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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了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國歷史上舉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難的。宋真宗釣了半天魚釣不上來正在皺眉，一個叫丁謂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詩來：「魚畏龍顏上釣遲」。詩句很聰明，宋真宗立即高興了。在宮廷裡做文化侍從，至少要有這樣的本事。至於這樣的文化侍從是不是文痞，還要看他做多少壞事。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清稗類鈔．乞丐類》載：「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於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蘇北乞丐還攜帶著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行乞完，他們又必然會到官府賴求，再蓋一個官印，成為向下一站行乞的「簽證」，官府雖然也皺眉，但經不住死纏，既是可憐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蓋了章。由這個例證聯想開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決心用乞丐手法來獲得什麼，遲早總會達到目的。貌似可憐卻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卻貪得無厭，一旦獲得便立即耍賴，這便是乞丐型小人的基本生態。

據我觀察，中間地帶的大量小人就性質而言，也可分為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這幾類，試分述之。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只聽後代皇帝，那麼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毀棄，意味著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乾脆俐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裡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麼我會把他記得那麼牢。

流氓型小人。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答道：「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癡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來自於無恥。西方有人說，人類是唯一有羞恥感的動物，這句話對流氓型小人不適合。《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和圖書托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獻媚的醜態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說成敗類，撤了他的官職，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作同黨關入死牢，他也沒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它罪犯的伙食，吃得飽飽的。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一個惡奴型的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我做過知縣怎麼著？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裡！你來打嗎？我已經嚥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也真可以說是進入一定的境界了。

解析一個費無忌，我們便約略觸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為特徵，但這對瞭解整個小人世界，還是遠遠不夠的。小人，還沒有被充分研究。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歷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制和社會下層的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數是年輕人，其實未必。他們的所做作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謝國楨曾經記述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裡混過事，人生歷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間那些有流氓氣息的年輕人，大體不在我們論述的範疇。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馮道原在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面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麼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只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只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尚未進牢獄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類型的小人顯得活躍，他們像玩雜耍一樣在手上交替玩弄著誣陷、造謠、離間、偷聽、恫嚇、欺搾、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等hｔtｐs://m.hｅｔubooｋ•com•cｏm技法，別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若，全然不往心裡放。他們的一大優勢在於，不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間的正常規矩，因此善於把兩者故意攪渾，誘使不知底裡的善良人誤認為有講理的餘地，來與他們據理力爭。以為他們不明真象，其實他們早就明白；以為他們一時誤會，其實他們從來沒有誤會過。你給他們講道理，而他們想鄙棄的就是一切道理。當你知道了這個秘密，剛想回過頭去，他們又熱呼呼的遞過來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覺得最終要鄙棄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彥斌的《中國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繪圖騙術奇談》裡收集的許多事例，結論是：「對這類人不理無事，一沾邊就無論如何難免要上套圈的。」此話大概能感應許多讀者。反觀我們身邊，有的人，相處多少年都平安無事，而有的人，親親熱熱自稱門生貼上來，沒過多久便滋生出沒完沒了的惱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人們尋常接觸的是大量並未簽訂過賣身契約的惡奴型小人。他們的特點，是永久地在尋找投靠和巴結的對象。投靠之初什麼好話都說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徹底地利用投靠對象的社會勢力和公眾效能以求一逞，與此同時又搜尋投靠對象的弱項和隱憂，作為箝制、要脅、反叛、出賣的資本，只不過反叛和出賣之後仍然是個奴才。這樣的人，再凶狠毒辣、再長袖善舞，也無法抽離他們背後的靠山，在人格上，他們完全不能在世間自立，他們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惡奴型小人。

凡小人無不帶有流氓氣，當惡奴型小人終於被最後一位主子所驅逐，當乞丐型小人終於有一天不願再扮可憐相，當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會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裝的價值原則的時候，他們便成為對社會秩序最放肆、又最無邏輯的騷擾者，這便是流氓型小人。

