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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明天？」

「不。後天是公共假期，也不上班。」

沒想到，這次獨行真是艱難重重。到台灣必須轉香港，這倒不要緊，香港已去過多次，但香港移民局把大陸人士赴台灣的過境手續放在羅湖辦，那就沒法乘飛機到香港了，只能夜宿深圳，趁早出關，步行過羅湖橋，然後尋找辦手續的地方。這一些，照理也能忍受，問題是我提著一隻裝滿了書的箱子，書的分量可想而知，箱子雖有小輪，但羅湖口岸的地面是如此凹凸不平，又要上下那麼多台階，到了辦手續的地方，我已經累得只知喘氣了。記得一位清潔女工試圖把我的箱子移動一下，只聽「嘩」地叫了一聲，沒有成功。羅湖口岸的手續，整整辦了六個小時，人並不多，手續也並不複雜，為何要那麼久，至今沒有想明白。我的著急在於，台北的學術會議明天就要召開，這麼拖延，趕到香港還能買到當天去台北的機票嗎？更麻煩的是，據說還必須先到一座奔達大廈去辦台灣的入境手續。奔達大廈在那裡？我如何才能抵達？這一切，事先都未被告知，我只能問身邊不相識的旅客，終於搞清，我應該先坐火車，再換地鐵，在金鐘站下，然後找奔達大廈。記得後來訪問台灣的一批批科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回來都抱怨過境香港時的極度麻煩，我笑了，心想，你們成團結夥出去，麻煩總是有限，我是一個人，提著沉重無比的書箱，連上廁所請夥伴看管一下箱子都不可能，那才叫真正的麻煩呢。

記得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山道上曾巧遇余光中先生，我送他一冊剛從台灣寄來的《文化苦旅》，請他教正，余先生第二天就寫信給我，過獎了我的文章在知性和感性上的結合，這一過獎，後來還出現在他在一個國際散文研討會的長篇報告中。我心中暗怕：正在手上的《山居筆記》可能和*圖*書會在知性和感性的比例上做一個邊緣性的試驗，這個試驗會不會讓余先生反感？一個人做事作文，不管觀看者有多少，心中忐忑不安地懼怕著的對象卻不會很多。對我來說，這些對象好幾個在台灣，余光中先生首當其衝。

也許只有一點是延續的：今後的我，仍然或者「苦旅」，或者「山居」，不願沉入街市的喧囂。即便喧囂聲中夾雜進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也只在遠處飄忽，煙雨渺渺。

「明天是星期天。」

「可明天台北要開會，我必須趕到——」

「我沒有辦法，我是這兒看門的。」

「只能是後天？」

《山居筆記》十一篇雖還沒有在大陸出版，卻在巴金先生主編的《收穫》雜誌上花兩年時間連載過，就社會反響而論，比《文化苦旅》更強烈，這大概與觸及問題的重要性以及這些問題與中國現實的呼應有關。當然，正像有些朋友已經知道的，其中《蘇東坡突圍》、《遙遠的絕響》和《歷史的暗角》等篇目發表後不知怎麼得罪了一些人，猜測或指陳我對現實人物的影射，然後用各種奇奇怪怪的文章對我形成圍攻之勢。這事很使我的朋友和學生憤怒，但我力勸他們切莫反擊。身處紛亂的當今，有誰真正會把文人的嘮叨當一回事呢？我的文章居然引起如此反響，真是出乎意外的驚喜，證明我在古代廢礦中拾揀至今仍有熱量的礦渣，竟有成果，要感謝才對。

