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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太麻煩了。」我說。

我們坐在一家小小的樓上茶店裡，一個我覺得很髒的地方。我看到女招待從一張桌子上拿過幾個茶杯，用冷水洗了一下，就上滿茶，遞給我們了。我不得不用熱茶把茶杯泡了兩遍。也給吉米的茶杯泡了兩下。你瞧，還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擔心他的胃了。

我聽著，沒說什麼。新阿嬸說完，嘆了口氣，「我曉得和你爭也沒用。好吧，我攔不住你，至少你不要讓我挑擔子！」她在床上扔了一張紙條，就走了。上面有地址，還寫了坐幾路車，找哪條巷。

我竭力不向兩邊看，我的眼睛盯住路中間。別看，走吧。

我們靜靜地喝了一會兒。然後他向我問起了文福，「他還在用那個猶大的名字嗎？」

「每天？」

當然，我心裡還是不斷在想茶室對面的那個小書店。我彷彿看到吉米．路易正在翻書，一面不耐煩地看著手錶。我想租一輛出租車。然後我想像吉米．路易又看了一下手錶，然後離開了書店。我決定不忙著去趕肯定已經無人等的約會。於是我壓下我的希望，等公共汽車。

我尋思，這個名字，雯妮，好像很熟悉。你瞧，我還以為他在說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拚命回想著。

我心裡想，這不是高興，這是一個藉口！在中國，人們都喜歡用這種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慮自己的問題了。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況就完全兩樣了。可我沒有這種出走的希望。

我笑起來了，然後又假裝責備他，「你太壞了。我丈夫很生我的氣。」

「是在修船，」老阿妹又加了句，「但他們不久就要上大學去讀書了。」

真的，他就是這麼說的。他可以選擇這四個姑娘中的任何一位，她們個個天真年輕，都沒結過婚。但是他看中了我。你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嗎？

淡若離開後，新阿嬸說，「花生從婆家跑出來了。她跟一幫壞人混在一起，那幫人說什麼要幫助女人脫離封建婚姻。」

「實際上，不是他們自己在修船，」老阿嬸說，「他把鐵帶給其他工人。一個裝料，另一個推手推車，工作很辛苦的。」

等房間裡只剩下我們兩個的時候，她開始長篇大論地跟我講了花生的事，好像我還想去看她，好像她的錯全是我造成的。

看著這一切，聽著她們說家裡發生的變故，我怎麼能責備老阿嬸和新阿嬸給我撮合了這麼一門親事呢？我怎麼能要求她們幫我擺脫我的痛苦的生活呢？不，我不能向她們提這個要求。

就在這時候，我明白了，所有這些故事都是編出來的，只不過是故事罷了。像花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我曾經為我母親想像過一個不幸的結局。像花生那樣，我曾經被這些悲慘的故事所嚇倒。但看看實際發生的情形，它並沒有阻止災難落在我的頭上。恰恰相反。於是我就這樣想：也許我母親現在生活得很幸福！或許我也還能找到同樣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已經那麼大了！他們在幹什麼？上名牌大學了嗎？」

「你怎麼樣？」我問，「回家後，你家裡好嗎？你妻子和孩子想你嗎？」

什麼？這男人在說些什麼呀？

「很有魅力，也很有風度。」我說，「那麼多姑娘任你挑，眼睛都看花了吧，你看中了哪一位呢？」

我已經跟你講過一點花生的情況，她愛各種各樣的舒服享受，只留意漂亮的服裝和臉上的粉霜。她總是喜歡趕時髦，可她自己心裡又沒個輒。所以當汽車越開越遠，一直開到城區最糟的地段，你就可以想像出，我心裡是怎麼想的了。

「當然，她丈夫就把她休了。哼！他幹麼還要她回來？」老阿嬸說，「然後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報上登了聲明，說：『我宣佈和江華珍這個私奔的妻子脫離夫妻關係。』你那可憐的叔叔，正在吃中飯的時候看到了這個聲明，一下子被一塊小蘿蔔卡住喉嚨，差一點就嗆死了。」

每天我都和老阿嬸新阿嬸一起上市場。每天我都買些昂貴的蔬菜和肉類，我知道她們已經很長時間沒吃這種東西了。每天我和新阿嬸都要在攤販面前大聲爭吵，搶著付錢。每天都是我付的錢。

