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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材，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微玷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但是他的抱負，已經把他壓迫得喘不過氣來。詩集《擬西北有織婦》一首，大致是這年作的：

「這是一群餓賊，皇上用不到操心，」嚴嵩說。

二十九年俺答包圍北京的時候，仇鸞不敢開戰，是嚴嵩的同志；馬市開了，世宗一意聽信仇鸞的話，仇鸞便成為嚴嵩的威脅，所以楊繼盛攻擊仇鸞，間接也給予嚴嵩一種安慰。三十一年仇鸞失敗，繼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東諸城知縣，再升南京戶部主事，三升刑部員外郎，四升兵部武選司；從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歲四遷，嚴嵩看清這次繼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繼盛也看清嚴嵩只是一個辜恩誤國的權奸。到任一個月，他彈劾嚴嵩十大罪，又說：

扶植原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畔眾芳萎，惟有此種方葳蕤！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溪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

徐階鄭重地說：「軍隊一直駐到北京城外，殺人和切草一樣，不僅是餓賊了。」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間，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薊州，攻古北口，同時從黃榆溝潰牆入境。巡按順天御史王忬出駐通州，調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來從成祖初年，棄福餘、泰寧、朵顏三衛以後，北京已經站在國防第一線了。薊州失陷以後，敵人再從古北口取道通州進攻，對於北京，完成圍攻的形勢。北京原是明代第一個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戰時體制。成祖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加以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中部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一共八十餘萬軍隊，當然不會感受任何的威脅。但是成祖的規模已經不在了，京軍由三大營改為十二團營，再改為東西官廳，額軍由三十八萬再減為十四萬，世宗初年京營額軍只剩得十萬七千餘人。武備是一天一天的廢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時候，兵部尚書丁汝夔清查營伍，只有五、六萬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駐紮，但是這一群殘兵，一個個只是愁眉苦臉，長吁短嘆。戰爭沒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詔勤王。第一個奉詔的，是大將軍咸寧侯仇鸞，從大同帶了大軍二萬入援，以後各地勤王軍一共來了五、六萬，總算有了一點聲勢。但是給養方面，沒有什麼辦法，餓死的兵士，正是日常習見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鸞不敢開戰，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麼條件都可以承認。俺答當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國侵略者東來的故事一樣，稱為要求「入貢」。世宗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和禮部尚書徐階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貢書，問他們的辦法。

嘉靖二十六年，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於兩個範疇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著香葉冠，一時高興，製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著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只說大臣朝天子，用不著道士的衣冠。在他們同在內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以後便是嚴嵩的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內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內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只是坐著，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內監並坐，數長數短地問著，等到小內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裡。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便吩咐夏言、嚴嵩擬上來，夏言只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的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內的鬥爭，但是這次夏言的失敗，卻失敗在內閣之外。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的計劃。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復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銑的奏疏交兵部議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兵部尚書陳經議覆，認為築邊、復套，都不容易，比較起來，復套更是困難。他說：「夫欲率數萬之眾，賚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這是審慎，但是審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詔斥責兵部，同時策勵曾銑道：「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這一道詔書，正是夏言的手擬。

但是暴風雨來了。嚴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機會，忽然一天世宗手詔輔臣：「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這是猶豫，猶豫的後面便是動搖。機會畢竟來了。嚴嵩是不會放過機會的，他立刻說河套決不可復。夏言質問嚴嵩為什麼不早說，要是有異議，就不應當遲到現在。在夏言盛氣淩人的習慣裡，這是常事。但是世宗的個性，比夏言還要強，於是從夏言和嚴嵩的對立，突變為世宗和夏言的對立。嚴嵩再上疏認為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夏言表裡雷同，淆亂國事。皇帝的暴和-圖-書怒，是沒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罷職，一面逮捕曾銑入京，政府官吏主張復套者一概罰俸。最後曾銑竟因交結近侍的罪名棄市，夏言則因為蘇綱和曾銑同鄉的關係，被誣為由蘇綱居間，受曾銑贓賄，也在十月間棄市。從此河套永遠受著韃靼騎士的蹂躪，卻葬送了一個內閣大學士，一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嚴嵩復為首輔，再在那半清客、半權臣的局面下，維持十五年的政權。

