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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得到這一笑。我現在看到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會接受我的理論，因為在祕魯和玻里尼西亞之間，明擺著渺無邊際的海洋，而我想要把兩頭連繫起來，卻沒有別的幫助，只有一隻史前的木筏。

「你決定了沒有？去遠航還是不去？」他問道。

他問我正在做什麼，我把我的計劃簡單向他談了。我說，如果在這週末以前得不到關於我的論文的確切回信，我便要準備做木筏遠航。我這位同桌沒有說什麼，只是帶著極大的興趣靜聽。

他把沒有開封的論文謹慎地推在一邊，身體斜倚到桌子上。

「那你從中能得到什麼呢？」

「真見鬼，我能參加該多好！我能負責技術方面的測量和試驗。你當然需要關於風、水流和波浪的正確測量來幫助你的試驗。記著，你所要橫渡的廣闊海面，是在一切輪船航線之外，那裡情況如何，實際上沒人知道。像你這樣的遠航，可以進行有趣的水路學和氣象學的考察。我可以好好用上我的熱力學。」

現在要把六個人，一隻木筏和貨物都集中到祕魯海邊的一個地方，有千百件事要做，極大部分要同時做。我們只有三個月了，手頭也沒有阿拉丁的神燈。

我的朋友當是說笑話，大笑起來，卻又害怕我是當真。

「你不錯，來看我了，」他說道，「怎樣了？」

「為什麼不能？」我說道，「我全部的結論，是根據我自己的考察以及科學所記載的事實得來的。」

旅行問題在今天和印加時代不同。我們有汽車、火車、旅行社；但是，好像是好事多磨，我們也有叫做「邊界」的阻礙。那裡有穿著銅鈕扣制服的辦事人員，若懷疑旅客的話，就亂翻旅客的行李，叫旅客填寫一大堆蓋著印戳的表格，這還是說旅客能僥倖入境的話。由於對這些穿銅鈕扣制服的人的恐懼，我們決定：我們不能帶著裝滿了稀奇古怪的東西的小箱大箱到南美，舉帽行禮，用詞不達意的西班牙話，要求入境，並且乘一隻筏揚帆而去。如此這般，我們會被抓進監獄的。

第二天，赫曼辭了職，我們認真地進行準備。我已經得到空軍物資司令部試驗所的許諾，我要什麼就給什麼。通過探險家俱樂部，又得到很多東西。他們說，像我們這樣的遠航，試驗他們的配備最理想。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任務，首先是找到願意和我們乘筏同行的適當的人，再就是為這次航行準備供應品。

他站在那裡有一會兒，像是在細細考慮一件事，然後爆出了激動的聲音：

「陶斯坦逃到瑞典，從那裡又到了英國，然後他帶了一架新電臺，跳傘降落在德軍後方——芬馬克的野地裡。德軍撤逃，他發現自己變為處身在我軍後方了，便帶著他的小電臺從藏身的地方鑽出來幫我們，因為我們主要的電臺被地雷炸毀了。我敢打賭，納德和陶斯坦兩個現在在家裡都住得發膩了，一定會高興坐上木筏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他們有木筏，」我遲疑地駁道，「你知道的，白塞木木筏。」

我們發現那位老板是一位身材矮小的軍官，十分精明幹練的樣子。他坐在寫字臺後面，在我們進他辦公室的時候，用尖銳的藍眼睛端詳我們。他請我們坐下。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在南海小島上一堆篝火畔，一位當地的老人坐著講述他本族的神話和故事。許多年之後，我又和一位老人坐在一起，這次是紐約一所大博物館樓上一間光線暗淡的辦公室裡。

這位格陵蘭的老旅行家把酒倒滿我們的啤酒缸兒，開始告訴我們，他信賴原始居民的水上工具，也信賴原始居民的能力，無論在陸上或者海上，沿途都可以依靠大自然取得食物供應。他自己曾乘著木筏在西伯利亞的大江上順流而下；他曾坐船，船尾拖著裝載當地人的木筏，在北冰洋沿岸航行。他一邊談著，一邊捋鬚，並且說我們一定會有一番偉大的經歷的。

「但是你無法駕駛一隻木筏，」他又說道，「它向旁邊去，向後退，兜圈子，完全跟著風轉。」

接著的一個週末，我又到奧雪寧，帶著那張海圖。我離開的時候，圖上有一條長長的鉛筆畫的線，從祕魯海岸直到太平洋中的土阿莫土群島。我的朋友，就是那船長，已經放棄了讓我打消這主意的希望，我們曾接連好幾個鐘頭坐在一起，計算木筏大致的速度。