我弄不懂為什麼那麼多學生、作家和藝術家都喜歡住這兒。或許他們覺得這兒比較浪漫——要是你沒東西吃，可以吃人家的思想。這兒妓|女也很多，但檔次https://m.hetubook.com.com沒南京路上那些住在夜總會裡的妓|女高。這些女人被稱為「路邊夫人」。好像每走幾步，就能看到一家只有三條板凳的飯店，或是一家和門面同樣寬的酒店，或是一架陡梯，通向二層樓上的茶室。

老阿嬸和新阿嬸拍拍他的頭，笑著說，「你最近的來信中好像沒說起他新年才六歲。怎麼可能呢？他聰明得很。瞧瞧他的眼睛，跟小功一個樣。」

你也許會想，既然日本人佔領上海那麼多年，這兒應該是城裡最好的地段。當然有些地段還不錯。但大部分地區的房子都是戰前造的，我覺得這兒臭氣熏天，垃圾遍地，擁擠不堪。你要是問我的印象，我只能說這兒比華人區只好了一點點。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也許是頑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這樣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東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然後我進了一條滿是小攤販的街上，很多人在賣舊書、舊地圖、舊雜誌——有歷史的、言情的、詩歌的、政治的。

是的，是的，就是你父親！就有這麼巧，五年後，我們的過去和未來在上海一條陌生的街上碰撞在一起了。你能想像得到嗎？要是我不去看花生，要是我不停下來看一本傻雜誌，要是他不是正在找一張報紙——一分鐘後，我們的生活就會擦肩而過。我問你，這不是命又是什麼？

淡若搖搖頭。

「一個十九，一個二十！」新阿嬸說。

突然，新阿嬸又出現在門口。「可不能讓你老阿嬸知道這東西是我給你的。」她悄悄說了句，又走了。於是我就知道她自己已經偷偷地去看過花生。

「不麻煩。我每天到這兒來找報紙。」

淡若上前一步，把我買的禮物，幾克很珍貴的人參送給老阿嬸。「給您的。」淡若說。他皺了皺眉頭，然後想起他該說的話：「祝您長命百歲。」他又皺了皺眉。「身體永遠健康。」他又加了句。他又皺了皺眉頭，然後轉過頭來問我：「說完了嗎？」我點點頭。

我們在那兒不期而遇後，就站著說了一會兒客氣話。然後吉米．路易——早年我還是連名帶姓叫他吉米．路易，像中國人似的——請我到馬路對面的茶店裡喝點茶，坐下歇會兒。我同意了，但只是出於禮貌。事實上，我沒想到事情就從這兒開始了。

你幹麼要用這種方式比較？這種思路只會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會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擁有更好的東西。

當我帶著淡若終於到達崇明島的時候，已經過了一九四六年的新年了。

老阿嬸和新阿嬸互相看看，好像在考慮怎麼回答才好。「他們眼下在造船廠幹活，就從那條路下去。」小嬸嬸終於說。

等我趕到山陰路的時候，已經快到中午了。我強迫自己慢慢地平靜地走過去。快走到書店門口的時候，我又強迫自己不抬頭看。一直走吧，走吧。

「最好明天再來看她。」吉米．路易建議。

出於禮貌，我和淡若在我叔叔家住了兩星期。住少的話，他們會以為我不把他們放在眼裡。在到島上來之前，我已經去過銀行，把剩下的所有陪嫁錢全取出來了。我已經告訴過你，戰後中國的鈔票已經不值錢了。我記得我大約還剩下兩千元錢，當時只值兩百美元。我就用這筆錢來款待我的親戚朋友。

海倫說，艾德娜剛剛發現她的一個兒子有精神問題。是艾德娜的兒子有問題，不是海倫的。儘管海倫說她總是替弗蘭克擔心，前途沒有把握。可她一聽到艾德娜的兒子有問題，心裡就好過多了。說到弗蘭克，不是說到艾德娜的兒子，她說，「我至少該高興，不用為我們家裡的人操這份心。」

然後我認出了他的嗓音，這個華裔美國軍人，吉米．路易，就是他給我起名為雯妮的。

「哼！她可不是封建婚姻！」老阿嬸說，「她是自己答應的。她想嫁人！那些幫助她的人沒對她說實話，至少一開頭沒對她說實話。要曉得這樣，她小的時候我真該多給她吃幾個巴掌。」

「那麼明天我在馬路對面的書店裡等你，然後和你一起去，保證你的安全。」他說。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老阿嬸含著眼淚說，「可不要告訴別人。」

