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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初，我開始進行中非共和國愛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薩伊和蘇丹接壤，人口約二百四十萬。一九七六年我追蹤伊波拉病毒時，也是在這個國家。當時我企圖從它同薩伊北部邊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實現。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該國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一九七六年時用來堵塞通道的那些樹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廢舊渡船也已更換一新。

雖然我們在實驗室裡把病毒分離出來了，這種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卻還是個待解的謎。愛滋病善於偽裝，而且偽裝的面目太多，不僅裝來像肺結核，還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愛滋病流行的程度和範圍，都很難辦。治病救人，總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數，目前使我們處於困境的就是這一條了。

這些血樣遠涉重洋送到亞特蘭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乾冰運輸法。乾冰的溫度保持在攝氏零下幾度。但是，我們沒法迴避歷經漫長十年這個事實。在保持病毒存活這一點上說，十年太長了。尤其一切相應條件遠不理想，滴定率相對說來很低。我們也知道，出現抗體的五個接受採血者在採血的當時，還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還是那次伊波拉病毒爆發中的倖存者。這五個人誰也沒有出現任何像愛滋病這類疾病的症狀——至少那時候沒有。

班吉位於烏班吉（Ｕｂａｎｇｉ）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業中心，人口為三十四萬。我們調查的重點人群之一，就是所謂的「自由婦女」，像我在前面提到過的薩伊的那瑪及其同夥那樣的女人，都屬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的隨意賣身者。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賣身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於城牆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認出她們來。我們找上門去時，聽說我們保證保密，絕不在調查報告裡引用她們名姓，她們便表示願意合作。

此行主要同夥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長阿蘭．喬吉斯。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前法屬殖民地國家裡有一個實驗室網絡。這個實驗室是其網絡中的一個，阿蘭長著典型法國人的枯葉色頭髮，精力充沛、熱情洋溢，他平生的願望就是把自己所辦的事辦好。他愛吃，所以燒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內行的評酒專家，專評好酒；背上氧氣瓶、套上面罩的話，他就是個同誰都能比個高下的潛水運動員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彭。他的專攻項目是愛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熱，這兩項原是我們倆的共同愛好。

形勢發展得很炔。我們一九八三年在薩伊的調查，加上同時在盧安達開展的另一個調查，證實愛滋病病毒猖獗的地帶是整個中非。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傳染性疾病部門的負責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薩德。此人幹勁十足、熱情洋溢。我同他初識於一九七九年我赴蘇丹的途中。我們的難題正好是他的職責範圍。經過大量的電話和書信往來，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他，使他認為確實有必要由世界衛生組織出面主辦和實施一項相應項目。問題卡在他的頂頭上司哈夫丹．馬勒博士那裡。此人很難說服，他就是理解不了目前情況的重要性。後來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簡的工作得到實驗室一名矮壯墩實的技|師的協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納德。兩人搞了自己的組織培養系統，並開始在這個系統裡養育那極少一點點寶貝似的血清。為了查清五份血樣中有沒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從新鮮血液中培養出淋巴細胞，hetubook.com.com也就是從淋巴組織中把細胞分離出來。所謂淋巴組織是指淋巴結節、脾、扁桃體等等，都是人體免疫系統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頭，淋巴細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應。試驗要求的條件是，淋巴細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簡和唐納德先得促生和繁殖這些淋巴細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樣混在一起。說來容易，真要做起來，既費時又費心。安排組織一套接一套。而且要內行，有經驗，都得靠高度敬業精神。就算這些都具備了，還得碰運氣。日復一日，簡和唐納德兩人給培養基補充養分。該換的換、該添的添。全靠在這一部分流體中能看到淋巴細胞繁殖增長。再就是定時試驗了。要查看有沒有逆轉酶出現。這種酵素性質的酶等於是愛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見到它，就知道另一個來了。正是通過這種酶，核糖核酸才能複製成去氧核糖核酸。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愛滋病病毒的遺傳物質，核糖核酸複製去氧核糖核酸不屬於體細胞的行為。這才是為什麼在正常情況下，體組織或體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現的話，隨後必有病毒（如愛滋病病毒）混在這部分混合體中。理論上雖是如此，誰也不能肯定一定會有什麼結果。需要放長線是肯定的，有沒有大魚能釣上來，仍是個未知數。再說，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憐，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們曾經從一九八三年採自瑪瑪那模醫院病人的血樣中成功分離出多種病毒，那是頭一年的事。這次在薩伊，我們認為分離出病毒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分離出像這樣長時間的古老病毒來。

我們同時希望我們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於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們樂於把研究成果提供給索爾克研究所（Ｓｏｌ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用於研製對付愛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論是索爾克研究所或其他單位製出的疫苗迄今都尚無效。