我們那位記者朋友乘著會議情況比較平靜的時機，先抓住一位祕魯代表，後來又抓住一位赤道國代表。他們坐在休息室的大皮沙發裡，很高興地聽我們的計劃：要橫渡大洋來幫助證明這一理論——他們本國遠古時代的人，是到達太平洋群島上的第一批人。兩人都答應把這件事告訴他們的政府，並且保證我們到達兩國的時候會得到幫助。特里格韋．賴伊從這休息室走過，聽說我們是他的本國人，走了過來。有人建議他應當和我們一道上木筏去。但是陸地上的驚濤駭浪已經夠他受的了。智利的班傑明．柯恩博士是聯合國的助理祕書長，他本人是著名的業餘考古學家，他給了我一封寫給祕魯總統的介紹信，祕魯總統是他的朋友。我們還在大廳中碰到了挪威大使威廉．馮．孟德，他是挪威的英琴斯頓人。從那時候起，他給了遠航無可估量的支援。

我沮喪地看著這個瘦小的人種學家，我還以為他是我的死黨哩。

那老人笑了，靜靜地說道：

「不是，」他索性縱聲大笑道，「我是在計算，我們得到的糧食中有六百八十四盒菠蘿，那是我愛吃的。」

「九十七天，」威廉說道，「但是記住，這只是在理論上的理想情形中才如此，全程都是順風，並且假設那木筏確實能像你所說的那樣航行。你絕對要打算全程至少走四個月，還得準備要延長許多日子。」

「辯詞！」他又說了一遍，「你對待人種學的問題，不能像對待一樁神祕的偵探案那樣！」

「我想一共要有六個人，這樣在木筏上彼此不會寂寞，而且二十四小時都要把舵，四小時一班，六個人正好。」

「但是如果事情弄糟了？」

然後我們飛到華盛頓，會見海軍水路學研究所的格羅孚將軍。這位性情溫和的航海老手，把他的部屬軍官都叫進來，指著掛在牆上的太和*圖*書平洋海圖，把赫曼和我介紹給大家。

「你認識他們嗎？」

「你瞧這裡，」他說道，「這是我關於中國農民刺繡中鳥類圖案的最後定稿。花了我七年時間，但是立刻被要去出版。現在他們要的是專門研究。」

在我去了一趟馬克薩斯群島之後，我被選為俱樂部的正式會員。作為一個資歷短淺的會員，只要我在城裡，碰到俱樂部開會，很少不去的。因此，當我在十一月的一個雨夜裡走進俱樂部的時候，看見那裡的特殊情況，一點也不驚奇。地板的中央放著一隻打足了氣的橡皮艇，附帶糧食和輔助用品，牆上和桌上放滿了降落傘、橡皮護身衣、救生衣和北極的配備，還有濾水用的球形玻璃瓶和其他古怪的發明。一位新近當選的會員，空軍物資司令部的配備試驗所的赫斯金上校要發表演講，並且表演若干新的軍事發明。他認為，這些新發明，在將來到北極和南極作科學探險時會有用的。

聯絡科立刻安排好，讓我們去和後勤部試驗所的李維奇上校見面。赫曼和我坐上汽車去了。

李維奇上校是一個大個子，運動員的體格，和和氣氣的。他立刻把負責試驗的各科的人找來。大家都一番好意，立刻提出一大堆配備要我們徹底試驗。他們超過了我們最高的期望，一連串說了許多東西，把我們所能要的東西都包括進去了，從戰地配備食品到防曬的油膏，不透水的睡袋都有。然後他們帶我們到處去看這些東西。我們嘗試了裝潢講究的特種定量食品，我們使用了就是曾掉在水裡也能擦著的火柴，小火爐和水桶，橡皮袋和特種皮靴，廚房用具和能在水裡浮起的刀子，以及一切遠航所能要的東西。

「盡可能快去。如果我現在老是拖延下去，南極的風就要來了，島上也就到了颶風季節。我一定要在最近幾個月內離開祕魯，但是首先我一定要弄到錢，還要把整個事情組織起來。」

他不看海圖看著我，有點吃了一驚，但是立刻答道是能夠的。我覺得鬆快得好像從我襯衫裡放出一隻氣球，因為我知道，對於威廉來說，凡是有關駕駛和航行的事，既是工作，又是愛好。他立刻初步了解了我的計劃。然後他出乎我意料地宣布，我這想法簡直是發瘋。

演講後有一番熱烈的討論。著名的丹麥北極探險家彼得．福洛慶，人又高又大，站起來，晃著一把大鬍子，表示懷疑。他對這些新奇專利品沒有信心。有一次他到格陵蘭探險，不用愛斯基摩人的海豹皮船和冰屋，用了一隻橡皮艇和一頂袋形帳篷，幾乎送了命。首先是，他在一次暴風雪中差一點凍死，因為帳篷上的拉鏈凍住了，他沒法鑽進去。這之後，他出去釣魚，魚鉤掛上了打足氣的橡皮艇，艇上扎了一個洞，像一塊爛布似的往下沉。幸虧有一隻海豹皮艇來援助，他和一位愛斯基摩朋友才上了岸。他肯定，沒有一位聰明的現代發明家，坐在試驗室裡想來的東西，能比得上千百年來的經驗教會的愛斯基摩人在本區內所用的東西。