「聽說裕王殿下對於家大人有些不願意，是怎樣一回事呀？」

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輾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贐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牢籠，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佈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時候，才二十五歲，我們因此遙想到漢文帝時一個二十餘歲的洛陽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賈誼。賈誼《治安策》論眾建諸侯以遏亂萌，這是漢代政局的對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時候，要說宗室驕恣，真是太可憐了。武宗的時候，親藩造反確有兩次，但是即以寧王宸濠那樣的聲勢，也是不久即滅，親藩的威力，已經過去了，其實沒有什麼尾大不掉之勢。在這個時期裡，世宗正在崇奉道教，於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輔元宣化真人；遼王憲㸅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這只是討皇帝歡喜的一種可憐相，還有什麼遠大的志趣呢？也許居正念念不忘憲㸅，在這個機會裡，給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卻忘去關於宗藩的一個大問題。

明代宗藩的問題是宗祿。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餘皆封王，王的長子當然也是王，其餘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遞降，除長子襲封以外，便有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王和郡王的女兒是公主、郡主，遞降還有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公主的丈夫是駙馬，郡主以至鄉君的丈夫是儀賓。這一切人都有歲祿，從王的一萬石到鄉君及儀賓的二百石，單單一個王府的歲祿，已經是非常駭人。而自成祖以後，每經過一個皇帝，當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沒有限制的時候，他們的子女，也沒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經是很大的數目，但是晉府慶成王奇湞便有子七十人，雖然沒有打破田常七十餘男的多子記錄，比太祖已經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將軍、中尉，真把整個的國家吃窮了。

居正是一個深沉的人，從繼盛下獄以後，處處感到危機。對於時局，他的憤懣已經達到極點，可是偏偏不許流露。他的抱負是偉大的，可是在這個政局裡，只要他做不關痛癢的文章，用不到他的抱負。平生的知己，剩得徐階，然而徐階只是那樣地小心翼翼，縱使居正有什麼主張，他一概不問，永遠是靜靜地待著；而嚴嵩的政權，正在日新月異地，因為受著世宗的栽培而滋長。

馬市的事實，對於朝廷畢竟是一種侮辱。世宗衰邁了，也許有一些苟且，然而經不起這一個刺|激。高傲的血液裡，激盪著復仇的氣息。仇鸞沒有知道，還在慶賀自己的成功；俺答也沒有知道，還在和平的氣氛中，不斷地進攻大同、懷仁。戰爭的呼聲又起了，沉沒了世宗苟安的雜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鸞赴大同巡視邊防，一面用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徐階看清世宗對於仇鸞的信任已經起了變化，首先便把仇鸞貽誤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鸞入京，八月收仇鸞大將軍印，九月罷馬市，朝廷和韃靼間，恢復作戰的體制。世宗對於仇鸞的反感，一切都看在嚴嵩的眼光裡。嚴嵩本來也感到徐階的威脅，正在打算借徐階、仇鸞平時接近的關係，給他們一個一石兩鳥之計，卻想不到第一個推翻仇鸞的卻是徐階，被他占了先著。於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適宜的機會。徐階也趁此時機，結納居正。周聖楷《張居正傳》稱：「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沉毅淵重，深相期許」，便是這個時候。《明史．張居正傳》稱「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階和居正，方在計劃推倒嚴嵩的政權，但是表面上還是平和。嚴嵩看到居正在那裡做《賀靈雨表》、《賀瑞雪表》、《賀冬至表》、《賀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癢的文章，有時便吩咐他代擬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稱賀」（奏疏十三《賀元旦表》二），「臣等叨塵密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既多，感寵恩之愈厚」（同卷《賀元旦表》五），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代輔臣擬作的。在嚴嵩的眼中，居正只是一個應酬詩文的作家，這又證實嚴嵩不如徐階的敏感。