承擔從五份血樣中提取病毒這一項極不容易做好的任務的是一位年輕婦女。就是愛滋病病毒室的簡．格徹爾。她身材高而瘦，年約三十五六歲，確是科班出身。由醫務技術員做起，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就是在我們的實驗室裡完成的，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又參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實驗室工作。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機會。她一如既往，又以她歷來接受各個項目時同樣的熱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於是非洲這塊土地上的千百萬人民，由農村湧向城市，尋找工作。至於非洲農村地區的情況，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區，拿兩性關係為例，不能同金夏沙這類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語。城市中肆無忌憚的濫交、雜交這類開放現象，尤其在偏遠農村地區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極為強大。稍有出格的，其後果必然十分嚴重。而且非洲農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放棄婚姻，迅即喪失自由。社會制度限制了性關係混亂的存在。相應的，愛滋病的蔓延減少到最低程度，根據這種情況，愛滋病本身傳播率不高、潛伏期又相對較長，雖然有所流傳，流傳程度和範圍就很有限，幾年中也不過出現少數幾例發病情況。何況，發病的初起階段，既然不是常見病，自不會興師動眾，而且容易誤診或忽視，這些地區本來就缺醫少藥，更談不到合適和必要的醫療診和-圖-書斷設施。對薩伊這類窮鄉僻壤地區，我太了解了，根本無醫藥可談。因此，可以認為，愛滋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悄然在非洲農村流傳的。

酵素鏈免疫吸收檢定的一系列檢驗，目的為了尋找病毒抗體。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澱法各個檢驗的證實，在六百份血樣中找出五份愛滋病病毒抗體。也就是說一九七六年期間，居住在揚布庫地區的居民，有〇．八％的人染上了愛滋病病毒。據巴黎克勞德．伯納德醫院的弗朗索斯．布倫─韋齊內特一九八六年的一項研究內容證實，一九七六年，來自蘇丹的血樣中出現了〇．八％的抗體比例，也就是說每一千個人中有九個是受了感染的。這個結論同我們在薩伊愛滋病情況非常相似。當然，我們並不就此罷手，我們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試試能否從這五份血樣中分離出ＡＩＤＳ病病毒來。大多數病毒脫離了人體就難存活。愛滋病病毒也不例外。只要抽出體外，少則幾分鐘，多不過數小時，它們往往就在血樣中死去。為了保證它們的生存，採集血樣的過程和隨後的保存措施，必須極其小心。揚布庫首次進行研究時，我們沒有用心在意。在處置愛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從病人全血中採取並保存好血細胞。可惜揚布庫的一批血樣沒有保存血細胞，而只是血清。

從外表上看來，希拉．米切爾只是個小小個子的可愛|女|人。我同她搭檔，仍在班吉各類人群中繼續調查。

一九九六年開春不久，有些病人從一頭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伊波拉病毒，負責分離提取病毒的就是阿蘭。阿蘭一接手工作就認定疫情，立刻動手，用不著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情遏制住了。在我們展開調查的過程中，我們很快認識到愛滋病病毒已經光臨中非共和國。一九八五年四月裡，我們同在班吉。當時我問過阿蘭是不是願意操辦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主辦、在中非共和國召開的非洲愛滋病會議。在他表示原則上同意後，我給在日內瓦的法哈里．阿薩德發了一份傳真，建議一九八五年十月份舉行一次愛滋病問題的工作會議。也就是說，排在已經要排好在歐洲召開的另一次會議的前一個月，法哈里並不反對。為了擴大會議的參與範圍，我們決定除了歐洲和美國的與會者之外，還邀請十六個非洲國家的代表，我們打算讓會議成為講壇，藉此讓有關研究愛滋病的信息廣為傳播，也讓不是非洲籍的科學家們聽聽愛滋病陰影籠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實情況。世人（包括科學工作者在內）不知異域實況、缺乏地理知識的為數不少。讓大家了解該疫病流行的情形對於事態發展只會有利而無害。來到非洲的西方科學家對非洲的想像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是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也可以因此而睜大眼睛見識見識外面世界，這是另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可說落後之極。就是在非洲範圍內，也是數一數二的貧困國家。一九七九年以前，它一直處於讓．貝德爾．博卡薩皇帝的淫|威統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禮一次就揮霍了千百萬美元。他仿效拿破崙，自立為帝，宣稱他的國家為帝國。在被廢黜驅逐出境之前，他極力搜刮全國已然貧瘠之至的地皮，殺害他的對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惡名遠揚，博卡薩更是眾惡之翹楚。