「是的，我第一次碰到納德是一九四四年在英國。他是無線電報務員，他參加了跳傘出擊，破壞了在羅堪的重水，阻止了德國人造原子彈的努力，因此得到了英國的獎章。我碰到他的時候，他正從挪威工作歸來。他躲在奧斯陸的產婦院的煙囪裡，裝了一個祕密電站，被德國特務發覺了。納粹是用探測器把他找到的，整個產婦院被德國軍隊包圍了，每個門口架著機關槍。特務頭子弗默親自站在天井裡，等候把納德抬下來。可是抬下來是弗默自己的手下人。納德拿著手槍，從閣樓上打到地下室，從地下室衝到後院，子彈從後面雹子般打來，他翻過醫院的牆跑掉了。我是在一座英國古堡中的祕密電訊站那裡碰到他的。他回來，是為了在被占領的挪威境內做一百多個發報臺的地下聯絡工作。」

我寫信把情況都告訴了他，請他運用他那跟蹤偵察的本領，在美軍供應部門中嗅出一個可以接觸的人來。有可能那裡的試驗所正在試驗新的戰地配給食品，那我們可以應試，就像我們在為空軍的試驗所試驗配備一樣。

「什麼時候？」

我們周圍是陳設得很好的玻璃櫃，櫃中放著古時的陶片——引入古代迷霧中的證跡。沿牆排列著書，其中有若干本的作者是一個人，而讀者可能會很少。那位老人，這許多書他都讀過，也寫過幾本，滿頭白髮，富於幽默，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可是這時我一定是觸犯了他，因為他不安地抓著椅子的扶手，看上去好像他正一人玩牌玩得有趣，我來打擾了他似的。

我便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給艾立克、納德和陶斯坦，信裡沒有說得天花亂墜：

我們帶著聯絡科的介紹信飛到紐約，會見哥倫比亞大學的伯爾教授。他是國防部地理研究委員會的主任。由於他的幫助，後來赫曼拿到了所有做科學測量的貴重儀器和用具。

「嗯，這幾位先生來幹什麼？」他單刀直入地詢問李維奇上校，同時他的目光沒有離開我。

「但是你剛才說過，你以為這是可能的。」我插話道。

「我將乘木筏橫渡太平洋，來支持南海群島居民是來自祕魯的理論。你來參加嗎？我只保證免費旅行到祕魯、南海群島來回，但是在航程中你會覺得你的技術很有用。立刻答覆。」

這個坐在桌子一頭的、臉色嚴肅、身體魁梧的西點軍官，起初不太能夠了解，美國國防部和我們的木筏究竟有什麼關係。但是上校的十分得當的言詞，以及圍桌而坐的軍官發出颶風般的考問所產生的良好結果，緩緩地使他對我們有了同情了，他很感興趣地讀了空軍物資司令部配備試驗所的信。然後他站起身來，對他的部屬發了一個簡單明瞭的命令，要通過正當手續來幫助我們，又預祝了我們好運，便走出會議室。他出去，門關上了，一位年輕的上尉參謀在我耳邊輕輕道：

卡爾是對的。但是在我看來，要解決這太平洋上的問題，而不從各方面去設法解決，那等於只有一種顏色的木塊，卻想拼成一幅彩色圖案。

「會有幾個人去？」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它是一種安全預防工具，只要我們不用來發出和圖書緊急呼號求救，對你的理論便沒有任何影響。我們需要無線電來發送天氣報告和其他報告。我們並不能用它來收取強風預報，因為在這片洋面上並沒有風訊報告，而且，即使有的話，對我們在木筏上又有什麼用？」

「就是，」我樂觀地說道，「我們至少打算四個月，但是在九十七天中完成。」

「我看事情是順利的，」他說道，「如果我們帶上一封上校的正式介紹信，明天早上國外聯絡科就會接待我們。」

關於我們的第六個同伴，我們一會兒考慮這個，一會兒考慮另一個，但是每次都遭遇到一個阻礙。同時，赫曼和我要解決供應問題。我們在航行中並不想吃駝馬肉或者曬乾了的美洲薯，因為我們並不需要證明我們這些人一度曾是印第安人。我們的意圖是要試驗印加木筏的性能，木筏的耐航程度和載重量，並且要考核大自然是否真能推動木筏，橫渡大洋到達玻里尼西亞，而筏上的人還活著。我們的先驅者在木筏上時，一定能夠靠吃肉乾、魚乾和薯乾過日子，因為他們在岸上的時候，經常也就是吃這些東西。我們也要設法發現，在航行渡海時，他們能否取得新鮮魚類的供應，能否取得雨水。至於我們自己的糧食，我已經想到，就吃我們在大戰中常吃的戰地配給食品。