顧氏死後，不久居正又結婚了，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的情形一樣，人生的缺憾是無法彌補的。居正詩集中《朱鳥吟》的最後兩句：「仙遊誠足娛，故雌安可忘」，是一個證明。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才指出「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字應作下，《明史．食貨志》引作上），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林潤的見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後神宗萬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規模。

「事是禮部的事，但是一切還請皇上作主，」徐階說。

世宗竦然地說：「卿可謂遠慮。」

「本來是wwｗ•hｅtｕｂｏｏｋ•ｃｏｍ.cｏｍ和你們商議的，」世宗說。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於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最初韃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英宗天順六年，韃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寧夏三邊，一切的佈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韃靼，以後稱為「套寇」。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但是楊一清的計劃，也沒有貫徹。到嘉靖年間，盤據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邊永無寧日。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嘉靖十九年，改總制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綺靡的地方，但是卻充滿報國的熱情。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衝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的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只有把韃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仕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博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巨典，猶未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名者？況今榮進之路，險於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顑頷而竊嘆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祿，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眾，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其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書牘十五《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這一席話，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其後高拱、以勤入閣，都是因為裕邸講官的關係。嘉靖四十三年居正為裕邸日講官，其後隆慶元年，居正入閣，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只要於國家有利，皮幣珠玉都給得。」世宗慨然地說。

「國本久已決定了。裕王殿下的諱字，從后從土，明明是土地之主，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親王講官，舊例只有檢討（見《明會典》），但是裕王講官，兼用編修，和其餘諸府不同，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說惟有首輔才算得社稷之臣，請問不願意的話從何而來呀？」

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繫。臣伏睹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捨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只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著遺詔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的舉動。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只稱先師，撤除塑像，只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敵人已經到了近郊，要開戰，要守城，什麼都沒有準備，目前只有議和，但是惟恐將來要求無厭，這是困難，」徐階的話逐漸地具體了。

經過這一次大變，居正認清了兵備是怎樣地廢弛，邊備是怎樣地重要，以及應付俺答的對策是怎樣地急迫。他認清了嚴嵩誤國賣友，對於嚴嵩，確是斷念了。蝸牛的一個觸角及時收回，但是另一個觸角就趁此時伸出。他已經發現一個友人，這是他任庶吉士時的翰林院掌院學士，現任禮部尚書徐階。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階是居正的老師，但是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們間的友誼，一直維持到萬曆十年居正身歿為止。

據敬修《文忠公行實》，居正元配顧氏，繼配王氏。他第一次結婚在那一年，不可考。從詩集編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顧氏已經死去一年了。詩題：「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然有感。」這首詩很流露了居正夫婦間的愛戀：「蹇薄遘運屯，中路棄所歡，嬿婉一何促，飲此長恨端」四句，指明他們相處的時期，並不太長，然而已經永別了。「離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正寫出寄櫬北京的情形，遺嬰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王世貞《首輔傳》卷七言居正以妻喪請急歸，與居正言不合。）

在夏言和嚴嵩的鬥和_圖_書爭裡，一個新科進士是沒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對於當時的時局有了些微的認識，夏言已經失敗了。居正和嚴嵩的關係怎樣，我們沒有切實的把握；但是內閣大學士，是翰林院的長官，在翰林院設內閣公座，而且一切公務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內閣、翰林稱為同官，事實上居正和嚴嵩是不會不發|生|關|系的。文集中《聖壽無疆頌》、《得道長生頌》，以及奏疏中《代謝賜御制答輔臣賀雪吟疏》，這一類的文章，固然是代嚴嵩做的，沒有疑問；就是在嚴嵩失敗以後，分宜縣知縣替他經營葬事，居正給他說：「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為報哉？」（書牘一《與分宜尹》），可見居正和嚴嵩，是有相當的感情。不斷的政治鬥爭裡，居正在那裡揣摩著：他知道在怎樣的環境裡，應當怎樣維護自己。他也知道，在學習的期間，應當怎樣地從容緩進。他和蝸牛一樣，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觸角，尋覓政治上的支援。