出席這次具有奠基意義的會議的科學家中，有的是非歐兩洲研究愛滋病的權威和頭面人物。湊巧的是有兩位弗朗索斯，而https://m.hetubook.com.com且都來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西諾西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倫．韋齊內特。在愛滋病研究領域裡，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西諾西．弗朗索斯當之無愧地為關鍵人物。她的知名度也是理所當然。她是盧克．蒙塔溫教授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一九八三年時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分離出愛滋病病毒的科學家。當時傳媒炒作熾熱，廣告和報導不分，大做「發現」愛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沒了她的學術貢獻意義。我事後了解到，她確實功不可沒，成就來自她那近乎癡迷的鑽研素質和百折不回的執著精神。後來她成為聲譽極高的費薩爾國王醫藥科學獎的得主。弗朗索斯現仍埋頭於她的愛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於開發中國家。

研究繼續進行。所有參與有關研究的人員都開始看清楚：病毒傳播的效率並不很高。傳播途徑必須是性接觸或者是血液接觸方面的問題，比如輸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針頭，或者濫用不潔針頭之類。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一直有一個問題盤旋在我心頭。現在還得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只不過，應該稍加更動，以便調整我的思路，開闊視野，不妨把追問愛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這個問題改變為：在本世紀八〇年代初以前愛滋病病毒不為人們察覺、無聲無息地隱蔽蟄伏了多久，六〇年代中，各色各樣的病例，凡屬於感染一類的，我見過許多。卻從來沒有見過像愛滋病這類的。回想中只有肺結核病例的症狀同非洲農村愛滋病患者相像。自那時以來薩伊，跟非洲其他地區一樣，有了深刻快速的變化。變化之最，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

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會議期間，差點無意中釀成一場大悲劇。要是大禍果然發生了的話，愛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十年。那次會議，在休息期間，主辦人組織過一次直升機下鄉郊遊，兩位弗朗索斯結伴同行。起飛二十分鐘後，坐在駕駛員一側的布倫．韋齊內特無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槳的操縱桿，致使螺旋槳停轉。直升飛機頓時急劇垂直下墜。幸虧駕駛員反應迅速，搶在飛機完全喪失高度之前，穩住了飛機。等飛機停穩，科學家們踏上堅硬的地面時，還心有餘悸，顫抖未消。這些科學家都有獻身精神，可以從容面對實驗室裡意外感染的風險，但要讓他們接受飛機郊遊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國莽莽荒野的下場，實在不能甘心。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幾個人商量由誰來牽頭在日內瓦弄一個防治愛滋病的重點項目。防治的重點放在開發中國家。我提名喬納森．曼。自從「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他已經在薩伊打開局面，很有聲勢。我以為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十月份班吉會議時，法哈里有機會同喬納森會晤，可以當面聽聽喬納森的意見。不出我所料，兩人一見就很投機。可是對法哈里問他是否願意搞一項世界衛生組織的愛滋病項目，喬納森卻沒有立刻同意，只表示願意幫助法哈里為這個新機構出點主意。後來喬納森還是出山了，擔任籌建和領導這項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性|愛滋病項目的工作。這項工作在隨後五六年裡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開發中國家對付愛滋病的其他同類項目所無法比擬的，法哈里才大壽短，兩年後突然英年早逝。這個項目也就成了他留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遺贈。

在此期間，同行間爭論得如火似荼的，還hetubook.com.com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班吉定義」。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已用它作為判定愛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據。根據眾代表多年來臨床經驗所得出來的綜合性條文給愛滋病下了定義，得到一致通過。實踐證明，這個定義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斷愛滋病在非洲流行的範圍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沒有試驗條件的地區，作用更大。此項定義的主要內容，如長達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的發燒不退，體重驟減，減幅大於十％，瀉痢久久不止等等，還有若干次要症狀，如肺結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徵，連續反覆性的疙疹病毒感染等。

我們等待結果。真可謂不勝企盼之至。我打賭說可以找到愛滋病病毒，不過數目估計相當低。究竟低到什麼程度，我希望還不至於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會攤上一次找到愛滋病病毒的機會吧。為了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計，證實一八七六年時偏遠的薩伊北部普遍出現過愛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

終於，愛滋病實驗室找我的電話來了，說試驗已全部完成。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倫．韋齊內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聞遐邇的論文共同執筆者。這篇論文寫的就是分離出愛滋病病毒的內容。布倫．韋齊內特名實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為愛滋病病毒研究人員中的泰斗。一九七六年伊波拉病毒調查中貯存的血樣複查試驗工作，也有她的貢獻。她得出的結論是蘇丹一九七九年的感染率幾乎等同於薩伊一九七六年的數字。

