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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筆記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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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十萬進士 二

第九章 十萬進士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而後天資格主要表現於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裏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裏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於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衹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和*圖*書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裏。
由於科舉考試制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以我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並不見佳hetubook.com.com。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釋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証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像,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www.hetubook.com.com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衹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他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複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麼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絡裏,其間之艱難可以想像;好不容易把一張網絡建立起來了,但由於牽涉面太大,www.hetubook.com.com偶然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到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裡?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衹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https://m•hetubook.com.com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慧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所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鹹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諴,畢諴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後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陞官一直做到了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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