「你的這位老阿嬸，」她寫道，「一見那男的站在門口，就擔心得要命，差點把信撕成兩半。你怎麼能說只https://m.hetubook.com.com不過是小毛病，不要緊呢？身體好總是最要緊的，大家的身體都很好，不像繆太太。你可記得她，就是給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發生在上個禮拜。她站了一會兒，說是有個蒼蠅纏著她，過一會人就躺地上起不來了。真是作孽呀。後來繆太太的先生下樓去打電話請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線路全佔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沒用。於是他跑出門外，衝一個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給錢。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賽馬場上的馬一樣，這是隔壁的女人說的。誰知道郎中幹麼拖這麼久哪？誰知道他在給誰治病哪？反正不是給我。過了兩三個鐘頭，郎中總算進了繆家大門。你猜他看見什麼來著？繆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經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為老婆死了，給嚇死的。她沒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訴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們該修修電話了。打仗那會兒，電話不靈了。那會兒你叔叔在廠裡，我正想給他打電話呢，可就是不通。這會兒你叔叔說，誰要電話呀？我的身體不大好，他是曉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會怎麼樣？雯雯，不要為我擔心，但你要是來這兒，千萬跟你叔叔講，阿姨說得是，該修修電話了。你要問他，哪個要緊，是電話，還是老婆？我說了，身體最要緊。你快來。要是發冷，就吃點熱東西，要是發熱，就吃點冷東西。什麼時候來寫信告訴我。現在我得打住，參加繆先生的葬禮去了。問大家好。」

大房子已經破敗了，牆上的石灰剝落，地板也開裂了，露出下面的爛泥。床中間全都深深地陷下去了，也沒錢把棕繃繃緊一下。但最使我傷心的還是那個暖房。

打那以後我就不說什麼了。我怎麼能告訴你父親，說我對他並不是一見鍾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會上。我不知道有那麼一種瞬間產生的感情，又怎麼能感覺得到呢？當然，當我第二次和他不期而遇的時候，我對他的愛情很快就產生了。

實際上，我一見到叔叔走路的樣子就覺得他和我父親實在太像了。他們的神志同樣恍惚，性格同樣懦弱。他們的眼神遲鈍，在聽取別人的意見時，自己拿不定主意。這使我想到他們倆在這方面總是那麼相似。那麼多年來，他們只是裝出當家的樣子，當他們不知道說什麼好的時候就大聲吼叫，當他們自己害怕的時候就恐嚇別人。

過了一會兒，老阿嬸進門了。「我要請你幫我一個忙。」她說著把一個小包裹放在床上，「這東西我是很久以前從一個朋友那兒借的。我從來沒還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你抽得出空，興許可以帶給她。」包裹上的地址跟新阿嬸給我的地址一模一樣，還有個名字「李小姐」。

我們沒說話。他拉住我的手，緊緊地握著不放。我們兩個站在路上，我們的眼睛被歡樂的眼淚打濕了。無需開口，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你父親仍堅持，我們倆一見鍾情，這就是我們倆的意志合在一起，互相尋找對方的原因。

有一次在去市場的路上，我終於告訴我的嬸嬸們，我想見見花生。

新阿嬸解釋說：「她的影響還是很不好，就像一個得了傳染病的人。所以你不能去看她。」

過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嬸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腳的中文寫的。像胡蘭一樣，老阿嬸沒上過學。她直到長大後才學會寫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學的那種正規的寫法。她不知道怎麼遣字造句，而是心裡怎麼想就怎麼說。

這個問題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麼決定的嗎？我還是想離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讓月亮為我作證，對自己發了誓。

我已經跟你說過，小時候我的嬸嬸們是怎麼對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為她們不怎麼關心我，她們把我看作是討厭鬼，一個白吃飯的。我一直以為我對她們也是沒有強烈的感情的。我幹麼要去？

我在山陰路下了車，然後不得不從這兒走進小汽車都開不進的狹弄裡，那裡擠滿了自行車、三輪車和手推車。她住在日本區，那兒的建築七拐八彎，就像一條長龍似的。所有的建築看上去全差不多，都是帶尖頂的兩層磚房。這些弄堂裡沒有人行道，小路上到處是煤灰和痰。

老阿嬸在我的臉和圖書上摸了又摸，跟我說，「哎！哎！瞧你，又白又瘦！這孩子，不會就是你的兒子吧，已經這麼大了？」

「這是我的工作呀。」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來了，心中又高興又激動。我想我的生活好像要有所變化了。我不知道究竟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但肯定是要有所變化了。

