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考官在考場以文化知識裁斷考卷，但在官場卻又是不大不小的官員。是官員就有上下左右需要顧及和忌避的地方，這與以文化知識為至高標準的考場法則有根本性的矛盾。他當然可以宣言只顧考場不顧官場，但如果真是這樣，他裁斷考卷的權力是誰給的？反過來，倘使太顧官場，他作為考場主宰者的文化形象又會污漬斑斑。多數考官是想在兩相平衡中稍稍偏向於文化形象的，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唐德宗貞元年間，禮部侍郎權德輿知貢舉主持考政，皇帝的寵信李實暗示他幾個必須照顧的人選，權德輿拒絕了，李實大怒，乾脆公開提出二十個人的名單要權德輿接受，而且二十個人的前後名次也排定了。李實大言不慚地對權德輿說：「你可以按照我排的名次一一錄取，否則，你就會貶謫到外地，到那時後悔無及！」這下權德輿不能不陷於矛盾之中了：按照李實的話辦，必然被社會恥笑；但不按他的意思，他一定會到皇帝那裡誣奏，如何是好。幸好不久後皇帝死了，李實不能再胡作非為。但李實對權德輿說的那番話，歷來有很多考官都可能聽到過，他們不可能都正巧遇到改朝換代。他們怎麼做，可想而知。

好在一切有頭腦的政治家或遲或早都會重新發現李德裕發現過的問題，因此試圖阻遏座主和門生之間膠固狀態的呼籲和措施歷代不斷。北宋建隆年間朝廷明確下詔，不准把主考官稱為「恩門」、「師門」，錄取考生也不准自稱是某某考官的「門生」，違者就算犯法。可以代表歷史對這個歷時久遠的問題下結論的是清代大學者顧炎武，他說：「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遂有朋黨之禍。」既然如此，那麼，歷代整治這個問題也就無可厚非了。

從以上所述考官們可被攻擊的三個方面，我們大體可以看到科舉考試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煩。以前我們更多地關注考生們的悲哀，結果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惡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鬧。這種誤解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科舉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過歷朝主持者不好罷了。但是，當我們把視線一旦停留在科舉考試主持者們身上，發現他們如何處在一種極其脆弱又難於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這種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為他們個人品格上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憬悟：科舉考試本身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行為。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

不管荒蕪不荒蕪，這些有趣的談論顯然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前提：科舉考試是國家行為，考試的結果怎麼轉眼成了主考官的私有財產？這種考試為主考官創造了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聲譽，但這種超濃度的社會聲譽和背後所編織起來的座主─和_圖_書門生網絡無疑與國家行為的主旨南轅北轍。一種帶有幫會性質的社會小結構產生了，以結構內的無原則糾聚，來對付結構外的一切，彼此名聲大、地位高，成為上層政治生活中一團團根深蒂固的病灶，世稱「朋黨」。朋黨從總體說來是社會的禍害，當然並非全由座主和門生的關係滋生出來，但這重關係顯然起了提綱挈領式的點化作用，至少為全社會的低層幫會提供了存在的上層理由。柳宗元不是主張過門生對座主的忠誠嗎，但他又討厭文壇上那些拉幫結派之徒，憤怒地指斥他們「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柳宗元的好惡很能代表當時文化界一批高品格文人的心態，然而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厭惡的幫派之風恰恰與他們所稱頌的座主和門生的關係直接牽連。

由於不信任，推薦和自薦行不通了，代之以越來越苛嚴的防範措施。科舉本是朝廷與文人之間秋波對接、文化與政治之間情緣初訂，但是，這種好不容易開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乍一看，考場門口如狼似虎的兵士顯示著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實際上這只是整體不信任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推薦和自薦的行不通，首先不在於考官對考生的不信任，而在於社會對考官的不信任。

