想家。與弗蘭茨不同，西蒙從不喜歡他的母親，從孩提時代起，他就在尋找父親。他願意相信父親是某種不義的犧牲品，並以此解釋父親後來施加與他的不義。他從不生父親的氣，從不願意與那位不斷中傷父親的母親有什麼聯合行動。

「請別動！」一位攝影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著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弗蘭茨沒有讓自己挨槍子，只是垂著頭，與其他人一道，成單行，走向汽車。

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主義專政？是反對消費社會還是要求擴大生產？是斷頭台還是廢除死刑？這一切都離題甚遠。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

牧師非常理解這一切，他在葬禮禱詞中談到，這是一種真正的婚姻之愛，這種愛經歷了多次考驗，將為死者留下一塊平靜的天國，死者在瞑目之時就返歸這個天國去了。那位弗蘭茨的同事，應克勞迪之邀來此作墓前祈禱演說，也首先向死者這位勇敢的妻子致敬。

他完全知道，父親說話不會用這些詞語，但他斷定這句話表達了父親的真實思想。上帝的天國即正義。托馬斯期望一個由正義統治的世界。難道西蒙沒有權利用自己的語言來描繪父親的生命嗎？他當然有：自渾沌遠古以來，子孫後代不是都有這種權利嗎？

飛機在曼谷著陸。四百七十名醫生、知識分子以及記者擠進了一家國際飯店的大舞廳。那兒聚集著更多的醫生、演員、歌唱家、語言學專家，還有數百名帶有筆記本、錄音機、照相機以及攝影機的記者。樂台上約莫二十個美國人坐在一條長桌邊上，正在主持各項事宜。

他把手臂從那人手中掙開，又被那人揪住了袖子。他記得薩賓娜總是羨慕他的體力。他接過了另一個人揮來的一拳，緊緊掐住，以一個極漂亮的角力翻身動作把對方從他肩上扔過去了。

給弗蘭茨打電話的人，曾在巴黎街頭與他一同遊行。一開始，弗蘭茨被這個邀請弄得歡喜若狂，隨後，眼光落在房子那邊扶手椅裡的學生情婦身上。對方仰視著他，眼鏡的大圓鏡片把她的眼睛擴大了。弗蘭茨感到這雙眼睛在乞求自己別去。他歉疚地謝絕了邀請。

弗蘭茨這種突然的慾念使我們想起了一些東西，是的，使我們想起了史達林的兒子。當他不忍再看到人類生存的兩極互相靠近得瞬間可及的程度，當他發現崇高與卑賤、天使與蒼蠅、上帝與大糞之間再無任何區別，便一頭闖到鐵絲電網上觸電身亡了。

「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回答。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聽說父親以前的一位情婦住在法國，並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極其需要想像中的眼睛追隨著自己的生命，於是間或給她寫一些長長的信。

「kitsch」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覆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譯員又一次用擴音器喊話，回答仍然是無邊無際無止無盡的冷寂。

那些極其需要被許多熟悉眼睛看著的人，組成了第二類。他們是雞尾酒會與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們比第一類人快活。第一類人失去公眾時就覺得熄滅了生命之光，而這種情況對幾乎他們所有人來說是遲早要發生的。然而在第二類人這一方面，他們能夠總是與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瑪尼爾．克勞迪及其女兒就屬於這一類。

蘇式媚俗給薩賓娜的感覺，非常像特麗莎夢中所經歷的恐怖一樣震動了我。特麗莎與一群裸體女人繞著游泳池行進，被迫高興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具具屍體。特麗莎不能對任何女人提一個問題，說一個字，唯一能夠做出的反應，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對她們任何人偷偷眨眼，她們會立即向那個游泳池上籃子裡的男人指出她來，他將把她槍斃。

「要是我參加進軍，你會非常不安嗎？」他問戴眼鏡的姑娘。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離開都看成損失，但事事都依他。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她放下調色板，去衛生間洗手。老人也使自己從椅子裡站起來，去拿斜靠在桌邊的拐杖。畫室的門通向外邊的草地。天已漸漸落黑了，五十英呎開外，是一棟白色的隔板房，一樣的窗口亮著燈光。薩賓娜被這兩個光輝投照著暮色的窗口感動了。

弗蘭茨留下了什麼？

一個美國女演員抱著一個亞洲兒童的巨幅照片。

我們都需要有人看著我們。根據我們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們分成四種類型。

〈漫漫迷途終有回歸〉，這是刻在弗蘭茨墓前石碑上的獻辭。它能用宗教語言來解釋：我們凡間生命存在的漫遊，就是向上帝懷抱的回歸。可知內情的人知道，這句話還有完全世俗的意義。的確，瑪尼爾．克勞迪天天都談起這事：

大約在他下農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馬斯的信，邀請他去看看。他們的聚會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輕鬆，一點也不結巴。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互相並不十分了解。約四個月之後，他收到一份電報，說托馬斯與妻子喪生在一輛貨車之下。

既然共產黨總被人們看成左派的領域，極左派知識分子怎麼會參加反對共產黨利益的進軍呢？（因為那位長小鬍子的醫生只可能是一位極左派知識分子。）

幾天後，他與二十名醫生，以及大約五十位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員以及市長），還有四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噴射飛機，從巴黎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