「不可能，」新阿嬸馬上說，「太危險了。」

現在我得打住了。因為我每次回想到這裡，就忍不住要獨自哭一會兒。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事當初叫我那麼高興，現在又叫我那麼傷心。也許最美好的回憶就是這樣的。

但生活就是這麼奇怪，它能讓你這麼想，也能叫你那麼想。因為我正想放棄那天的計劃，我的機會又來了。我上樓去照顧我父親的時候，他正在讀一張報紙，只因為我上去打斷了他，他很生氣。「他肯定在夢中和自己打架。」三媽說。

「所以你叔叔認定，她這麼做是有意要把我們全家人活活氣死，」新阿嬸說，「這不是真的，她心腸還是好的。只是鬼迷心竅了。」

但後來你父親做了牧師，他說這是把我們倆帶到一起的上帝的旨意。所以現在我無法再解釋我們究竟是怎樣走到一起的。我只能說，我當時在上海的一條小馬路上，你父親也在同一個地方。

但這些念頭馬上就消失了。淡若的尖叫聲穿過整幢屋子。一個傭人把他帶到我身邊，說他摔了一跤，頭朝下從樓梯上滾下來了。我正哄我的兒子，三媽跑來喊我，說我父親的高燒退了，神志也清醒過來了。於是我趕緊跑到我父親房間裡去。過了一會兒，廚師跑進來了，她說她還是走了的好，實在受不了文太太的責罵。我站在房間裡，聽到文福正在大聲吼叫，然後就是什麼東西扔在地板上的聲音。我下樓看見盛早飯的碗的碎片扔得滿地都是，椅子上全是潑掉的麵條。

不過在我聽來命運和命是一回事。他堅持說這是兩碼事。於是我告訴他，「或許同一樣東西，你在用美國方式看，我在用中國方式看。你說，『瞧，碗裡有條漂亮的魚。』而我則說，『瞧，漂亮的碗裡有條魚。』用什麼詞無關緊要。反正是同一隻漂亮的碗，同一條漂亮的魚。」

「哎呀！」我說，「如果我現在去看花生，一到那兒就得往回走了。」

不管怎麼說，我們喝了很多茶，喝了又喝。過了一會我不知不覺把我叔叔的工廠的情況也告訴他了。我說到他們現在有多窮，我的堂兄弟現在也不得不幹活。吉米．路易沒有瞧不起他們，也沒有可憐我們家。他富有同情心。他說戰爭就像一場大病，戰爭結束了，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一下子恢復健康了。

（註）該詞英文原文為「DESTINY」，意為「命運」、「定數」，不同於另一個同義詞「FATE」，意為「命運」、「運氣」。

我不知道是歲月的流逝使她的心腸變軟了，還是因為我在生活中吃的苦太多了，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情景。

好多年以後，我對你父親說過同樣的話，那時我們已經結婚了。我們多幸運啊，命運把我們帶到一起。可你父親並不認為這是命，至少不是中國人的命運觀念。

我終於可以離開這屋子了！但我看到現在要改變我的生活已經太遲了，已經快到十一點了。我竭力把心思集中在看花生上，重新見面會是多麼高興啊。我拿起老阿嬸要我帶給她的包裹。我在上面又加了五雙襪。花生見到該會多麼高興啊。

然後他就說了：「我從來沒有忘記我給你帶來的麻煩。」

我回到上海後，過了一個星期才去看花生。但是，我沒告訴任何人。我穿著平時的衣服出了門，好像是去菜場買東西，或是去公園散步。我一穿過兩條馬路，就跳上了公共汽車。

我走過書店，沒回頭看。我悶著頭走，走過一條馬路。我停下來，嘆了口大氣。我的心口隱隱作痛，我意識到我已經讓某些希望從這兒溜走了。我又嘆了一口氣。這次我很難過。然後又嘆了一口氣，是放心的嘆氣，但不是我的嘆氣。我轉過頭去。

「什麼！真的嗎？」我喊道，「花生——死了？」

「這可是個很重要的工作呀。」我說。

我想哭。我的生活好像永遠不會改變了。我永遠要為別人擔驚受怕，沒有時間考慮我自己的問題。我肯定所有這些小打小鬧說明，今天我是不可能離開這屋子的了。

所以你想想看，當我們的m•ｈetubｏok•com.ｃoｍ平底船靠近那個島嶼時，我驚訝地發現眼淚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對自己說，這只不過是冷風吹的。但是我一見到她們——叔叔、老阿嬸、新阿嬸——在碼頭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兒！」我才知道不是風吹的。