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還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為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為萬世之利，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為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

究竟經驗是跟著年齡來的。三十歲的翰林編修，已經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歲的內閣大學士，卻認清楚還得忍耐，還得忍耐。「披腹心，見情素」，固然是一個辦法，但是在固執己見、呵護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嚴嵩，便是激怒皇上。楊繼盛的例子在那裡，這個使不得。「抗志浮雲，遺世獨往」，也很好，可是在和嚴嵩決裂以後，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事實，不是徐階的過慮；徐階去位以後，遇到高拱當國，高拱去位以後，遇到張居正當國，都經過很大的危難，何況嚴嵩是一個比高拱更有辦法，比張居正更無顧忌的人呢？不錯，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自己的安全，徐階一步造次不得，他終於還是跧伏著，一切還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後的幾句，簡直有些諷刺自己固位希寵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臨去的時候，連辭行的禮貌都沒有，那麼，就讓他去罷。徐階依舊是「內抱不群，外欲渾跡」。

在居正奏疏中，這是初次，也許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這一次。這裡充分地表現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當時政治的癥結，應當說的已經說了，然而沒有得罪世宗，也沒有得罪嚴嵩。這便和楊繼盛、海瑞不同。楊繼盛攻擊仇鸞，攻擊嚴嵩；海瑞攻擊世宗：從直言極諫的立場看來，當然沒有絲毫的遺憾，但是在事實方面，繼盛所得的是棄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獄，這是居正所不願為的事。蝸牛的觸角伸出了，但是覺得空氣不利，終於還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頭於朝章國故的探索，對於時政，便不更置一辭。

這是做詩的時機罷！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給他的詩囊。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只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的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銷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著，一步不會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捨，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為急務，承望風旨為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為據，至或舉劾參差，毀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為？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於此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進的結果，對於整個政治，發生重大的影響。翰林院的新科進士，對於實際的政治，不負任何職任，只是在悠閒的歲月裡，給自己以充分的修養。這裡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討詩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裡研討朝章國故。文學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養。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文學，給以一種正確的估價，我們不能不承認翰林院的成績，同樣地，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細考察為什麼在許多昏君庸主下面，還能維持二百七十餘年的存在，我們對於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張居正入翰林院的時候，多數的進士們，正在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卻集中到實用上面。居正的目光，似已遠遠地看到二十年以後的將來。

在吉囊盤據河套、隨時領導韃靼騎士向陝西出擊的時候，他的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東北部不斷地進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進犯大同，九月進犯宣府，深入永寧、懷來。這時夏言、曾銑久已罷職了，嚴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的進攻，完全是夏言、曾銑計劃收復河套的結果，再給與世宗以一種新的刺|激。其後二人的被殺，便在九月間決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舉入侵，進略大同，直抵懷來。總兵周尚文率兵萬人，和俺答大戰；宣大總督翁萬達和-圖-書也向敵人進攻，居然殺了五十五個韃靼騎士：算是數十年未有之大捷！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西方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它的權力是相當地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的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內閣的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的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的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只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只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常時會有不斷的鬥爭；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內閣以內，次輔因為覬覦首輔的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的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內閣的尊嚴，所以他們的鬥爭，常是暗鬥而不是明爭；又因為內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鬥爭的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爭的後面，常常潛伏著誣衊、讒毀、甚至殺機。這樣的政爭，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內閣中蕩漾。

徐階、松江華亭人，短小白皙，一個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嚴嵩的敵手。嚴嵩柔佞，夏言剛愎，柔能克剛，所以夏言失敗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樣，便喚不起信任。大難臨頭的時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責任，這樣最容易引起輕視。徐階不是這樣。他不是鋼鐵，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堅強的壓力，能屈服，能退讓，但是在壓力減輕的時候，立即恢復原狀。對於外來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遠不採取決裂的態度，即在退讓的時候，他也永遠不曾忘去撐持。這是政治上的一種風度，以後張居正、張四維，都曾經採取過。申時行維持九年的政權，也是採取這個風度。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為此特臃腫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針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疾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