如此這般，幾經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樣在新鮮的細胞培養基中不見動靜。終於有一份血樣出現了反錄活動增多的苗頭。簡和唐納德暫且按捺住激動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樣放入新鮮的人體淋巴細胞培養系統中進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無論在哪一部分新鮮細胞中，逆轉錄酶猛增。這就是說，我們抓住了愛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她們出賣肉體的場所說來可憐，例如，一輛德國大眾小貨車的殘破車身，弄幾塊硬紙板墊墊，再在窗口檔上幾條破布爛衫，就成了小小一塊外人勿問的隱私地了。多虧當地有個醫生定期給她們檢查，我們調查過的都在其中。所以，我們開導她們、提醒她們、告誡她們所冒的風險時，就容易多了。對我們來說，循跡覓蹤，進一步弄清感染的層次也較為輕鬆容易些。早在一九八五年，這些賣身女子，已有四十％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對這個數字，我們認為過小，怕只是整體的一鱗半爪而已。

我提議能不能做一次也許可以稱作縱向研究的試驗，看看以上這個假設是否站得住腳。先規定一段研究的時期，比較非洲農村逐個階段的感染率。正在這時候，我想起一九七六年就伊波拉病毒大爆發問題開展調查時，我們曾經在揚布庫周圍一帶採集過六百份血樣，交「疾病控制中心」妥為冷凍貯藏保管，我知道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由簡和唐納德提取出來的這份病毒成了愛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來研究該病毒的演化史。因為愛滋病病毒有多種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現對眾多科學家來說，無疑在弄清不同時間和空間分離出來的愛滋病病毒之間的關係方面提供了幫助。有些科學家進一步給這個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遺傳信息序列。還有些科學家根據序列更進一步探索出這個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後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代發生過多大的變化和哪一些變化。用簡單的話說，我們因此而弄和*圖*書清楚了病毒各個變種之間的先後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而且有了進行判斷和加以分別的準確手段，把這些研究成果歸納起來，勾畫成可以稱之為世系圖之類的種譜。病毒的種譜條塊分明之後，愛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實非的異點，就一望而知了。也許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類獲得後天性免疫功能缺陷（即愛滋病）的病毒曾經同出一源，但兩者的遺傳史程卻證明它們分道揚鑣，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這類病毒是首先見於猴體，而後感染及人，還是從人到猴，可能我們永遠解不開這個謎。我們所能肯定的，是這種兩者間發生的感染關係，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弄清愛滋病的來歷的重要意義在於可以掌握這種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規律。沒用多久，情況開始明朗。中非和東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區。感染的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後來又發現了一種不明其底細的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愛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處。儘管猿猴身上從未出現過類似愛滋病的症狀，不少人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一點，認為愛滋病是由猴子傳染給人的。於是乎，人類感染源的問題有了定論。然而，按流行病學的看法，這一假設根據不足。猴子以叢林為聚居地。愛滋病卻盛行於城市。我們盡可以乘興追索作為肇事元凶的那隻猴子，就怕這種方法導入歧路，離題太遠。所以，還得尋找真正的解答。

從中非共和國返回亞特蘭大，我腦子裡仍然索繞著愛滋病流行的起源問題。但至少現在有了一條重要的獨一無二的信息，那就是一九七六年時薩伊北方農村人群中，愛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一％。此外，我們還從一個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們還不得而知的是，前後這些年，發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況又如何。如果我們現在的假設是正確的話，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長，農村地區的感染情況也應該維持不變。我們分析在那些僻遠鄉村地區，病毒傳播也就差不多是這種程度。多不了，也斷不了，不至於出現大爆發、泛濫成災。我們關心的是要落實這個假設，從而可以進一步弄清楚愛滋病病毒這些年棲身的所在。我們還有一種想法也需要通過試驗加以證明，從而也可以進一步弄清楚愛滋病毒猖獗起來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農村人口外遷、生活方式變化，尤其是涉及性行為方面的問題等等因素有關。看來，非得派個人去薩伊進行一番調查不可。於是，凱文．德科克來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愛滋病病毒實驗室的負責人員，要求他們用一九七六年採集的血樣做一批愛滋病病毒抗體檢驗。那時做這樣的檢驗，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市面上買不到這方面的設備，試劑都得由實驗室自行加工生產。再說，敲定最後結論的檢驗稱作「放射免疫沉澱法」，做起來極不容易，花費的時間同它的名稱同樣冗長，比簡單得多的「西方墨點法」繁瑣。後來乾脆換成了後一種方法，也就是從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種具體病毒蛋白質的抗體。我等待查完全部六百份血液樣本的結果，等了好幾個星期。

放射免疫沉澱法檢驗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澱病毒中某些種類的蛋白質。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蹤標記標明。附有放射性示蹤器。放射性信號的強弱同接受試驗的血清中的抗體量成正比。這種試驗的優點是靈敏度高、結果具體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