「我想我可能在十點半來。或許對你來說太早了。」

最後我跟他講了我父親的事，他因為跟日本人合作而惹了麻煩。他說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悲劇，戰時使人們犯了他們在平時連想也不敢想的錯誤。

我老實告訴你吧，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這就是我為什麼總以為接著發生的事情不僅是巧合，還是一個徵兆，它說明我終於有了自己真實的思想。因為接著就發生了下面的事情。

「這麼個傻丫頭！」大嬸嬸說，「我教她的那些東西全當耳邊風了？自己一點沒主見。她小時候我真該揍她揍得更厲害點。」

我們站在暖房外面，忽然我想起了花生。「你們的女兒怎麼樣了？」我問新阿嬸，「她還住在海德路那幢房子裡嗎？我最後收到她的一封信是在兩年前。每封信上她都要道歉說沒及時回信，另外就沒說什麼了。花生！真是個傻姑娘！」

「禁書！」一個男子衝我喊道。說著他從桌子底下摸出一本雜誌。封面上一個年輕的女人正在哭，一個男的鬼影抓住了她。我沒看下去。它們跟我和花生以前在暖房裡經常讀的故事一模一樣。我站在街上回想這些故事，說的都是姑娘不聽父母勸告，為愛情而結婚，諸如此類。結局總是悲慘的，用道德說教結束：「不會控制，白白送命！」「墜入私情，壞了名聲！」「丟開家庭觀念，丟了自己臉面！」我想起那些讀後使我哭泣的故事——我總覺得大多數女主角的結局跟我母親同樣悲慘。

所以你瞧，我認為這是胡蘭吃了長沙的小河蟹的緣故。我們也是吃了這東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們肚子裡，現在終於發作了。

「沒妻子，也沒孩子。」他說，「沒那麼幸運。」然後他拿出一張小照片。照片上四個年輕姑娘坐成一排，從小到大，服裝和髮式都很時髦。她們是他阿姨的校友，梁太太的女兒。他告訴我，這位梁太太說他可以在她的女兒中挑一個做他的妻子。「每個女兒都很有教養，」吉米．路易說，「每個女兒都會彈鋼琴，每個女兒都能用英語讀《聖經》。」

「跟你二爺回屋去。」大嬸嬸說，「叫燒飯阿婆給你一碗麵條。」

「更難受的你連做夢也想不到。」大嬸嬸說。她們陪我和淡若在屋子邊走了一圈，到了老東角和新西角，給我看看她們說的意思。

「可名字是我給他起的，又不是你。」我不好意思提醒他我們在一起跳舞的事，也沒告訴他朋友們怎樣取笑文福，說我已經被一個美國人勾去了。我不能告訴他後來我和文福吵架的事，儘管我一想起這件事臉還是氣得發紅。吉米．路易肯定是看出了我臉上的表情，因為他馬上接著說：「太可怕了，瞧我都幹了些什麼。真對不起。」

我跟吉米．路易談起了花生。我說她離婚了。吉米．路易並沒有說，「花生這女人真不好。」他說許多婚姻都給戰爭毀了。

或許有些故事是誇張的。但是你知道我想過什麼嗎？有一次我對自己說，我寧可去要飯，也要離婚！

不管怎麼說，淡若得病後，我只得帶了一個口信給老阿嬸和新阿嬸，告訴她們我們去不了的理由。戰後，上海和崇明島之間還沒通電話。

淡若看看我。「聽婆婆的話。」我說。

我下樓的時候，文福已經看賽馬去了。那個生氣的廚師呢？她已經把垃圾打掃乾淨，上街買晚上吃的小菜去了。小淡若從他的床上喊我，他想起床了。他已經忘了他頭上的腫塊，現在他想起了文福的母親答應他，今天帶他去看一個朋友，她有一個跟他年齡相仿的孫子。

你瞧他怎麼樣？我覺得自己把什麼都一古腦兒說出來了，心情也舒暢多了。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他可算是富於同情心的了。但我還沒有跟他提起我的婚姻，還沒有。

他笑了，然後嚴肅地說，「你，」他說，「可惜你已經結婚了。」

還記得艾德娜．馮嗎？她常到我們教堂來，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一個當了醫生。她在寶寶的訂婚晚會上穿了件紅衣服。

我和淡若要走的那天早上，新阿嬸很早就到我們房間裡來了。她要淡若去和叔公說聲再會。hetuｂoｏｋ.cｏm.cｏm

「小功和小高在哪兒？」我問道，「他們肯定有——多大了——十五六歲了吧？」

我喘不過氣來了。我對自己說，別犯傻了，他已經走了。還是走吧。

我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去，一開頭我還不認識這個微笑著的男人。「雯妮？」他說，「還記得我嗎？」