其實，比權德輿受到李實威脅再早些年，另一位主持考政的禮部侍郎令狐峘的遭遇更能說明問題。令狐峘擔任主考官以來，高官中薦託的人很多，但名次數額有定，當然不能全部滿足，因此很有一些人力圖扳倒他作為報復。就在這種情況下，他收到當朝宰相楊炎的一封信，要他照顧一位有背景的考生。他怕照宰相的意思做了被別的官員揭露（甚至可能也怕宰相是否有意試探），想來想去不知所措，只得把宰相的來信上繳給皇帝。皇帝見信後把宰相找來問了一下，宰相楊炎見自己寫給令狐峘的信竟在皇帝手裡，十分氣憤，就向皇帝反訴令狐峘，皇帝總是更相信宰相的，聽完之後就罵令狐峘是奸人，把他貶了。在這裡，作為主考官的權力不堪一擊。

令狐峘們一個個被貶了，李建們一個個調任了，只有那些絕不像他們那樣做的考官們誠惶誠恐地在考場上正襟危坐。他們明白，考場只是官場的附庸，自己的基本身分只能是馴順的官員而不能是剛正的學者。既然最要命的是「人情不洽」，那麼，沉下心，換成人情練達。練達是為了自我安全而機敏地斂藏，是為了避謗躲毀而察言觀色，是為了左右逢源而多方溝通。練達、精明在無奈中，勞累在靈活中，失落在機巧中，消融在網絡中。

其二和圖書，座主聲譽上的可攻擊性。

雖屬機制性整治，但諸多考官顯然也要承擔一定的道義責任。史籍中對他們最常用的批判詞總是這樣八個字：「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在這一點上，不僅朝廷，而且連歷史和社會也對他們表示出很大的不信任。清代一再出現的酷烈的科場案，便是朝廷的這種不信任的病態表現。想當初，朝廷正是想借幾雙最值得信任的眼睛考察一下社會上有那些士子可以信任，才推出科舉考試的，沒想到最終連那幾雙眼睛也無伙信任。在一切都無試信任的氣氛中，什麼事情都會變質。最可憐的是那些考官，自己的眼睛早已被多年詩書和成堆考卷磨成昏花，偶一抬頭，竟發現上上下下有那麼多不信任的眼睛逼視著，這算怎麼一回事啊？

這種麻煩連一些大學問家也經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試，閱卷大臣發現一份優秀考卷中有「閭面」二字不可解，問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痳是否可能是「閭閻」的筆誤，翁同龢以知識廣博聞名，低頭一想說，以前在書中見過以「閭面」對「簷牙」，應該算對。事後問那位考生，確是筆誤，這一下翁同龢鬧了笑話。但我們在笑翁同龢的時候不會太暢快，因為我們相信他確實看到過「閭面」。深不可測又朦朧混沌的中國文化幾乎能為任何一種勉強自圓其說的答案提供可能性，因此學問越大越會遇到判斷的困惑。照理像翁同龢這樣的大學者是最有文化資格來主持考試的，但這次他錯了，錯在不知道某位考生對中國典章文辭把握的範圍。那麼主考者應該以那一條水平線來與考生對位？誰也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科舉考試有客觀標準，不相信自己閱卷判斷的準確性，只相信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在左右著棄取，便暗暗地用抓鬮的辦法來領悟「文昌帝君」的旨意。據說清道光年閒的穆彰阿就是這麼幹的。這實際上是對考官職責的全面放棄。

宋代曾有人正確地指出，推薦人才之所以具有可信度，是因為敢於推薦別人的熱心人和敢於接受推薦的官員都是有社會地位的人，「其取人畏於譏議，多公而審」（《容齋隨筆》卷五《韓文公薦士》）。推薦錯了人，整個社會都會譏議，這是任何自愛的正派人都不願意領受的，因此必然力求公正和慎審。只要珍惜自己的社會聲譽，也就有了整體意義上的默契和保證，一切推薦、擔保、允諾都因有效而變得合理，反之，則會因無效而破碎。但是，我們的考官是很難長久地維護住自己的聲譽的，原因不在於品質而在於機制。品質再好的考官，在社會存在方式上有多方面的可攻擊性，因此在根子上不僅是脆弱的，而且是難於徹底信任的。