「說來真巧，」我承認道，「在使用很小的收發報機做遠距離無線電通訊方面，我正好有最好的關係。大戰時期，我是被編入無線電通訊隊的。你知道，這是人盡其才。但是我一定要寫信給納德．豪格蘭和陶斯坦．瑞貝。」

「確實不錯，」他承認道，「但是事情弄糟的可能性也很大。你自己從來沒有坐過白塞木木筏，而突然間你想像自己坐上一隻，漂渡太平洋。說不定木筏會散了，說不定不散。祕魯的老印第安人有著好幾代造木筏的經驗。說不定每有一隻筏渡了過去，便有十隻木筏沉到海底——在若干世紀中，說不定有好幾百隻沉到海底。照你所說的，印加人在大海上航行時，這種白塞木木筏是成群結隊的。那時，如果發生了意外，最靠近的木筏可以把他們救起來。但是，在大洋中心，誰會來把你救起？就是你帶著一架無線電準備緊急時使用，你也不要以為，在離陸地幾千英哩的浪濤之中，找到一隻小小的木筏，是很容易的事。在一陣暴風中，你可能被沖下木筏，在任何人能找到你之前，你已經淹死過好幾回了。你還是在這裡靜靜地等候好，等到有人有時間讀到你的論文。再寫信去，把他們激動起來；你不這樣做是不行的。」

「就來。陶斯坦。」

「那你就是在大家面前毀滅了你自己的理論，你看是嗎？」

「到三月，」我說道，「那時候我們就要動身了。」

「這兩位先生想要考核一下我們的潮流圖，幫助他們！」

正在這時候，挪威駐華盛頓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馬克時，我是他那一連的副連長，知道他是「一團火球」，碰到什麼問題，就勇往直前，拼命設法去解決。包恩．羅霍特就是這樣一個精力充沛的人，如果他剛解決了一個問題，而馬上並沒有新問題要解決，他就會閒得發慌。

「先生，」我很禮貌地說道，「這種粉靠得住嗎？」

他的意見漸漸壓倒了我的全部抗議，我提抗議的主要根源，是對撳撳按鈕、轉轉開關這一套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我們意見完全一致。

時間很緊促，不能坐火車而要乘飛機，不能兩條腿走路而要雇出租汽車，錢袋像破舊的蠟製植物標本般乾癟了。我們把我原來準備回挪威的旅費也花了。我們便去找在紐約的朋友和資助人，來解決經濟問題。一到那裡，我們就遭遇到了困難而沮喪的問題。那位資助人生病發燒躺在床上，在他沒有恢復健康以前，他的兩個同伴無能為力。他們還是堅決遵守我們之間的經濟協定，但是目前他們無計可施。他們要求我們推遲事情的進程。這個要求是沒有用的，因為很多個車輪現在正轉得飛快，我們無法停止。現在我們只能繼續前進，要減速或者剎車，都太遲了。這些資助我們的朋友同意取消協議，使我們可以無需顧慮他們，可以不受拘束地迅速進行。

「你瘋了！一隻木筏？」

「十二月，一月，二月。」赫曼說道。

在第七十二西街，靠近中央公園的地方，有一家紐約很高貴的俱樂部。對於行路人來說，除卻門上釘了一塊擦得很亮的小銅牌，牌上寫著「探險家俱樂部」之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看出那門內的情況與眾不同。但是，一旦走了進去，就好像是跳降落傘跳到一個很新奇的世界裡。這世界離紐約市長長的汽車行列、兩旁對峙著的摩天大樓，有十萬八千里。當通向紐約的那扇門關上了，你就被獵獅、爬山、北極生活的氣氛所吞噬了。當會員們在一起聚餐，或者來聽遠方來客的演講，圍繞著他們的是河馬和鹿的紀念裝飾品、獵取猛獸的獵槍、象牙、戰鼓和標槍、印第安毯子、偶像和船的模型、旗幟、照片以及地圖。

「是的，」他到最後說道，「說老實話吧，依我看來，這一點也是證明你的理論的一個實際障礙。」

當準備遠航的車輪又向前滾了一段的時候，英國的倫斯頓上校在華盛頓的英國軍事代表團舉行了一個會議，討論我們將來的問題，和勝利完成的可能性。我們得到了許多可貴的建議和若干精良的英國配備。這些配備是從英國空運來的，也準備在木筏遠航中試驗。那位英國軍醫是一種神祕的鯊魚粉的熱心擁護者。如果有一條鯊魚來得太冒昧了，你只要在水面上灑幾撮這種粉，鯊魚就會立刻不見了。

我斜睨著赫曼。他像是一個乖乖的、滿懷著希望，跟著有錢的姑母，在巧克力店裡走動的小孩兒。上校走在前面，把所有這些可喜的東西指點給我們看。等到各處走完了，辦事員已經記下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和數量。我以為這一仗已經贏了。只想飛奔回到旅館裡，來一個臥倒，平平靜靜地把許多事情考慮一番。不料這位高大的、友好的上校說道：