但是迴避顯然不是辦法。既然歷史上那麼多高貴的靈魂一直被這團陰影罩住而欲哭無淚，既然我們民族無數百姓被這堆污濁毒害而造成整體素質的嚴重下降，既然中國在人文領域曾經有過的大量精雅構建都已被這個泥淖搞髒或沉埋，既然我們好不容易重新喚起的慷慨情懷一次次被這股陰風吹散，既然我們不僅從史冊上、而且還能在大街上和身邊經常看到這類人的面影，既然過去和今天的許多是非曲直還一直被這個角落的嘈雜所擾亂，既然我們不管白天還是黑夜只要一想起社會機體的這個部位就情緒沮喪，既然文明的力量在與這種勢力的較量中常常成不了勝利者。既然直到下世紀我們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還不能完全排除這樣的暗礁，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魘卻缺乏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魘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和-圖-書除有助於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迴避呢？

文痞型小人。

乞丐型小人。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像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上層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除，而這種中間地帶的存在將會是一種幅員遼闊的惡性遺傳，難以阻遏。

本來，為人奴僕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僕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別人，主子失勢後卻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斷窺測著掀翻和吞沒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有一篇〈明季奴變考〉，詳細敘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縉紳之家的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還涉及到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捲財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其混亂。為此，孟森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爭，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僕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僕而一定要做奴僕的人，這便是流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本來生活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逃避賦稅、橫行鄉里，便成群結隊地來簽訂契約賣身為奴。「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孟森說，前一撥奴僕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呵呵地前來投靠為奴，這算什麼階級鬥爭呢？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像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拚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系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只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https://www.hetubook.com.com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惻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制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做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封建人治專制隱密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隱密又能適當地把隱密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裡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慾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德。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制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我理解我的同道，誰也不願往小人的世界深潛，因為這委實是一件氣悶乃至噁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遠，為何還要讓自己的筆去長時間地沾染他們了？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為行乞成為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沒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點，在於以自濁、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著對他人財物的佔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捨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有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得讓人流淚，獲得後，立即翻臉不認人。這種做法當然會受到人們的責難，面對責難他們的辦法是靠耍無賴以自救。他們會指天發誓，硬說剛剛乞討來的東西天生就是他們的，反誣施捨者把它弄壞了，施捨者想既然如此那就不施捨了吧，他們又會大聲叫喊發生了搶劫事件。叫喊召來了圍觀，無聊的圍觀者喜歡聽違背常理的戲劇性事件，於是，一個無須搶劫的搶劫者搶劫和_圖_書了一個無可被劫的被劫者，這是多麼不可思議而又聳人聽聞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為這個故事的主角與懊喪的施捨者一起被長久圍觀著，深感滿足。與街市間的惡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終不會丟棄可憐相，或炫示殘肢，或展現破衣，或強調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盡頭，騙賺著善良人們在人道上的最後防線。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麼，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裡還有什麼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制體制下看並不荒唐。

文痞其實也就是文化流氓。與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們還要注意修飾文化形象，時不時願意寫幾筆書法，打幾本傳奇，冒充一下學術輩分，拂拭一塊文化招牌，偽稱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師長，宣揚自己曾和某位大師有過結交。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一點文化品格的基本經緯，因而總要花費不少力氣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好像他們是民族氣節和文化品格的最後代表，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義士。他們有時還會包攬詞訟，把事情搞顛倒了還能蒙得一個主持正義的美名。作為文人，他們特別知道輿論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費在謠言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潔奉公的人，並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是這幫人；在現代，給弱女子阮玲玉潑上很多髒水而使她無以言辯，只得寫下「人言可畏」的遺言自盡的也是這幫人。這幫人無德、無行、無恥，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衛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別人說的特點倒栽在別人身上。他們手上有一支筆，但幾乎沒有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像模像樣地做過什麼，除了阿諛就是誹謗。記得一位閱世極深的當代藝術大師臨終前曾經頗有感觸地說：「一個文化人，如果一輩子沒有做成任何一件實實在在的文化事業而居然還在文化界騙得一點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機過日子，繼續忙忙顛顛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腳跨流氓意識和文化手段之間，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裡特別具有偽裝，也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他們把其它類型小人的局部性惡濁，經過裝潢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污染。試想，一群街邊流氓看到服飾齊整一點的行人就丟石子、潑髒水、瞎起鬨，這種很容易看出來的惡行如果由幾個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雜誌上換成文縐縐的腔調來幹，有多少人能看出來呢？說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藝批評和藝術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