不僅如此，門生對座主的報答是終身性的，而且若有需要，甚至以死相報。連柳宗元都說hｔｔｐs://ｍ.ｈeｔｕｂｏｏｋ•ｃｏm.ｃoｍ：「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柳宗元等人都十分厭惡門生中那種一開始畢恭畢敬，到後來忘恩負義的投機取巧之徒，而他們的厭惡在當時幾乎也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絕大多數門生是會永久地效忠座主的，不願被大家目為「非人也」的渣滓。因此，作為座主也就擁有一筆比什麼都要貴重的生命財富。以賢明著稱的唐代主考官崔群與夫人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夫人勸他什麼時候為子孫置幾處莊園，崔群笑著說：「別擔心，我已在全國各地置下了三十處最美的莊園。」夫人大為驚訝，崔群解釋道：「前年我做主考官時，錄取了全國各地的考生三十人，他們每人都是一所最美的莊園啊！」把一個個門生比作一座座莊園，實在將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表達得淋漓盡致。當然這裡多少也包含著座主一廂情願的成分，因為崔群本人對自己的座主陸贄就比較冷淡，做主考官時也沒有錄取過陸家後代。為此，聰明而幽默的崔群夫人接過丈夫的比喻一嘆：「可惜陸贄先生的莊園荒蕪了。」

主考官們在文化資格上還會受到更惡性的挑戰，並按中國慣例，由文化而直接誘發政治威懾和政治迫害。考官們不僅避不開朝廷的斧鉞，而且也躲不過考生的利劍。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元七三六年李昂任主考官，考生李權通過親戚鄰居的關係來走門路，性子剛直的李昂大怒，召集起考生當眾責斥李權，而且把李權文章中不通的句子摘抄出來貼在街上。於是李權決定報復，他找到李昂，出現了以下一段對話——

其一，權力網絡上的可攻擊性。

其三，文化資格上的可攻擊性。

拜謝那天，及第進士們由狀元帶頭，騎馬來到考官宅前，下馬後恭敬而立，把名紙呈進去通報，被迎進庭院後，列隊向東而立，主考官則向西而立面對他們，接受拜謝。集體拜揖、狀元致辭、各別拜揖，然後每位進士一一自報家門，「我是某某家族的什麼人」、「我是某某人的重表弟」、「我是某某人的表甥孫」，儘量把自己家族親戚中有點名堂的人物一起扯上而引起主考大人的關注。碰巧，也會有主考官同宗同族的親戚中了進士，而這位親戚在輩分上恰恰又是主考官的叔叔，那可怎麼辦呢？按照慣例，反一反，進士必須自稱為姪，而尊主考官為叔。家族輩分在這裡要服從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讓叔叔張叫姪子一聲叔叔，他們兩人都會震顫，但震顫得最強烈的是封建宗法秩序：僅僅做了一任考官，竟然可以讓社會最基元的家族倫理結構為他而顛倒！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會試，考試後公布的一份優秀考卷中有一個知識性的誤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生前褒揚的十個弟子和孔子身後人們祭祀時配享的十個弟子有點混淆。考官閱卷時可能只欣賞立意和文詞，也沒有注hｅtｕbook•ｃom•com意到這一點。落第考生知道後大嘩，寫出大字報到處張貼，所有的考官都覺得丟了臉，自認晦氣不敢吭聲。這件事很能說明一種過於沉重的文化傳統與一種選拔人才的考試之間的深刻矛盾，考官只不過是這場矛盾中的潤滑劑和犧牲品。他們隨時會被一個不知什麼時候會冒出來的文化細節噎得喘不過氣來，不能不始終如履薄冰。

一個文官由朝廷任命而主持全國選拔人才的科舉考試，社會聲譽之高簡直無與倫比。朝廷為了強調科舉考試的權威性，也有意抬高考官的聲譽，上文提到過的唐代進士及第後有「拜謝座主」的儀式，便是其中一個措施。座主就是主考官，進士拜謝座主既有真誠的感激也有實利的考慮。座主既受朝廷任命，及第進士自稱門生必為自己增光，而且也會出現更多提攜的機會。也許心底真正在感謝的是某位鄉間啟蒙教師，但鄉間教師無法提供這種機會。於是，考官們在狀元、進士們的拜揖中顯現出一種特殊的重要。