我覺得我的心跌落到我的皮靴裡去了。原來我們還得賣弄口才，從頭說起，而且天曉得那「老板m.hetubook.com.com」是個什麼樣的人！

「那你可以來和我們同住。關於這件事，你沒有錢，怎能打算發起從南美洲出發遠航？」

我們帶他到牆上一幅大地圖面前，告訴他我們要坐一隻印第安人的木筏橫渡太平洋的計劃。他聽的時候，他那雙童心未泯的藍眼睛睜得像兩隻盤子大。然後他噔噔地敲著地板，把腰帶收緊了好幾個扣眼。

「今天你那博物館的老朋友究竟怎樣說的？」

事情看上去很暗淡，有許多天我們看不到一線希望。正在這時候，奧圖．孟特．卡斯上校又插|進來了。

第二天早上，在「海員之家」，我坐在早餐桌前，腦子裡還被這些配備占據著。一個衣著整齊、有著運動員體格的年輕人，拿了他放早餐的盤子，跑來和我同桌坐下。我們閒談起來，原來他也不是一個海員，而是來自特隆赫姆的、大學裡訓練出來的工程師，到美國來買機器零件，並且要在冷藏技術方面取得經驗。他住得不遠，常到「海員之家」來吃飯，因為這裡有挪威式的好烹調。

「你知道為什麼嗎？答案簡單之至。他們沒法到那裡去。他們沒有船！」

「寫信去問問他們。」赫曼建議道。

他的姓名是赫曼．華辛格，作為一個陸地漢，他和我是半斤八兩。

「我現在不能再等了。不久我就要一個錢也沒有了。」

「情形是這樣，」他說道，「你所見到的人，都以為這是你一個心血來潮的意見。你知道，在這裡，美國，常有人帶著許多奇怪念頭，在各處出現。」

「他也不感興趣，」我囁嚅地說道，「他說，既然印第安人所具有的只是光禿禿的木筏，那考慮到他們會發現太平洋群島是沒有道理的。」

他把盤子裝滿了，我們向盤子裡的東西進攻。

在討論的結尾，赫斯金提出一個驚人的建議：俱樂部的正式會員在他們下次出去探險時，可以選用他所展覽的任何一項新發明，唯一的條件是，當他們探險歸來，要通知他的試驗所，對這些東西有什麼意見。

跳進游泳池游了一陣之後，精神振作，在這週末的其餘時間中，市廛的喧囂完全忘卻了。阿姆喬格端來了放著雞尾酒的盤子，我們在大太陽下坐在草地上。我無法再憋下去，便把海圖鋪在草地上，問威廉，照他看來，一隻木筏能否載著人從祕魯到南海島上，人還活著。

辦公室裡一陣死寂。李維奇上校摸摸衣領，我們誰也不說一句話。

我想像，如果有人敢於證明明年的聖誕節是在仲夏日，聖誕老人聽見後所表露的神情，就會和他的一樣。

我對這個人，除了看見他那一張開朗的臉上所表露的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但是臉上所表露的卻可能很豐富哩。

我們走在街上，雙手插在褲袋裡。

他站起來去取一份沉重的手稿。

我們在武官辦公處包恩的辦公室裡找到了他。

當晚回家，拿著海圖坐在床沿上，「海員之家」的那間小房間似乎比平常加倍地舒服。我在床和衣櫃之間所留出的一隙之地上散步。啊，是呀，木筏要比這點地方大得多。我倚身窗前，想看一眼這座大城市的遙遠的繁星滿布的夜空，只能在頭頂上高牆之間看到一小塊。即使木筏上的地方小，不管怎樣，在我們之上，容納天空和星星的地方卻有的是。

在寫字臺後面的十分精明幹練的軍官毫無所感地、慢慢地向椅背靠去，眼睛還注視著我，然後冷冷地說道（此時，我覺得自己沉到大皮椅子底下去了）：

「除了科學界對這事多少要注意之外，還是擊潰反對我理論的一個最有力的論辯。」

「不是在為口香糖或者汽水做廣告。」赫曼說道。

他目光灼灼地望著我，繼續說道：

「你瘋了！」

「我一點也看不出他們能報答我們什麼東西。」

「聽上去這人不錯，」赫曼點頭道，「我們還要一個會弄無線電的。」

主人拿出一瓶上等威士忌酒來招待我們。他一邊喝，一邊解釋，他對我們的遠航有興趣。他建議，如果我們回來後負責替報紙寫稿，旅行演講，他便籌集我們所需要的資金。最後我們達成協議，並乾杯慶祝遠航的資助人和遠航的參加者之間的成功合作。從這時起，我們的經濟問題可以由我們的資助人解決，不用我們再操心。赫曼和我立刻去物色同行的人，準備各種配備，設法造一隻木筏，好在颶風季節開始以前出發。