計劃是決定了。徐階主張，指出俺答的「求貢書」，是用漢文寫的，日後不能做討論的根據，而且也沒有臨城求貢之理，只要他開出長城，改用韃靼文寫，再由大同守將轉達，一切可以商量。當然這是一個緩兵之計。日子拖長了，四方勤王的軍隊開到北京，朝廷便有決戰的實力。日子拖長了，韃靼的騎士，擄掠已多，俺答也失去決戰的熱情。終於有一天，俺答整頓輜重，作退卻的準備。這時世宗正在接二連三地催促兵部作戰。丁汝夔問嚴嵩，嚴嵩說北京和邊疆不同，在邊疆打了敗仗，不妨報功，在北京近郊打敗了，皇上沒有不知道的，那時怎樣辦？嚴嵩決定等待俺答擄掠飽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決定趁此大變殺戮大臣，「振作綱紀」！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獄。汝夔向嚴嵩求救，嚴嵩肯定地說：「我在，你決定不會死。」然而世宗的決心，沒有挽回的餘地，嚴嵩也沒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棄市的時候，汝夔才知道被嚴嵩出賣了。兵部尚書受訊，兵部的參謀長官——職方司郎中王尚學例當連坐，汝夔只說「罪在尚書一人，與郎中無預」，因此尚學免死遠戍。汝夔還沒有知道，臨刑的時候，很關切地問左右道：「王郎中已經免死嗎？」王尚學的兒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書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嘆了一聲道：「你的父親屢次勸我速戰，但是我為內閣所誤，以至於此。現在你的父親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的冤枉，是當時大眾俱知的事，後來到了隆慶初年，才得追復原官。

這是一個霹靂。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見面，嚴嵩在世宗面前說一聽一的時候，要是嚴嵩感到裕王的威脅，一切的演變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設法移轉世蕃的注意，以勤只是沉靜地說：

在那個時代裡，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熱中的。無疑地，居正的整個政治生活，充滿熱中的氣息。然而這時他居然恬淡了。他沒有忘去魯連存齊、綺皓安劉的偉業，但是眼前正留著種松負垣、植蘭當逵的炯戒。歸去罷，歸去罷，江陵的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義上，庶吉士只是一種學習的官員，在翰林院中稱為館選，三年期滿，稱為散館，凡是二甲進士及第的，例賜編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編修了，還是一個清銜，沒有實際的政務。這一年，他有《論時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腫痿痹之病五，繼陳血氣壅閼之病一。他說：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莊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莊敬太子輓歌》（詩三），但是這一件事留給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畢生的事業。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載壑、三子載垕、四子載圳。嘉靖十八年立載壑為太子（《明史．莊敬太子傳》誤作嘉靖八年），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十年以後，太子死了，諡為莊敬。這時當然是裕王晉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認為冊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無形地耽擱下來。當時得寵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龍不能見面之說，皇帝是龍，太子當然是小龍，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們的父親，從此裕王們便真真莫睹龍顏了。在太子的地位沒有確定以前，裕王、景王成為急切的競爭者，幸虧他們都只是平庸到無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宮廷以內，不曾演出流血的慘劇。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歸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和-圖-書算告一段落。但是從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這個段落中，裕王的地位，實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奪嫡的計劃，在宮闈中已經是公開的事實。首輔嚴嵩對於裕王也是相當地冷淡。裕王應得的歲賜，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當然不敢和父親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銀一千兩給嚴嵩的兒子嚴世蕃，才能補發。可是嚴嵩對於裕王，還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對裕王講官高拱和陳以勤兩人說：