唐代名相李德裕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這位政治家的仕途十分坎坷，一直處於大起大落之中，但他只要復出當權，總要對科舉制度作一些實質性的改革，而改革中的重要一項就是努力消解座主和門生之間的膠固關係。他在《停進士宴會題名疏》中指出，及第進士是國家挑選的「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為此，他提出：不要再叫座主、門生這些名號，進士們錄取後可以去參見一次主考官，今後再也不允許成群結隊地去拜謁了，曲江宴、雁塔題名之類立即停止，及第進士三五人自己慶賀宴樂一下可以，但不許把當年所有及第者全都集中起來盛宴。李德裕的這些措施，顯然是針對由科舉考試所形成的幫派的。但隨著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貶，這些措施也就煙消雲散。

一種巨大的不信任，橫亙在考場內外。

在朝廷各位高官中，相比之下，好像考官的是非特別多，特別需要照顧前後左右的關係。公元八二〇年禮部侍郎李建主持科舉考試，事後朝廷認為他沒有主持好，理由是「人情不洽」，讓他改任刑部侍郎。而事實上和*圖*書並不是「人情不洽」而是他堅持以文化知識標準取士，反對請託。白居易後來說他「在禮部時，以文取生，不聽譽，不信毀」；徐松說他「蓋不聽毀譽，故不免於遭謗也」。但白居易、徐松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已蓋棺。

在這種心態下，可能產生的笑話反而更多。乾隆年間一個考生在考試前外出遊玩，在路邊見到過兩棵槐樹之間一口井這樣一種普通的景象，不知怎麼就記住了。臨到考試，他怨恨自己肚子裡典故太少，寫出文章來容易被人覺得沒有學問，便決定杜撰幾個出來，靈機一動寫出一句「自兩槐夾井以來」，如此等等，他寫得那麼從容，閱卷的考官緊張了，心想一定是我沒有讀到過的典故，為了掩飾，給予佳評，這位考生竟被取為解元。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為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體猜測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他也不能保證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絕對沒有「兩槐夾井」一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因而只能閉一隻眼睛算他「用典有據」。

聽了李權這番話，李昂身為主考官卻惶駭萬狀，一下子軟了下來。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較有名，文章流播世間，考生為揣摩他們的好惡又曾仔細研讀過，要在他們的文詞找一點岔子是再容易不過的。岔子的入口點總是典故，而終點總是政治。當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經引為自豪的全部學問背後，可能都掩藏著一個個陷阱。

考官們在權力和聲譽上既然都難於自立，那麼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資格了，但可悲的是，他們作為一個龐大帝國遴選行政管理官員的主要執行者，在文化資格上也是十分脆弱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那麼長，涉及的範圍那麼廣，包羅的內容那麼多，一個再刻苦用功、博聞強記的人窮其一生也只能把握其中極有限的一些塊面，而對其他塊面只有一些影影綽綽的印象罷了，這種情形，科舉考試的主持者、命題者和閱卷者也未能例外。但考生來自全國各地，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即使在同一文化模式裡也會有不同的記憶側重，因此考試中湧現出來的文化信息之紛亂繁雜往往超越考官們的可控範圍。更要命的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國文人互相評鑑文化知識水平的標尺往往不在於宏觀識見而在於細節記憶，一有細節上的記憶失誤，立即哄傳為笑柄。中國文化擁集著多少細節啊，但人們總是在一筆之誤、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一典之錯中來否定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程度。考官對考生是這樣，社會對考官也是這樣。這種傳統一直延伸下來，直到今天，有些歷史學家在嘲謔科舉考試是一場不學無術的騙局時，往往也動用了一些文化細節，這應該說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設想在古代，考官們為了免使自己暴露那怕一丁點兒的文化缺漏將會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