「沒有。」

「科學的任務是簡單明白的調查研究，」他安靜地說道，「不是想要證明這個或者那個。」

另外有幾個人照他的樣做了。隔不久，我們的私人借款已經足夠應付開支，無需再向別人求援。我們可以飛到南美，動手建造木筏了。

「但是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辯詞。」我迫切地說道，一邊說，一邊懷著希望地向放在桌上的論文點頭。

「芝加哥的大學那邊沒有新消息？」

孩子們跑出去玩槌球戲，那天我們沒有再討論這件事。

當天晚上，我去格林威治村一個僻靜的角落裡，到一所舊公寓房子的一層樓上。每當我碰到一些小問題或生活中發生一些糾纏，就願意把問題帶到這裡來。

我在圖書館中找出曾經到達南美洲太平洋海岸的第一批歐洲人遺下的記錄。記錄中並不缺少印第安人的大白塞木木筏的圖樣和解說。木筏上有一片方帆，也有能移動的龍骨板，船尾上有一支長長的、可以把舵的櫓。因此木筏是可以操縱的。

於是我們買了兩張票，飛向南美。當那四個大推進機一個接一個發動時，我們癱坐在位子上，精疲力竭了。我們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計劃的第一部分已經辦完了，現在我們是直奔前方，準備冒險遠航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拿介紹信時，他突然站起身來說，他想最好是他自己陪我們去。我們坐在上校的汽車裡，開向五角大廈的國防部辦公室。上校和包恩穿上他們最漂亮的軍服，坐在前座，赫曼和我坐在後座，從車窗裡窺視矗立在我們前面的平原上的五角大廈。這棟有著三萬個辦事員和十六英哩長的走廊的大房子，將成為和_圖_書我們和高級軍事人員舉行關於木筏的會議的場所。事前事後，赫曼和我都從沒有感覺過：那小小的木筏小得這樣可憐。

但是這些人對木筏知道得很少。木筏——那不是一隻船，沒有龍骨也沒有船舷。那只是一種浮著的東西，緊急時爬上去救自己的命，等候一隻什麼船來營救。有一個人卻對大海上的木筏有重大的敬意，德國的魚雷曾在大西洋中部擊沉了他的船，他坐在一隻木筏上漂流了三個星期。

我的房租這星期到期。同時挪威銀行來了一封信通知我，我不能再支取美元了。外匯限制。我提了箱子坐地鐵到布魯克林。我住進了挪威「海員之家」，這裡的伙食好而且量多，價錢也適合我的錢袋。我住在樓上一間小房間裡，但是吃飯是在樓下大餐廳裡，和所有的海員一起。

幾天之後，我把赫曼作為我的客人，帶到探險家俱樂部。在那裡我們直接碰上了北極探險家彼得．福洛慶。福洛慶有一個可貴的特點：絕不會在人群中消失。他大得像一扇穀倉的門，鬍鬚倒豎，看上去像是從北極廣闊的苔原上來的使者。他周身有一種特殊氣氛——好像他走來走去的時候，手裡牽著一頭灰色的熊。

「我敢打賭，你準能得到你所要的東西。這件事像是一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給我們的日常工作帶來了小小的變化。此外，這也是一個嚴格試驗配備的良好機會。」

「我認識一個好角色，是一個畫家，」我對赫曼說道，「他長得又高又大，會彈六弦琴，非常風趣。他曾念完航海學校，在回家弄畫筆和調色板以前，曾航海周遊世界多次。在孩子時代我就認識他，在家鄉時，常和他出去到山裡露營。我要寫信去問他，我相信他會來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晚上我是最後一個離開俱樂部的。我要仔細觀察這所有嶄新的配備的每一個細節。這些配備突然落到我手裡來，只要我要，就可以歸我使用。這正好是我所需要的——帶了這些配備，如果事出意外，我們的木筏有了要散的跡象，附近又沒有木筏，就可以設法救自己的命。

「卡爾，」我說道，「我是完全肯定印第安人坐在他們的木筏上橫渡太平洋的。我情願自己造一隻同樣的木筏，坐著過海，來證明這是辦得到的。」

我坐在送我們回旅館的出租汽車裡，心裡還高興得迷迷糊糊的，坐在旁邊的赫曼忽然傻笑起來。

「不，」他說，「絕不！」

兩天之後，包恩從華盛頓打電話給我們。他曾和美國國防部的國外聯絡科連繫過，他們要知道全部情況。

乘著木筏一塊兒在海上航行的人，必須經過仔細選擇。不然，在海上過了一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就會有麻煩，出亂子。我不想找海員來駕駛木筏，他們對於掌握木筏的知識，並不比我們自己高明多少，同時我也不願意在我們航畢全程之後引起爭議，說我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我們的海員比古代祕魯造木筏的人更會航海。不過，我們在木筏上無論如何需要一個人能用六分儀，在海圖上記錄我們的航程，作為我們全部科學報告的基礎。