這時是夏言已倒，徐階未起的時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維持著這一本江西分宜的瑞蓮。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投杼忽長吁，惄焉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卷羅幙，明月照流黃，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世宗皇帝只是點首，一面問嚴嵩看到「求貢書」沒有。嚴嵩也有一份，從衣袖裡遞出說：「求貢是禮部的事。」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雷火炮擊，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夏言的岳父蘇綱，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裡，稱道曾銑，首輔與邊臣同心，要立千載一時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張居正中進士兩個月以後，曾銑再在陝西發動戰事，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接觸，一切正在做大舉的準備。十一月曾銑連同陝西巡撫、延綏巡撫、寧夏巡撫，以及三邊總兵上疏，決定收復河套。世宗還是說「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夏言、曾銑都準備立功。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學士嚴嵩七十歲了，這正是他炙手可熱的時候，居正有《壽嚴少師三十韻》（詩六）。從「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劍履逼星纏，補袞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幾句，可以看出世宗對於嚴嵩信任之專。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也指明嚴嵩那一番謹慎小心的態度。直到這時，居正對於嚴嵩，還保持相當的好感。

這一年春間，居正曾經請假回江陵一次。《宜都縣重修儒學記》（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可證。明弘治間規定兩京給假官員，除往回水陸程外，許在家兩個月。那時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難，所以往回水陸程期再加在家兩個月，居正回京的時候，已在秋間，因此有名的庚戌之變，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繼盛上疏之前，齋戒三日，滿以為一誠上達，為國除害。但是他卻忘去了世宗的存在。世宗任用嚴嵩，這是世宗的認識；繼盛指摘嚴嵩的奸賊，便是指摘世宗的認識錯誤。這一點徐階看得清，但是徐階對於繼盛的上疏，也是無可如何，只有坐看嚴嵩的挑剔，和刑部尚書何鼇的羅織。繼盛經過廷杖一百以後，繫刑部獄三年，最後在嘉靖三十四年，附著毫無關係的都御史張經案中棄市，這是後話。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對外關係中可以紀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終於在飽掠以後退出長城了，但是對於北京正是一個隨時可發的威脅。大將軍仇鸞不敢開戰，只有設法避免戰爭，主張採取馬市的辦法。馬市是由俺答歲進若干馬，朝廷歲給若干幣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實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資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戰的馬匹。三十年三月，開馬市。第一個反對的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奏言十不可、五謬。世宗召集大臣會議，仇鸞大聲地說：「楊繼盛沒有看過戰爭，把事情看得這樣容易！」最後的決定還是認為既經和俺答約定了，無從反悔。繼盛也就在這次貶為甘肅狄道典史。繼盛是徐階掌國子監時的門生，但是徐階看到仇鸞結納嚴嵩，正在得寵的時候，一句話沒有說。就是居正，也在這個時期為嚴嵩賦三瑞詩：一篇稱頌嚴家瑞竹、瑞芝、瑞蓮三物的詩。最後的幾句：

歸去罷，歸去罷！平生的抱負無法實現，當朝的權奸無法掃除；同年的楊繼盛已經下獄，自己的前途毫無保障；少年的伴侶，已被死亡奪去；感情的創痕，又無從彌補。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然而已經認識了人生的痛苦，縱使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經感覺到衰病纏綿。（詩集《送黎忠池》二首之二：「余有歸與興，抱病淹朝秩」可證）。終於在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臨行的時候，他對徐階留下一千幾百字的一封長信。他說：

這個時代，恰是陽明之學盛行的時代，徐階不是王守仁的學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陽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聶豹、歐陽德、程文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的人有時多至五千，是北京講學的盛會，但是他的良知之學，和他的侍從世宗，修治齋醮，好像不曾發生衝突。他講求經世之學，但是他也精心結撰青詞，好像也沒有矛盾。他正在準備在政治上和嚴嵩爭鬥，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時機還沒有來，他正跧伏著。

「只是皮幣珠玉，事情便好辦了，」徐階說，「萬一還不滿意，怎樣處分？」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興的詩後，透出志在宰輔的抱負。幸而嚴嵩不會看到此詩，可以不必顧忌，他只在那裡等待江南來的長風，把他送進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