但是最終我還是獲得了援救。我在空響的電話鈴聲中突然看到貼在電話機上的說明，投幣也能打國際長途，於是撥通了台灣的接待單位，他們正為我著急呢，要我過半個小時再去電話聽取他們商議的結果，結果是我得到一個可以援救我的號碼，一聽名字我就笑了，那是多年的老朋友，楊世彭博士和他的太太韓惟全女士。有了朋友什麼都解決了，往後兩天，一起玩，一起聊，然後送上飛機。在台灣桃園機場，除了接待單位ｈtｔｐs://m.hｅｔｕｂoｏｋ.ｃoｍ•cｏm幾位極幹練的朋友在迎接，還見到了捧著鮮花的姚白芳女士，她說她是代表白先勇先生來接我的。趕到台北市區，學術會議已在舉行閉幕式，知我已到，都在等我，我蓬頭垢面來不及整理，直奔主席台報告了一路風塵，會議也便在一片笑聲和唏噓中結束了。接下來我就沒有正事，參觀了故宮博物院，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做了一次公開演講，會見了一批批新老朋友。在新朋友中有一位隱地先生，親切儒雅地坐在我下榻賓館的咖啡座裡，一見面就讓人產生莫大的信任感。這位作家兼出版家已經對我箱子裡的那本書產生與趣，是白先勇先生向他再三推薦的。他信賴白先生，因此也信賴了我，信賴了我在中華腹地跋涉時的自言自語，信賴了我如此狼狽地帶給這個海島上朋友們的簡陋禮物。

一九九二年十月，我應台北市立美術館和《聯合報》之邀，初次到台灣進行學術訪問。

直到天色漸暗，石階漸涼，我才回過神來，考慮該怎麼辦。必須找旅館住下，然後設法與台灣聯繫，但視線所及，並沒有一個計程車停靠站。打電話找香港朋友？可是原來完全沒有考慮到此行要在香港停留，臨行也就未曾抽取香港朋友們的名片。獨行俠有時也會急需一個熟人，那怕是只點過一次頭的熟人，但越是急需越是落空。突然，我在上衣口袋裡觸到一塊小紙片，取出一看，胡亂塗畫中居然躲著幾個潦草的號碼，想起來了，那是不久前與一位同鄉朋友隨口談起家鄉的外出遊子，他說了幾個在香港工作的鄉人名字和電話，說有機會到香港可以一聚，但那幾個鄉人我完全不認識，當時隨手記下後也就忘了。我如獲至寶，記得附近地鐵站有投幣電話，便提著箱子一步一頓地挨下去，先在一家小店換了一大堆硬幣，開始打投幣電話。我的那些從沒見過面的同鄉啊，一旦電話接通，我該用什麼樣的語m.hetubook.com.com言向你們求援呢？你們會不會光憑「餘姚人」這樣一個自我介紹，就風風火火地趕來幫我？在這到處都是坑矇拐騙的世界裡，那怕是我用道地的餘姚話來呼喚，又會有多少信任度呢？還好，我沒有遇到難堪，不知是電話號碼錯了還是同鄉們都去度週末了，電話鈴全都空響著，響得空曠而荒涼。

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山間居舍裡開始這本書的寫作的。我顯然已經不在乎寫出來的東西算不算散文，只想藉著《文化苦旅》已開始的對話方式，把內容引向更巨大、更讓人氣悶的歷史難題。朋友初見面不妨談得輕鬆一點，但是談得知心了，就想把深埋心底的苦楚暢快一吐，吐露出來的一切可能會令朋友皺眉，然而這是朋友的義務、知心的代價。連已經習慣了《文化苦旅》表述風格的讀者也可能會對《山居筆記》不習慣，這沒有辦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經無可奈何地進入了深秋，那麼只能讓不厭棄我的讀者一起來消受寒風和殘葉，真對不起。

不少朋友寫信問我，《山居筆記》之後還準備寫什麼，我的回答是，暫時擱筆，多看看，多想想；今後若再動筆，寫的東西一定又與《山居筆記》不同，我最怕重複，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因此，如果有朋友氣忿：中國的散文都寫成這個樣子如何了得！我就說：絕不會都寫成這個樣子，連我自己也不了。

又是白先勇先生！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詞來描述這位遠居在美麗寧靜的聖塔．芭芭拉的傑出華文作家。多年前上海著名導演胡偉民先生執導他的《遊園驚夢》，邀我做文學顧問，便在廣州拜識了他，我熟讀過他的全部小說，而他的言動舉止又讓我看到了一種匯聚東西方人生精緻的高雅風範。他從一開始就熱心地向台灣的報刊、出版社介紹我，在當時，這種介紹伴隨著一系列煩人的技術性勞作，他先從美國向上海取到我的文稿，再從美國寄到台灣，一切煩雜事務全由他包攬，台ｍ•ｈetｕｂoｏk•ｃｏｍ•ｃom灣方面給我的稿酬、版稅也都寄給他，再由他親自一筆筆匯給我。每當我從郵局接到由這位萬人仰慕的作家用中英文仔細填寫的匯款支票，總是深覺罪過。這次我來時他正巧也在台灣探親，還特地受《中國時報》之託與我進行了一次話題廣闊的深夜對談，真是愉快。