「我是不會讓你去的，」老阿嬸說，「這傻丫頭不值得你去看。」

我嘴上這麼說，可你猜猜我心裡怎麼想的？當然！我不知道花生怎麼離婚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問問她，我怎麼才能像她一樣離婚。

「哎，雯雯，你瞧是這麼回事，」新阿嬸拚命解釋，「戰亂期間你叔叔的生意很不好。許多機器都爛掉了，又沒錢修好，讓工廠興旺起來。所以你瞧我們家就發生了這樣的事，」她說，「大樹死了，樹底下的草也枯了。」

「哎，」我說，「聽到這些真叫人心裡難受。」

我竭力想像著這個場面，兩個被寵壞的孩子現在長大了，在幹這麼重的苦力活。

我要是在中國這麼想，就還會待在那兒。因為我看到還有許許多多的人過得比我更糟。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島，看看老阿嬸和新阿嬸，然後就離開。只有這樣才說得過去。

「淡若，」老阿嬸問，「你餓了嗎？」

「只能這樣了。」我同意。

但我剛想動身，淡若發高燒了，然後又轉為黃疽。接著我也染上了同樣的毛病。我想，這病早在我們離開昆明，與胡蘭和家國一路同行的時候就染上了。我知道這個，因為家國來過一封信，提到了他們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職位上取得的成績。信的末尾，胡蘭用孩子氣的筆跡寫了幾個字。她說家國的父母待她很好，她買了張新桌子，漂亮得沒法說。最後她說，她身體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國加了句，她人黃得像田裡的麥子，瘦得像砍麥子的鐮刀。

比方說在上海，戰爭結束後，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乞丐，許多是女的，坐在路邊。有些人掛著寫有她們遭遇的牌子，像廣告似的：這個是被丈夫趕出來的；那個全家在戰亂中死光了；這個的丈夫吸上了鴉片，把家產全賣了，連孩子也賣了。

「她離婚了？」我說，「我聽到這個心裡真難受啊。」

「不過是名氣大罷了，」他說，「我每天讀各種各樣的報紙，注意每天的新聞報導。」然後他說，「你瞧，我是個間諜。」當然，他不過是在開玩笑！他老是喜歡捉弄人，你記得你父親就是這麼個人。我不明白為什麼海倫至今仍以為他真是個間諜。他不是！別聽她的。要是他真是間諜，幹麼他公開開這種玩笑？

一聽到花生的名字，叔叔好像醒過來了，他輕蔑地哼了哼鼻子，然後站起來走開，回屋去了。「花生已經死了！」他回過頭來衝我們喊道，把我和淡若嚇了一跳。

「不，不，」我說，「我是在想另外事。那麼多年過去了，一切都在變，就是沒變好。」吉米．路易知道我們不該再談這個話題了。於是我們就談起了另外人。我告訴他家國在哈爾濱找到了新工作，胡蘭還沒有孩子。他告訴我他的大多數空軍朋友都被派到北京幫助接收日本人的投降事宜去了。他還在美國新聞處為美國總領事館提供報刊消息。

「所謂命，」他告訴我，「就是說另外有個人在替你決定你的生活。我們的愛情比這要偉大得多。」這兒他用了一個美國字「命運」（註），某種無法避免的東西。

「你叔叔還在生她的氣。」新阿嬸解釋說。

所有的小窗戶不是裂了就是破了。木架子上的油漆剝落像碎片一般。經過多年的風吹雨打，裡面所有的東西不是爛了就是蛀得發黑。變化真大呀。

不管怎麼說，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呢，還是當真的。我的臉紅了。因為我沒敢抬頭看他，我假裝看手錶。

我看到了他的臉！他滿臉欣喜！

所以或許我們倆都說對了，對我來說是命，對他來說是命運。

他們看上去都老了，尤其是老阿嬸。她已經失去了早年的那種精明幹練。連她那雙本來烏黑的眼睛也失去了早年的神采。新阿嬸頭上生出了好些白髮，每笑一下臉上就露出深深的皺紋，就像蜘蛛網似的。叔叔好像是在夢遊似的，每走一步人家就要提醒他，「當心！走這兒！」

「我會早點過來等你，免得你比我早。」當我們兩個站起來下樓的時候，我看到他把那張有四個漂亮姑娘的小照片留在桌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