假如其他方面都很模糊，有一點對我們是很清楚的：我們這次是有目的的航行，完全不同於雜技家坐在空木桶裡，從尼加拉瓜（註：大瀑布）滾下來，或者是在旗桿頂上坐十七天。

卡爾拿不定主意地望著我。「我們現在出去喝一杯酒吧！」他說道。我們出去了，喝了四杯。

海員來了，海員去了。他們的類型、見解和好酒的程度各人不同，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當他們談到海，他們是言之有物的。我學到了，海浪的大小和海面的洶湧情況，並不隨著海的深度和離岸的距離而正比例地增加。情況正相反，沿海的狂風比大海上的更危險。淺灘上的水，沿海的倒流，靠近陸地夾峙中的洋流，比起遠洋來，更能使波濤洶湧。一隻船，如果能夠單獨沿海航行，便也能夠單獨遠洋航行。我又學到，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大船常會連頭帶尾沒入浪濤中，成噸的水會沖上船，像扭鐵絲一樣把鐵管子扭彎了；而一隻小船，在同樣的海面上，情況會好得多，因為它能在一排排浪濤之間找到空隙，像海鷗一般自由自在地在浪濤上漂動。我曾和脫險的海員談過話，他們在海水把大船沖沉後，坐著小船安全地逃生得救。

「你是不是太緊張了？」我關心地問道。

「是的，」他說道，「你處理這問題的方法。他們這許多人，全都是專家，他們不相信這樣的工作方法：從植物學到考古學，每個科學領域中都沾上一點。他們限制自己研究的範圍，為的是能深挖下去，更集中力量來搞細節。現代的研究要求每一部門都挖它自己特定的洞。至於選擇洞裡挖出來的東西，再要把它們聯繫起來，那不是一個普通什麼人能做的事。」

我找不到話來說。時間已經不早。我們兩人都站起身來。這位老科學家在送我出去的時候，和藹地拍拍我，還說如果我需要幫助，來找他就行。但是在將來，我一定要專門研究玻里尼西亞，或者專門研究美洲，不要把這兩個在人類學上不同的區域混在一起。他轉身彎向桌面。

「遠航總比一篇沒有讀過的論文容易使人發生興趣。」

「嗯，」李維奇低聲下氣地說道，「我們希望在這次遠航中，說不定可以根據他們所處的艱苦環境，將使用這些新糧食和若干配備的情況寫成報告。」

「他們能報答我們什麼？」他問道，對我們的事顯然並不覺得什麼。

「你們現在是進退兩難，小伙子們，」他說道，「這裡有一張支票，先拿去用吧。你們從南海群島回來時再還給我。」

「不行，」赫曼說道，「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官方介紹。」

「我自己這時正受完了傘兵訓練，我們的計劃是共同跳傘降落到奧斯陸附近的諾馬克。但是那時蘇聯軍隊攻入克爾基尼斯區域，於是一小支挪威部隊奉命從蘇格蘭到芬馬克，從蘇軍手裡把作戰ｈｔｔps://wｗw•heｔｕｂoｏk•ｃｏm.cｏｍ任務接替過來。我也不跳傘了，被派了去。到那裡我碰到了陶斯坦。

四天之後，我們又在這餐廳中碰到了。

赫曼和我馬上坐火車到華盛頓。

另外兩個也答應來。

在過道和走廊中間轉了無數次以後，我們到了國外聯絡科的門口。不久，我們圍著一張桃花心木的大桌坐下，四周都是穿著嶄新制服的人。國外聯絡科科長親自來主持會議。

「嗯，」那英國人微笑著說道，「這正是我們自己想要知道的事！」

「你錯了，絕對錯了！」他說，並且憤怒地搖著腦袋，拒絕我的意見。

他不知道說什麼好，只好帶著一種尷尬的表情瞪眼看我，好像在等我一笑，表明我是在說笑話。

「就是，」我說道，「我們將來一起去。」

這古老的祕魯木筏是用白塞木做的，白塞木在乾燥時比軟木還輕。白塞木長在祕魯，但是長在安地斯山區裡，因此，印加時代的航海人是要沿海岸到赤道國（厄瓜多爾，註：在祕魯北方），就在那裡把高大的白塞木樹砍倒在太平洋岸邊。我們打算如法炮製。

「決定了，」我說道，「我是要去的。」

「糟得很，」我答道，「沒人肯看我的論文。」

「嗯，我們現在一定要進去和老板談一下。我們能不能給你們這些東西，他才能決定。」

「嗯，你可以試試，坐在一隻白塞木木筏上，從祕魯到太平洋島上。」

「他媽的，小伙子！我真想和你們一起去！」

於是，在一個星期六，我打起精神，走到水街一家做船上生意的鋪子裡，買了一張太平洋的航行海圖，我被很客氣地稱為「船長」。我把海圖捲起來夾在胳膊下，坐上去近郊的火車到奧雪寧，一對年輕的挪威人夫婦在那裡有一所舒適的鄉間別墅，我是他們的週末常客。這位主人以前是輪船的船長，現在是福來特．奧爾森輪船公司紐約辦事處經理。