三返四折，終於找到了奔達大廈，但這座大廈從街道到門廳有很多很高的花崗石的台階，我當時早已渾身大汗，精疲力盡，如何一級一級地把箱子挪上去呢？我癡想，能不能冒一下險，把箱子留在大街上，趕快上樓辦完手續再來取，或者，狠狠心，這箱子書就不要了？我真的用心察看了扔箱子的地方，但一轉念，如果這個令人疑惑的箱子終於被警察打開了，裡面是那麼多印有我一個人名字的書，其結果就有點狼狽。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咬著牙齒，一步一步挨上去。車水馬龍間，我比匍匐在泰山絕頂、塞北荒原還要艱難。這次幾乎把我耗到了生命盡頭的攀援是以這樣幾句對話結束的：

經白先勇先生和隱地先生一努力，《文化苦旅》很快在台灣播揚開了，此間發生了許多簡直難以置信的事情，我也不時收到台灣讀者的一疊疊來信。台灣報刊上的有關評價文章我都一一拜讀了，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歐陽子女士。當年她悉心撰寫的評論白先勇小說的文章和專著我曾仔細研讀過，早就知道她視力不好，那裡想得到她居然把《文化苦旅》一篇篇全讀完了，而且寫出了如此精到細密的長篇評論。讀她的評論，我像進入一種儀式，既有被理解的震顫，又有被剖析的痛快。我一直想給她寫一封信，卻不知怎麼落筆。對於一個太理解你的人，講任何話都顯得多餘。唯一可做的是繼續寫作，用作品來回答一切好意。這便是《山居筆記》十一篇的由來。這兩年來，我不僅沒有給歐陽子女士寫信，連以往通信頻繁的白先勇先生那裡也很少去信，許多台灣讀者的來信我也都沒有回。但我又ｈｔｔｐs://m.ｈｅｔｕｂooｋ•ｃｏｍ•ｃｏm幾乎天天在寫信，那便是《山居筆記》的寫作，這本書在大陸還沒有出版，我把它首先獻給白先勇先生、歐陽子女士和一切關愛我的台灣朋友。既然我已在你們那兒獲得如此深切的溝通，那麼就難免得寸進尺，想在更複雜的層面上拉著你們聊天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不辦公。」

台灣畢竟是台灣，臨行前我定下心來認真想了一想。都是中國人，初次叩門，該帶點禮物的吧，帶什麼呢？天下最煩心的事，莫過於為尚未確定的對象選禮物了，但很快就想到了書。當時我的《文化苦旅》在大陸讀書界正走俏，我不知道走俏的原因，也不知道這種走俏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那些文章，只不過是一個長途跋涉者的自言自語，為消解寂寞，想找幾個同路人談談沿途感受，如此而已。沒想到這種交談突然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報告會，山樹不見了，流雲不見了，泥徑不見了，只看到無數雙或是熱切、或是企盼、或是疑惑的眼睛在閃動。這種情景近似示眾，凶多吉少。趕緊逃離，我還是要尋找一條獨行的小路，或幾個可以隨意拉家常的旅伴。這次台灣之行又是我獨行，走到那裏，我這些把中國山水和中國文化當作家常來拉的閒言碎語，也許還有幾個人聽聽吧？既不是太熱鬧，又不是太寂寞，這正是我要尋找的路。於是我把幾疊大陸版的《文化苦旅》塞進行李箱，向台灣出發。

我坐在奔達大廈的石階上，一手搭著箱子，箱子裡裝著《文化苦旅》，沒有人認識我，也沒有人可以說話，長長的苦旅，我從古代走到現代，一下子走上了絕路，沒有荊棘，沒有險谷，沒有陡坡，卻是真正的絕路。一箱子的家常閒話，一箱子的竊竊私語，講的全是有關我們這個和我一般氣喘吁吁、體力不支的人種，想在大海的對岸，找到對談者，但人和話語都困住了，我坐在石階上，海闊浪高。