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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復。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裡嚇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確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盡力控制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過去幾個月裡，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分親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並且於一九六八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叔叔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驚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六月份回去面試。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體現了互相傾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愛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搏鬥取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薩伊的學校裡教書時也曾見過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於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於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絕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怎麼也不行。

「那有什麼害處呢？」我強調說。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薩伊政治局勢的變化。為了鎮壓六〇年代早期叛離的加丹加（Ｋａｔａｎｇａ）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時的雇傭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雇傭軍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雇傭軍，這些雇傭軍便不再忠誠於該政權了。一九六七年四月末五月初，那些雇傭軍集結在金夏沙（過去叫史丹利維爾─Ｓｔａｎｌｅｙｖｉｌｌｅ）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占據了包括電台在內的一些重要建築物。www.hetubook.com.com蒙博托則採取了獨特的對付手段，把全國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機構，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其住處。我們的學校也不例外。一天，薩伊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機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使任何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後他們就散布在學校和宿舍各處，確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走。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薩伊農村給窮困的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於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裡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話。至於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薩伊——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體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Ｊｉｍ Ｃｏｌｖｅｒｔｓ）的牧師同他的妻子蘇（Ｓｕｅ），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南佛羅里達州立學院——一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理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於一九六〇年秋天，帶著一個士兵用的用品箱、一隻手提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在金夏沙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八月第一個週末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後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萊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全部所有的錢——一百一十六鎊，穿著褪了色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色的舊卡其布褲，來到悉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裡。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聽得似乎很感興趣。要麼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麼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為我安排幾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聽我講述的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複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週內將作出決定。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週多一點的時間準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媽媽的住處。媽媽看見她的在薩伊農村曬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兒子的形象，驚駭極了。

說理升和*圖*書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憤怒與挫折的淚水在我眼裡不斷湧出。我站在薩伊首都金夏沙瑪瑪那模（Ｍａｍａ Ｙｅｍｏ）醫院一張骯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二十五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的床墊上，身體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三十到四十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她的頭髮全禿了，面色臘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愛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畫布，上面分布著許多鉛灰色腫脹的卡普西氏肉瘤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愛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體重卻不過五十或六十磅。

我問她是哪裡來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未見過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Ｒａｙｌｓｌｅｖ）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鮮血液。

我懷疑：單單一個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於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體人民呢？雖然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六〇年代薩伊首都金夏沙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櫚樹，蔭涼喜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夏沙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瑪這個地方，那是位於薩伊東部開賽省（Ｋａｓ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里斯．盧蒙巴（Ｐａｔｒｉｃｅ Ｌｕｍｕｍｂａ）領導該國取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書，後來因「行為不軌」被學ｍ•heｔｕboｏk.cｏｍ•cｏm校開除了。一九六五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Ｊｏｓｅｐｈ Ｍｏｂｏｔｕ）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裂的、陷於混亂的、貧困的國家。薩伊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衝突蔓及全國，在這種情況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裡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裡被殺了。該校重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復興，我很高興能夠參與。

六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後，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後，七月下旬，我試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當了醫院做雜事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裡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一名婦女躺在那裡，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Ｋａｎａｎｇａ）簡易機場，想法疏通在ＤＣ─三航機上弄到一個珍貴的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並沒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氣，像買彩票一樣，沒有常規。「到機場看看能不能弄到一個座位，」人們這麼對我說。我很聽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和袋子到機場走一趟。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於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於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裡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損壞，亟需修復。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品質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對於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www.hetubook.com.com立才只幾年，對於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準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裡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我終於說服了機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機票。這時已是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畢業後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個軍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非洲農村生活的準備。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薩伊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在薩伊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薩伊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純係例行公事。首先，我對美國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諮詢的人或機構。過去從未想過要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他是杜克神學院（Ｄｕｋｅ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請，最後我向好幾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國人，不予錄取。哈佛、耶魯、史丹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於他們沒有校友在薩伊，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Ｍｏｙｏ Ｗａｎｊｉ」——您好，先生。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後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於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二十平方英尺，要住十二到十五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乾的泥土，用來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二百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於組織人員到鄉間去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和圖書是薩伊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於外交手段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裡，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徵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薩伊教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六〇年代早期薩伊獨立後動亂期間被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處得驚人地好，跟他們分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誌，等等，但是無論如何絕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為了確保我們不得與外界連繫，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機。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刮鬍刀和其他他們懷疑可能是偽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機件。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機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況。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於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薩伊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痲瘋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安慰。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裡，這是極其常見的。

轉瞬已近二十年了。

怎麼會這樣呢？

「文博─尼亞瑪（Ｗｅｍｂｏ Ｎｙａｍａ）」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一九六五年學年開始時，我到過那裡。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裡的，對一切都很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二十一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裡擔任該校校長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