「但是，」那位首長突然說道，這時他的眼角上閃著光，「勇氣和膽量也該算上。李維奇上校，把東西給他們！」

「這些地區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北極冬天，繁星密布的天空覆蓋著我們，北極光在天空閃爍，整天整夜都漆黑。我們走到芬馬克焚毀後的廢墟上，穿著皮衣還凍得發抖。這時有一個藍眼睛、硬頭髮、面色櫻紅的人從山上的小茅屋裡爬出來。他就是陶斯坦．瑞貝。他以前先逃到英國，在那裡受了特殊訓練，然後潛入挪威，待在特洛姆索附近。他帶著一架小發報機，躲在德國戰鬥艦『鐵貝茲號』附近，接連十個月，每天把艦上情況發到英國去。他利用一個德國軍官架起的收音機天線，晚上把他的祕密發報機接到天線上發報。後來英國的轟炸機根據他的不斷報告把『鐵貝茲號』結果了。

通過福洛慶對我們計劃的熱烈幫助，輪子開始轉了，轉得快得怕人，不久就轉到《斯堪地納維亞新聞》上。就在第二天早上，「海員之家」中我的房門上響起了一片猛烈的敲門聲，樓下過道中有我的電話。電話中談話的結果是：在這天晚上，赫曼和我到城裡一個高等住宅區中，按一所公寓的門鈴。迎接我們的是一位衣著漂亮的年輕人，穿一雙精美的皮拖鞋，一身藍衣服上套一件絲質睡衣。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人很虛弱。他向我們道歉，手裡拿著一塊灑了香水的手帕，堵在鼻子底下，說他傷了風。可是我們知道此人在大戰中是一位飛行員，以作戰英勇聞名全美國。在我們這位顯然是很嬌貴的主人之外，在場還有兩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十分活躍。我們知道其中一位是很能幹的特派記者。

「說不定是這樣的，但是這是無所謂的。像你說的，在我們之前，或者有十分之一闖過去了。」

「這是很對的，南美洲是古代若干最奇特的文化的發源地，而我們既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在印加人取得政權時，他們消失到哪裡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們肯定是知道的——那就是，沒有一個南美洲的人，到了太平洋中的島上。」

「還有另一方面呢。」我繼續說道。

「但是別誤會我，」他趕緊說道，「從一方面考慮，我覺得你是對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考慮，又是那麼不可思議。我在圖案上的研究幫助了你的理論。」

上校是挪威武官奧圖．孟特．卡斯。他是一個好性情的人，他聽到了我們的事情之後，十分情願地給了我們一封正式介紹信。

我在「海員之家」過了好幾個星期。無論從芝加哥或者其他城市，都沒有就我的論文回信來。我曾把我論文的抄本分送各地。沒有人看了這篇論文。

這瘦小的人突然開始猛力地擦乾盤子。

在和我們解除協議的三個朋友中，有一個是駐聯合國記者，他建議帶我們坐車到聯合國求援。我們走進聯合國大樓的大廳，得到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國的人並肩坐著，後面牆上掛著極大的世界全圖，大家在靜聽一位黑頭髮的蘇聯人站在地圖前發表流利的演說。

「無線電！」我嚇了一跳，說道，「我們要這東西幹什麼？在史前的木筏上，它是不相宜的。」

我敲了敲門。一個長鼻子的瘦小的人先把門開了一條縫，然後滿面笑容，把門大開，拖我進去。他直接領我走進小小的廚房，讓我動手搬盤子叉子，同時他自己把他正在煤氣灶上燒的、叫不出名目來的、但是香氣撲鼻的烹調品加了一倍。

我們把桌子收拾乾淨。我幫他把盤子洗淨擦乾。

「那我什麼也沒有證實。」

我們能夠得到挪威的錢，但是並不能解決我們在美國的問題。我們可以向什麼學術機關申請貸款，但是我們很難為了一個尚在爭論中的理論而取得貸款；而且，我們所以做木筏遠航，原因也在此。我們不久就發現，無論是報館或者私人，都不敢投資到他們和所有的保險公司都稱為自殺的航行中。但是，如果我們安全歸來，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天，陶斯坦來了這樣一份電報：

「你忘了這個。」他說道，把我的論文交還給我。我瞧著論文的題目：「玻里尼西亞和美洲的史前關係研究」。我把論文夾在胳膊下，踉蹌下樓，走入街上的人群。

「噢，一點小事。」李維奇趕快回答。他簡單扼要地把我們的整個事情解釋了，那位首長耐心聽著，一根手指也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