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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信中提及的兩次晤談外，另據吳晗追記，同年十二月還有一次長談。毛當時提出：第一，彭（瑩玉）的下落是消極的、道家的，稱讚不當。第二，國家機器由軍隊、法庭、特務機構等組成，而不是由官僚機構和軍隊組成。第三，朱元璋由農民階級轉變為地主階級，不是由個人的人性物欲決定的，團體利益決定個人利益。這次談話產生了一九五四年的修訂稿本，但未付梓，僅油印百餘冊徵求意見。上述追記即用鋼筆記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稿本上，吳晗同時以毛筆加注曰：

可能是出於文化上的不自信，當草莽梟雄或外族首領坐定龍廷時，不免對新歸順的士大夫階層心存疑忌，生怕被這幫舞文弄墨的傢伙愚弄。早年讀此書，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中的一段軼聞：朱元璋外出私訪入一破寺，見牆上畫一布袋和尚，並有題詩一首，墨蹟猶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獲。其詩曰：

將歷史作為現實的參照係，應該是一種正常的思考和表達模式。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只是將史實當作一面鏡子去對照現實，無須作為諷喻刺隱的手段，這是正常「映射」與非正常「影射」之區別。「影射史學」只是專制時代的一種表達方式，是缺乏言論自由之社會的特殊產物；它同時也可以被利用，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範例。以今度之，「影射」無非是嚴肅的「惡搞」，「惡和圖書搞」往往是非正規的「影射」，在社會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種另類表達之糾纏亦無從擺脫。

由是可知，兩人在西柏坡的晤談，至少有三次。另據吳晗的妻姐袁溥之記述，毛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得）好點，不要寫的（得）那麼壞。」（袁溥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直到一九六五年，作者才將最後一個修訂稿本交付三聯書店出版。「文革」結束後，北京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吳晗文集》，收入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朱元璋傳》一九五四年油印稿本以及一九六五年三聯書店版兩個版本。

作者既如是說，而這次重版仍採用這個版本，確實需要說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個版本中，一九四四年版本是戰亂年代急就而成的歷史通俗讀物，一九五四、一九六五年版本有過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一九四九年版本真實地表達了作者本人當時的觀點；二、與一九四九年版本相比，後來的版本雖然貼上了階級與國家學說的標籤，但敍事骨架仍是原來的。三、目前流行最廣的是一九六五年版本，而一九四九年版本發行量相對較少（二〇〇一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應的重視。

囊括江山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畢生緊抓和-圖-書權力從未「放寬」過，他通過特務政治和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本是不爭的事實；而《朱元璋傳》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毛澤東對吳晗曾有「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吳晗一九五〇年發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也談到偉大領袖的教誨：「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誠懇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修改了對彭和尚的評價，在一九五四年版本增加了讓步政策論，一九六五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階級論，肯定朱元璋功大於過。評價確實是「寫得好點」了，但似乎仍未領悟深意，辜負了領袖的期望。九個月後，作者即因一九六一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稀裏糊塗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頭道犧牲。

此次重版《朱元璋傳》，係依據一九四九年的版本。但作者在一九六五年版的自序中，曾對一九四九年版本作了三點檢討：一、有超階級思想，對彭瑩玉和尚的評價和史料引用不當；二、當時不懂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為國家機器只是官僚機構和軍隊；三、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故對朱有苛評。其實，這三點主要是來自毛澤東的批評。對朱元璋這位專制君主的評價，領袖與學者的視角從來就不在同一地平線上。

現實是歷史的繼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至今仍和*圖*書被廣泛引用。歷史場景總是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戲外有戲，戲中有戲，但戲還是老戲，只是改編了劇本並換上了新演員。一個歷史悠久積澱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歷史，拒絕反省，將難以走出「週期律」的循環怪圈，更無法把握未來。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時代，互聯網絡可提供更豐富的歷史參照物。史家大可不必著意於「影射」，只須讓翔實的史料自己說話；讀者會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對歷史的解讀將越來越個性化。無論是治史或讀史，當你打開這部史學名著之際，作者的命運也在昭示後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務。

中國士大夫總擺脫不了事功的傳統，治學中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冰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影射史學」轉向「遵命史學」，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卻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隨形，「遵命」的研究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這其間，從上到下最缺的，是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平常心。

《朱元璋傳》初版對傳主有「三個偉大」的評價，即「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兩個還是「最偉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殘暴嗜殺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吳晗在一九六五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認「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蔣的形象在抗戰時期是「民族領袖」，戰後竟演變成https://www.hetubook.com.com反民主的獨裁者，作者對朱元璋先褒後貶，折射出知識分子對這位歷史人物的情感變遷。

以往學界對此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學」上，兼有評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個學者的政治傾向，影響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評價，使吳晗成了中國歷史學界「影射史學」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傳統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處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一旦成為這種「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貼上「影射」的標籤，而現實中的千古風流人物，也隨時可能自動前來「對號入座」。

為史學前輩吳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傳》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種難以名述的悲涼。回顧自己對歷史的興趣，就與小學時代讀吳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以及《地理小叢書》有關。當時我對這三套叢書是每出必買，搜集得很齊全。上中學後，又讀了《朱元璋傳》、《讀史劄記》等專著，對其考證方法及夾敘夾議的文體印象深刻。「文革」結束後我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與這段早年的閱讀史不無關係。

這位左翼歷史學家與同時代的大批激進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投身革命並積極跟進，檢討自己也傷害過別人。身為獨立意識薄弱的學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學猶若一把雙刃劍，令歷史學家成了自身專業的受害者。在走過了春風得意的十幾年後，作者終因一出歷史劇《海瑞罷官》身陷文字獄，落得個家破人亡的結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其個人悲劇不僅在於如何研究和演繹歷史，更在於誤踏歷史悲劇的大舞臺，且無意中成為演和*圖*書員之一。這結局自一九四八年獻書時即已註定，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

《朱元璋傳》曾四易其稿。其中一九四四年的版本有兩個，重慶勝利出版社版書名《明太祖》，在創出版社版書名《由僧缽到皇權》。一九四七年末，此書的增訂稿章節開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一九四九年正式以《朱元璋傳》的書名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作者一九四八年到石家莊時，曾將書稿進呈毛澤東。毛曾對書中對起義領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評價提出異議，認為：像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閱讀後退還稿本時，毛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一信，著重談到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作者早年師從胡適，並在其指引下專攻明史，胡適對作者的學術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響。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是全世界左傾的年代，雖然吳晗曾潛心考據不問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樣：「一九四〇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一九四三年他加入民盟後，其政治傾向導致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胡適亦曾惋歎：「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一個甲子過去，當今學界正熱衷於重新解讀陳寅恪、胡適、錢穆和傅斯年，卻已很少有人評價吳晗的學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